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清朝的漢將眾多，為何只有此人死死釘在恥辱柱上？

「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是使歷史真面目還原。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擁護這個新說法，而把曹操那種殘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從屬的那個生活烙印痕抹掉，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王仲犖

從民國初起，伴隨著封建政權勢力的進一步瓦解，專制意識形態下的文化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社會愈發認識到分析歷史問題「實事求是」的必要。

經過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的推衍，以文獻和文物作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工具，「翻案」成為了伴隨歷史學術界實事求是之風的發展必然之物。

一系列在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在新的時期隨著「平反」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討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但中國獨特的社會環境在一定條件下影響了中國歷史界的學術環境，從而間接影響了一大批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力極廣爭議極大的歷史人物，使得有些人物的「翻案」成為了政治性上的「雷區」。

這其中不僅僅有譽為「被翻案」先河精神人物的曹操，還有本文的主人公——吳三桂與陳圓圓。

即使並不熟悉明末清初那段烽火歷史的中國百姓或許並不會對吳三桂陌生。

吳三桂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曹操在一千多年後相傳於市井茶餘飯後的焦點替身，並不受制於正史的黑白正解，而是以人們從戲劇文化到影視文化的時代進步而代代相傳為轉移。

為了代代相傳的統治階級利益需要，吳三桂很不幸被「天賦正義」、「熱愛藝術」、「樂於品評」的中國百姓選擇為飯後茶資的犧牲品。

一直以來，吳三桂被堅定不移的扣上了「亡國漢奸」的政治帽子。

從勝利者譜寫的後世歷史結果來看，吳三桂的確去辮易服，坐實了「漢奸」的帽子實質。

但歷史上不僅僅是吳三桂，包括洪承疇、祖大壽等等一大批名赫一時的漢族邊關將領都選擇了繳械投降甚至被寫清人寫入了供後人傳閱的《貳臣傳》，但為何只有吳三桂會被牢牢地釘死在了人們心中的恥辱柱而永不鬆懈？

這就不得不與傳統中國人在沒有系統性接觸過正統歷史的情況下，依靠民間代代相傳的口述渠道所形成的歷史觀有關，而這個歷史觀必須具備一個潛質，那就是戲劇性。

中國人對於戲劇性的情節探索的慾望是無限的。

曹操與二喬、楊貴妃與安祿山，甚至就連首輔張居正都要被後人拖進與李皇后這淌感情渾水。

這就是中國市井文化對於一味追求戲劇性的魅力所在。

同樣，提起山海關不得不提起吳三桂，而提起吳三桂投降不得不提起陳圓圓。

開卷有疑：吳三桂為何降清？

這恰恰是吳三桂在一些歷史事實上長期被人誤會的關鍵。

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在間接管了京師的政權後，農民階級的自身局限性在統治駕馭上的執政能力問題日益突出。

但普遍的不滿不等於公開的反抗，手無寸鐵的京城百姓雖然無力反對其軍事統治者，但百姓的對於農民政權的強搶憤恨構成了要求其他軍隊首領進行干預的強烈呼聲。

當時，在淮河以北的明朝軍事將領中，實力最強的是鎮守寧遠統領四萬明朝正規軍的吳三桂。

吳三桂勉強響應了崇禎帝於4月20日發出的勤王號令，放棄寧遠向山海關緩緩推進，並於4月26日通過了長城最東端的關口，在到達距離京師並不遠的豐潤時，吳三桂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於是他下令部隊返回山海關並在那裡駐紮了下來。

16天的時間，從山海關到北京這一僅僅只有300公里的路程即使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和當時的急迫的時局也不可能耗盡半月之久。

