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唐德剛的硬傷(2)

 　　戊戌年仍享有「獨對」之權？ 　　翁氏享有「獨對」權力是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檢該年正月《翁同龢日記》：「懋勤殿首領傳旨曰書房撤。余問長撤抑暫撤也？答曰長撤。余入見時奏，此事想懿旨所傳，上頷之。」所謂撤書房，即是停止翁氏給皇帝單獨授課。到戊戌變法時期，翁氏哪來的「獨對」權力？取消翁同龢書房獨對的權力，是榮祿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於維護軍機處的體制。清代軍機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體召見，陳述的意見同僚都能聽到。翁同龢有一段時間，利用毓慶宮行走的帝師身份，單獨見光緒帝，秘密進言，破壞了「集體召對」的體制，引起與榮祿極大的衝突。甲午戰爭最緊張的時候，翁同龢鑒於淮軍不可恃，曾提議用德國軍官漢納根為中國練兵十萬，榮祿認為這樣做是讓外人掌握中國軍權，極力反對；翁同龢利用「獨對」機會向光緒進言，光緒帝第二天即宣布「必須交漢納根練兵十萬，不準有人攔阻」，甚至明說不準榮祿掣肘[20]。本來翁氏到毓慶宮是給皇帝上課，他卻利用這個機會幹預朝政，可以見出他的為人過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敗」，這是當時各派政治勢力共同的看法。政變後被殺的楊銳，在翁同龢被撤書房之後寫信給他的老師張之洞，明確指出「虞山[常熟又稱「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誤」[21]。 　　康有為 　　「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 　　唐德剛誤信康有為單方面的說法，以為政變前夕，「當時這位康聖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三，235） 　　果真如此嗎？我們還是用康有為自己的原話來直接駁倒唐德剛。康有為逃到上海吳淞口外，被接上英國輪船，在與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的談話中說：「不及整裝，便倉皇逃到天津」[22]。這個班德瑞當場記下的備忘錄，是最原始而可靠的。康有為後來他在《自編年譜》中吹噓說自己大搖大擺經榮祿督署到塘沽，只不過是事後的改口，為塑造自己「光輝形象」而造假。他為何在八月五日連行李也來不及收拾就倉皇逃命？事實上在八月初三譚嗣同與袁世凱攤牌之後沒有得到袁的肯定答覆，康必然料到「圍園錮後」陰謀行將敗露，只好借口奉旨辦報，自己一個人先溜之大吉。密謀的當事人畢永年，在《詭謀直紀》中也說：「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館探之，康已急出京矣。」[23] 畢永年用一「急」字，與班德瑞「倉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剛過分相信康有為的自述，也經常以此出錯。經過蕭公權、劉鳳翰、黃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學者的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的深入研究，我們對康、梁本人自述、回憶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認識，不可再像以前那樣隨便採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三，239）。我在《戊戌政變：被遮蔽的幕後人物》（《私家歷史》第二輯）一文中引證多方史料，已證明康廣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絕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連」被殺。八月十三日上諭說：「其情節較重之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六犯，均著即行處斬。」康廣仁只是個沒有正式職級的舉人，而被殺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銜」，楊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廣仁若沒有配合康有為陰謀的實際活動，僅僅是株連的話，按慣例應該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諭中排在首位，正說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節」最重，僅次於乃兄而已。若不講證據肆意「株連」，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林旭的族人林開章（軍機章京，容留林旭同住）、楊銳的老師張之洞都不會如此輕鬆過關。 　　袁世凱 　　榮祿打算「殺袁而並其軍」 ？（五，90） 　　書中對榮祿的描寫很多都純粹出於想像，毫無史料依據，例如說榮祿在光緒二十二年「有心找個借口，殺袁而並其軍」（五，90），簡直就是小說家言。榮祿作為後起「軍事洋務派」代表人物，因國家財力不足，暫時擱置海軍，大力主張用西法訓練陸軍，袁世凱正是榮祿所物色到的得力練兵人才。甲午戰敗後，袁世凱得到李鴻藻的推薦，先在榮祿負責的督辦軍務處效力[25]，接下來創辦新建陸軍，出任山東巡撫，到繼李鴻章之後出任直隸總督，幾乎都是出自榮祿一手栽培。可以說，沒有榮祿，就沒有袁世凱；榮祿權傾朝野，也得到袁世凱實力的支撐。唐德剛居然想像出榮祿想殺袁世凱這樣的天方夜譚，我就不想再饒舌了。 　　「告密」辯誣 　　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政變發生，長期以來似乎已成定論。這種說法甚為不妥，完全站是在康、梁一方說話。唐德剛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凱告密」的說法。站在中立的立場，袁世凱身為前任直隸按察使、候補侍郎、新建陸軍統領，向中央政府報告叛亂密謀，是他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報告謀逆密謀的義務，何況他是掌握軍權的二品大員？經過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緒帝不認可他本人知悉「圍園錮後」密謀[24]。光緒帝4歲即入宮由太后撫養，在慈禧積威之下，加之長期以來「以孝治天下」的傳統，不太可能同意這種犯上作亂的激進主張。可以說，「圍園錮後」密謀，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策劃的。袁世凱揭露密謀，本是份內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這種含有貶義的詞語。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三，236）。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會鬧出來的笑話。據台灣學者劉鳳翰的精密研究，當時在京畿地區三大國防軍中，宋慶的毅軍12000人，聶士成的武毅軍15000人，都是經歷過甲午陸戰的百戰之師；董福祥的甘軍12000人，也是長期在西北地區作戰的勝利之師。此外，直隸淮軍與練軍有26100人，慶親王奕劻統率的神機營19510人，端郡王載漪統帥的虎神營約10000人。僅就人數來說，「新建陸軍」不僅不是「諸軍之冠」，連第5名都排不上[26]。有人或許會以為，「新建陸軍」雖然人數較少，但經過德式訓練，或許實力最強。這也是極大誤解。