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憲法學思想研究（二）

梁啟超憲法學思想研究（二）

作者:政右經左 2010-03-27 09:32 星期六 晴　　四）論國會制度和選舉制度

　　

　　　　在梁啟超的眼中，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的區別就在於國會的有無。首先，國會的性質。就法律而言，國會為制限機關，與主動機關相對。「凡立憲之國家，必有兩直接獨立之機關相對峙。而此兩機關者，其中必有一焉，能以自力發動國權，對於人民而使生拘束力。若此者謂之主動機關。又必有一焉，不能以自己之意思，直接以生拘束國民之力。顧能以其力制限主動機關之發動國權，非得其同意，則不能有效，若此者謂之制限機關。」就政治上而言，國會代表著全國人民各方面的勢力。[43]其次，國會的組織。這主要就是二院制與一院制。梁氏認為，代議制度的精神，「其一則在以國民全體之意思，為國家之意思也；其二則在使之能以適當之方法，發表其意思也。為達第一目的，則不可不使社會各方面，皆有代表人。為達第二目的，尤不可不設適當之機關，以調和代表人之意思。」[44]二院制與一院制相比，二院制能調和一般利益與特殊利益（如德美的上院代表聯邦主義，下院代表國民主義）；可以避免國會的專橫；可以防止國會輕躁的行動；可以調和國會與其他機關之間的抵觸；可以使優秀的少數人在政治上得以發揮其才能。但是二院制也有其缺點，議事遲緩，增加經費開支，有少數壓制多數的可能，缺乏統一等。[45]梁氏還對英法德普意美日七國的左院（即上院）的制度進行了比較研究，並歸納出左院的一般原理（左院所代表的勢力、左院議員選定的方法、任期、人數等）。[46]梁氏還廣搜諸家學說，比較各國法制，對右院（即下院）進行了研究。右院用以平等代表全體國民，由人民選舉產生（後文詳細論述）。最後，國會的職權。資政院為上下議院的雛形。梁氏認為，其職權以監督行政為重，以參與立法為次。[47]國會的許可權，各國雖有不同，但有三項權能不可或缺。「一曰議決法律，二曰監理財政，三曰糾責政府。但使國家能有良好之國會，而國會能公平以行此三項權能，則立憲之實可舉，而共和之基可固矣。」[48]梁氏在《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中對國會的立法權（參與改正憲法、參與普通立法）進行了細緻而系統的比較研究。[[49]]梁氏還對國會中的預算制度、會計制度等一系列的重要制度進行了闡述。[50]

　　

