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勝：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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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之五：主觀臆斷? 妄說盛行

由於太極八卦、《易經》的起源和本原研究未有根本上的突破，因此有關《易經》和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的臆斷妄說十分盛行。

有些妄說是一望而可知的。比如，筆者曾多次看到這種介紹，有人在破譯了《易經》和太極八卦之謎後，著成《宇宙物質成因學》，完成了拉普拉斯——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後來知道，這位了不起的中國人便是中國鐵路系統的王錫玉先生。根據王錫玉先生對太極八卦圖的破譯以及他創立的「宇宙統一場數（素）生成與轉換理論」，不僅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可以修改，而且當今世界上諸如氣功、特異功能、癌症、艾滋病、飛碟、外星人、金字塔、百慕大三角、海洋潮汐、太陽能源、中子星成因、慧星、萬有引力等等一切使人大惑不解的千古之謎和宇宙中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都有望得到一種新的解釋或解決，因此它是人類認識史上重大革命風暴的開端，它將加快人類文明的進程。這種沒有科學依據，不能證實和檢驗的臆想竟然能夠得到中國數十家媒體的追捧和報道（參見張其成著《易符與易圖》252頁，《解放軍報》1988年1月8日）。直到近年，易學界還有人神乎其神地繼續以「妄」傳「妄」，說什麼「當今，有人研究發現中國幾千年以前的太極八卦圖，竟是人們苦苦追尋的宇宙統一模式圖、宇宙統一方程式！」、「目前，中國的科學家以《易經》為基礎，完成了『宇宙物質成因學』。發明者是在識破了伏羲古太極圖，完成了拉普拉斯——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提出的嶄新的科學系列理論。這一突破，將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學理論的基礎，對當今世界一系列科學觀念進行一次總體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凌志軒著《易經趣觀》103頁，亞太國際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河圖洛書亦有類似的情況。如，孫國中先生主編《河圖洛書解析》即言：「《河圖》、《洛書》是宇宙發展運動的圖式，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用之言天，則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則地在其內；用之言人，則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無不逢源，諸門諸術皆可援以為說。所以闡發河洛的關鍵，在於揭示其潛藏著的宇宙發展運動的規律」（《河圖洛書解析》致讀者）。常秉義先生則說：「河圖、洛書實質上是講運動功能結構的。這種動態的、變化的充滿生克之機的運動結構，既有波、粒二象性及其相關的紛紜萬象，又有逼近宇宙演化發展本質的『統一自然場』。其實還遠不止這些。牛頓經典力學認為，空間和時間相互沒有任何聯繫，並與萬物的結構及其運動規律毫不搭界，這種絕對時間、絕對空間及處於其間的物質存在形式與運動狀態各自為政，互不影響。而河、洛學說則認為時間坐標與空間坐標是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宇宙世界並沒有超空間的時間，也沒有超時間的空間或物質，時空永遠是相結合的。時間產生於天體運動，天體運動的結果則體現在時間坐標上，時空之間既密合無間又彼此對應。我國古代先民正是在時空結合的基礎上對宇宙及其萬物進行研究的，河洛就是這種思潮的產物。由此可見，河洛之學無愧為現代物理學、天文學的濫觴」、而「河圖洛書是伏羲時代的產物。那麼，中國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時代來劃定了，而應以河洛數理為標誌上溯新的文明史。這就是說，早在七千年至一萬多年以前（河洛誕生的時代），華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常秉義著《周易與曆法》118——119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有許多對太極八卦、河圖洛書來源的隨意性闡述或異想天開式的推測，如有人說「伏羲取陰陽而畫『八卦』，所取要數為2、8，陰陽為2，『八卦』為8。而原子核外的電子數也取這兩數，滿2則8，滿8又8，再滿8倍8（2×8），如此疊加，不正說明『陰陽八卦』的理論來自於自然本身嗎？」（雷元星著《周易歸真》49頁，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9月版）。似乎伏羲畫八卦正是根據原子核外的電子數而來。又說「明朝儒生完全可根據《說卦傳》中的『天地定位』句，把伏羲八卦次序圖砍成兩段，讓乾陽段豎在左邊，讓坤陰段豎在右邊，乾上、坤下，陽（男）左陰（女）右，而排成兩排。然後將它們各彎成一個半圓弧，合為伏羲八卦方點陣圖。在得到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之後，又將八卦的爻形還原成黑白塊，填充在圖八B中。然後同現在畫函數曲線一樣，將每零塊的稜角拐點進行曲線處理，便成了圖八C的形態。將這種雛形進一步修整，自然就出現了現在所見的陰陽魚圖」（雷元星著《周易歸真》59頁）。周大明先生說「河圖——反映了自然界物質衍生與運動的規律。它是顓頊帝時期，人們用五行觀念推知四季生成機理時形成的。洛書——反映了自然界物質在相對靜止狀態時的運動規律。它來自帝堯時期人們對大龜圖紋的發現。這個發現，是建立在人們對河圖所描述的自然界物質衍生與運動規律的認識基礎之上的。太極——是自然界物質衍變過程中，內部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相互作用，由無序狀態向規則狀態演進，達到涇渭分明時，物質內部陰陽矛盾的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相互依賴，並且可能使物質性質發生轉變時，矛盾的兩個方面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規則狀態。它是大禹在治水的過程中，途經洛汭時，受黃河、洛河清濁二水交匯形成的漩渦現象的啟發而畫成的……」（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謎團——中華遠古文明衍變軌跡探索》2——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等等。這些也都是一望而知其為妄說者。周大明先生甚至還要我們相信背上刻著洛書的神龜一定會再次來到人間。他說：「筆者斷定神龜的存在。正是它引出了『龍馬負圖，神龜負書』的美麗傳說與記載。正像繪有慧星圖案的雞蛋一樣，它會有規律地來到人間，有誰能斷定今世沒有神龜的存在！」（周大明著《破解千古謎團》23頁）。易學研究而至於此，真不知是易學的悲哀還是國人的悲哀！

