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弄清背景,中肯評價(3)」

「第五部分 弄清背景,中肯評價(3)」2008-07-30 18:50

襪鏟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點絳唇》)那種活潑消失了,「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如夢令》)那種意興消失了,如今的情懷是像《武陵春》所寫的: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久經飄零,獨在異鄉,儘管春日雙溪風光旖旎,但在她的眼中,卻只是一片暮春的悲哀。物是人非,觸景生情,越發感到愁苦。

在李清照的這類詞中,民族的災難是其情感的背景,正是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造成了她的個人遭遇,在她的心靈深處銘刻下抹不去的傷痕。「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我們看到李清照的「愁」,不是詞人們常寫的所謂「閑愁」,而是由鄉關之思,身世之苦,喪失親人的悲哀和理想破滅的失望等等交織而成的。因此,這「愁」往往表現得非常沉痛而凄厲,如《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這是女詞人後期的傑出作品。全詞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後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境界逼真,情緒迫切,寫盡了她凄惶的天涯淪落之悲。充分體現了她後期的那種憂憤深沉的詞格。

就李清照的詞而言,總的風格傾向於婉約,但也有諸如《漁家傲》這樣的豪放風格的作品: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這首詞不同於女詞人以往的那種清麗婉轉、幽怨凄惻,而表現出磅礴的氣勢,豪邁的音調。因此也有人認為她兼有婉約和豪放之長。至於歷代大多數評論家的看法,則普遍認為她既兼有各家之長,又能自稱一家。

李清照的詞在語言方面有著很高的藝術造詣。其主要特點是:

一是經過精心錘鍊,而以淺易自然的面貌出現。如《聲聲慢》中的開頭,連用七個疊字,不僅很講究聲音之美,而且內涵豐富——尋覓是若有所失的舉止神態,冷清是對環境的感受,凄戚是心理,還有連貫的意脈——由尋覓不得而感到冷清,在冷清中湧起內心的凄戚,十四字可以說下得費盡苦心,讀起來卻覺得相當自然,並無生硬之感。

二是雅語與俗語兼用,使詞中的語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氣息。她善於運用通俗的語言鋪成極其工巧、細膩的畫面,婉約深細,而又意境高遠。如《一剪梅》中「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一句,但她把「眉」和「心」分開,用一上一下來說,把原來靜態的敘述改為動態的描繪,語氣變得生動了,增添了不少韻味。

此外,她也精通音律,所以她的詞聲調和諧,音韻流轉。如《鳳凰台上憶吹簫》中「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不僅用意巧妙,聲韻也很和諧,讀來上口,這是不容易的。

無論是李清照的前期的詞還是後期的詞,在抒情藝術上都表現了很高的成就,深刻的思想內容通過完美的藝術技巧表現出來,形成了一種屬於她自己的風格——李易安體。

你應該知道的重要文學流派(三)

1.初唐四傑: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高情壯思,倜儻意氣。

他們以匡時濟世、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熱情,為詩歌注入了高情壯思和倜儻意氣。

盧照鄰(約630—680後),有《幽憂子集》。

他在《詠史四首》中,讚頌了「處身孤且直」「唯唯何足榮」的季布,「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的朱雲,較之左思的《詠史》更顯得激昂。

駱賓王(約638--?),有《駱賓王文集》。

他多次以創建英雄勛績自許,如他在跟隨徐敬亞起兵後還作了《詠懷》詩,其中有「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歡」之句,表現出眼高一世的卓犖氣概。

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

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古代的許多送別詩,大都表現了黯然消魂的情感,王勃的這一首,卻一洗悲酸之態,意境開闊,音調爽朗,獨標高格。

楊炯(650—693後),有《盈川集》。

他的《從軍行》在蒼涼的戎馬氛圍中,直抒了不甘庸碌為生的胸襟抱負: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2.王孟:王維和孟浩然——山水田園詩派

在盛唐階段,王孟的田園詩派和高岑的邊塞詩派同為那個時期的重要代表。

王指的是王維,字摩詰,曾官至尚書右丞,所以又被世人呼作王右丞。而孟則說的是孟浩然。孟浩然的年紀長於王維,辭世亦早於王維;由於仕途上不得志,他的一生多在漫遊和隱居中度過。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主要活動於開元年間。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陽城南峴山附近的澗南園,中年以前曾離家遠遊。四十歲那年赴長安應進士試,落第後在吳越一帶遊歷多年,到過許多名山勝地。在旅程中偏愛水行,如他自己所說:「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里灘》)他的詩經常寫到漫遊於南國水鄉所見的優美景色和由此引發的情趣。