　　　　梁啟超對選舉區及選舉制度的研究至為精闢，多為後世仿效。1、選舉權。即人民選舉議員之權。依選舉權的廣狹，可分為普通選舉與制限選舉兩種。前者是指一切人民皆有選舉權，後者是指以法律指定若干條件，符合的或達不到該條件的才有選舉權。但普通選舉也只是相對而言，各國都有性別、年齡、國籍等條件的限制。普通選舉實為普通制限選舉。制限選舉實際上是特別制限選舉。普通制限有國籍、性別、年齡、住所等。特別制限分為消極的與積極的制限兩種。前者是指以法律規定若干條件，凡不在其列的，均有選舉權。有公權行使制限（如剝奪公權）、財產變動制限（如破產）、階級制限（如日本的華族戶主）、職業制限（如軍人）。後者是指以法律規定若干條件，符合此條件的乃得有選舉權。有財產制限、教育程度制限等。在普通選舉中，還有平等選舉與等級選舉的差別。平等選舉，即一人一權，舉國皆然。等級選舉，即某種類的人有優異權，不與一般人相同。實現等級選舉的方法是複數投票制度和分級投票制度。2、被選舉權。各國對被選舉權的限制都比選舉權要寬。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有：財產限制、年齡限制、住所限制、職業限制等。3、選舉方法。（1）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這兩者各有利害得失。直接選舉能夠將多數人民的意思直接反映到國會，直接選舉能增加選舉人的投票積極性，程序簡單，有利於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間接選舉有利於鑒別被選舉人，組成良好的國會；第二級選舉人地位較高，交通更便利，容易為大家所知曉；第二級選舉人為名譽職，能使其產生自重心，從而慎重行事。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需要結合國情加以選擇。（2）選舉區。其中有無選舉區制與有選舉區制。從學理上講，必以無選舉區製為正鵠。議員為全國國民的代表。若分選區，容易使人誤解其為本區的代表。而且劃分選區，人口比例也難以一致。但是無選舉區，若要補選議員，則要動用全國的力量才可以進行。這種制度僅可在極小的國家實行。在有選舉區制中，又分為小選舉區制（一區一人）和大選舉區制（一區多人）兩種。這兩者也是各有得失。後者議員分配較易公平，而且因為地方大，作弊的可能性就較小，人才也容易得到。另外，它不僅可以代表多數黨，還可以代表少數黨。但是這種大選舉區制投票調查的程序太繁雜，容易引起爭議混亂。一旦議員出缺，必須合全區之力來補選，其經費開支也大於小選舉區。（3）中選的計演算法。這可以分為兩大主義。其一為代表多數主義，得票為多數者當選；其二為代表少數主義，雖然在整個選舉票中得票較少，但也可以選舉出代表人。無論多數壓制少數，還是少數壓制多數，均為不妥，這都將使一部分人怠視公務，而減殺其愛國的熱誠。故而中選的計算方法要設計精良，以匡其弊。代表多數制度的有兩種方法，即過半數法和比較多數法。代表少數制度的有四種方法，即有限投票制、聚合投票制、單記商數投票制和連記商數投票制。（4）選舉程序。共分為選舉人名簿、投票（有連記投票與單記投票之別，又有記名投票與匿名投票之分）、選舉機關、選舉權利的保障（開票公開、處分不法行為、選舉訴訟和中選訴訟）四個部分。4、強制選舉。選舉有自由選舉與強制選舉之分。自由選舉為多數國家所採用，但棄權的人數較多。近世立法家試圖補救，強制選舉的學說於是盛起。這關係到的法理就是，選舉的性質是權利，還是義務？權利說認為，選舉權是天賦人權的一種，在法律上沒有義務去參加選舉。義務說認為，選舉不是為個人自己的利益而是為國家利益而進行。不經過這種程序，國家機關無以成立。國家將此公職務課諸人民，與納稅、服兵役沒有差別。梁啟超認為，凡政治上的權利，也都是政治上的義務。選舉既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的義務。當然，中國立憲思想尚未普及，還不可以驟行此事。[51]

　　

　　　　（五）論政黨制度

　　

　　　　政黨制度，是憲政的一個重要環節。梁啟超認為，立憲國的政黨政治中，其黨人並不一定都會秉公心稟公德，並不一定都會為私名私利，但政黨之治，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黨必欲傾在朝黨而代之，於是抨擊其政策得失。若該黨一日在朝，又必為其他黨所抨擊。政黨之間的競爭，有利於除公害增公益，有利於民智的發達。相兢相軋，相增相長。[52]

　　