有些嚴肅的研究者和著述也加入了妄說的行列，這是一般讀者不容易分辨的，我們在這裡略舉數例加以說明。

束景南先生在《中華太極圖與太極文化》（蘇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說：太極圖「所蘊含的科學價值早已舉世公認，不僅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徵，而且也成為東方文化的象徵，人類文化與地球文明的標誌。太極圖的巨大科學價值不只在於它本身所描述的某種哲學觀點和科學原理，而主要還在於它所象徵與代表的是整體中國乃至東方的太極文化（太極哲學與太極科學），這種古老的太極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科學生命力。太極圖不僅是屬於人類20世紀的原子科學革命，而且是屬於未來21世紀的生命科學革命，當今科學家預言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革命的世紀，以太極圖為象徵的中國太極文化（包括中華氣功）已引起東西方科學家的極大興趣與重視。太極圖是對微觀生命現象的描述，我相信它在未來21世紀的生命科學革命中一定會放射出更加奪目的真理光輝。」在束先生盾來，太極圖不僅是東方文化、人類文化和文明的標誌，而且它還是「與時俱進」的呢！現在已進入21世紀，太極圖在生命科學革命、在人類基因組計劃中起著什麼作用，放射著什麼「真理光輝」呢？

南懷瑾先生說：「有人講《易經》的科學，問老祖宗畫卦是怎樣來的？答案是觀察來的，是依據科學來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它不象是我們這一個時期的人類文化，而是上一個冰河時期的文化，發達到最高點，把科學的無數法則，歸納又歸納，最後歸納到八個簡單的符號——八卦，留下來這麼一點東西，而被我們的老祖宗發現了拿來用。我想我們的老祖宗，說不定還不會有那麼高的智慧，達到能夠創造出來《易經》的程度。《易經》的法則，隨便用在哪裡都通的，以現在的科學來看，《易經》的法則，用在化學上亦通，用在物理上亦通，所以《易經》的法則，真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又說：「為什麼要用六爻？因為一直到現代的科學時代為止，宇宙間的事情、物理，沒有超過六個階段的。一切的變，只能變到第六個階段，第七個變是另外一個局面的開始。以現代科學證明，物理上、化學上、電子、原子的變，都是六個階段，只有化學的變有七個階段，可是化學的第七個階段是死的，沒有用的。我們的老祖宗的頭腦真厲害，當時並沒有儀器，不知是如何發現了宇宙間一切事物，變的階段不會超過六個的大原則。到今天為止，把全世界的文化集中起來，亦沒有超過這個範圍，所以後天只用六爻變，這是我們現代的解釋」（南懷瑾著《易經雜說》18頁、3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南懷瑾先生的話象是調侃，一會說八卦是上一個冰河期的文化，一會說是我們老祖宗的發明，可是就有人信以為真、引以為據，以證明《易經》是「第一代人類文明」時代留下來的（見凌志軒《易經趣觀》28頁）。

蔣凡、李笑野先生著《周易要義》前言說：《周易》「這部閃爍著神秘靈光的傳統經典，原來只是當時的巫史，用來作為占筮問卜時判斷吉凶的根據或參考的一種特殊記錄而已。不過奇怪的是，它自誕生之後，很快就超越了占筮問卜的濃重原始宗教氛圍，在其神秘的天幕之下，包裹著無盡的知識寶藏，讓炎黃子孫甚至是世界人類在千秋萬代之後，仍然享用至今……只要我們把《周易》及有關的《易》學論著，擺放到縱向的歷史大舞台和橫向的世界大環境中，作實事求是的科學考察，並能站在二十世紀甚至是未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時代高度，重新作出理性判斷和思考，那麼我們堅信，《周易》神秘殿堂的大門是不難叩開的，其中的奧秘及『遺傳』密碼，也將被破譯。這樣，它們的特殊價值及其無數的知識寶藏，將會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自我封閉中推向世界，並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巔，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喬力主編《中華文化經典要義全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10月版）。根據《易經》八卦起源卜筮論，八卦本為卜筮符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周易》超越占筮問卜是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其進行了哲學化的理解、詮釋。但是這裡由沒有什麼意義的占筮問卜符號很快變成了「包裹著無盡的知識寶藏」，並將使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巔」，顯然，這裡面沒有「巫術」和「魔法」起作用是不可能的（孔子和儒家不可能將「無盡的知識寶藏」放進八卦裡面）。