對於這個問題史學界議論不一，也因此吳三桂的勤王持重與岳飛的淮西勤援不前成為了史學界的不解謎題，但這並不影響接下來論述吳三桂降清的緣由。

與此同時，李自成立即採取措施爭取吳三桂這一龐大明朝殘餘勢力的支持。

其安排以吳三桂父親的名義送去一封信，告知吳三桂其父吳驤以及其他在京的吳家人都已扣為人質，並明重申了忠孝不能兩全、天命已不復明所有的現實格局。

但吳三桂並沒有在李自成的萬兩金銀以及輜重侯爵的利誘之下像李自成想像的那樣屈膝投降，而是輕蔑的回信譴責其父竟不知廉恥地為李自成圖謀效力，並還留下了後人並不為知但知必為流芳青史的「父既不能為忠臣，兒焉能為孝子乎？」

中國人追求戲劇性的歷史心理，為吳三桂拒絕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戲劇性的浪漫緣由。

歷史是勝利者的時代烙印產品，吳三桂在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亂更加使得康熙時代的記史者對於這一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人物而小心斟酌。

根據康熙時代的官方記載，李自成不僅僅悉數扣留了吳氏親族，還抓住了吳三桂的愛妾，即絕代佳人陳沅，又名陳圓圓。

吳三桂聽說闖王已經佔有了她並將其帶入營中納為小妾，這不由得使其爐火中燒，以至於他不僅回絕了李自成的禮物和允諾，還準備試圖扭轉這一不利局面以使陳圓圓再次易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才求助於一切可能的軍事同盟者——準確的說甚至不惜招引清軍越過長城進入中原。

為了一位名妓粉面柳腰而不惜將整個國家徹底失去恢復榮光的希望，這種故事安排不僅僅是滿清統治階級以封建儒家強調絕對忠君的思想，來諷刺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一派明末殘餘勢力在國家王朝大義面前，拋之不顧繼而保全自身利益的虛偽性。

從本質上說，更是明末伴隨著東方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以市井經濟的充分發展為依託而得到充足空間發展的市井小說雜劇文化的崛起。

結合統治階級與平民階級雙方各自需要的利益考量所達成的歷史文化妥協，凝聚成了這種佔據了後世中國人主流想像力的一種戲劇性說法。

有關吳三桂比較真實的描述由於缺乏這種能夠膾炙人口、通俗易懂並廣為流傳的戲劇性詩意，所以並不為人所熟知。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卷，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其修纂之久、用功之勤、記述之完善可以說達到了前諸史不可登臨的地步。

但是從貫穿滿清康雍熙三朝的文字獄和緊張的滿漢關係則給這本史書的編纂籠罩著一股曲筆隱諱之氣。

吳三桂的歷史故事則是這股不可說之氣的典型代表，這恰恰表明了滿清統治階級對於處理滿漢民族關係、明清歷史關係的謹慎小心。

但歷史的進程並不會因為統治階級為了利益的延伸而作為時代的犧牲品，也不會因為百姓的市井娛樂需求而埋葬於時代的湮河。

史學家黃宗羲曾向明史的官方編纂班子推薦了彭孫貽的《平寇志》，而此書是被認為那個時代最為可信的著作之一。

作為與吳三桂所處同一時代的史學家彭孫貽則從吳三桂幕僚那裡得到了下面的事情經過。

李自成的使節帶著吳驤的書信來到吳三桂的營中後，吳三桂令手下親兵將其拿下並隱藏起來以達到使其部下對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勸降之事毫無了解。

對於大明江山已將不再有天命所賜的現實格局，作為聰明才智自幼即被北京權貴階層所有注意的一方大將來說不可能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吳三桂所顧慮的是由於他這支所謂的大明王朝最後的正規軍是由明遼當地的武人階級所組成的邊地部隊，如果他與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將是否願意繼續跟隨他。

於是他召集諸位將領，眾將這才了解到他們的總兵已經同李自成方面接觸過，於是他們紛紛保證，無論吳三桂選擇哪條道路，下達什麼命令他們都將絕對服從。

在擁有部下堅定的後盾之後，吳三桂下令組織人馬護送他前往北京，覲見大順政權的第一任君王。

但歷史的巧合性就是在不經意間影響到了時代前行的腳步。

當行至永平時，他突然遇到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實的僕人。

這位小妾告訴他他們兩個剛剛從北京的血腥屠殺當中逃脫，由於一直沒有收到吳三桂的答覆，李自成誤以為其寬宏慷慨的提議遭到了藐視的拒絕，而吳家的滿門抄斬則是作為吳三桂對之置之不理以及李自成自身惱羞成怒的回報。

