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思想偉大嗎?

魯迅的思想偉大嗎?

一

魯迅先生去世後，毛澤東為其加了「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三個「偉大」的謚號。說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文學家」，這個毋庸置疑，也無須多說；說他是「偉大的革命家」，對照魯迅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批判精神、勇猛的鬥爭精神、沒有絲毫奴顏媚骨的不妥協精神，也說得過去；而「偉大的思想家」一說，則大有商榷的餘地。

當然，質疑魯迅的思想是否偉大，並非說魯迅不是一個思想家。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是極為徹底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值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不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量糟粕進行徹底的毫不留情的剖析與批判，就無法喚醒民眾接受新思想、改造舊中國。

無論是其雜文，還是其小說，魯迅先生對舊傳統、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的剖析之深刻、抨擊之猛烈，在五四運動的主要幹將當中是首屈一指的，這也是他所做的最有價值的工作——不將破爛不堪的舊房子拆掉，就無法在原地蓋起新樓。魯迅先生作為五四運動的大將，名垂青史，功不可沒！

然而，破壞容易建設難。當舊房子被推倒之後，該建造一所什麼樣的新房子呢？換言之，在革命先驅們推翻帝制之後，中國將向何處去？

二

陳獨秀、魯迅、胡適，是世所公認的「五四運動」三大將。

陳獨秀先生接受了馬列主義，主張將中國建成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胡適先生，則對歐美的民主政體情有獨鍾，一生都在為民主憲政、言論自由而孜孜努力；而魯迅先生，對此好像並沒有明確的政見。他畢生都在思考「中國的出路」，卻一直處於彷徨與探索之中。

魯迅先生在「吶喊」的同時，也長期處於彷徨和苦悶之中，甚至一度感到了絕望。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他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為小說集《彷徨》題詩云：「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他把希望看作是「手制的偶像」，他說：「人生最痛苦的是無路可走。」「前面？前面，是墳。」而「微茫的希望」則源於他所接受的「進化論」思想，他甚至曾寄希望於青年，認為年輕人一定勝於老年人。這種簡單的進化論思想，說明了魯迅先生早期思想中淺薄的一面。

魯迅當然是反對專制獨裁的。那麼，他認為應該用什麼制度來取代專制呢？當他從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些蘇式社會主義的皮毛時，便對蘇聯產生了好感，充滿了嚮往。他一生不僅沒到過英美，也沒到過蘇聯。所以，他既不能真正了解英美的民主體制，也不會真正了解蘇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他所了解的蘇聯，基本上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表面的、虛假的宣傳，但他卻信以為真。其一貫敏銳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哪裡去了？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三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令許多中國人大為振奮。可惜，蘇聯革命不久便演變為斯大林式的極權統治，繁榮的表像之下，是紅色恐怖，是血腥殺戮，是萬馬齊喑，是民不聊生。但魯迅卻被蘇聯虛假的表像所迷惑，對蘇聯不吝讚美之辭，以至於梁實秋等人寫文章諷刺魯迅替蘇聯說話是因為拿了蘇聯的盧布。

關於魯迅對蘇聯的讚美，只看其《我們不再受騙了》（見《南腔北調集》）一文，即可見一斑：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於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么？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么？列寧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么？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讚美他們的作品么？」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它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魯迅還積極翻譯蘇聯的文學作品，並加入了受蘇聯控制的「左聯」，為蘇聯搖旗吶喊。也許是時代的局限，也許是思想的局限，魯迅否定了君主專制，否定了歐美民主體制，只得將目光轉向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晚年在暗夜中所看到的「微茫的希望」。

四

民主是專制的死敵。有意思的是，作為反專制旗手的魯迅先生，卻也反對民主政治。

1907年，他用文言寫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化偏至論》，集中展示了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

他寫道：「後有學於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認為歐美的民主政體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他說：「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他認為，專制之國，是一個專制君主當道；而民主之制，則是千萬個無賴掌權，必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於國於民更無益處。

除了在這篇文章中三次提到「民主」一詞外，在之後他寫的大量文章中，竟極少再提「民主」二字。

後來，魯迅說得更透徹：「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的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通訊》）

可見，魯迅認為，國民的劣根性決定了中國如果實行民主，必會形成千萬個無賴掌權的局面，這比一個專制暴君掌國更可怕。他認為，中國首要的任務，是改造國民性。所以他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

魯迅的這一「立人」思想，代表了當時直至當今很多人的看法。所謂「有什麼樣的國民，便有什麼樣的政府」、「民眾素質太低，不配享有民主」、「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之類的觀點，雖然未必是受了魯迅的影響，但其實與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