張其成先生批評或評介了學界對太極圖、八卦、河圖洛書的各種「破譯」以及妄說，但他自己又搞出一些新的妄說。比如他將陰陽魚太極圖、先天八卦、後天八卦、河圖洛書合成一圖叫做什麼「太極統一模型圖」，又配上五行、天干、地支，說是「一幅宇宙生命動態結構與運行規律圖」，真是莫名其妙！在中國文化中，太極圖已是囊括萬事萬物的一幅簡潔優美的圖式，已是「一幅宇宙生命動態結構與運行規律圖」，還配上八卦、河圖洛書幹什麼？太極圖已經搞得中國人昏頭脹腦，八卦已經搞得中國人不辨東西，河圖洛書已經讓中國人迷迷糊糊，陰陽五行、天干地支已經讓人覺得神神叨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陰陽五行的起源和本相一樣也沒有搞清楚，又將它們全都拚湊在一起，能夠表示什麼高深的意義，啟發出什麼科學思維、科學道理？張先生說：「如果說卦爻、河洛、太極圖系統都是立足於象數中的『二』的話，那麼加入五行、干支以後，就使得太極象數系統有了『二』與『三』統一。五行的基數是『三』（兩對陰陽加上中土），天干、地支分陰分陽之後各為『五』與『六』，『五』的基數是『三』（與五行同），『六』的基數既是『二』又是『三』（2×3=6）。五行的加入不僅使得卦爻、河洛、太極圖多了一種屬性，而且最關鍵的是增加了陰陽『二』的中間形態及彼此關係（『三』），這就使得整個太極系統充滿了活力。『二』與『三』的結合、陰陽與五行的統一，完成了一個自足、穩定系統的最終建立」（張其成著《易符與易圖》280頁）。這些話讀起來讓人如墜五里雲霧。不過按照張先生的思維，我們可以繼續發揮：不管五也好，六也好，三也好，二也好，其基數都該是『一』，即太極；按張先生的說法，太極圖的S形曲線本來就是「三」，太極系統本來就「充滿了活力」，又何必加入五行，又怎麼「多了一種屬性」？說去說來，搞這些東西、說這些話，除了繼續將易學八卦搞得神秘、混亂、不知所云以外，有什麼意思？

潘雨廷先生說：「所謂科學易者，其理論或應用在易學中所本具，或已為歷代易學家所論及，基本在象數中。凡易學象數，內含各種最基本的數學原理，形成種種數學模型，自然保存有大量信息，足可與西方的各種科學相應，故決非以今日西方的科學成就加以穿鑿附會」、「科學易者，可視為現代研究易學之方向」（轉引自江國梁著《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58頁，鷺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易學象數保存有大量古代文化信息可能是真的，但說它們「足可與西方的各種科學相應」則言過其實，至少現在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後面我們將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劉長允先生也認識到，前人對《周易》的闡釋、註解已經夠多的了，今人應該改換一下方向。他說：「鑒於前人對《周易》已經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我們今後應以對《周易》的改造、提高和應用為主，這也符合我們時代的需要和特色。所謂改造和提高，也只有對《周易》這部書才適用，因為《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辭，是完全可以進行改造的，是完全可以注入今天的科學文化等內容的」（劉長允著《步入神秘的殿堂》147頁，中國廣播出版社1991年8月版）。現在的易學研究不要繼續將主要精力放在闡釋《周易》的微言大義上，這是明智的。但是《周易》研究或謂易學研究究竟怎樣轉向，是否現在要轉到所謂「科學易」或者應用方面，筆者以為還需要繼續商量、考量。

有不少研究易學的人以及並不研究易學的人，他們認為《易經》裡面的學問高深莫測，它們是超越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的，人類一旦認識或者揭謎，我們面臨的所有困境和疑惑都能得到解決或解釋。堅守這種觀點或信仰的人常常以《易經》六十四卦與二進位的關係；與生物遺傳密碼的的關係；與玻爾量子力學的關係、與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關係以及劉子華先生

對太陽系第10顆行星的預測為證。關於這些問題，已有學者作過一些辨正，說明事實並不是象《易經》現代科學論者所認為和想像的那樣。為了使一般讀者了解真相，我們這裡再將相關問題作一介紹。

