商鞅對自己的結局是否有預見? 如果可以重來是否還會矢志變法?

前幾期我連續和大家從多個方面聊過秦國的崛起，但主角一直沒登場。說起秦國的崛起就不能不提這個人，他就是商鞅。今天我們先不聊商鞅變法的具體經過，因為我們都知道商鞅變法是一次極其成功的變法，然而商鞅自己的結局卻無比凄慘，那麼商鞅是否對自己的結局有所預見呢？如果他有重頭再來的機會是否還會矢志變法呢？

商鞅是人而不是神，如果說他能完全準確預料到自己的結局未免太過神化，但其實他也並非對自己的結局完全沒有一絲預見性——《戰國策》記載：商鞅變法初期太子觸犯了律法。由於太子是王位的繼承人，不能對他施加刑罰，很多人勸商鞅，算了吧，和太子作對，將來肯定沒有好下場，但是商鞅卻不為所動，他對太子的師傅施加了嚴厲的懲罰。這件事也為他日後被車裂埋下了伏筆。要知道商鞅變法打擊的就是秦國舊貴族的利益，恐怕從轅門立木開始變法的那一刻起商鞅就清晰意識到自己一定會和貴族階層起很大的衝突。

據《史記·商鞅列傳》記載：秦國人趙良曾和商鞅有過一段對話——商鞅問趙良：「當初秦國的習俗和戎狄一樣，父子不分開，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變了秦國的教化，使他們男女有別，分居而住。我徵調士卒大造宮廷城闕，把秦國營建的像魯國、衛國一樣。您看我治理秦國，與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誰更有才幹？」趙良說：「那五羖大夫是楚國偏僻的鄉下人，他聽說秦穆公賢明，就想當面去拜見卻苦於沒有路費，就把自己賣給秦國人，穿著粗布短衣給人家喂牛。秦穆公知道這件事後把他提拔起來，凌駕於萬人之上，秦國沒有人不滿意。他出任秦相期間向東討伐過鄭國，三次擁立晉國的國君，一次出兵救楚；他在秦國境內施行德化，巴國前來納貢；他施德政於諸侯，四方少數民族前來朝見，由余聽說後不遠萬里趕來敲門投奔。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勞累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打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的車輛，不帶武裝防衛，他的功名永載史冊，他的德行施教於後代。五羖大夫死時，秦國不論男女都痛哭流涕，連小孩子也不唱歌謠，正在舂米的人也因悲哀而不發出相應的呼聲，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能夠見到秦君，靠的是秦君寵臣景監的推薦介紹，這就談不上什麼名聲了。身為秦國國相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這就談不上為國家建立功業了。懲治太子的師傅，用嚴刑酷法殘害百姓，這是積累怨恨、聚積禍患啊。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百姓模仿君臣的行為比命令百姓更為迅速。如今您卻違情背理地建立權威、變更法度，這不是對百姓施行教化啊。您又在封地南面稱君，天天用新法來逼迫秦國的貴族子弟。公子虔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您又殺死祝歡，用黥刑處罰公孫賈。這幾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門後邊就跟著數以十計的戰車，車上都是頂盔貫甲、身強力壯、持矛操戟的貼身警衛，您離開這些警衛肯定不敢自己出門。您的處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臨很快消亡的危險。您還打算要延長自己的壽命嗎？那為什麼不把封地交還給秦國，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勸秦君重用那些隱居山林的賢才，贍養老人，撫育孤兒，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這樣才可以稍保平安。您還要貪圖封地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國政為寵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捨棄賓客而不能當朝，秦國想要拘捕您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對生死無常這種事情的理解，絕對比幸福的現代人深刻得多，所以名留青史是他們孜孜以求的一個重要理想。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三不朽的說法——立德」即樹立道德；「立功」即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言論。此三者是雖久不廢，流芳百世的。看過我以前的文章的朋友可能還記得我之前和大家提到的伍子胥、吳起等人，其實他們和商鞅都是同一類人——用伍子胥的話說「我們日暮途窮，所以只能倒行逆施」，用現在的話說「只求曾經擁有，不求天長地久」。這類人明確知道自己內心真正要想的什麼，他們不甘於接受命運的擺布，為了實現心中的理念，他們可以為之賭上身家性命——在他們看來：也許有一天我會倒下，但我曾經爽過，總勝過一輩子窩窩囊囊寄人籬下吧。