他是田園詩派的先行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其詩風格清新淡遠,除了描寫自然風光外,其餘的多是反映自己的隱逸生活,有《孟浩然集》留世。

    在盛唐詩人中,孟浩然是年輩較早的一個,其人品和詩風深得時人的讚賞和傾慕,李白曾寫過一首著名的送別詩,即《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還寫過一首《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仰可止,徒此揖清芬。」

李白與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剛出四川不久,正當年輕快意的時候,他眼裡的世界還是那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歲的孟浩然,這時已經詩名滿天下了。他給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間,自由而愉快。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詩的詩人。孟浩然山水詩的意境,以一種富於生機的恬靜居多。但是他也能夠以宏麗的文筆表現壯觀的江山。

重「興象」是孟浩然詩歌普遍的特點。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興象」這一重要詩歌評論術語,所謂「興象」,是指詩人的情感、精神對物象的統攝,使之和詩人心靈的顫動融為一體,從而獲得生命、具有個性和活力。

下面我們比較孟浩然幾首不同的作品,可以更清楚這一點。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聞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維楊憶舊遊。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

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這三首詩都寫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異。第一首作於孟應聘於張九齡幕府時。他為自己的抱負能夠有一試的機會而興奮,曾寫下「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書懷貽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之類的詩句。正是這種昂揚的情緒,使他寫下了「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這樣氣勢磅礴的名句。

第二、三首都作於落第後南遊吳越之日,前者以風鳴江急的激越動蕩之景寫自己悲涼的內心騷動,後者則以野曠江清之靜景寫寂寞的遊子情懷,它們的神采情韻是很不相同的。

本之以「興」,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緒感受而把兩者統一起來,構築完整的意境,這是孟浩然寫景詩的重要貢獻。

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是在盛唐時代文化全面高漲的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一個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精通音樂,早年曾為大樂丞;書法上他兼長草、隸各體;繪畫才能尤為特出,他曾自負地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其六),而後人甚至推許他為南宗畫派之祖。他的文學創作是建立在這樣全面的藝術修養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

王維詩歌的風格、情調,前後期有明顯的不同。這種變化與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形勢有重要的關係。在前期,他懷有經濟進取的人生態度,寫出了不少意氣風發、充滿豪情的詩篇。如《少年行》(其一):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故,系馬高樓垂楊邊。

開元末年,有「賢相」之稱的張九齡被李林甫取代,作為詩人的王維十分敏感到這一人事更迭潛伏著政治的危機,於是以半仕半隱的生活方式作為自己精神上的逋逃藪(bū tóo sǒu逃亡的人躲藏的地方),對佛教禪機之說的興趣也日益濃厚。因此,王維後期的詩歌並未朝豪盪方向發展,而多吟詠寄情山水間,和社會政治的距離越來越遠。但即使如此,王維與盛唐時代具有浪漫氣質的總體文化氛圍仍有相一致的地方。在山林溪壑之中,既寄託了詩人高尚其志、不與俗世合流的人生理想,也傾注了他對自然之美的衷心喜愛。包括那些體現禪宗哲理、給人以極端幽靜感覺的詩篇,同時也有生趣盎然、鮮潔明麗的意境。如《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詩歌到盛唐已經眾體皆備,王維對各種詩體無所不長,堪稱全才。他被人稱為「五言宗匠」。王維歸隱南山前寫的邊塞詩也很好,情調高昂且奔放,與其寧靜恬淡的田園詩相比,別是一番風光。

王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山水田園詩,他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和驚人才華,甚至蓋過了他在邊塞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的創作正是在詩情和畫意的互相滲透和生髮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藝術。

王維常在詩中運用作畫技法。「經營位置」是我國傳統的畫學六法之一,畫家把許多個別景象通過「經營位置」來組成一個整體。如在《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枸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作者在前八句分敘農家的各種景象,看似比較散漫,但第九句用「閑逸」二字一點,便將這些景象貫穿起來,構成了一幅和諧生動的畫面。

  還有著名的《輞川集》20首,總體構思是通過對山水風光的描寫,來反映作者的隱居生活和情感;在具體作品中,各有著不同的安排,每首詩都是一個獨立的畫面,合起來又是幅和諧的全景,與國畫中的「通景畫」有相似之處。