　　　　但是要實行政黨政治，該政黨應為真政黨而非偽政黨或朋黨。梁氏認為，真政黨的標準有六點：1、凡政黨必須有公共的目的。即應該為國為民。若為私利，縱然成立也終將分散。2、凡政黨必須有奮鬥的決心。要力爭為國家謀進步為國民造幸福。3、凡政黨必須有整肅的號令。其精神應與軍隊相同，而不可如一團散沙。4、凡政黨必須有公正的手段。手段公正，其主義才能表白於天下。5、凡政黨必須有犧牲的精神。6、凡政黨必須有優容的氣量。對於其他政黨、本黨黨員應持之以寬容的態度，以求國民的同情、政治的進步。[53]政黨自身宜採取強立鮮明的態度，對於政府宜採取強硬監督的態度，對於主義相近的政黨宜採取融合的態度，對於主義相遠的政黨宜採取協商的態度（先國後黨）。[54]一言以蔽之，「政黨者，人類之任意的繼續的相對的結合團體，以公共利害為基礎，有一貫之意見，用廣明之手段為協同之活動，以求佔優勢於政界者也。」[55]要成立政黨須具備四個條件：其一，立憲政體；其二，國中有多數人具備政治上的智識；其三，多數人慾達一公共目的，而又自感力量不足；其四，要有領袖一黨的人物。這也是當時中國政黨難以成立的原因。[56]

　　

　　　　梁啟超認為，「政黨政治能確立與否，健全之政黨能發生與否，實國家存亡絕續之所攸決也。」英國是一個完全的政黨內閣制的國家。非國會議員不能為內閣成員；內閣必由國會下院多數黨的領袖來組織；內閣在下院失去多數，得解散下院，但是再選舉仍然未占多數，即須辭職。如果一國之中沒有絕對大的政黨，不能以一黨獨佔下院的過半多數，而需兩黨以上聯合方可佔下院多數，則稱之為準政黨內閣。政黨內閣為民權的極軌，內閣之權受諸國會，國會之權受諸人民。內閣之權則始終存於多數國民之手。內閣成員也不敢濫行秕政，而使其黨使其自身失信於國中。政黨內閣制是對於強有力政府所可能產生禍害的一種限制。[57]

　　

　　　　（六）論自由、權利和自治

　　

　　　　自由是什麼？梁啟超認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但自由「有真自由，有偽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梁氏所認為的真自由是指「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換言之，人生於團體之中，必有所限制。「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比例。「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8]梁氏所非的自由是「以逸游淫蕩抉去禮防為自由」，那是偽自由。其所愛的自由是「法律內享有自由」，如財產自由、言論集會自由、通信行旅自由、住居自由、生命自由、良心自由等。偽自由固然可恨，但國中老輩也不可妄肆詆毀，這樣會為梟雄之輩利用摧鋤民氣。國中少年應知自由平等的功用，大都應當求諸政治，

　　

　　　　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動輒拿自由作為自己的護身符。[59]「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而勿為古人、世俗、境遇、情遇的奴隸。[60]「真愛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從者也。」不可服從強權但不可不服從公理，不可服從私人的命令但不可不服從公定的法律，不可服從少數人的專制但不可不服從多數人的決議。[61]

　　

　　　　權利從何而來？梁啟超認為，「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62]「言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也。」「政府若能畀民權，亦能奪民權。」[63]梁氏又言，「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人人務自強以自保吾權，此實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門也。古希臘有供養正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於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有劍無衡，是豺狼也。有衡無劍，則權利者亦空言而卒歸於無效。」「權利之誕生，與人類之誕生略同。分娩拆副之苦痛，勢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艱，故其護之也力。」中國古代，楊朱曾言：「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梁氏認為，人人不損一毫，或許也是權利的保障，但是楊朱並未理解權利的真相。梁氏認為，「彼知權利當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權利以進取而始生。」[64]梁啟超倡導積極爭取權利，為權利而鬥爭。他認為，憲法與民權不可分離。「民權者，所以擁護憲法而不使敗壞者也。」「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65]在具體的權利方面，梁啟超十分注重選舉權、參政權以及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只有國民積極行使選舉權、參政權，才能得到一個完善的意思機關，國家的目的才能實現。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許可權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根據言論出版自由等以監督政府，是報館的天職。「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66]

　　

