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蘇軾隱逸思想比較
李白和蘇軾作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成就非凡的文人，也是各自時代的代表人物和文化界的領軍人物，他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表現在隱逸思想和行為上，他們都身在仕途，同時又渴望著能過上瀟洒的隱逸生活，並有著不同特徵的隱逸思想。前者是在隱居和遊歷生活中謀求帝王的賞識，隱逸是表象，求仕是實質；後者通過科舉順利跨入仕途，卻深受黨爭之害，幾度宦海沉浮，內心思歸而不得，只能在筆尖描繪隱逸之樂。本文主要探討李蘇二人不同隱逸思想的內外成因以及不同表現和作用。
一.所處時代不同（外因不同） 唐朝繁榮的經濟、清明的政治、開放的風氣都為李白崇尚自然、放誕不羈的隱逸生活提供了便利，李白一生中有較長時間的隱逸生活實踐；而宋朝國力衰弱、動蕩不安的政局使蘇軾始終懷有一顆憂患之心，雖然他對陶淵明式的自由隱居生活無比嚮往，但高度的責任感和理性的思維使得他始終無法真正實現隱逸生活。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生產力得到高度發展，經濟走向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唐朝不僅在經濟上大有發展，政治上從太宗的「貞觀之治」到玄宗的「開元盛世」，由於歷代皇帝的勵精圖治，實現了比較清明的政治風氣，國力達到空前強盛。唐朝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放，文化上兼容並蓄，博採眾長，並能接納海內外各國民族進行交流學習，形成開放的國際文化，一時之間聲名遠播，影響深遠。唐朝的詩壇像一座眾星雲集的大舞台，出現了一大批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成就非凡、技藝高超的詩人。其中，一代「詩仙」李白的成就最為突出，他用雄奇峻偉的想像力，超凡脫俗、傲然不群的獨特個性寫下了一首首清新飄逸，極富浪漫氣息的詩歌。唐朝詩歌的繁榮有它的歷史淵源，唐朝的統治集團李氏自認為是古代哲學家老子李耳的後裔，對老莊道教學說十分推崇。對魏晉南北朝以來勃興的佛教，他們也不存任何芥蒂。正是在這樣開放而有多元化的哲學思想背景下，李白的思想也呈現出了兼容並包的複雜性，「儒釋道」三家思想皆對其有深刻的影響。然而從李白的經歷來看，他與道家的淵源似乎更深，受其影響也更多。道家的崇尚自然、無拘無束的思想始終影響著李白，貫穿了他的一生。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人名山游」（《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由於深受神仙道教思想的影響，李白曾經遊覽過許多地方，並先後在湖北安陸、陝西終南山、河南嵩山、山東徂徠山、江西廬山等地隱居。「詩仙」李白的一生，大半歲月是在隱逸漫遊中度過的。宋朝是封建歷史走向衰退而文化極度繁榮的時代，相較於唐朝的強大興盛，疆域遼闊，宋朝則一直處於國力衰弱、動蕩不安的狀態，版圖也不可與唐朝同日而語，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讓宋朝的文人始終有一種憂患意識。宋朝以前的朝代，具有儒家思想的文人們有著共同的治世理想，即安邦定國、兼濟天下，但是一旦不能實現也會趨利避禍，退而求其次――修身養性、獨善其身。而到了宋朝，文人們的憂患意識加強，他們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關注著朝局，同時也以仁愛之心關心著天下的蒼生，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宋朝統治者重文抑武，文人地位上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策略使得朝野上下崇文之風大盛，文人士大夫們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甚至力圖通過改革變法來改善國情。但是宋朝政壇上派系林立，涇渭分明，黨爭時而有之，加上統治者對文人的控制和貶抑，使得很多文人倍受打擊，對仕途失去信心，開始嚮往逍遙自在的隱逸生活。此外，宋代理學興盛，當時的理學思潮包羅萬象，開始對包括自然和人生在內的一切事物進行思考，而這種思索又是十分理性的，文人們始終以一種審慎的態度觀察世界，以理性的眼光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這樣的文化氛圍，使宋朝文人無論在分析現狀、描摹現實，還是表達哲思方面，都無不清醒冷靜，與唐人性格奔放外露，情感四溢迥然不同。宋朝特殊的歷史背景、文化氛圍使得文人士大夫們同時兼具入世與出世之志，在仕進的同時也不時出現隱逸的思想，甚而有一定程度的隱逸實踐。蘇軾是這一背景下寫「歸隱」詞的一大代表，他一方面熱心仕途進取，渴望建功立業，一方面又乞求自由獨立，寄情山水林泉。雖然蘇軾一生並未真正歸隱，但他卻寫下了無數嚮往隱逸生活，表達歸隱之心的詩詞作品。
二.性格的不同（內因不同） 李白：自信狂傲、熱愛自由，熱衷於遊歷和隱居生活 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開放的社會風氣一任李白毫無遮攔地自由散發和表演著。他自稱「上探玄古，中觀下世，下察交道，海內索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夷顏，才亞孔墨。」（《送戴十五歸衡岳序》）口氣自信得近乎自負。李白又是狂傲不羈的，杜甫《酒中八仙歌》寫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足以說明他狂傲起來連皇帝都不放在眼裡。李白還是酷愛自由的。莊周的超乎時空、物我，逍遙於天地萬物的主體絕對自由的思想，在李白這裡化為自由的靈魂。他就像一隻不受任何拘束的大鵬鳥，在天地間遨遊，《上李邕》中「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千里。」便是李白豪氣衝天的自由精神的寫照。因此，李白的一生除了在長安任職翰林供奉的三年，其餘都是在瀟洒率性的四處遊歷或是隱居生活中度過的。 