  為了求得詩中畫面之美,王維調動了各種手段。他善於表現景物的空間層次,每每通過一些點睛之筆寫出錯落有致的縱深感和立體感。如「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田園樂》),以「孤煙」「獨樹」的細節勾勒拉開景的距離;又如「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以群山連綿和數峰高聳構成橫向和縱向的配合。

他還善於敷彩。這些色彩並非單純的消極的塗飾,而是活躍地暈染著整個畫面,清新鮮潤,給人以愉悅之感。如「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輞川別業》),還有「渭城朝雨悒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等等。在色彩上,王維詩的主要色調往往是綠色,不過他也經常採用多種色彩組合,來表現大自然的豐富多彩,然後又以統一的情調組織起完整的畫面。

王維還著意在動態中捕捉光與色的變幻不定的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送方尊師歸嵩山》)等,都富有靈妙的生氣,富於視覺之美。

我國古典藝術注重的是在作品中表現出思想感情,如果光把詩寫得逼真如畫,那還不算最高境界,必須同兼詩情畫意之美,得情景交融之妙,方稱為上品。王維的詩描繪景物,不僅有觀察細緻、感受敏銳之長,而且善於表達微妙的心理感覺,傳達出繪畫素不可能達到的特殊效果。如《書事》: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細雨中的碧苔,在詩人的幻覺中翠色慾滴,彷彿蕩漾開來,瀰漫為一派綠的氛圍。這種空際著筆,若有若無的寫法,尤其具有神韻,是只知道巧構形似的詩人所遠不能及的。

王維似乎常常凝神關注著大自然中萬物的動、靜、生、息,沉潛到自然的幽深的地方,感悟到某種不可言喻的內在生命的存在。如《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這裡,人閑、夜靜、山空是從靜態著手的,花落、月出、鳥鳴是從動態著手的,一個「驚」字喚醒了一個息息相通的世界。雖不用說理的文字,卻令人感到其中蘊涵著哲理,很有特色。

所以對蘇軾的評語,只有放入形與神的對立統一中加以全面理解,才能真正感受到王維山水田園詩的魅力和境界。

山水田園詩在王維手中,得到一次總結和顯著的提高。他的詩,既有精細的刻畫,又注重完整的意境;既有明麗的色彩,又有深長雋永的情味;既包涵哲理,又避免了枯燥無味的表述,而且風格多變,極富藝術創造性。他的成就,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高岑:高適和岑參——邊塞詩派

盛唐時期的開元、天寶年間,那個時代的突出現象就是邊塞詩的創作盛極一時。

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首先是由於其時邊境戰爭對國人的深刻影響。開元、天寶時期邊境戰爭十分頻繁,尤其是開元中期到安史之亂的這近30年間,邊境線上沒有一年不發生武裝衝突,有時候經常是數條戰線同時作戰。

邊境戰爭成為社會的重大問題,也引起了詩人們廣泛深切的關注,許多詩人希望立功絕域,為國出力,而戰爭的危害也使他們深感憂慮。這就為邊塞詩創作提供了豐富而複雜的素材。

  很多詩人具有邊塞生活的親身經歷,繁榮了邊塞詩的創作。當時較為優秀的邊塞詩作者中,大多有從軍入幕或遊歷邊塞的體驗,如崔顥、王昌齡、王維、王之渙、李白、高適、岑參等。

  另外,盛唐邊塞詩繼承和發展了南朝和初唐時期就已經形成的邊塞詩的寫作傳統,如鮑照、駱賓王、陳子昂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盛唐詩人受陳子昂詩歌革新主張的影響,一方面比較關注現實,另一方面自覺的學習建安風骨,追求明朗剛健、意氣風發的風格,這種審美情趣對於表現邊塞題材是非常合適的。

  邊塞詩在內容上大致分為兩個方面:有歌頌戰爭抒發立功壯志的,有表現戰爭苦難和征戍生活的艱辛,批評窮兵黷武的。

上述兩類詩作,分別表達了歌頌與揭露、豪放和感傷這兩種對立的思想感情傾向,而這兩種傾向常集中體現於同一詩人的同一首作品中,體現了詩人們對戰爭進行的複雜而又深層的思考。

