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後其天皇制是怎麼「被保留」的？

王洪續 蔡斌 · 2015-05-19 · 來源：國防參考 1 評論（0） 字體： 大 / 中 / 小 「天皇制」之所以得以保留，除了國內對天皇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國在其中也起了不小作用。

　　古時，日本被中國稱為「倭」，天皇被稱為「倭王」。7世紀中葉，日本人從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出發，從感性上認為自己居住的國土是離太陽最近的地方，是「太陽的故鄉」，比中國、朝鮮、印度等文明之國享受到更多的太陽的恩惠，由此而產生了一種民族自豪感。「天皇」這一稱呼的正式出現，從一開始就同爭取與文明大國對等外交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緊緊聯繫在一起。

　　每當面臨民族危機時，日本的民族意識就會空前高漲。公元13世紀下半葉 「元師征日」，曾使神國意識空前高漲;日本在幕末被迫開港以後，曾一度面臨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機，那時，日本國內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尊皇攘夷」，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它顯示了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

　　信仰天皇的民族性還表現在它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上。以「尊皇」為重要內容的日本固有民族文化幾次受到外來文化如儒教和佛教的衝擊，但它始終保持了自身固有的特點和基本特徵。

　　儒教主張「有德者王」，日本固有文化提出「君神一體」抵制君神分離的「君權神授」;佛教崇拜抽象的、特定的偶像，否定了天皇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日本藉助「本地垂跡」說，把敬佛與尊皇巧妙地聯繫在一起;佛教的盧舍那佛(即大日如來佛)被日本固有文化說成是伊勢神宮供奉的國家主神——天照大神，即日神的「本地」(實身)，而天照大神則是大日如來佛的垂跡(化身)。

　　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宮曾動情地說：「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國父。」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也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來自中國，祖先是徐福。在日本，徐福是以日本先民的引導者和日本文化開拓者的形象出現的。

　　在日本史學界，一直有種說法稱中國人徐福東渡，後來成為日本第一個天皇，甚至還有的認定徐福即日本的神武天皇。作為傳統文化的天皇信仰，在日本發展的歷史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畸變產生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卻是它的「負面產品」。

「天皇制」與日本軍國主義

　　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形成、確立、演進三個階段，都受到了天皇信仰的直接影響。

　　在軍國主義孕育形成階段(大體從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1877年西南戰爭結束)，日本確立和鞏固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建立了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及警察、監獄等武裝體系。在這個階段日本開始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標誌著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初步形成。

　　第二階段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完全確立階段(大體從1878年至1894年發動侵中、侵朝的甲午戰爭)。其間，日本先後建立憲兵制度並發布《軍人敕諭》《大日本帝國憲法》《教育敕語》，在1893年建立軍部。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領域確立起了軍國主義體制。以明治天皇敕諭形式發布的《軍人敕諭》，未經國務大臣副署，顯示了天皇直接統率軍隊的意志和事實。

　　第三個階段是發展與演變階段(從甲午戰爭後的1895年至其敗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軍國主義自確立後就頻繁發動戰爭，幾乎每5年就對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徹底敗亡。1936年「二·二六」政變標誌著法西斯上台，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

　　在現行日本國憲法中，只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天皇失去了一切與國政有關的權能。戰後，日本歷屆政府和執政黨雖然摒棄了天皇的權力，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天皇的神的權威。

「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原因

　　戰後象徵天皇製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統治機構的連續性，思想、心理、傳統權威意識的連續性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樹立「大眾天皇制」的形象，統治集團從政治利益的需要出發不斷加強和恢復天皇的地位與權威，國民中間仍潛藏著對天皇制的傳統感情。

　　二戰後，盟軍總司令部於1945年10月4日發布自由指令，拉開了從思想意識領域清除天皇神化意識的序幕，強調了取消對政治、宗教自由的限制。

　　鑒於盟軍總司令部和日本國民的意志，裕仁天皇於1946年1月1日向國民發布《人間宣言》，否定了「天皇為現世神」，確定了自己「人」的地位。表面看這是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但實際上該詔書卻非常巧妙地維持了天皇的神性，維護了天皇是「神裔」的觀念。