蘇軾：正直坦率、樂觀曠達，在仕途中追求隱逸的人生蘇軾秉性正直，為人坦率，他在王安石變法的風口浪尖直陳其弊，等新黨倒台，舊黨得勢時又提出反對意見，結果不能見容於新舊兩黨，多次受到排斥打擊，導致一生仕途坎坷。在「烏台詩案」貶謫到黃州後，因突如其來的政治打擊與精神折磨，使他心理上猛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但他沒有沉浸在憂鬱之中，樂觀曠達的個性和理性的思索使他很快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其寫於這次被貶之後《前赤壁賦》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文中借主客問答的形式讓我們看到了蘇軾從從悲傷到釋懷，自我開導的過程。又如蘇軾以戴罪之身被安置在惠州，政治處境極為險惡，將來結局如何，也是吉凶未卜，生死難料。可他一踏上被貶之地就寫下了千古絕句「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一改惠州「蠻貉之邦」的形象，可見蘇軾的心胸是多麼廣闊，他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他身上有一種化解苦難、轉悲為喜的曠達樂觀的個性。「此心安處是吾鄉」一句可謂蘇軾一生曠達樂觀心態的形象抒寫。 蘇軾一生雖在羈旅，但內心對隱逸生活是十分嚮往的，當他遭受打擊不得志時，他就會想到陶淵明，引為隔代知音。他仰慕陶淵明的高士風範「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只源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底事區區，苦要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閑中趣。」卻自知陶淵明的那種超凡脫俗、與世隔絕的理想無法實現，於是只能一邊在詩文中創造一種泛舟湖上、躬耕田畝之間的隱逸生活，一邊仍以儒家道義自任的精神關注著國家大事，並直言進諫，充滿憂患之心。
三.主要思想不同 李白：道家思想為骨，崇尚個性解放 李白跟任何一個普通的文人一樣，有儒家濃厚的忠君觀念，一生的志願就是「願為輔弼」，而當其輔助君王安邦定國的宏願不能為世人理解時， 他的濟世思想便化為內心深沉的痛苦「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鄴中贈王大》）。要擺脫這種痛苦，李白除了藉助於「酒」這個外物外，在內心更多的是依靠道家崇尚自然、無拘無束的思想來自我排解。 同時，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熱愛自由、嚮往自然的性格。現實生活的黑暗齷齪使他更強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給李白安上了神遊四方的想像翅膀，使他的詩歌增加了神奇飄逸的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學道問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終南捷徑」；仕途失意，被放還山後，則是他排遣憤懣的方式。而他的隱逸頹放，及時行樂，一生死、齊萬物等消極思想也都源於老莊思想。蘇軾：儒家思想為主，閃耀著理性的光輝
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兼收並蓄地吸收了儒、佛、道三家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為主，主要表現為「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但在處世哲學方面，其思想就更多地向佛、道兩家靠攏，尤其是在政治生涯屢遭打擊之後，他常常要靠佛理道學來排解人生的不幸和苦悶。正如其詞作《定風波》所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枝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詞中正透露著倦鳥知返的心情，渴望如陶淵明一樣「歸去」過上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這就是他樂觀曠達的性情所致。 蘇軾的曠達不是個體現象的，而是受到整個宋朝理性精神的影響，其思想內核是對傳統思想的超越和理性的思索。讀蘇軾的作品，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中含蓄深沉的人生思考，以及在這思考中閃爍著的理性精神。蘇軾遭遇烏台詩案被貶黃州之後，其人生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曾長時間閉門不出，鑽研佛經及道家學說，寫下《東坡易傳》等著述。他學會了從哲學的角度看待人生，以理性的思索來判斷周圍世界，所以才能悟透人生的得失對錯、悲歡離合，也正是具備了這種理性的哲思，才能獲得全新的超然物外的人生觀，達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在蘇軾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樂觀曠達、睿智洒脫、寵辱不驚，他是一個身居朝廷而忠誠耿直，淪落鄉野卻無沮喪悲觀的智者形象。 四.方式的不同：「身隱」與「心隱」的不同李白：一個不純粹的隱士，隱居生活貫穿其一生，可以說是「身隱」切切實實的實踐者。李白前半生的隱居是為了出仕做準備，後半生被迫回歸隱居生活，卻人在山野，心在魏闕，始終沒有忘懷自己的政治抱負。