  此外,也有抒發將士或詩人本人思鄉情緒的作品,此類作品以王昌齡和岑參的詩最有特色。還有描繪邊塞風光和邊地人民生活習俗的詩作,詩人們在抒發感情和描寫人物活動時,常用粗獷的筆觸、厚重的色調描繪出蒼茫雄渾的邊塞風情來作為背景。岑參的一些詩就是以寫景為主,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至於反映邊地軍民生活的作品,像崔顥和高適的一些詩,都是值得關注的佳作。

胡應麟說:「高岑悲壯為宗,王孟閑淡自得。」(《詩藪》)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詩風相近,都以「風骨」著稱,他們都曾廁身戎幕,擅長以古詩尤其是七古的形式來寫邊塞題材,而且詩中充溢著感激不平之氣。不過,這兩位詩人同中有異,在詩壇上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貢獻。

高適(704—765),字達夫,渤海祧縣(今河北景縣)人。

高適一生的經歷比較豐富。他早年生活困頓,二十歲時西遊長安,開元十九至二十年間曾北上薊門。以後約有十年滯留在宋州,過了多年「混跡漁樵」的落拓浪遊生活。四十六歲時應試中第,僅得微職,三年後棄官,赴河西節度使舒翰幕府,充掌書記。安史之亂髮生後,先後受到玄宗、肅宗的重視,代宗即位後,先後入朝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進封渤海縣侯。

他最坎坷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後的時期,那時他漫遊薊北一帶,想立功邊疆但未能如願。不得不長期棲游在梁、宋一帶(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這卻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時期,他的大多數優秀詩作都是這時創作的。有《高常侍集》。

高適的性格狂放不羈,年輕時結交遊俠,過著「彈棋擊築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別韋參軍》)的放浪生活,杜甫稱他「高生跨鞍馬,有似幽並兒」(《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他又具有縱橫壯志和實際才幹,他對自己的抱負和才具充滿自信,對歷史上的英雄業績也不勝嚮往,因此,現實中的不遇,使詩人格外憤激不平。

詩人的性格和經歷反映在他的創作上,使他的詩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

高適的邊塞詩,一方面歌頌將士們安邊衛國的英勇鬥志,反映出盛唐的時代風尚,一方面也表現戰士們艱苦生活,表現了他對士卒疾苦的同情,是邊塞戰爭與生活的真實寫照,閃動著現實主義的光輝。

高適的詩以古體見長,尤以七古為勝。他的七言歌行不僅上承四傑以來歌行的體制,而且還吸取了漢魏古詩簡老遒壯的特色,氣勢渾雄而飛躍自如,在馳騁中以「筋骨」取勝,《燕歌行》是其代表作: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這本是一個樂府古題,高適用來反映軍事題材,突破了以前同題作鋪陳、渲染徵人思婦纏綿相思之情的格局,而大大開拓了歌辭的內容。舉凡出征的軍容、軍情的緊急、塞漠的荒寒、戰爭的酷烈、軍中的苦樂不均、戰士的勇武、別離的悲愴、和平的祈願等等,都熔為一爐。這首詩雖然是樂府歌行體,但其中用了很多律句,這樣駢散相間的句式和平仄互換的用韻,既有歌行體的流走自然,又有律詩的整齊美。全詩四句一轉韻,詩的音律隨著內容的轉變而變化,和諧統一,富有創造性,它代表了七言歌行在當時的進一步發展。這首《燕歌行》是唐代邊塞詩中的傑出作品,為世人千古傳誦。

高適的一些絕句也寫得境界闊大、風骨凜然。如《塞上聽吹笛》:

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把空廓蒼茫的塞外雪夜化為無比絢麗的畫面。

還有《別董大二首》(其二):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荒涼的塞漠正因為有了英雄的襟懷才變得壯美動人。後兩句比起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更具有一種豪傑氣概。

    總的說來,高適的詩歌是現實主義多於浪漫主義,語言質樸,多慷慨悲壯之音,樹立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岑參(715—769),江陵(今屬湖北)人。

他二十歲後有十年時間,出入於京洛求仕,三十歲應舉及第,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以後又任右補闕、虢州長史等官,後轉嘉州刺史,秩滿罷官後卒於蜀中。因任過嘉州刺史,故人稱岑嘉州。有《岑嘉州詩集》。

岑參比高適小十幾歲,他的生平遭際和高適有相似之處,如早年孤貧,曾至長安求仕不成,以及一度任卑職而終於棄官從戎,等等。他的思想也和高適頗多相通之處,如對於從軍立功的嚮往:「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磧(qì,沙漠)西官軍》)對於權貴的反感:「何處路最難?最難在長安。長安多權貴,珂佩聲珊珊。儒生直如弦,權貴不須干。」(《送張秘書》)這些都可以說是高、岑的共性。

