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經驗彈 11 | MIT半獎學生，局內外兩種眼光觀察建築學可能的「終極」

本期作者

陳飛樾

錄取結果

麻省理工學院MIT SMArchS Urbanism

（獎學金 $24790/year & 助教 $12722/first year）

密歇根大學 M.Arch II

弗吉尼亞大學 Path2 ($15000 scholarship)

背景信息

重慶大學，建築學BA

熊本大學工學部 交換

GPA: 重大3.48 / 熊本大學 3.93

TOEFL: 110

GRE: 323 / 3.5

建築學的終極問題是「我們應當怎樣生活」

一

初高中的時候，受了啟蒙，我開始對「世界」、「我」、「世界和我的關係」產生強烈的好奇。那是一個很微妙的年紀，急進中二、充滿奢望，但又透著難能可貴的、十二分認真生活的熱烈。

羅曼·羅蘭語（傅雷譯）：「青年成長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曖昧、矛盾、騷亂的歷史」。那時我既對根本意義上的大問題感興趣，卻又還遠遠沒有學會「且行且思」，或者「舉重若輕」。所以常常陷入一種思而不得的痛苦。

我有許多真誠關心我的老師和長輩，但他們所提出的策略大都是「學會與自己和解」。或許他們很難想像年少者那一種既賤且痴的心理：思考的痛苦固然是一道深淵，但我們卻又力求進入。不過雖不和解，選擇求索，我那時的求索又顯然缺乏系統的方法和工具。現在想來，幾乎如同一陣自我感動著的盲人摸象。

也正因如此，彼時作為一個十餘歲的學術門外漢，我對學界充滿了某種主觀的美好想像。我想要相信在那些「神聖的大學殿堂」里，走在那些堡壘般古舊的教學樓間的草坪上的「老先生們」，一定也像我一樣關心這些根本意義上的大問題，否則他們大可以選擇投身其他的事業；既然留在學途上這麼長的年份，他們一定走得比我更遠，思考得比我更深，那麼一定身上帶著脆弱敏銳的、傷感彷徨的、但又智慧動人的光環。

現在我站在本科將要畢業的當口回憶過去的期待，其實並未太過為現實情況的荒謬而感到憤怒。我們的學術圈子裡充斥著「非學術」的東西，有許多當事人也無奈與遺憾的因素。但在學界繁雜的「祖師崇拜」、「派系鬥爭」和「歧視鏈」當中，我仍然看見過很多對本質問題有效的摸索，也仍然期待能夠遇見值得同行的人。

作為萬千申請留學的學生之一，我缺乏競賽獎項和大刊發表，缺乏豐富的工作經歷，作品集里仍然也有遠未做透的地方。我想大概雖做不到面面俱到、無懈可擊，麻省理工的老師們終究在我仍顯稚拙的表達中意識到，這是一個真正想要做點學問的學生。

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最大的經驗便是：持續好奇、持續格物致知。

二

可以說正是由於前文所述的那種植根很深的思想方式，在我的觀點裡，建築學所試圖回答的問題，其本質都指向一個頗為終極的蘇格拉底拷問——「我們究竟應當怎樣生活？」

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為使言之有物並避免淪落入完全的虛無，我把這個終極問題降落在了一個次級的、也更為具體的命題上，即對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集體主義城市單元（單位大院）的研究。這時最原初的問題有了特定時間、特點人群作為限定條件，變得相對可解。

從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到長城的修建，以至紫禁城的落成，再從傳統的四合院，到高牆圍合的單位大院，以至現代的「超級小區」，有明確邊界限定的城市單元一直是中國（以至東亞文化圈）的一個重要意識形態空間。

通過一道不可隨意跨越的「牆」，人群被分為了「我們」和「他們」，也清楚地定義了誰是被支持、被保護、享有特權的一方，而誰是被遺棄、被孤立甚至被污名化的「外來者」。這一個項目的初心便是探索這其中的內在歷史邏輯，並用建築學的眼光來分析：具體而言，這樣的空間怎樣指導了人們的生活。

進一步地，當鄧小平於70年代末推動了改革開放，再當朱鎔基於90年代推動了財稅改革與土地財政的改革，單位大院作為擁有特定時代任務的、強力的、自上而下分配國家資源、社會合約以及身份認同的「微型小城市」，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但有趣的是，幾十年過後的今天，當中國人所面對的是細化後的、資本主導的勞務分工與日漸惡化的城市交通，人們開始重新懷念起當年的「大院生活」。因為在那個熟人社區中，鄰里可以互相信任，並且大多數生活資料可以在步行距離內購得。「共享空間」、「居住共同體」這樣的概念開始（重新）出現。

當然，在這種螺旋的進程中，許多決定性因素都已經受到了重塑。個人的選擇權與價值觀不再完全由集體來定明，「牆」也絕不是原來的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試圖通過一種窮盡式的、敘事性的平面來構想「從前的單位概念」在「中國現代語境」下的變形。

在這張圖中，左下角的構築物擁有最為封閉的城市外立面，而右上角的構築物擁有最開放的形制；在這兩極間，封閉到開放是逐漸過渡的。於是呈現出了一面逐漸降低、逐漸破碎掉的「高牆」的形象。深得人心的「圍合」仍然存在，但不再駕馭人們了。