據英國E·J·愛頓論文《萊布尼茨、中國與二進位》及其他歷史資料可知：早在1667年，二進位的創始人萊布尼茨在法國巴黎看到帕斯卡創造的一台加法機時，他便產生了要創造一台乘法機的興趣。1679年3月15日，萊布尼茨完成了他的二進位算術初稿。1685年，法國神父白晉與洪若翰、李明、張誠、劉應等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國傳教。1701年，萊布尼茨寫信將二進位算術理論告訴好友白晉。白晉很快回信萊布尼茨，告訴他發現中國易卦與二進位的關係，並將邵雍所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從北京寄給萊布尼茨。1703年，萊布尼茨將《關於僅用0與1兩個記號的二進位算術的說明並附有其效用及關於據此解釋古代中國伏羲圖的探討》的論文交給他的老師畢紐恩，以便在科學院《紀要》上發表。萊布尼茨自己在《致德雷蒙的信：論中國哲學》中這樣談論二進位與易卦的關係:「我和尊敬的白晉神父發現了這個帝國的奠基人伏羲的符號的顯然是地正確的意義，這些符號是由一些整線和線斷組合而成……是最簡單的，一共有64個圖形，包含在名為《易經》的書中。《易經》，也就是變易之書。在伏羲以後，文王和周公以及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6４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位算術。這種算術是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所掌握面在幾千年之後由我發現的。在這個算術中，只有兩個符號：０和１。用這兩個符號可以寫出一切數字。當我把這個算術告訴尊敬的白晉神父時，他一下子認出來伏羲的符號，因為二者恰恰相符：陰爻――就是0，陽爻——就是1。這個算術提供了計算千變萬化數目的最簡便的方式……但是這個算術完全失傳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國人不僅在忠孝方面（在這方面中國達到了最完滿的道德標準），而且在科學方面也大大地超過了近代人。」事實很清楚，早在萊布尼茨見到伏羲六十四卦之前，他就發明了二進位，而最早發現六十四卦與二進位之間的對應關係的人也是白晉，而不是二進位的發明人萊布尼茨，因此說萊布尼茨受到伏羲六十四卦的啟示而發明二進位是不符合事實的（參見董光璧著《易學與科技》第四章，瀋陽出版社1997年5月版）。至於萊布尼茨認為伏羲六十四卦的本質就是二進位算術，是伏羲時代就創造和掌握了的算術理論，也是不足為訓的。由陰爻、陽爻兩種符號構成的六十四卦，可以有多種規律性的排列方式，而二進位正是由兩種不同的符號表示，因此它們之間發生對應關係是不足為奇的，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因為二進位正是兩種不同符號的規律性排列。其實，用陰、陽爻表示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可以轉換成二進位數、十進位數。

生物學上的六十四個遺傳密碼子雖然與《易經》六十四卦之數相合，但它們實際上是沒有內在聯繫的。六十四個遺傳密碼的發現和組成是這樣的：由於組成蛋白質分子的基本氨基酸有20種，生物遺傳信息由遺傳物質DNA和信使RNA傳遞給蛋白質，DNA和RNA只有四種核苷酸（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順序決定生物性狀的不同，四種核苷酸以四種鹼基A、G、C、U來代表），這就發生了四種核苷酸如何決定20種氨基酸的問題。如果一種鹼基決定一種氨基酸，那麼四種鹼基只能決定四種氨基酸；如果兩個鹼基決定一種氨基酸，四種鹼基也只能決定16種氨基酸。因此有人推測

，應是每三個鹼基決定一種氨基酸，這樣四種鹼基的不同組合可以達到4的3次方即64種。這種推測後來在實驗中得到證實，而且科學家還弄清了哪三個鹼基決定哪種氨基酸。1966年，科學家破譯了全部三個鹼基組成的遺傳密碼，知道在四種鹼基A、G、C、U的64種不同組合中，有61種可用於編碼各種特異的氨基酸，另外三種核苷酸組合（UAA、UAG、UGA）是編碼終止信號。如果將四種鹼基A、G、C、U分別對應於易卦中的四象老陽（?? ）、少陽（??? ）、少陰（??? ）、老陰（? ），那麼64個遺傳密碼與64卦之間就可能建立起某種對應關係。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德國學者申伯格，他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鑰匙：宇宙公式易經和遺傳密碼》中，首次提出遺傳密碼與易卦之間的對應關係。由於四種鹼基與四象之間的對應關係可以多達16種，因此64個遺傳密碼與64卦之間也就有多種不同的對應形式，我國的潘雨廷、蕭景霖、顧明、王賁勝等先生根據不同的對應規則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對應形式。如果64種遺傳密碼與64卦之間的對應關係是科學的，或者說二者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和關聯，那麼這種對應關係必然具有確定性，必然應該是唯一的，而且四種鹼基與四象之間的對應也應該是唯一確定的。另外，我們知道，64卦是由八卦兩兩相重而產生並由陰爻、陽爻兩種符號組成，其每一卦中的六爻並非是由四象老陽（? ）、少陽（?? ）、少陰（?? ）、老陰（? ）中取三個相同或不同的符號組成，即64卦與64種遺傳密碼在結構上、組合規律上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說《易經》六十四卦揭示了生命的本質規律，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個遺傳密碼是沒有科學依據的，二者的關聯僅僅是在數量上的吻合。

