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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欺凌案，到底多大事

陳晨

前段時間，幾名中國留學生因涉嫌在美國侮辱、毆打另一名留學生而被警方拘捕，如果罪名成立的話，她們就會面臨極漫長的牢獄生活，花樣青春也將在鐵窗後無奈凋謝。這難免令人有些扼腕，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類校園欺凌案件，到底該如何預防、如何處理？

並非偶發

對於「什麼行為算是校園欺凌」並無一個確切的定義，國內外對此的認識差異也比較大，但通常而言，用暴力威脅或毆打他人、嚴重侮辱其人格（如撕開他人衣服）、勒索錢物、逼迫他人代替自己幹活（如打掃衛生、洗衣服）等等，在絕大多數國家都被視為校園欺凌行為。

照此標準衡量的話，校園欺凌現象並不是什麼稀罕事。然而，受害人因為各種原因，大多都會選擇忍氣吞聲而不報告，所以很難找到一個確切的數據。美國疾控中心2013年的數據顯示，全美9-12年級（相當於我國的初三至高三年級）的學生中，至少有20%曾經遭受過校園欺凌事件;而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在2013年發布的數據稱，全美6-12年級的學生中，至少有28%遭受過校園欺凌。

國內這方面的數據統計較少，但新聞報道中的典型案例則不絕於耳。從較早的「東莞少女被多人圍毆扒衣」案（實際是發生在廣州清遠）、「北京三男子毆打少年並自拍視頻上傳」案，到最近曝光的「慶元幾名初中生毆打小學生」案，都是那麼觸目驚心。

可以說，校園欺凌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相信曾經遇到過這種事情的讀者也不在少數，這一問題不該再被迴避，需要社會的認真對待了。

關於校園欺凌的成因，可以從很多角度進行解釋，如青春期的叛逆心理、網路不良文化的影響、獨生子女在家庭中比較被嬌慣、家長忙於工作（甚至是留守兒童）而疏於教育等等。但是，這些原因似乎又都不是主要的因素，畢竟，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也並不是每個孩子都成為欺凌他人的小霸王、小壞蛋的。

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校園欺凌行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首先，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樣，多數校園欺凌行為受害者並不會選擇報告此事。這一方面是擔心報告老師後，遭到欺凌者日後更強烈的報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學校實際上並不會對欺凌者處以實質性的處罰，足以嚇阻欺凌者停止再犯;同時，「告訴老師」在中小學生的文化中普遍被視為告密、懦弱的表現，受害人反而會因此被其他同學所孤立，因而無論怎麼算，報告老師都是有害無益的做法。前文提到的三起案件，受害人都一直含淚隱忍，直到相關視頻在網路瘋傳、司法機關主動介入之後才得以曝光，可以看出這類欺凌事情的曝光比例低到什麼程度。

其次，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以及學校教師，都缺乏應對校園欺凌行為的預案和訓練，即便受害者報告了，教師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才算恰當，很容易將違法、犯罪的行為與違反校規的行為混為一談，甚至會反過來批評受害者（常見的一種情形就是「誰讓你到學校還帶這麼貴的手機/手錶」），給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對於欺凌者反而是一種無形的鼓勵。

法律漏洞？

而最根本的問題，很可能是法律對這種行為的懲治力度太輕，讓欺凌者有恃無恐。

首先，是刑事責任年齡的問題。各國法律基本都規定了一個承擔刑責的最低年齡，也就是說，如果年齡比規定的低，則無論做了什麼都不會被認為犯罪。我國的規定是14周歲以下的人，絕對不承擔刑事責任;14～16周歲的人只對特別嚴重的犯罪（殺人、強姦、綁架等）承擔刑事責任，對其他較輕的罪行也不用負刑事責任。

這一規定，考慮了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定型的特點，是從人性出發而給予的寬宥，當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具體的年齡規定或許已經不再恰當了。在很多的案例中，造成了嚴重社會危害的人，最後因為年齡的緣故逃脫了刑法制裁（包括這次慶元的欺凌事件），有悖於社會一般公眾所理解的公平正義。甚至連《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因此躺槍，常被戲稱為「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法」。

實際上，很多國家的刑事責任年齡遠低於我國的規定，而我國《刑法》在頒布後對此長期沒有修改過，完全可以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將刑事責任年齡略作降低，以符合社會實際。

其次，是對欺凌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在我國的刑法中，對行為的危害性更多的是考慮身體上的損害後果，以輕微傷、輕傷、重傷等分級標準來衡量行為的危害程度，並直接決定了一個行為是不是犯罪、輕罪還是重罪。然而，對於校園欺凌行為來說，幾乎都不會造成法律意義上的輕傷，所以即便受害者報告、學校報警，依法也不構成犯罪，司法機關很難介入處理。實際上，這就是把校園欺凌行為定性為「品行問題」，但其危害性實質上已經遠遠超過學校、教師能夠控制的範疇，理應由司法機關介入處理。雖說最糟糕的學校也比最好的監獄要好，但學校的教育功能並非是無限的，這類欺凌行為就是其力所不能及的問題了。「再者，即便進入審判程序，我國法律所規定的懲罰力度也較輕，產生不了足夠的震懾力。如上文提到的清遠案，受害少女在3男7女面前被迫脫光衣服並被拍照，按說情節非常惡劣，但其中兩名加害者只被分別判處四年半、五年徒刑。相反，國外法律往往把這類行為歸為侵犯了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重罪，量刑甚至超過了銀行搶劫、汽車盜竊等犯罪。比如，本次留學生欺凌女同學案，涉案的兩名被告人完全可能面臨二三十年的刑期甚至終身監禁，為自己的惡劣行徑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也是其他在校學生的前車之鑒，其效果超過許多次普法教育講座。

儘管現代法學理論中更強調刑法的謙抑性（能用其他手段調節的問題就不用刑法制裁），反對嚴刑峻法，但一些社會問題，包括校園欺凌案，當其他手段已經不足以解決時，刑法依然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

路在何方

在多數情況下，校園欺凌行為並不會造成明顯的傷害結果，但對於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則往往會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一些受害人還因此害怕上學，或是產生了抑鬱傾向。可以說，校園欺凌的危害性被長期低估，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從國內外的成功經驗來看，有一些對症下藥的解決之道：

首先，需要有暢通的、快捷的報告渠道，特別是在網路時代，理應由全國性的教育、青少年保護部門設立專門的負責機構，利用電子信箱、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時、可靠地受理校園欺凌受害者的報告。

其次，需要修改法律，適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讓情節嚴重的校園欺凌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真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同時，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立法建設專門的少年罪犯管教機構，做到懲治和幫教並重。

而對社會輿論特別是為人父母者，要做的是教育、鼓勵孩子，在受到欺凌行為之後立即報告，保護好自己和其他同學。

一句話，校園欺凌並不是什麼小事，受害者理應得到保護，而欺凌者也必須接受制裁，唯有如此，才能將這種現象逐漸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