但是岑參的想像力更加豐富,並且性格好奇,在詩歌創作上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個性。岑參以邊塞詩著稱。沈德潛說:「參詩能作奇語,尤長於邊塞。」(《唐詩別裁》)盛唐邊塞詩中的高亢之作大多產生於開元年間。天寶年間,由於統治集團窮兵黷武的開邊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惡果,詩人們開始轉而採取批判的態度,杜甫的《兵車行》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岑參在天寶後期曾兩度出塞,但他處於尚未受到開邊政策波及的西域地區(先後做過安西和關西一帶的節度判官,在邊塞生活了六年),這裡仍能保持融洽和睦的民族關係,因而他的詩歌就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成為盛唐邊塞詩的殿軍。

岑參到過天山,到過輪台,去過雪海,去過交河。對邊塞的征戰生活和自然風光,都有比較深刻的觀察和體驗。那裡有大雪、大風、大漠和激烈的戰爭,也有著異域的音樂。因此他的詩意境開闊,喜歡用自由變動的七言歌行去表現塞外變幻的風光和激烈的征戰,開創了一種奇麗雄放的詩風,閃耀著浪漫主義的光輝。

《白雪歌》《走馬川行》《輪台歌》是岑參的代表作,三首歌都用的是七言歌行體裁,寫的都是送別,都富有奇麗雄放的浪漫色彩,又各有特色,這也成為他邊塞詩的主要風格。

岑詩「語奇體峻,意亦造奇」(《河嶽英靈集》),這個特色在他早期的詩作中已可見到,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把鄉愁和客夢化作可搗、可然之物,可見出詩人匠心獨運的藝術構思。

出塞以後,岑參詩好奇的特點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喜歡用瑰麗的筆調,描寫帶異域情調的新鮮事物或奇特的風光,給邊塞詩開拓了新奇的境界。岑詩又喜歡用出乎常情的奇特想像抒發豪邁情懷,化平凡為神奇,使他的詩歌充滿奇情壯采,富有力量感。著名的《白雪歌》作於詩人二度出塞時,詩人寫北方風雪,卻用南國的春風和梨花作比喻,這裡不僅是因為梨花和雪都有相同的顏色,而且梨花盛開的時候花團錦簇的景象恰能傳達出大雪紛飛的勢態。這一奇想把蕭索酷寒頓時轉化為絢麗爛漫,從一開始就給全詩定下了豪邁樂觀的基調。詩歌中寫風中的紅旗,卻用凝固的字眼來形容。這就在色彩鮮麗的畫面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覺。這些描寫都有意避實返虛,通過想像和虛構,把平凡的生活景象一變而為富有美感的藝術形象,而類似的例子在岑詩中可謂俯拾即是。

胡應麟說他「清新奇逸」(《詩藪》),指出了岑參與高適不同的風格特徵。

高、岑的詩風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著差異,其相同的地方是他們的詩歌都有邊塞立功、慷慨報國的浩然之氣,都具有悲壯的風格特色,都顯示出邊疆異域的奇情異彩。他們也都擅長歌行,其傑作幾乎全是七言。相異的地方則表現在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及題材上。

  高適注重描寫現實,在對戰爭的認識和反映民間疾苦方面,前期的作品比較深刻,表現出以現實主義為主要傾向。詩中多夾敘夾議,或直抒胸臆,寫的比較樸素,擺脫了唐初綺麗浮艷的詩風,於豪邁奔放的感情中有蒼涼悲壯之音。

  而岑參的詩想像豐富,急促高亢、熱情奔放,筆法多變化,表現出浪漫主義主要傾向,他善於運用誇張、比喻,多景物描寫,色彩絢爛,富於奇麗雄放之筆,反映的生活面也更為廣闊。

高、岑的詩,是盛唐邊塞詩中的卓越代表。

4.郊寒島瘦:孟郊和賈島——韓派詩人

孟郊和賈島都是中唐階段著名的詩人。二人都同韓愈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世人一般都將兩人劃為韓派詩人。

孟郊(751—814),字東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沒屢次參加科舉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歲才中進士第,又過了四年才當上一個小小的溧陽尉,後又當過河南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病而死。有《孟東野詩集》。