需要注意一點的是關於吳父吳驤是否死於這一犧牲性質的家族屠殺在史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但是家族的屠殺仇恨的確成為了吳三桂立即集合隊伍返回山海關以應對一場他自知已不可避免戰爭的導火索。

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吳三桂在這一時期的政治佔位伴隨著時局的震動的確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歷史境地。

作為當時北方存數不多而又極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明室殘餘手握重兵的邊關將領，這一特殊的政治價值無可奈何也是勢在必然的成為了夾在大順與滿清雙方勢力中間勢在必奪的誘人砝碼。

家族既然已經滿門屠殺在北京，面對李自成親率六萬大軍直撲山海關，吳三桂現在去求助於正在瀋陽效力的叔侄（已投降滿清的明末將領祖大壽），便沒有什麼顧慮的了。

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軍離開北京剛剛兩天，吳三桂的兩名副將便來到了遼河河畔的清軍大營前，將一封信交給了已是新即位的年僅六歲的順治皇帝的兩位攝政王之一的多爾袞手中。

至此，可以對於民間廣為流傳的載入在吳三桂與陳圓圓之間的降清事件有了一個顛覆性的再認知，但是這不足以使吳三桂脫離引清入關的事件範疇而像曹操一樣在歷史的後世得到一個「平反」的機會。

而歷史的客觀性則使吳三桂成為了歷史的幸運兒，有兩個關鍵的事件節點則在關鍵的歷史細節中為吳三桂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平台。

1.

一是在得知家族被屠殺而返回山海關後，吳三桂曾成功擊退了李自成的部將唐通、白廣恩部對於山海關的進犯，並藉此契機派遣使者去見李自成提出停戰來換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

2.

二是5月13日，當李自成的軍隊在北京大肆劫掠的消息傳到盛京時，滿清統治高層統認為清軍南下中原的機會已經成熟進而統一了南下圖謀中原的戰略思想，並於第二天即5月14日由多爾袞親自率領大軍離開了盛京（瀋陽）。

而5月20日，即收到吳三桂書信的那一天，多爾袞才得知崇禎皇帝已在李自成進京之前自縊而死。而天子暴死的這一消息使得滿清政權對於大順政權由合作到敵人的關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無論是吳三桂是否為了得到明太子以求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政略從而達到光復明室或者擁兵自立的政治目的，還是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清統治階級對南下事宜的時間戰略判斷與行動時間復原，都足以對傳統的吳三桂因陳圓圓而引兵進關的行動動機起到了「蓋棺定論」性質的「平反」作用。

也許以貫穿中國人歷史始終並尤其在民國初年繼之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氣節精神的強調來看，不管事件的經過如何，吳三桂最終降清的結果使得其永遠摘不下「漢奸」這頂具有民族大義精神的政治帽子。

但是能把「陳圓圓」這個由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需求而派生出來的與中國傳統市井文化相結合的「歷史扭曲虛無共同體」打回原型，未嘗不是民國初年以王國維、陳寅恪等一派脫離階級統治核心利益而真正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史學大家的治學立身的精神體現。

因為誕生在歷史中的人物所發生的事情也許並不是「傳統歷史」口口相傳所敘述的那樣，歷史不僅僅是歷史，還是勝利者的歷史，更是勝利者的利益需求所派生出來的歷史。

而有些時候，為某些歷史人物「平反」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需要的是學術與政治相脫離的那顆「獨立與自由」之心，這個看似人云亦云、人人亦懂的實事求是之心，很不幸，被「歷史的推進」下的龐大市井文化一代又一代的反顛覆下去了。

為了吳三桂不惜戲劇性的創造出一個陳圓圓，誰又會知道下一對俊男少女是誰呢？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等眼枯人。」

——陳寅恪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周聖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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