五

魯迅「立人」思想的主旨便是要「改造國民性」，準確的說法應是改造國民的劣根性。這是魯迅先生自青年時期就萌生的思想，而且這一思想貫穿了他的一生。

那麼，魯迅筆下的國民劣根性有哪些特點呢？魯迅沒有系統地予以說明，根據魯迅文章中所記，後人歸納出了很多，如：愚昧、卑怯、貪婪、自私、冷漠、懶惰、奴性……

這些劣根性又是怎麼形成的呢？魯迅將其歸咎於傳統文化。他說：「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兩地書·八》）

所以，他反專制、反禮教、反儒學、反中庸、反中醫……他認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每一頁上都寫著「吃人」二字。他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人自居的一部分。」「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筆下的國民劣根性是中國人獨有的嗎？我看未必。即拿他大力抨擊的「奴性」來說，並非人人生來都具有奴性，也並非人人都願意做奴才，這實在是政治環境使然。在專制時代，官大一級壓死人，每一級官員都掌握著下屬和人民的生殺予奪大權，皇帝則掌握著所有臣民的生殺予奪大權。在這種體制下，所有下級在上級面前全是卑順的奴才，所有上級在下級面前又全是傲慢的主子。正如一個比喻所說的那樣：一棵大樹榦上爬滿了猴子，上面的猴子朝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臉；下面的猴子朝上看，看到的全是屁股。

魯迅先生對此看得也很明白，他說：「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華蓋集·忽然想到》）人其實都是願意做主子的，沒有人願做奴才。人之所以在主子面前甘做奴才，就是為了能得到主子的提攜成為小主子。不想當主子的奴才，絕不是好奴才。人的奴性是體制逼出來的，並不是人生來就有的。但魯迅先生卻將「奴性」視為國民的劣根性之一，這就必然走進了誤區。

再譬如，從古到今，朝野上下，都在倡導人們要敢講真話，要剛正不阿，要光明磊落；沒有人公然倡導人們說假話、奴顏婢膝、阿諛諂媚。按說，這樣的文化傳統應該是很優秀的吧？但是，現實如何呢？歷朝歷代的官場風氣，卻如清代乾隆「盛世」時期的大臣孫嘉淦所描述的那樣：「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

毛澤東在「反右」之時，曾倡導「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毛澤東說：「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吳冷西《五不怕及其他》）張聞天則說：「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見張聞天7月21日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張聞天看得已經很清楚了，但他認為言論自由「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終究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沒有制度保障，絕大多數人不會冒著殺頭的風險「敢於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即使那些熟讀魯迅的人，甚至一些魯迅的研究者，又有幾人學到了魯迅先生的「硬骨頭精神」？

質言之，所謂國民劣根性，其實是劣性制度在人身上的反應。魯迅先生忽略了制度建設，只是幻想著去改造人性、改造文化，註定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有意思的是，「史無前例」時期，書店裡擺放最多的是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還有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所以時人有言：「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可見，魯迅的文章，對專制暴政構不成任何威脅。這不能不說是對魯迅先生的一大諷刺。

六

1937年，就在魯迅先生去世一年之後，陳獨秀在胡適的援救下被蔣介石釋放出獄。他隱居在西南的一個小鎮上，對自己的思想，對蘇聯的體制，對中國的前途，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完成了其思想的嬗變。

陳獨秀對前蘇聯體制的反思極有價值。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展。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十月革命以來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找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來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蘇聯，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內容空洞的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見《陳獨秀著作選·給西流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據說，胡適先生在讀到陳獨秀的這些振聾發聵的文字時非常高興，說，如果魯迅還活著，他們三人一定會殊途同歸。

我願意相信，如果魯迅還活著，以其善於自我剖析的精神與硬骨頭精神，完全有可能與陳獨秀、胡適殊途同歸。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胡適先生到台灣後，利用自己的聲望以及與蔣介石良好的私人關係，積極呼籲民主憲政，倡導言論自由。他主張漸進式的民主，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憲政的前提。因此與雷震等人共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成為自由知識分子在台灣宣傳民主自由的主陣地。他們並非空談民主，而是在地方選舉、「總統」連任等具體問題上發表看法，啟蒙民眾，在台灣地區廣泛地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種子。

唐弢先生在《春天的懷念》一文中回憶說，1965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對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們談到了胡適，肯定了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功績。毛澤東說：「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毛澤東為什麼要說到21世紀給胡適恢複名譽？

進入21世紀之後，胡適在大陸實際上已經被恢復了名譽。2003年，煌煌44卷本的《胡適全集》也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如今，大陸的知識分子們驀然回首，發現被大陸罵了幾十年的胡適，竟是一位冷靜深刻的思想巨人。

毛澤東曾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莫非，到了21世紀，胡適的方向，才是中華民族新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