「新建陸軍」由胡燏棻初步訓練的「定武軍」改編而成，由袁世凱接手，這支新軍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而宋、聶、董三軍都是身經百戰的將領，所部是有豐富實戰經驗的精銳之師。新建陸軍從來沒有打過什麼硬仗，而聶、宋兩軍在天津保衛戰中曾讓八國聯軍吃盡苦頭。早在1964年，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一書已經刊行；1978年，劉鳳翰又出版了900頁專著《武衛軍》，對榮祿統率下的宋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各軍有極為詳盡的研究。劉鳳翰是台灣著名的軍事史學者。以唐德剛和台灣學界的聯繫，這種疏忽絕不應該。 　　「袁氏在小站防製革命黨滲透新軍」？！（五，88-89） 　　這是典型的「關公戰秦瓊」式笑話。唐德剛說：「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國教習……又何須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之淵藪，為防製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乾脆不用留日學生」（五，88）。前半段沒什麼錯誤，後半段就純屬胡說。袁世凱開始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27]。這一年雖發生廣州重陽之役，香港興中會人數極少，用的主力是出錢招募的游勇，孫中山、楊衢雲此時被通緝剛開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沒有跟留學生接觸。革命黨跟留日學生大規模的結合，是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的事。況且，在光緒二十一年，並無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甲午戰前，清廷派學生到英國學習海軍（嚴復等），到德國學習陸軍（段祺瑞等），當時中國人眼裡哪有日本？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是戊戌前後日本放寬限制，並通過做張之洞的工作而達成的。唐德剛此處犯了兩大錯誤，一是當時並無留日學習軍事的中國學生，而是當時就算有極少留學生也沒有跟革命黨發生聯繫。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絕無其事！ 　　1900年列強和清廷開戰，其原因至為複雜。但具體到「宣戰」這個細節，事實是極端清楚的。慈禧太后從來沒有向列強宣戰過。人們可能會說，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個《宣戰詔書》嗎？其實，那天發布的上諭（「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是頒給國內臣民的。上諭曆數道光以來中國「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梟張」的事實，關鍵在於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認為是列強「自取決裂」；緊接著頒發的另一道上諭則指出「洋人肇釁猝起兵端。」[28] 可見，這個上諭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為「宣戰詔書」或「宣戰照會」。第一，上諭認為已經開戰，發動戰爭的是「洋人」，也就是說，這個命令是應戰；第二，上諭明確提到「杜士蘭照會」，明明知道無論是宣戰還是提出要求，在國際慣例上是以照會形式向對方提交的。而這份上諭，從來沒有提交給駐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對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發布這個上諭的前提，是雙方已經開戰，即處在實際的戰爭狀態。正如太后在五月二十一日御前會議上親口所說：「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29] 說雙方此前已處在實際的戰爭狀態，有很多證據：一、各國駐天津領事推法國領事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發出「杜士蘭照會」即最後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軍在第二天凌晨2時撤出。這份最後通牒實際上到二十一日清晨5點鐘才到達直隸總督府，而大沽戰鬥已經打了幾個小時[30]。五月二十日，「西摩聯軍」與董福祥甘軍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開激戰。更早一天，天津河東陳家溝洋兵攻擊義和團，「制台竟傳令開炮……水師營開炮幫打。」[31] 很明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諭發布之前的五、六天，已發生了中國正規軍與列強軍隊之間較大規模的戰鬥，何勞過了這麼多天再來「宣戰」？這份上諭，只是一份給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這件《國書》顯然是李鴻章偽作」（四，169） 　　唐德剛說：「筆者在美國原檔內發現，七月二十日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麥金萊總統親遞由光緒具名的《國書》一件。情辭懇切。大意說大清時局失控，……他懇請望重全球的麥金萊總統能作一臂之援……這件《國書》顯然是李鴻章偽作。蓋北京此時不可能頒此國書，而國書日期為七月十九日繕發，翌日便抵華府更無此可能。清檔中亦無此件。」 　　唐德剛先主觀認定「北京此時不可能頒此國書」，然後就斷定美國檔案所藏《國書》是李鴻章偽造，還進一步胡說「清檔中亦無此件」，嚴重違反了史學研究最起碼的原則。唐德剛就算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博物院所有清代檔案查過一遍，也不可隨便斷定「清檔中亦無此件」；更何況這是從正式外交檔案中查出來的，不容魯莽斷定為「偽作」。 　　查《光緒朝上諭檔》，該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軍機處有一急電給袁世凱：「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本日奉有國電三道，相應咨行貴撫，即希電傳蘇松太道余聯沅轉電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出使法國大臣裕庚、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呈遞，幸勿刻延。須至咨者，右咨山東巡撫袁。」[32] 接下來是三封致法、德、美三國元首的電報（也即前文所稱「國電」，唐德剛稱為「國書」）。給美國總統的電報摘錄如下：「大清國大皇帝問大美國大伯理璽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電奏，知貴國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勝感佩。今中國為時勢所迫，幾致干犯眾怒，排難解紛，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為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伯理璽天德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並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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