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的貢獻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原子結構理論，二是量子理論。1947年，由於玻爾在量子理論方面的卓越貢獻，丹麥國王破格授予他榮譽勳章。按照慣例，王室授予的勳章上應該鐫刻受獎人的族徽。玻爾在設計自己的族徽時，特意選用了中國的陰陽魚太極圖，並刻上一句言」contraviasuntcomplementa」(對立即互補)以反映他在量子理論方面的一個主要貢獻和思想」互補原理」（或曰」並協原理」）。由於這個原因，太極圖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傳為與量子理論有關，或者玻爾是在太極圖陰陽觀念的啟發下發現了「互補原理」，這些都是不符合實際的。「互補原理」是1927年玻爾對量子力學提出的一種解釋，這個解釋在世界第五屆物理學會議上經過激烈爭論最後被確定為量子力學的正統解釋」，其產生則要追蹤到量子理論本身的產生及發展歷程上。在19世紀末，科學家已發現經典物理學理論無法解釋清楚黑體輻射實驗。1900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提出能量不連續的假定，即物質輻射（或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單位（能量量子）的整數倍，這便是最初的量子理論。後來，愛因斯坦和玻爾等人用這個理論解釋了一系列以前不能解釋的現象，光的波粒二象性由此得以確認。1924年，法國的德布羅意提出實物粒子（電子）與光子一樣，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很快得到實驗證實。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確定原理」，即在微觀世界中，由於物質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人們不能用實驗手段同時確定粒子的動量和位置，一個量越是確定，另一個量就越是不確定；同一年，玻爾提出了「互補原理」。由於微觀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其位置和動量（速度）不能同時確定，玻爾認為：儀器應該分為測定位置的和測定速度的兩類，把這兩類定的結果「互補」起來，就能得到對完整認識，或者說當微觀粒子表現為「波」時，就用「波」來描述，當其表現為「粒子」時，就用「粒子」來描述，二者「互補」。玻爾1937年曾到中國訪問，他也許見到過中國的陰陽魚太極圖。但據有關資料，玻爾1947年設計族徽時，還是一位中國史專家柯漢娜向他建議，他才選用了陰陽魚太極圖（《中華讀書報》1998年10月14日第9版）。

劉子華先生是四川簡陽縣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就讀於巴黎大學。1930年，美國天文學家湯保發現太陽系第9顆行星-----冥王星。當時有一些天文學家認為，天王星運動中不合規律的現仍有一小部分不能用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影響來解釋，因此他們認為，在冥王星軌道外還應當有一顆「超冥星」的存在。據此線索，一些天文學工作者開始了艱苦的尋找「超冥星」的工作。劉子華先生想，中國古老的《周易》是究天人之際的學問，《說卦傳》也說乾為天、坤為地、離為日、坎為月，說明八卦必與中國古人對太陽系以及宇宙的認識相關，因此他決定用八卦學理來推證太陽系第10顆行星的有無。1939年，劉子華完成了《八卦宇宙論與現代天文一——顆新行星的預測》博士論文。在該文中，劉子華先生預測太陽系第10顆行星「木王星」不僅存在，而且計算出其軌道速度為2公里/秒,密度為0.424克/立方厘米，對日距離為74億公里，運行周期817年。1940年，劉子華在巴黎大學通過了論文答辯，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讚賞。劉子華先生的研究如果得到證實，似乎是八卦為宇宙世界之總規律、八卦與現代天文學相吻合的一個確證，但實際上也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其論證牽強附會和疏漏之處甚多。比如他將先天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分別與土、火、日、木、金、月、水、地八個星球相對應，然後根據先天八卦的對待原理求各組對卦星球的速度參數，這樣大致得到金木（巽、震）、水火（艮、兌）兩對星球的速度和基本相等，但剩下的一半對卦星球並沒有這個規律，於是他在巴黎圖書館翻閱了數百本易學書籍，終於找到明朝來知德《易經圖解》中的一個八卦圖（劉子華先生認為是傳說中的中天八卦，但據易家從《周易參同契》、《帛書六十四卦》、《京房八宮卦序》、《元包經八宮卦序》中考證，中天八卦圖與劉子華先生所說即來著八卦圖不一樣——參見歐陽紅著《易圖新辯》52頁；田合祿、田峰先生則以後天八卦圖為中天易，與來著八卦圖更相去甚遠——參見田合祿、田峰著《中國古代曆法解謎》459——460頁），將乾離（土、日）、坤坎（地、月）四卦所對應的星球兩兩相合，然後作為一對卦星球得其速度和即四卦四星球的速度和大致與前面所言兩組對卦星球速度和相等，這便是其八卦宇宙論的證據之一。又如他將巽、震、兌、艮四單卦、復、臨、遁四重卦及其所對應的金、木、火、水四星與天王星、木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分別視為四母卦四子卦、四母星四子星，然後納入先天八卦圖式，按乾、兌、離、震為天部，巽、坎、艮、坤為地部，求天地兩部陰爻爻數的比值為1.75（實際天部陰爻數為13，地部陰爻數為11，得不出1.75），「木王星」的速度為1.189（與根據先天八卦對應八星球按對待原理求出的「木王星」速度為2相差接近1倍），而且天地兩部總速度、總密度的比值都是1.75，天部總速度與總密度的比值，地部總速度與總密度的比值也都是5.638，這是其八卦宇宙論的又一證據（參見：劉子華《八卦宇宙論與現代天文學》，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劉子華《八卦宇宙論與第10顆行星的推定》，曹展碩、吳恆昭主編《易學世界》第一輯，中國哲學文化出版社）。總之，即使太陽系第10顆行星完全按照劉子華先生的預測得到發現，它或者可以說明大自然和宇宙星空存在著某種和諧，但卻並不證明先天八卦或其他什麼卦圖反映了太陽系或者宇宙的根本規律，因為劉子華先生對八卦圖、八卦原理作了個人的改造、拼湊和理解。