商鞅這種性格固然極端——一心追求建功立業揚名立萬，時時刻刻以功業為念，甚至不計身家性命。然而他需要一個能讓他施展能力的平台——在這個世界上千里馬難遇，伯樂更難遇，兩者的結合更是可遇不可求。看看之前的伍子胥在吳王闔閭麾下建功立業，卻在吳王夫差手下被逼自殺；吳起在楚悼王生前備受重要，卻在楚悼王的葬禮還沒結束之際就被政敵殺死，他的變法也無疾而終。所以秦孝公和商鞅這樣的君臣際遇實在是可遇不可求，那麼問題來了秦孝公為什麼重用商鞅？有人會說：是為了變法強秦。完全正確，問題是為什麼商鞅的變法能強秦？或者說商鞅的極端性格和秦國所面臨的具體國情有什麼契合之處能使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戰國時代的時代主題就是變法，這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與此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舊貴族的勢力依然強大，他們竭力維護著自己世襲的特權，頑固拒絕一切可能危及他們利益的變革；另一方面新興的階層和制度正在日益崛起並將不可遏制地取代舊貴族所要竭力維持的舊世界。任何新生事物都必將取代腐朽沒落的老舊事物，但新生事物取代老舊事物註定是一個極其曲折漫長的過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血腥的代價——伍子胥、吳起、商鞅先後成為變革的犧牲品。

對秦孝公而言：秦國實在太過弱小，若不變革反正是亡國，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自己本就一無所有，自然也不會在變革過程中失去什麼。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相比之下東方六國可不敢這麼放手變革，因為他們有鞋，他們擔心繼續深徹變革會失去已經到手的利益。然而秦孝公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秦國的世家貴族可不是——儘管秦國一窮二白，但相比百姓世家貴族終歸是有特權的，雖然秦國亡國會令秦孝公、世家貴族和秦國百姓的共同利益受損，但很難指望世家貴族能自發將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聯繫起來，他們更關注自己眼前的蠅頭小利，如果誰膽敢動他們的乳酪，他們會玩命的。

這時和自己同樣一窮二白的商鞅出現在了秦孝公的眼前，他瞬間明白眼前這個在秦國朝堂沒任何根基背景的遊學士子正是自己制衡世家貴族勢力的一把利劍。一無所有的人最受權力追逐者青睞，身無分文也就意味著了無牽掛，為了建功立業揚名立萬隻能選擇牢牢保住君主的大腿。事實上商鞅變法建立起來的絕對君主專制和之前的貴族分封政體的區別也正在於此：在貴族分封政體下君主的權力並不能無限擴張；而在絕對君主專制政體下貴族和百姓都是皇權的奴僕——皇權可以讓人生，讓人死，可以一夜之間把混跡街頭的韋小寶變成帝國重臣，也可以一夜之間將鐘鳴鼎食之家打入十八層地獄。其實不只是春秋戰國時代，古今中外的統治者都會這招——提拔沒有根基背景的平民子弟入朝為官以制衡已在朝中形成關係網的世家大族，這招甚至同樣適用於後宮——歷朝歷代的皇族都會根據現實國情選擇和什麼樣的家族聯姻：如果皇權本身實力不強，需要其他世家貴族的支持，那就和世家貴族聯姻；如果貴族世家尾大不掉外戚干政，那就和平民女子通婚。

在秦國朝廷沒有任何根基背景的商鞅如果想在秦國出人頭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幫助秦孝公削弱世家貴族的權力，而商鞅本人又確實具有變法強秦的遠大抱負，這恰恰是秦孝公所需要的，於是成就了一段君臣際遇。然而說到底商鞅不過是君主手中的一把利劍，當這把劍失去利用價值的時候又該如何處置呢？事實上秦惠文王車裂商鞅絕不僅僅只是為了報復一己私仇，而是因為他需要借用商鞅的人頭來安定自己繼位之初的秦國政局。然而對商鞅而言：他有選擇嗎？除非他放棄建功立業的抱負，可那樣的話他還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那個商鞅嗎？如果他不願放棄，那就只能義無反顧踏上變法之路，無論前面有多少荊棘坎坷都只能堅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