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一百多年前的民族命運大討論

 《民報》從 1905 年 11 月 26 日創刊到 1908 年 10 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 24 號。 它是孫中山和同盟會從事宣傳活動的主要陣地， 主要編輯和撰稿人有陳天華、 胡漢民、汪精衛、章太炎等。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第一次公開揭櫫了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後來又在《民報》周年紀念大會上作《三民主義 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的演講，詳細闡述了三民主義。

因而，宣傳三民主義，成為 《民報》的宗旨。在第 3 號上，《民報》還提出「六大主義」為其辦刊方針，內容 是：1.顛覆現今之惡政府；2.建設共和政體；3.土地國有；4.維持世界真正之平 和；5.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6.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革命黨人在同盟會成立後開展的宣傳活動，影響最大、聲勢最壯的是開展與改良 派的論戰。從《民報》創刊後，革命派宣傳家就針對《新民叢報》上宣揚的改良 主義論點，開展批評。

《新民叢報》是梁啟超於 1902 年 2 月創辦的宣傳改良主 義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陣地。其創刊號《本報告白》宣布辦 報宗旨三條：

「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 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葯治之。務采合 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

二、本報以教育為主 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 詳。 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 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 不暇沾沾詞費也。

 三、本報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 黨派； 不為灌夫罵座之語， 以敗壞中國者， 咎非專在一人也； 不為危險激烈之言， 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新民叢報》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方面，客 觀上進行了大量的反封建思想啟蒙工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它堅持漸進 改良的政治主張，反對革命宣傳和激烈行動，尤其是 1903 年 11 月梁啟超游美 回日本後，政治態度和言論大變，公開宣稱：「嗚呼，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 矣！」

對於革命，他公開表示：「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為不可、 期期以為不可也」。 從此以後， 他就成為反清革命的堅決反對者。 所以， 1903、 在 1904 年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就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進 行過針鋒相對的思想鬥爭。

 但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大論戰， 則是在 1905 年 11 月《民報》創刊以後全面展開的。革命派的主陣地是《民報》，改良派的主陣地 是《新民叢報》，雙方投入這場爭論的報刊，據不完全統計約有 30 種，包括在 日本、香港、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等地出版者。 

《新民叢報》自 1906 年 1 月 73 號起，連續登載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和《申 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後又將兩文合刊為《中國存亡一大問 題》的單行本，刊印 1 萬冊，廣為散發。這兩篇文章，竭力反對革命，鼓吹中國 目前只能實行「開明專制」，然後再實行君主立憲。

為此，《民報》第 3 號特發號 外，題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列舉兩方在 12 個問題上的根本 分歧，其要點是：《民報》主共和，《叢報》主開明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 故望國民革命，《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專制；《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 須實力，《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叢 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

《民報》鑒於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 倡社會主義， 《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氓之具。並公開宣告：「本 報以為中國存亡誠一大問題，然使如《新民叢報》所云，則可以立亡中國。」從 此，論戰全面深入地展開。 

這場大論戰，主要圍繞著三民主義展開的，即：第一、要不要採取革命手段，推 翻滿清政府：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體；第三、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 實行土地國有。對於這三個問題，如前所述，革命派的回答是肯定的：實行民族 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實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社會革命，平均地 權。

但是，改良派的回答卻是相反的。 第一、要不要採取革命手段，推翻滿清政府？ 改良派認為沒有必要，其理由是當時中國不存在民族歧視和壓迫，「舉國人民， 在其法律上本已平等」， 光緒皇帝是「聖主」； 只要實行立憲， 就可以改變中國狀況， 逐步使國家富強。

只要實行立憲，就不會有「種族之嫌貳」，滿漢就平等了。所 以，他們認為，中國民智未開，鼓動民氣，進行革命，其結果只能引起「暴民騷 動」，「殺人盈野」，招致帝國主義干涉，那就要亡國亡種。 