　　　　梁啟超十分注重自治。自治是民權的保障。「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67]「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68]自治是立憲國的基礎。若是沒有地方自治的能力，也沒有建設國家的能力。[[69]]立憲國政治的特色，「在中央則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70]]地方自治實為國民參政最好的練習場，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地方的公共事業，性質雖與國務大致相同，但規模遠小於國務。故而輕而易舉。而且與各人十分密切，事事目睹親歷。其中的禍害關係，當場立見。「故人民之辦自治者，一面以輕而易舉故，不必奇才異能，已可勝任愉快；一面以利害密切故，易刺激其公共心而喚起其興味。」[71]「吾民將來能享民權自由平等之福與否，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與否，一視其自治力之大小強弱定不定為差。」[72]自治與官治相對，必須不假官力，而純由人民自動。國家頒行自治制度，不過是代為擬定一個妥善的辦事章程，教以欲辦之事。其他應全由人民自行斟酌，務求調和於公益與私益之間。這些均非可由政府代而謀之。[73]另外，自治與法律不可分。人人遵守法律，而該法律是發自人人心中良知、適於人道，則「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勸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於規矩繩墨之間。若是者謂之自治。」雖然自治的範圍有大小的不同，「其精神一也。一者何？一於法律而已。」「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74]

　　

　　　　（七）對中國憲政之路的思考

　　

　　　　憲政，是梁啟超一生的追求。梁啟超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述多與此相關。梁氏對中國憲政究竟如何走下去有著許多自己的思考和設計。如《開明專制論》、《新中國建設問題》、《中國立國大方針》、《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將來百論》等。這些多為某一時段的主張，當然也不乏憲政一般原理的闡述。梁氏先是主張開明專制，後是主張君主立憲，最後又在捍衛共和立憲。雖然主張不同，但其背後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一貫的，即逐步在中國實現立憲政治。如何實現立憲政治，本文重點介紹其《新民說》。不僅因為該文的思想於當今之世仍有著一定現實的借鑒意義，還因為該文的思想貫穿著梁氏後半生的奮鬥歷程。

　　

　　　　梁啟超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里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污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新民，從何而新？換言之，梁啟超所認為的立憲國家的國民應具備哪些素質呢？第一，公德。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不可或缺。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為大逆不道，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為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以妄立貴爵名號為大逆不道。其道德外形雖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一群的公益而已，以「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為歸宿。第二，國家思想。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第三，進取冒險的精神。人有之則生，無之則亡。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歐洲民族強於中國，原因雖多，但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第四，權利思想。權利思想的豐富，權利感情的敏銳，是英人所以立國的重要原因。國家如樹，權利思想如根。「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民有權，國才有權。要使我國的國權與他國的國權平等，必先使我國人人固有之權平等，必先使我國國民享有他國國民在其本國所享有的權利。第五，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是十八九世紀中歐美諸國所以立國的本源。相應地，其歷史有爭政治自由的時代，爭宗教自由的時代，爭民族自由的時代，爭生計自由（經濟自由）的時代。數百年來的世界大事均以自由為其原動力。第六，自治。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其實最龐大最壯活的民族，多半是因為其為世界上最富於自治的民族。求一身之自治，合一小群而自治，合一大群而自治，則一個自由平等獨立自主的國家就產生了。第七，自尊。欲求國家的自尊，必先從國民人人自尊開始。第八，合群。不合群，必被淘汰。要想合群，不可缺乏公共觀念，不可不遵守公共的法律規則。第九，毅力。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一國的進步往往要數十百年才能達到，缺乏毅力自然不可。第十，義務思想。中國人義務思想發達，但是卻是不完全的義務思想。有無權利的義務，無有權利的義務；有私人對私人的義務，無私人對團體的義務。第十一，尚武。「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第十二，私德。無私德即無以養成公德。要養成正本、慎獨、謹小的私德。第十三，政治能力。今後的中國，不以無政治思想為患，而以無政治能力為患。數千年來，國民久困於專制政體之下，政治能力不能發揮。但在專制政體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國民不克自發揮其政治能力，實為可痛。中國群治不進，民主法治難成，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國民沒有政治能力。國民如有能力，國家必有能力。要從分工與互相協助兩個方面來促成國民政治能力的養成。[75]