唐朝寬鬆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儒釋道三家思想在當時出現了並駕齊驅的勢頭，三教合一的形勢已經初露端倪，很多文人既有「安邦定國」的理想，又受到魏晉隱逸之風的影響，樂於仿效前人的隱逸生活，這就使得隱逸之風大盛，甚至出現了「終南捷徑」的特殊隱逸形式。李白雖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崇尚自由自在的隱居生活，並且多次付諸實踐，但他從未忘懷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李白的隱居是為了出仕，雖是「身隱」，卻是「以隱待仕」。 公元722年，李白隱居在青城山，並且一隱就是三年。公元736年，李白舉家遷居山東，他仍四處漫遊，並和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污一起隱居在徂徠山，終日狂歌縱酒，號稱「竹溪六逸」。在他四十二歲被皇帝召入長安之前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他一直居無定所，或遊歷或隱居，然而李白的隱居生活並沒有讓他達到出仕的政治目的。 天寶元年，42歲的李白終於得到玄宗的徵召入京，他滿心歡喜，「仰天大笑出門去」，然而這次的入仕不過是成為替皇帝粉飾太平的文學近侍，與他「大濟蒼生」的政治抱負相距甚遠，又因受到了權貴的排擠，僅僅三年不到的時間， 李白就被賜金放還。他憤然離開長安，又開始了到處遊歷的生活， 期間見了不少友人，這其中就包括一些隱士，比較出名的就是《將進酒》中的「丹丘生」，經常與他們一起飲酒解愁，因此寫下「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這種充滿憤激之情的詩句。這段時間裡李白還在廬山、當塗橫望山、霍山等地隱居多時。訪仙求道，對於李白來說，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李白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中傾吐了自己的鬱悶：「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他既對時局不滿，又無法忘懷三年在朝的政治生涯，既想縱情于山野之間，又心懷不甘，「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梁園吟》），覺得自己應該還能大有作為。李白始終處在一種出仕與隱逸，理想和現實不斷衝突的矛盾之中。正是由於這種矛盾，李白既不能像那些一些追求功名利祿的政客們一樣在官場上曲意逢迎，又不能完全拋棄政治抱負，寄情山林，做一個真正的隱士。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並未真正歸隱，但他的詩文中所流露的對自在的田園生活的嚮往之情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隱逸思想要更深厚。因此，蘇軾在隱逸思想上主要表現為「心隱」，而這種這種隱逸形式是他調劑心態的一帖良藥。 蘇軾的一生始終處於北宋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中，雖然「奮力有當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但其飽經風霜的仕途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斥著濃郁的政治憂患和生命憂患。元豐二年發生的「烏台詩案」，把蘇軾打落人生的谷底，幾乎危及生命的巨大打擊導致他重新思索人生，促成了他人生態度和創作風格的轉變。如被貶至黃州時寫的《初到黃州》：「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詩人雖是被責罰在身，內心滿懷哀怨，但我們從詩中卻看到詩人以詼諧自嘲的筆調直抒內心對被貶的感受，欣賞自然之美來聊以自慰，隨緣自適的洒脫溢於詩外。 雖然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但這並不妨礙蘇軾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尋找歸隱的樂趣，只要心是自由的，身體不自由也就無足掛齒了。在謫居的日子裡，蘇軾寫下了大量的，自我療傷、自我開解的表達「心隱」的詩句。如，「人生本無事，苦為事味誘。」《夜泊牛口》「塵勞世方病，局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許州西湖》「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臨江仙》等。在報國與憂身，欲歸與不得的矛盾之中，蘇軾只得在「歸隱」的精神暢想中汲取自我性情的怡悅，在假想的世界裡，在釋道的超脫境界里淡化著失意和憂患，在輕鬆自由、無牽無掛、安適平衡的感覺里找回失落的自我，駕駛「歸隱」的心舟，在詩筆妙章里實現自我價值。「心隱」成為蘇軾仕途險境中療治創傷，尋求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他的政治抱負和「歸隱情結」終於由「心隱」這一人生法寶實現了統一，從而達到了超越自我、渾然物外的圓滿人生的文化境界。 總之，無論是李白「以隱待仕」的「身隱」，還是蘇軾身處仕途、歷經貶謫後的「心隱」，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只是因為所處的時代不同，兩人的性格的差別，導致他們表達隱逸思想的方式不同，其隱逸實踐所產生的作用也不同。隱逸文化從來不是社會的主流，它是封建時代文人或表達政治訴求或抒發個人志向的產物，是主流文化的補充，因此隱逸思想也並非完全是失敗避世的消極思想。隱逸思想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是一種體現個性化的文化現象，而以李白和蘇軾為代表的唐宋文人為我們呈現了一副豐富燦爛的隱逸文化畫卷。 參考文獻 [1]舒大剛等.三蘇全書》[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2]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3]王新龍.蘇軾文集[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 [4]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周勛初.李白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駱自強.傳統文化導論[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介紹：張慧，無錫旅遊商貿高等職業學校講師）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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