　　1946年《日本國憲法》的公布，給日本投降後展開的有關天皇和天皇制的爭論，基本上打上了「終止符」。同時，新憲法的有關規定是基於美國和盟軍總司令部既要剷除舊有天皇制，又要保留天皇的原則制定的。這種制憲指導思想上的矛盾，必然會在憲法中，以及憲法與現實的矛盾中反映出來，導致戰後日本政治領域中出現了有關天皇問題的種種奇怪現象。

　　戰後以來，為加強天皇的地位和權威，日本上層統治集團恢復舊天皇制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組閣後，明目張胆地要復活某些舊的傳統制度;1950年，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美國和盟軍總司令部放棄日本非武裝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裝;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恢復了主權。盟軍總司令部撤消，但美軍根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繼續駐紮日本。

　　據渡邊治所著《日本國憲法修改史》(日本評論社1987年版)介紹，為實現天皇元首化必須修改憲法，為防止民眾反對，吉田內閣、鳩山一郎內閣、岸信介內閣相繼以「自主憲法」為名，漸進式修改憲法，意欲將「象徵」天皇變為元首，將 「放棄戰爭」變為「自主防衛」。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參拜靖國神社成為復辟舊天皇制的具體行動之一，同時，另一項復辟的小伎倆也著手實施——實行「年號法制化」運動。自明治以後日本的年號實行「一世一元制」(一代天皇一個年號)。

　　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裕仁天皇年號仍延用「昭和」。至20世紀70年代後期，裕仁年老，然而新的《皇室典範》等並無年號的規定，政界上層和神道系統的人物十分擔優，積極主張應使年號法制化。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終於在1979年6月由國會通過了年號法案，成為抬高天皇權威的一次大飛躍。

　　「天皇制」之所以得以保留，除了國內對天皇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國在其中也起了不小作用。在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上，多次批准宣戰的日本帝國統治者裕仁天皇始終沒有現身。而美國作為處理戰後對日問題的主導國家，卻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原因何在?

　　美國人當時發現，日本傳統的政治文化資源——天皇制，及特殊的政治角色——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以保存天皇製為「誘餌」，促使日本投降，從而最大限度減少美軍傷亡，而日本也迫於形勢壓力和迎合美國人的心態，由天皇來宣布投降，這就為戰後保留天皇製成為可能埋下了伏筆。

　　日本投降後，美國又依託天皇的精神權威，達到保持日本社會秩序穩定，進而順利實現對日佔領的目的。於是將天皇塑造為戰後日本民主主義「引領者」的形象，為其在日本傳播美式民主主義理念、有效地佔領和管理日本鋪平道路。同時又將天皇的地位界定為「象徵性」存在，僅僅具有從事國事行為的權利，剝奪了天皇在明治憲法下的一系列軍政大權，由此舒緩來自美國國內及盟國方面要求廢除天皇制的輿論壓力。美國又將代表君權主義的天皇制與民主主義嫁接起來，旨在將天皇塑造為推動戰後日本民主化進程的核心人物，減緩來自保守層要求提高天皇在憲法中地位的阻力。

　　另一方面，美國對日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喬治·凱南也說：「面對一個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個有名無實的中國，我們美國人會感到相當的安全，但一個有名無實的中國和一個真正敵對的日本對我們的威脅，已經為太平洋戰爭所證實，一個敵對的中國比一個敵對的日本更糟，然而，共產主義在大部分中國的勝利，必然增強日本共產主義的壓力……獲得成功，那我們面臨的日本將顯然是一個敵對的日本。」美國人的意圖之一，就是防止共產主義，將日本改造為友好的「民主國家」、打造成窺視、牽制中國的「盟友」。

時至今日，再次「扶起」天皇的進程仍在繼續

　　1989年1月8日，昭和天皇死去。皇太子明仁即位時舉行了與歷代天皇所舉行的即位儀式基本相同的劍璽承繼儀式，這是一種表示新天皇是從天照大神以來萬世一系的正統天皇的儀式。

　　1990年11月，又舉行了「即位之禮」和「大嘗祭」。前者是以神話傳說中天照大神的曾孫神武天皇征服統一全國後，第一次即任天皇之位時所舉行的儀式為主體的儀式;後者則是為了使新天皇與天照大神的靈魂一體化，是歷代天皇最重要的祭祀活動。

　　這些作為國家的公事舉行的活動，不再是天皇家的私事了——明仁作為「天照大神的後裔」這種神的權威為國家所承認，已成為現代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精神上的主要支柱。

　　(第二炮兵政治部　王洪續　蔡　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