革命派則列舉大量事實，揭露清王朝是一個殘民以逞的反動政府，是一個認賊作 父的「洋人朝廷」。指出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 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它使得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東割一腸肺，西斷一咽喉， 四分五裂，鮮血淋漓」。因而，革命派堅決主張採用革命手段，推翻這樣的「惡 政府」。 

關於排滿。當時革命派主張種族主義思想和復仇情 緒，認為滿漢之間「有相屠之史，而無相友之跡」，仇滿是漢人天職，否認滿族是 中華民族的一員。 關於帝國主義干涉。革命派認為：革命只要加以控制，使之成為有秩序的革命， 而不像義和團那樣「野蠻排外」，而是「善守國際法」，排滿而不排外，那麼，列強 是會保持局外中立，不會幹涉革命的。

革命派為了避免列強幹涉，甚至表示凡清 政府和列強訂立的條約、債務、義務，都可以根據國際法承擔下來。可以看出， 對帝國主義列強心存畏懼是雙方共具的心理。 

關於革命流血。革命派理直氣壯地指出，要革命，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即如 英國、日本那種所謂「和平革命」的國家，也不免殺人流血。革命派進而論證說， 不革命，每年被滿族統治者殘殺的同胞也在數百萬之上，其它死於租稅捐輸、脂 膏告竭的人更不可勝計。因而，他們義正詞嚴地指出：「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 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

 革命派與改良派爭論的第二個問題，即：是建立民主共和，還是實行君主立憲？ 改良派認為，中國不能建立共和政體，理由是中國人「民智不逮」，沒有做共和國 民的資格，沒有實行民主共和的條件。他們將開民智寄希望於清政府和所謂「聖 革命派則針鋒相對地指出， 所謂「民智未開， 程度不逮」問題爭論的癥結， 君賢相」。 就是改良派把開民智的希望寄託於清王朝實行「開明專制」，但那隻能是「求魚於 樵，求木於漁」，繼續愚弄人民；於是，提出開民智的唯一辦法只有實行「國民革 命」，「民智未開，以革命開之」。 

改良派還根據德國波倫哈克的「國家客體說」，論證中國若實行共和政體，必然造 成階級爭奪，大亂不已，結果，人民不得不將政治自由交給一個人，梁啟超稱這 種情況是「革命決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因此，他們的結論是：「與其共和， 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 

革命派批判波倫哈克的國家學說，指出，君主只是構成國家「最高總攬機關」的一 個成員，決不能等同於國家；「國民」具有獨立的人格，是國家的「構成分子」，既 不是任人宰刈的奴隸，也不是為人所有的「物」；「國民全體」才是國家的「最高總攬 機關」。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以君主為統治權主體的謬論。

革命派還闡明代議 政治和三權分立學說是摧毀專制政體、保證民主共和政體必須具備的東西，它可 以實現社會的法治而防止內亂。 儘管革命派堅持的國家學說屬於資產階級的國家 觀，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在當時仍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 

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的第三個主要問題是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 實行平均 地權、土地國有？即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改良派感覺特別恐懼 和憎恨。 他們污衊革命派宣傳的土地國有和「社會革命」是煽動「賭徒、 光棍、 大盜、 小偷、乞丐、流氓」起來「荼毒一方」。為此，他們宣稱：「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 他種革命同時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 可也。」他們甚至從根本上否定社會革命的必要，宣稱中國「自秦以來，貴族即 已消滅」，「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凈」，「坐此之故，舉國無階級之可言」。

革命派堅決予以反駁，指出社會革命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中國雖 然不像歐美那樣貧富懸隔，但仍存在貧富之分，仍埋藏著第二次革命的伏線。為 使中國將來免受第二次革命的慘禍，「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以防出現法國巴黎公社那樣的暴民革命。而社會革 命的主要內容就是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他們強調指出，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 將是「富者愈富，貧者亦富」，「無有不平之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