他的詩的主旋律是中下層文士對窮愁困苦的怨懟情緒,這是他屢試不第、仕途艱辛、中年喪子等生活遭遇決定的,但他還是能透過個人的命運看到一些更廣闊的社會生活,應該說,在杜甫之後,孟郊又一次用詩歌深入地揭露了社會中貧富不均、苦樂懸殊的矛盾。孟郊還有一些詩描寫了平凡的人倫之愛,如我們最熟悉的《遊子吟》寫母子之愛,是一首感人至深、平易樸素、自然流暢的小詩。

但是他的詩作更多的時候是險奇艱澀。心理的壓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語言表現多帶有冷澀、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從而儘可能把內心的哀愁刻畫得入骨和驚聳人心。如《秋懷十五首》中的一些詩句:

老蟲干鐵鳴,驚獸孤玉咆。

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

黑草濯鐵發,白苔浮冰錢。

勁飆刷幽視,怒水懾余端。

在這些詩中,他精心選用了「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鑽心的動詞與「老蟲」「峭風」「鐵發」「怒水」「勁飆」「黑草」「冰錢」等感覺上屬於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構成了一組組險怪、生硬、艱澀的句子,傳達出他心中難言的憤懣愁苦。

賈島(779--843)字浪仙,范陽(今河北涿縣)人,早年為僧,法名無本,後還俗應進士第,但一直未中。做過長江主簿、普州司倉參軍等低級官職。有《長江集》。

苦吟與苦境,是形成他詩歌內容和語言特色的兩大原因。

貧困不得志,使他的詩時時透出一種蕭瑟之氣來,悲愁苦悶之辭比比皆是。如《上谷旅夜》:

世難那堪恨旅遊,龍鍾更是對窮秋。故園千里數行淚,鄰杵一聲終夜愁。月到寒窗空皓晶,風翻落葉更颼颼。此心不向常人說,倚識平津萬戶侯。

一首詩,連用了「恨」「窮」「淚」「愁」和「龍鍾」「寒窗」「落葉」「颼颼」,給人的感覺只是一派衰瑟愁悶。

另一方面,他畢竟當過和尚,當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寧靜的心靈境界,並以此為高雅,不宜過分怨懟譏諷。所以,賈島的詩在嘆息愁窮困頓之餘,又不免要尋求精神的寄託與安慰,於是借山水來顧影自憐,而這山水林泉在他的悲愁的主觀心境的投射觀照中,也變得寂寞、衰瑟與清冷。如「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空巢霜葉落,疏牖水螢穿」,殘葉枯木、孤蟬寒銎、落日黃昏,這些意象表現了賈島凄清的內心世界,也構成了他的詩歌的衰瑟境界。

苦吟決定了他詩歌的第二個特點,即對語言、形式的講究。賈島是受韓愈賞識的詩人,他總是極細心地在有限的格律形式內安排最能表現內在情感與外在景色合一的意象,並精心選擇對仗工巧、韻律和諧的詩句。如賈島自己感嘆「兩句三年得」的詩句: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

前一句五字中寫了煢煢孑立的孤獨者、清澈的潭水及潭水中映出的身影,在形影相弔的意境中給人以一種寂寞感;後一句五字中則寫了人的疲憊,而疲憊的孤獨者倚樹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無家可依的氣氛。兩句對仗工巧,經過冥思苦想而又顯得比較自然。

又如以「推敲」聞名的〈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全詩寫來幽冷清寂。中四句的動詞用得尤其精巧,頷聯的「宿」與「敲」在第二字,頸聯的「分」與「動」在第三字,錯落開來,使節奏有了變化;而一聯中一動一靜、一虛一實的搭配,也使感覺有一種起伏。尤其是「敲」的使用,不在意時會覺得很平淡,但與鳥宿樹上的靜態搭配,一靜一響、一暗一明,這「敲」字就很有味道,比起「推」字來,不僅突出了夜深人靜時清脆的叩門聲,還暗示了對前句出現的宿鳥的驚動,更增添了夜的靜謐感。

蘇軾曾用一個「瘦」字評價賈島。所謂「瘦」,在形式上來說,是拘謹而不開闔;在氣勢上來講,是收斂而不恣肆;在美感上來講,是清寒而不瑰麗;在內容上來講,是狹窄而不寬廣。

孟郊和賈島在詩歌創作上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孟郊擅五古,賈島擅五律,他們的不同點也在於此。人們習慣用所謂「郊寒島瘦」來形容孟、賈在詩歌內容與藝術手法上的相似特徵。