上述兩個部分可歸為第一個方案。作品集中的第二個方案是講述北川的。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是受災最重的災區。這個擁有逾一千四百年歷史的羌族居住區在大地震中被兩側的高山「包了餃子（當地人語）」，又由於受上游唐家山堰塞湖的威脅，整個小城再不能承擔人居的重任。在國家「再造一個新北川」的大旗號召下，新北川縣城於2011年落成。在這樣的景況下，有兩個值得深入的課題。

第一是關於新北川的人居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若盡量簡言之：在新城裡的倖存者們，其一，處在後災難下的精神狀態，其二，需對新近落成的全新建成環境進行適應——進行空間的商榷（space』s negotiating），其三，因新北川被賦予了自上而下主導的「羌族文化符號旅遊區」的名號，這個群體需要在被漢化百年後重新建構自身的羌族文化認同，其四，被新北川建設征地後的原農業人口也被安置在此處，老北川的非農化人口正與他們產生碰撞與融合。

第二是老北川的地理環境問題。因上游的唐家山堰塞湖在不斷向下游輸送泥沙，穿越老北川的湔江也在不斷地被抬高河床。當花銷巨大的清淤工程被停掉，這個「地震遺址公園」面臨的是數年內就會被完全淹沒的現實。我作為一個設計者所面對的，就是如同在一個被淹沒的遺址上建造一個水上的紀念公園，讓遇難者的家屬仍然可以來到這個地方，懷念他們已故的親人。

第三個方案是於日本交換期間所做的社區活動中心，位於熊本市的古町。

不同於中國舊時（文人作為建築師），日本舊時的築城名師多是武將。日本十大名城之首的熊本城即是由「賤岳七本槍」之一的大名加藤清正所設計修建，並且同時，他還負責了熊本城的水利工程與熊本城下町的古町（furumachi）的修建。

那麼同樣不同於中國的「疊山理水」、「移步換景」，四百年前落成的古町，其形式所「追隨的功能」即在於最大化的擴展其防禦工事的作用，以此作為第一道防線，準備著來自南邊鹿兒島（潛在的）叛軍的進攻，並對最核心的熊本城進行保護。

但當事隨時遷，熊本市的範圍不斷擴張，也不再會經受戰火的洗禮。古町原本城市格局的歷史責任也就漸漸被消解掉了。在這種上下文中試圖植入一個面積不大的建築成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

第四個項目是重慶大學本科期間的課程作業，一個位於渝北的大跨度結構設計（體育館）。

我在作品集中的說辭是：「當新城區中並無太多大型賽事可供舉辦，體育館應當成為一種開放給城市的公共健身區域，最大程度容納市民的活動」。但很明顯這個方案並不像前三個那樣注重敘述，其本質就是做好結構、做好空間，展示一下本科期間比較紮實的基本功。

其間沒時間做大模型了，渲染並PS出了一張有模型照片質感的圖，省下了不少時間和花銷。這大概也可算作一樁比較奇詭的經驗。

三

我觀察並玩味城市，記錄並探查「他人的生活」，同樣也觀察作為建築師的我們的生活，試圖記下「我們的難題」。

首先是近年來對各個平台上「經驗彈（談）」的閱讀。其間不難發現，近乎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歸為一個「非典型的」對象進行書寫。這種語彙讓我聯想到現代網路傳播中的一些標籤（「直男癌」、「公知」云云）。它們的所指，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反向對應的。在此也即是說，每個人都「非典型」，那麼現今所謂「典型的建築學生」到底是什麼樣？倒叫人說不清了。

這絕非貶低。我也究竟是其中的一員。我不欲探討現象的荒謬，只是想要明白背後的邏輯。或許可以這樣講：上世紀國內建築學生的價值觀是集體所賦予的——「建設祖國」；而在剛剛過去的二十年，中國建築市場「海市蜃樓、氣象非凡」，價值觀由一股籠蓋萬有的資本力量所支配——清醒的自省聲音不是沒有，但無法成為傳播四方的主流思考。

2014年以降，集體主義價值觀、瘋狂的資本力量都已失掉了，面臨畢業的我們擁有了自由，也擁有了自由的代價。「我究竟愛建築嗎？」「我以後究竟想做什麼？」這成了建築學生（同樣，我在其中）近年來自問的、互問的母題。這是一種關於前途的難題。

那我們究竟愛什麼？這找不到一個狹窄的焦點。大家所（聲稱）愛上的，變為建築學所不斷擴大的外延。每個人都不聚焦，每個人都「非典型」，並且也都各不相同。

相似的邏輯作用在建築學界之上，呈現出的是：現在是一個「混亂的、摸索的時期」。自有的對抗於西方的，傳統的對抗於現代的，低技的對抗於高技的，粗野的對抗於謳歌細部的，對於「什麼樣的建築才是好的」，我們同樣缺乏一個共識，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有些時候消費主義反倒喧賓奪主，評價變成了建築師的顏值。

