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曾國藩與中國傳統文化 （第2頁）

　　」這不等於不要反躬自省，而是把自省同居官的主要準則結合起來。他把後者歸結為勤廉二字。在賄賂公行，貪泉泛濫的情況下，曾國藩卻蓋棺論定:「未嘗置屋一課廛，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此而留下了不少自警和對親人嚴加約束的記錄。

　　最有意思的是他對勤的診釋。「勤字之要但在好間好察」。「細思處人處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裹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也就是說，勤已成為待人處事成敗的關鍵;其內涵不僅是努力不懈，且須確立「好問」、「善問」、「善察」的方法;而其更深層的思想基礎則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信念。再考慮到他把知人、曉事作為君子有別於小人的主要標誌，這就顯示了在曾國藩思想中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是互相關聯，密不可分的。這也是他的思想深邃過人之處。

　　以上五個方面不是曾國藩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但從中已足以引出一些有益的結論:

　　其一，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看成是截然對立的東西是沒有根據的.以曾國藩思想為例，兩者有不少結合點.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也積累了不少足於豐富或補充世界現代文化的瑰寶。曾國藩的政治智慧，處理人際關係的睿智等等無非是他善於領會和運用中國文化精華的表現。如果談論現代政治理論、倫理學、管理學、歷史學和藝術理論等等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而無視中國文化的有關成就，無疑是殘缺不全的。

　　其二;嚴格區分政治與文化。迄今為止，多數大陸史家仍對曾國藩持貶抑態度，主要是認為他鎮壓了太平天國和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政治和文化是雖有聯繫但有嚴格界線的兩碼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人們沒有因而否定他對科學文化發展所作的傑出貢獻。李煜是亡國之君，政治上乏善可陳，但後主詞卻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因此，即使對曾氏的指責全部屬實，也不必把他看成一無是處。中國文化如有待雕琢的璞玉，應該去瑕存珍，從看似不足取的附麗物中剝離出來。

　　其三，曾國藩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結晶。他的以善相浸灌、尊重人才、實事求是、反求諸己等思想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中華民族歷代先賢夢寐以求的和諧的人際關係。「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為貴」，這是我們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國藩的追求。有的時賢也許會潔間:但見人間衝突層出不窮，哪有什麼和諧可言!這是只知其一，忽視其二的想法。正是有差別、矛盾、衝突，才更顯得和而不同的可貴。異中有同，只要承認差別，照顧各方，化解矛盾，就有可能在不同的範圍內出現祥和的氣氛。

　　來源: 《開放時代》199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