所謂的「寒」和「瘦」,在這裡實際上含義是一致的,因為無論是孟郊還是賈島,在詩歌的格局上都比較狹小,缺少盛唐詩人乃至同時代韓愈等人的奇麗壯美之氣,使人不免有種局促之感;宋人嚴羽曾把他們的詩譏為「蟲吟草間」。而孟、賈又皆喜在詩中繪聲繪色的描寫窮愁之態,,讓人看來頗為貧寒羸弱,加之孟、賈都是著名的苦吟詩人,作詩雕章琢句,嘔心嚦血,由此一句「郊寒島瘦」逐漸成了眾人的公識。

5.元白:元稹和白居易——元和詩風

如果問誰是唐代自杜甫以後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則非白居易莫屬。而一般在提到白居易時,又往往以「元白」並稱,「元」就是元稹。因為他們既同是「元和體」的代表,又都是唐朝新樂府運動的領袖。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

十五歲以明經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歷任檢察御史,因觸怒宦官被貶。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合奏司馬,後召回。自此仕途順達,長慶二年,曾短時間任宰相。以後又任浙東觀察使、尚書左丞、武昌軍節度使等高職,五十三歲時死與任上。有《元氏長慶集》。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圭(今陝西渭南)人。

他少年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十二、三歲便離鄉到越中避亂。德宗元十六年(800),他考中進士,貞元十八年應拔萃科考試,被授秘書省校書郎,與元稹一道開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滿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次年因母喪而回鄉守制三年,這時,他的政治熱情似乎開始消退,對閑適寧靜的生活的興趣滋長起來了。恰恰兩年後,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書請捕刺客,反而因越職言事而得罪,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打擊,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漸動搖,而向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廬山東林寺建了草堂,禮佛參禪,走向了獨善其身式的閑適自娛。

此後,他又任忠州、杭州、蘇州刺史,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後他閑居洛陽,與香山寺僧人結社,捐錢修寺,自號香山居士。七十五歲時卒於洛陽。有《白氏長慶集》。

所謂的「元和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至於廣義的「元和體」,書上是這樣記載的:

    「元和(唐憲宗年號)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盪,元和之風尚怪也。」

這段話同時道出了元和詩風的特徵,那就是求變。而變革的對象主要是大曆詩風。

  以劉長卿和大曆十才子為代表的大曆詩風,繼承王、孟餘音,聲主流暢,格主清空,氣主收斂,以五言律詩最為擅長;眾人的體貌大致相似,其流弊可用一個「浮」字來概括。

  這個「浮」字有兩層含義,一是就內容而言,多是月露風雲、游山過寺、天涯芳草等,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是沒有,但是不多,所以是浮而不實。二是指風格而言,閑雅而欠高古,清虛而欠沉實,有神韻但缺少骨力,感情真摯深刻的作品很少,所以稱之為「浮」。不

過大曆詩風尚不失風神韻致,猶是唐音。至於元和詩人的求變,則主要旨在糾正大曆詩風之「浮」。

唐朝自安史之亂以後,社會政治形勢有了劇烈的變動,而大部分的文人在思想意識上也與以前有了不同,崇古學、尚儒術蔚然成風,這種變化在貞元、元和年間尤為明顯。而在詩歌方面,大曆詩風的清虛淡遠已無法適應當時的需要。與古文運動的興起類似,詩壇也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產生了復古以求變通的趨勢。這就是元和詩風的由來。

這一詩風的改變,在內容方面,最顯著的就是元、白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他們繼承杜甫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敢於面向生活,自覺地從生活中覓取詩材,寫下了大量的賦詠新題材、運用新語言、標以新詩題的樂府詩。「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抒情言志更加重要,反映現實更加直接,白居易等人正是遵循著樂府詩自身發展的規律,倡導新樂府運動,負起了推陳出新、繼往開來的責任。

元和詩風除了新樂府詩人的作品外,也可在韓愈、孟郊、賈島、盧仝等人的詩作中見到他們求新求變的探索。總之元和新詩的矯浮返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反映社會政治的外部世界,二是揭示知識分子鬱結激憤的內心世界。既使是山水清音之作,其風格也多為