有一種關於河圖、洛書與愛因斯坦相對論有關的說法，傳者往往只是概略地提到，並不作具體介紹或深究。我在一位很有造詣的象數易學專家的著述中看到相關的一點介紹，說愛因斯坦曾「將河洛數結合時空相對論推衍」，這可能是愛因斯坦相對論與河圖洛書有關說法的最早的源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雖然很深奧，但我還是想儘可能搞清楚相對論與河圖洛書究竟存在著什麼關係，因為這個問題對探究易學以及河圖洛書的本來面目至關重要。從專家的書中看不出河圖洛書與相對論到底存在著什麼內在的聯繫以及愛因斯坦是怎樣將河洛數與時空相對論結合推衍的，除了一種數字遊戲以外（或者我沒有看懂）。1999年初我將電話打進了這位我所敬重的在國內外都有一定知名度的著名象數易學專家家裡，我說明了我的無知和困惑，真誠地向他請教，並希望能夠允許我登門求教（當時我正在該專家所居的城市）。但是這位專家以含糊其辭的說法對待了我的疑惑。在我非常明確的意思表達和請求下，該專家連連說：「那都是些空套子，那都是些空套子……什麼東西都可以往裡套！」專家說「空套子」我就明白了，因為馮友蘭先生早就說了：《周易》是「宇宙代數學」、「《周易》本身並不講具體的天地萬物，而只講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進去」。易學界還流行愛因斯坦的一段話，即：「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即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全都被做出來了。」似乎愛因斯坦非常欣賞中國古代非邏輯的思維方式以及有機循環的認識論，這是那些《易經》現代神話論者最津津樂道的一面旗幟。不過愛因斯坦這段話先後有兩種譯本，後一種譯本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即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若是這些發現全都做出來倒是令人驚奇的」（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1979年版；轉摘自侯樣祥編著《傳統與超越》8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照後一種譯文看來，意思完全相反，愛因斯坦似乎有批評中國古代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之嫌。當然，如果誰有愛因斯坦研究過河圖洛書、將河圖洛書與相對論結合推衍的確鑿資料，希望在看到本文後能公布出來，以便進一步研究、探討。

還有一種「神話」。李樹菁先生987年在山東濟南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現代自然科學條條道路通象數》說：「60年代以來，聞名世界的重大科學成果共計14項，其中12項是80年代以後的。更可喜的是，14項科學成果中，有9項是我國科學家80年代以後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中有一元數學、物元分析、混沌理論、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質構造的呂德斯線、地球經絡穴位結構、地震自然節律、自然周期可公度性、生物全息律，其理論基礎都來源於《周易》中的象數或與象數有關，有的與《周易》中的理論完全一致」（轉引自歐陽紅著《易圖新辯》20頁）。這個「聞名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共計14項」不知是按照什麼標準遴選出來的。按照這種說法，中國無疑早已成了世界頭號科技強國。筆者不才，但也知道1988年鄧小平在參觀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室時說：「雖然我們還比較落後，但不是一切領域都落後。我們在學習、吸取世界先進技術的基礎上，是有能力在高科技領域搞出一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東西的」（《人民日報》1988年10月25日）。也知道江澤民總書記1989年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說：「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深刻的革命，大力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從總體上逐步縮短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人民日報》1989年12月20日）。也知道堪與相對論、量子理論一併載入二十世紀科學史冊的混沌理論為1963年美國氣象學家洛侖茲所提出，而與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三聯生活周刊》1998年第21期《科學的歷程》排出了自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論到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產生計32項世界重大科技成果，其中沒有一項屬於中國和中國人。游光榮研究員長期研究中國科技國情、科技發展戰略，1998年發表文章從科技投入、科技產出、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力三方面對美、俄、日、德、中五大國科技實力作對比分析，認為若美國的科技實力為100，日本約為美國的72%，德國約為美國的54%，俄羅斯約為美國的28.4%，中國則為美國的18.8%，還不到美國的1/5（游光榮著《中國科技國情分析報告》194——19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02年2月1日，國家科技獎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人們發現，此前已連續3年空缺的國家自然科學獎及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仍未評出。新華社在次日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中指出：「這反映出我國缺乏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技術發明創造。」中科院物理所一位專家認為，一等獎的空缺主要是由於我國整體科研實力與國際相比薄弱造成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這些現象和事實感到痛苦和羞愧，但我們不能不面對現實和事實。

筆者並不反對將現代科學與易學結合起來研究或者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易經》，但若以前述那些似是而非的現象或類似的情況為據，認為《周易》包含有數不盡的現代科學知識、破譯了《周易》八卦就會將人類文明推進一個世紀就足以使中國人屹立於世界民族、世界文化之巔，或者現代科學、現代文明中有什麼，《周易》也亦步亦趨、與時俱進地有什麼，那我們只能認為是妄說。