　　

　　　　三、梁啟超憲法學思想的啟示與局限

　　

　　　　梁啟超的憲法學思想可謂博大，對幾乎所有的憲法學基本問題都有所涉獵，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是十分的精湛，有的甚至是時下的中國憲法學也難望其項背。梁啟超的憲法學思想有很多值得今人學習借鑒的地方。當然，囿於時代的局限和需要，其思想也難免有著一定的局限。

　　

　　　　（一）啟示

　　

　　　　1.研究中，比較優劣，持論中平

　　

　　　　憲法學研究最易受國家時政的影響和限制。梁啟超在研究中，將各種制度的優劣得失，一一闡明，持論中平，讓讀者能有一個清晰全面而近乎客觀的認識。這一點在其《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中表現得至為明顯。當時，梁氏主張二院制，但他首先是將二院制與一院製作比較，不僅列出二院制的優點，也列出了二院制的缺陷。主張間接選舉，也是將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的優點與缺點一一列明。然後再闡述其主張的理由。在他的眼中，天下的制度有優點，也必有缺點與之相隨。他曾批評道：「若日本者，歐美人所指為半專制的立憲國也。憲政精神之不完，憲政程度之劣下，至日本而極矣。」「今我政府乃至曲學阿世之新進，動輒以效法日本憲政為詞，此其適應於我國國情與否且勿論，然既曰效日本矣，則亦當知日本之制度，固自有其相維於不敝者，若徒取其便於己者而效之，其不便者則隱而不言，是又得為效日本矣乎？」[76]

　　

　　　　2.研究恆與中國國情相聯繫

　　

　　　　梁啟超其時正值中國轉型之時，他的研究充滿了對中國自身憲政的關注。「天下無論何種制度，皆不能有絕對之美，惟當以所施之國適與不適為衡。離國情以泛論立法政策，總無當也。」[77]他雖知共和國體「最神聖最高尚」[78]，但又謂「吾輩論事，毋惟優是求，而惟適是求。」[79]於是他針對1905年中國的情況，提出開明專制的主張。「開明專制者，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預備也。」他指出，其時中國萬不能行共和立憲（欲為種族革命者，宜主專制而勿主共和；欲為政治革命者，宜要求而勿以暴動），也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機關未整備）。「君主立憲，固吾黨所標政綱，蘄必得之而後已者也。」[80]在作國會制度研究時，其指導思想也是十分明確：「一曰各國國會共同之要素，宜如何吸收之；二曰我國國會應有之特色，宜如何發揮之也。」[81]

　　

　　　　3.注重成文憲法、憲法觀念與憲政現實的互動

　　

　　　　梁啟超對成文憲法、憲法觀念以及憲政現實的區分並注重它們之間的互動，殊是難得。梁氏曾言，「抄譯一二國成文憲法而布之也，則一二小時可了耳。何難之與有？且就令能制定極完美而適於我國之憲法，未及其時，而貿貿然布之，顧以種種障礙，一切不能實行，而徒使天下失望，則雖謂為立憲主義之罪人可也。」[82]梁氏關於國會制度的陳說，只是立法論而已。梁氏認為，「即見採擇，而所期之效，仍視乎人民之所以運用之者何如。蓋政治者，活力也，實權之消長，恆視實力以盾乎其後。我國民如欲得正當之實權，亦惟養正當之實力而已矣。」[83]憲法各國未嘗沒有憲法，憲法的內容與其他國家、其他時代相比也不見得必有所大劣，而其政治現象迥異，實是因為政治為一種活現實，而法典不過一種死條文，運用死條文演成活事實，得失之林，存乎其人。[84]「是故離事勢而言法律，迂腐之談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勢，尤妄人之見也。」[85]梁氏主張國民動議制憲，「趁此機緣，借一實事：將憲法觀念-共和真理灌輸於多數國民也。」梁氏認為，制憲至少要三個條件：第一，使國中較多數人確實感覺有制定憲法的必要；第二，使國中較多數人了解憲法中所含的意義及其效用；第三，使國中較多數人與制憲之事有聯繫。這樣，「國民乃始知愛慕憲法珍護憲法，然後乃得自拔於孤孽贅疣之境遇，而發揚其威靈以加被國民。」約法何以雖有猶無？政府、國人、乃至高談護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嘗有約法存也」。「國人自始未嘗認約法為必需品如饑渴之於食飲也。約法中所含意義，國民未或理解焉。其視約法與己身之利害關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86]