柳宗元式的清剛,而非沿襲王孟一路的清虛。

元、白詩風的相近,首先在於詩歌題材上的一致和內容的相類似;元、白二人在詩歌創作上互相影響,也互相促進。白居易的《長恨歌》及「陳鴻」傳,受到過李紳和元稹《鶯鶯歌》、傳的影響,元稹的《連昌宮詞》,又受到白居易《長恨歌》的影響;而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在元稹《琵琶歌》的影響下寫出來的。

  另外,元、白詩風的相近,還在於詩歌形式和創作手法上的一致或類似。元稹和白居易都善於創作敘事詩,也都善於吸取民間歌謠的特色,語言通俗易懂。以新樂府而言,一事一題,首句標其目,卒章標其志,主題明確,易於通曉。在形式上這類詩多用「三三七體」,

即首句多用三言、七言句,使詩歌行文自由,音韻錯落而又簡單流暢;還有敘事性強,用平易的語言加以鋪敘,富於情節性,像白居易《賣炭翁》等作品。元、白的詩歌還都富於音樂性,這亦是元、白詩在當時受到歡迎和頗為風行的原因之一。

  說到元、白之間的相異之處,那就是不論在詩歌的思想性或是藝術性方面,元稹都比不上白居易。元淺而白深,在揭露現實黑暗,表現民生疾苦方面,元作往往不如白作深刻。像元、白的唱和之作,也常是白居易的詩後來居上,更高一籌。相比較之下,在藝術上元作往

往詞意複雜,數意並陳,譴詞造句略嫌晦澀。所以後人評詩時說:「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從容暇豫。」

  大致上,元詩富色澤,白詩工白描。元詩有時因過於追求形式,因而削弱了思想性,而不能像白詩一般思想性和藝術性同臻勝境。不過,白居易也有不及元稹之處;元稹的悼亡詩,感情真摯且描寫細緻。此外元稹創作的小說《鶯鶯傳》,為後來的諸宮調《西廂記》和元雜劇《西廂記》所取材,成為文學史上名篇。

你應該知道的唐、宋詩的異同(四)

區分唐、宋詩,除了時代概念以外,則還指風格。風格當然與時代有關,但不能機械的用時間段來劃開——唐詩從韓孟詩派起下啟宋調,而宋朝也有傳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體和西昆體。就總體而言,唐宋詩風頗有不同,自宋以後直到近代,我國古典詩歌的風格,一般都沒有超出過唐、宋詩這兩大類的範圍。

    《詩詞散論·宋詩》中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這番話說的便是唐、宋詩各自的特色。

  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此詩只是寫洞庭西望之所見,信手拈來,毫不著力,讀來的確是蘊藉空靈,情在景中。這是「以韻勝」。

  再看黃庭堅的《題鄭防畫夾》(之一):

「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這首詩前三句寫的是湖中景緻之動人,待到詩人想要買舟一游時,才明白並非真景,原來是畫。前三句的烘托,目的全為閃出最後一句,足見頗費匠心,深折透闢,即「以意勝」。

  唐詩重韻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情寓景中。如像李白《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四句都是寫景,並無特別深意,但是其中的洒脫高遠,讀者自然能體會;其美全在情辭。這便是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講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詮」。

  而同是寫廬山,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便不盡相同。前兩句還是寫景,但後兩句卻是議論,不過正因有此議論,更能讓人充分領略到廬山的峰迴路轉。清人趙翼評論道:「廬山名作如林,若再實做,斷難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於以偏師取勝。」

  的確,蘇軾詩與李白詩相比,意思較為深刻,以氣骨見長;但情辭的豐腴就不如了。蘇軾此詩的意義還不僅於此,讀者還可從中領悟到深刻的哲理,而這也是宋詩的特色之一,即富於理趣。

  至於富理趣,唐詩中本有,像王維的《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詩人只是敘事寫景,松風山月、解帶彈琴,都可資以悟道。最後以不答作答,耐人尋味。理寓於景,意在言外,這是唐詩說理的特色。

  而宋詩說理的特色,則可以看看黃庭堅的《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樂園二首》(之一):

「萬事同一機,多慮即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蓮花出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

二詩其實含義相同,但相對上一首而言,黃詩在寫法上較為曲折,說理更加透闢;只不過言盡句中,論到含蓄則有所不如了。

  在說理詩上唐、宋詩各有各的特色,寫景詩亦然。

如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北風卷地百草折),極盡描摹之能事,款款道來,但數換韻腳以作停頓。而蘇軾的《百步洪》(其一):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

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山眩轉風驚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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