1986年，《光明日報》和《科技智囊》多次報道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易學課題組「易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千古《河圖》與八卦關係的解譯」，宣稱「終於揭開了《河圖》與八卦關係這千古之謎的謎底」（《光明日報》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科技智囊》1996年第10期）。該研究是在清代江永「聖人則河圖畫卦圖」及其論說基礎上的延伸，指出江永之圖有以下幾點失誤：a、按陰陽理論，河圖中奇數白圈為陽應表示陽卦，偶數黑點為陰應表示陰卦，但按江永的確認陰坤之卦為白圈1，陽艮之卦為黑點6，表現出明顯的陰陽與奇偶不對應。b、按陰陽平衡原則，陰陽兩儀所生四卦不僅卦、爻應平衡對稱，所生卦數也應平衡，但按江永確認的河圖四象數即太陽1（? ）、少陰2（?? ）、少陽3（?? ）、太陰4（? ）考察，陽儀四卦乾、兌、離、震之數總和為24，陰儀四卦巽、坎、艮、坤之數總和為16，陰陽兩儀卦數不等。c、江永確定河圖四象之時，每象推出八卦的規則不統一，即太陽象與少陰象按一種規則，太陰象與少陽象又按另一種規則。四象生八卦之規則不統一，便帶有附會性質，也談不上科學性和客觀性。d、按江永的確認，河圖八卦方位中乾卦對應震卦、兌卦對應離卦、坤卦對應巽卦、艮卦對應坎卦，無論是先天八卦還是後天八卦，均無這種對應關係。課題組認為「江永的失誤在於簡單地將四象的順序之數當作其本數」，但四象序數與四象本數是不同的；課題組認為四象本數的排列是：陽儀所生二象太陽、少陰的本數應為1、4，陰儀所生二象太陰、少陽的本數應為2、3，即太陽1（? ），少陰4（?? ）、少陽3（?? ）、太陰2（? ）。經過這樣的調整，課題組就「揭開了《河圖》與八卦關係這千古之謎的謎底。」

課題組的成果發表後，很快就有學者提出反詰：「為什麼以1、2、3、4配四象？為什麼以1、2配太陽、太陰，以3、4配少陽、少陰？並沒有可靠證據——按《易傳》所載大衍法推算四象的配數，倒應為6、7、8、9；按象數之理，『太』為多，『少』為少，倒應該是3、4配太陽、太陰，1、2配少陽、少陰。再從八卦配數看，既然陽卦配奇數、陰卦配偶數，為什麼陽卦的震、坎配的是6、2，陰卦的離、巽配的是1、7？可見自相矛盾的地方實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十數河圖原本是五行生成數圖，1、2、3、4、5生數與6、7、8、9、10成數相配的五方排列，表達的是五行的生成、運行過程以及生克關係等涵義，建構了一種時空合一的宇宙模型，而在如此的『破譯』中，震（木）居南方為夏時，坤、艮（土）居東方為春時，巽（木）居北方為冬時，顯然徹底破壞了原河圖五行、五方、五時的系統性、合理性，從而丟棄了十數河圖時空統一、五行生成的精華」（張其成著《易符與易圖》295頁）。田合祿先生同樣指出課題組也將離陰之卦配合奇數白圈1、震陽之卦配合偶數黑點6，同樣「表現出明顯的陰陽之性與奇偶之數的不對應」，並沒有解決「陽卦數偶、陰卦數奇的矛盾」，因而其結論就不是正確的。他認為江永《河洛精蘊》一書對前人正確判斷出河圖中含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作了肯定，而江永也找到了一種判別確認河圖四方象的科學方法，「古人曰聖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的說法是正確的，江永提出的河圖四象之數也是正確的……聖人首先依河圖生數成數分陰陽畫出後天八卦次序圖，然後依河圖之縱橫畫出先天八卦次序圖，最後以洛書列出先天八卦方點陣圖，而與後天八卦方點陣圖無關」，課題組並沒有讀懂江永（田合祿、田峰著《中國古代曆法解謎》535——545頁）。

按照江永確認的河圖四象之數太陽1（?? ）、少陰2（? ）、少陽3（?? ）、太陰4（? ）能夠做到「觀數即可以知卦，觀卦即可以知數」。江永確實是在河圖生成數與八卦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有機的聯繫（北大課題組尚沒有做到這一步），但這種聯繫完全靠一系列人為的規則維繫，沒有那些規則，河圖與八卦之間便沒有任何聯繫。實際上，無論江永還是北大課題組對河圖與八卦關係的破譯，都不過是為了將河圖與八卦聯繫在一起而必須要做的一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之類的工作而已，或者說這種研究根本上就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伏羲則河洛畫八卦本來就是一個沒有真實性的命題、一個假命題，甚至它就是一種妄說（限於篇幅，此處不作深入討論，可參見拙著《伏羲畫卦·河圖洛書源流考》）。這種研究能夠進入北大國情研究中心課題組真是匪夷所思！