　　

　　

　　

　　（二）局限

　　

　　　　1.理論淵源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

　　

　　　　自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至中國，天演學說對國人影響很大。天演論本是關於自然界進化的一種理論，但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存在著一定的爭論。如果簡單地將自然選擇的理論運用於社會科學領域，那就是一種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梁啟超的早期論著之中常常見其運用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來論證其觀點主張。例如，他認為強權與自由權為同一物，其理由是，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畀以自由平等的權利，其實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為強者而已。」[87]他還用優勝劣敗之理來證明新民的結果。他還認為，新法律與舊法律相嬗，動力與反動力相搏，而競爭激烈，「此實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當此時也，新權利新法律之能成就與否，全視乎抗戰者之力之強弱以為斷，而道理之優劣不與焉。」他還運用天演論來解釋權利義務之間的關係。「夫不正之權利義務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競天擇之公理，不許爾爾也。權利何自起？起於勝而被擇。勝自何起？起於競而獲優。優者何？亦其所盡義務之分量，有以軼於常人耳。」天演不可久抗。[88]在《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中討論國會政治上的性質時又一次運用該理論來闡述。[89]此後鮮用此論。

　　

　　　　2.有一定國家主義的傾向

　　

　　　　國家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後甚囂塵上。梁啟超也受到了它的影響。他認為，「今世界以國家為本位。凡一切人類動作，皆以國家分子之資格而動作者也。此說果為中庸之真理與否，雖未敢知，而現今時代思潮，實畸於此。雖有大力，莫之能外也。」[90]他對個人思想、部落思想、現在思想的批判，也應該是受到了國家主義的影響。[91]個人思想雖有其缺陷，但還不可以一概否定。他認為，「今世之識者，以為欲保護一國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護一國之自由。苟國家之自由失，則國民之自由亦無所附。」[92]他還認為，干涉與放任，是古今兩大治術，無所謂優劣，各隨其地各隨其時。用乎其時其地則為優。「大抵中世史純為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為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中國當十分之七用干涉主義，十分之三用放任主義。[93]應該說，梁氏有國家主義的傾向是可以理解的。其時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富強獨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這是歷史給思想家所帶來的局限。

　　

　　　　梁氏還時而將富強作憲政的一大目標，[94]使其立憲主義帶有了一定的工具論的色彩。工具主義的憲法觀，難以把握憲法的真正意義，一般也會對憲法保障人權的這一核心價值關注不夠。當然，這也不是梁氏一人所具有的局限，而是時代的一種必然。[95]在方法論上，梁氏偶爾還有機械主義的缺陷，例如他認為，「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96]

　　

　　　　應該說，梁氏的局限主要是其所處的時代造成的。時代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時代也需要他展開廣泛的憲政宣傳與教育，而不能在過多的問題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們認為，一個憲法學家不一定要將所有的憲法問題研究得至為透徹，不一定要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憲法學專著。無深邃的思想，多又何用！梁啟超開創了一個憲法學的時代，引導了中國此後的憲法學研究。梁啟超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憲法學家。

　　

　　　　梁啟超有詩曰：「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今日中國的憲法學研究，恐怕還要想一想這位飲冰室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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