在廣義的層面，舊有的官僚體系被極大地改革了，但國家仍然由一種曖昧不明的（並不透明可查）治理體系所運作（如「威權主義下的自由市場」）；在個人的層面，中國人正在經受我們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舊的價值觀被解構了，但能完美適應現當代的共同信仰卻遲遲未被建立。

於是原本「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所建構的秩序變得混沌，建築師作為一個其間第三方的斡旋者、平衡者，也就很難找到一個適宜的介入點。這可稱為一種實踐的難題。

另有一方面，為方便闡釋，我將建築學分為「物質實踐」與「理論建構」兩面進行描述（雖然它們實際上較難切割開）。

其一，對於實體操作的物質（建築本身），在後現代的語境當中，「本體」丟失了。佔據視野的是評論、再評論、對再評論的評論，一切都在不斷被高速解構和重組，流動並閃爍。最終我們遠離了對象本身，而陷入一場「語言與語言之間、邏輯與邏輯之間的耳光（李盆語）」。

對此我想援引三句話：

羅伯特·格里耶：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不是荒謬的，它存在著，如此而已……我不理解這個世界，所以我寫作；

胡金銓：我的電影的主題一向就是電影。

張永和：建築的意義在建築之內。

語言與邏輯確實大有裨益，但不可成為養料的全部。建築學與文學、電影的其中一處不同是，它的一手資料只有「在地的」建築本身。文學的文本、電影的影像，經過拷貝後它們仍然是一手的，但描述建築的文本和影像卻在第一刻就已成為二手資料。

我們的時代精神既不可稱為卑劣也不可稱為高尚，但它讓我們觸摸「對象本身」的行動變得困難。這可稱為一種觀察的難題。

其二，對於理論建構，中國的不少建築學院仍然停留在一個老舊的共識上：「理論是實踐的附庸。」使得許多建築院校內的理論課變得雞肋。這造成了一個可稱流毒無窮的危害，不少國內建築師們自稱「解決問題的人」，但實際上缺乏科學的、系統的調研取證能力，也不曾定明自己適當的社會職能。若說「建築師終究是為有資產階級服務的」，那麼我們未免不位於社會問題解決環節的下游。

許多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明星建築仍難跳脫出「自己設定一個問題，再自己去解決，繼而作秀」的怪圈，到頭來自娛自樂、自欺欺人。這或許是一種學科體系現狀的難題。

上述是我浸泡在建築學中四餘年裡的一些觀察，大概也可算作一樁經驗。

可以說，「我們究竟應當怎樣生活」包含了作為建築師觀察他人以及作為建築師觀察自己的雙重意味。對於這個「大哉問」，我或許永遠無法聲稱它的解決。

但在我的心目中，學術進步本也建立在「對自己無知的承認」；並且我也相信，惟有面對一個未解的、甚至無解的問題，人類才保有進步的餘地。

四

在辛苦的申請環節中，我無比感激家人給予的無條件的支持。感謝我的申請人：楊老師，賀叔叔，李院長和M.D.Muir教授。他們除開冗雜的推薦信提交，更重要的是教育了我建築學（及之外）的基本素養。

感謝莫萬莉老師充滿耐心的教導，她勸說我在集子里放棄掉城市設計的項目，而把其中概念之一的「新單位制」單獨提煉出來做研究。這成為了我材料中的主打。這種大舍大得是我自己準備所不能下的決心。

感謝Wendy Teo老師在百忙之中為我輔導文書的寫作。在自己悶頭寫了一版又一版後，我已對那些文字失去了敏感，Wendy老師能夠很清晰地捕捉出我所想說的和未能說好的東西，對它們進行精緻有效的重構。這幫助我在短短的千字內能容納進既多而厚的思辨表達。

感謝王雪詩老師對我申請數月中不斷的鼓舞與寬慰。她在我粗糙的半期圖紙中發現了閃光點，並一直對我抱有很高的評價，這給了我重要的信心。在連續收到哈佛和哥大的waiting list時，我陷入了極深的自我懷疑，也頻繁叨擾雪詩姐，想要詢問再做努力的良策，她以極大的耐心回復我並不斷對我進行鼓勵。

感謝葉潤舟學長和蕭龍爍老師對我數次、數小時無償的評圖與輔導。老葉和大龍哥都有紮實的經驗，深厚的學科內功，並有發現痛點極準的眼光，幫助我在很短的時間裡將作品集的表達提升了一個檔次。硬要算學時費的話，我欠你們每人幾千塊了，請等我來波士頓請你們喝酒。感謝dylan和群哥的引薦。

同樣感謝不斷幫助、鞭策、支持、祝福以及毒奶我的同學和朋友們。以後要是果真選擇做學術，那麼還請你們在我快要餓死的時候請我吃兩頓飯。提前感謝。

如果說學術的路上一定既有學習(studying)又有應對(coping)，那麼我謹慎地盼望，未來能因為這一次申請所保住的慘勝，少一些應對時無望的妥協。

我盼望能獲取舉重若輕的力氣，能夠永有澄澈深邃的思想。在悲與欣，得與失，圍城與圍城之間，尋找到一個即將到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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