1992年，河南省鞏義市周易研究會會長、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於長君先生公布了他關於「太極圖」形成新發現的重大成果：他通過實地考察黃河與洛水交匯地區，認為太極圖是洛水流入黃河時，一清一濁，兩水交匯形成的漩渦圖，伏羲畫卦時由此得到啟發而創作了陰陽魚太極圖。後來，北京思維研究所在河、洛地區考察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認為太極圖是「仿生」的結果。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個研究「成果」竟然得到易學界、文化界不少學者的附會、認同。「為了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現全文抄錄如下」（轉自周大明著《破譯千古謎團》32——34頁）：

關於於長君同志首次發現

「太極圖」形成新說評論意見

代表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太極圖形」，是伏羲依據黃河洛河清濁二水交匯形成的漩渦現象有感而畫的。這是河南鞏義市周易研究會會長、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於長君同志經過八年的實地考察，首次發現後，所得出的結論。其間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新發現，曾與河南省易經科學研究會會長董應周同志沿黃河視察，在鄭州黃河遊覽區上游十公里處，發現黃河漩渦，面積約五平方公里。而河洛交匯處，黃河水濁、洛河水清，遠遠看去，黑白相間，夏秋大水之時所形成的漩渦，正是一幅壯觀的「太極圖形」。這一重大發現，又經河南省氣功科學研究會的王保俊同志，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兵翔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廖永民同志，安陽周易研究會會長段長山同志，洛陽周易研究會會長蔡運章同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王仁民同志，河南省博物館名譽館長許順湛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張維華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長康樹森同志，副所長趙玉安、李書聲、崔耀銀同志，鞏義市周易研究會名譽會長李永亮同志，秘書長馬子芳同志，顧問吳友悌、張紹文、孫憲周、張鑫奇同志，北京思維技能研究所兼河洛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許國泰同志，台灣中華太極館董事長宋志堅先生，台灣易道學會王工文先生，新加坡易學學會會長沈樹圭先生，中國周易研究會會長唐明邦教授等專家、學者共同認定。1992年5月，在河洛文化研究所發現大型新石器文化遺址新聞發布會上，於長君同志首次公布了「太極圖」形成新發現這一研究成果。「太極圖」是伏羲根據黃河、洛水二水匯流形成的漩渦有感畫成的，這是一個新發現，是國內外易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太極圖」形成新發現，把傳說中的宋代陳摶所畫所傳「太極圖」、朱熹派弟子到四川民間尋訪「太極圖」這一太極圖誕生年代推前了幾千年，揭開了中華文化源泉之謎。

繼此，於長君同志又經過實地考察發現：位於洛訥地區的「伏羲台」，北邊面對河洛，南邊背依「蓮花山」，千古流傳「連山」這一史實，認為伏羲面對河洛、背依連山創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傳至夏代，定名為連山易，是伏羲在河洛連山之畔完成了「易」的最初構思。至商代為「歸藏易」，至周代為「周易」，成為中華文化之源。「連山易」定名新說，被國內外許多專家認為是一個新發現。《易·繫辭上》中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依此，中華文化之源的「河圖」、「洛書」、「太極圖」、「八卦」、「連山易」都可能誕生在洛訥地區，河洛地區是中華傳統文化產生的重要地區之一。

河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

河南省易經科學研究會

河南省鞏義市周易研究會

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

這個關於太極圖和八卦產生的「成果」認定是夠隆重、夠權威的，但它也是夠荒唐、夠滑稽的。筆者不想在這裡論證這種荒唐和滑稽。國人應該還記得，1989年廣東遊客潘鴻忠到樂山旅遊時，發現凌雲山、烏尢山和東岩山組成了一尊遠比樂山大佛更大的巨佛，樂山大佛只不過是巨佛身上的一尊小佛而已。論年代，樂山大佛甚至佛祖釋迦牟尼也遠遠晚於凌雲山、烏尤山、東岩山構成的佛像，因為後者可達千百萬年乃至億萬年。潘鴻忠老人沒有能力組織專家來論證、附和樂山大佛甚至釋迦牟尼佛祖源於凌雲山、烏尢山、東岩山所組成的佛像，恐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老人會覺得這種論證和認定顯然過於荒謬和滑稽，非尋常思維所能想到。我以為於長君先生的獨立思考精神和勇氣可嘉，但我為中國易學界和文化人理性精神的缺失、思考能力的缺失感到真正的悲哀！

當代中國易學研究的種種弊端諸如捕風捉影、臆斷妄說、胡亂猜測等等表明，易學界接觸考古資料、考古學不僅必需、必要，而且應是當務之急！

後記：本人將《伏羲畫卦》一書作完之後，感到有許多話要說，不吐不快，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作了這篇《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也許它並不很全面、深入、公允，但可管窺一豹。目前的情況表明，對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來說，易學（特別是象數易學）及與之相關的遠古天文曆法研究、史前文化傳承方式研究顯然是一個關鍵環節，易學介入考古，是雙方面的需要。當然，這些都是個人觀點。不妥之處，歡迎批評！

感謝陳久金、龐朴、田合祿、張政烺、連劭名、呂紹綱諸位先生！

感謝本文所提到或批評的所有前輩及同輩專家、學者！

感謝中國的考古事業和考古工作者！

作者信箱：wangxiansheng12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