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云：英國脫歐公投背後的問題本質

05-27

張云：英國脫歐公投背後的問題本質

張雲

2016年06月23日

6月23日，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繼續留在歐盟內，從表面上看這次公投的焦點在於是否接納歐洲大陸和中東的移民，然而問題的本質在於全球化地區化帶來的挑戰，在民族國家層面被政治化後帶來的政治和社會的分裂，而這背後則是國家「內部經濟極化」。

發達國家內部經濟與國內政治極化

工業革命後，歐洲和北美迅速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這後的幾百年時間裡技術進步和殖民主義推動了全球化空前發展，全球財富也迅速向這兩個地區聚集，結果是國家間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形成了所謂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間的極化現象，反映在政治上主要是富國和窮國之間政治主張的對立。

戰後特別是冷戰後，隨著製造業技術的全球擴散以及全球市場的日益深入發展，新興工業國家迅速崛起，全球財富分配開始趨向於這些國家，過去那種國家間的極化現象日益減小。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以信息，金融等產業的技術和產品革新為代表的部門，在新一輪全球化中獲益頗豐，而傳統的製造業等產業優勢不明顯甚至失去了昔日的榮光。

結果是原來的發達國家內部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發展速度，兩種經濟模式的「內部經濟極化現象」（internal economic polarization），並引發「國內政治極化」（intern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其表現形式包括全球化對反全球化，區域化對反區域化，自由化對反自由化。

首先，以英國為例，可以看到以倫敦為代表的中心城市圈與英國地方之間呈現出明顯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情景，猶如過去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那些主張留歐的選民大多生活在大城市經濟圈，往往有高學歷，主要從事外向型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行業。

而那些支持退出的選民則主要是中老年人，生活在英國的東北部地區的藍領階層，他們往往有較高的投票傾向。筆者幾年前造訪英倫時，發現倫敦的活力和物價水平與北部的地方城市的蕭條，讓我感到不是在同一個國家訪問的錯覺，這種兩種速度的英國怎麼可能不造成政治分裂。

第二，倫敦在政治傾向上日益開放和全球化，而英國的地方則在向相反方向發展。今年5月6日的倫敦市長選舉中，巴基斯坦裔移民後裔當選，這是歐洲主要國家首都市長首次由穆斯林擔任，要知道這發生在英國國內對於移民問題如此敏感的時期，以及布魯塞爾和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剛結束的背景下。這說明倫敦市民完全沒有走向孤立主義和排外主義，而是選擇全球主義和多元主義。據報道，目前倫敦市民中有八分之一是穆斯林，35%倫敦市民出生在海外，那些所謂的白人英國人（White British）僅為45%，此次市長選舉選票就用10幾種語言印刷。

第三，此次國民投票討論中最有意思的現象，可能是執政黨保守黨內部的分裂，首相卡梅倫主張留歐，而原英國市長等重量級政治家則主張退出，這體現了受益於全球化精英階層內部的極化。例如，目前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10%源於金融業，從業人口220萬，儘管離開歐盟可能會讓一些金融機構放棄英國作為歐洲地區總部，但是離開歐盟也將意味著可以不再受歐盟對於金融業的各種管制措施，這樣會讓英國的金融業更加充滿活力和全球魅力，持這種觀點的並不在少數。

卡梅倫一直在講離開歐盟以後的恐怖，有人認為過頭了。決定是否離開的主要因素還是經濟。對於經濟界來說支持留在歐盟內，全球企業的話可以進入歐盟市場，英國的企業稅率低，投資環境穩定從歐盟和世界得到人才，如果失去的話將會有打擊。

這些退出者的邏輯與藍領退出者完全不同，後者期待退出後的國家保護帶來經濟安全，而前者期待退出後可以讓英國經濟跳出歐盟擁抱世界。在他們看來，歐盟經濟內部依存過度導致了未來發展潛力有限，而英國如果能夠跳出來則可以更加自由地吸納全球的發展動力。

按照《金融時報》數據，目前歐盟內部經濟依存度為貨物貿易45%，服務貿易52%，直接投資62%，人員流動72%，數據流動77%，而英國情況正好相反，英國同歐盟外的經濟依存度更高，例如貨物貿易70%，86%服務貿易，63%資本流動，62的%人員流動都發生在與非歐盟國家地之間。

「選舉中心民主制」的政治不作為

就英國來說，歐盟成員國地位問題本質在於全球化地區化帶來的挑戰，並在國家層面被政治問題化，即使英國退出歐盟移民政策收緊，根本的問題將仍然會存在，即如何解決發達經濟體中日益突出的兩種發展速度的經濟發展極化問題。

第一，要認識到全球化和地區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結果必然帶來成功者和失敗者。在歐洲，全球化和技術進步讓原來的中產階層技術工人受到挑戰，平均實際收入20年沒有增長。就年輕人而言，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年輕的經濟精英，例如面簿（Facebook），谷歌（google）等創始人30歲前後已經成為世界級富豪，而很多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依然很高，或者從事非固定工作。所以這些失敗者反全球化、反地區化、反主流的情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二，發達經濟體的民主制向選舉中心的民主制的蛻變帶來「政治不作為」（political

inaction），讓上述情況沒有辦法通過政治政策來緩解。某位歐洲領導人曾說，我們知道應該採取什麼政策，但是我們不知道如何贏得選舉。如何贏得選票變成政治家們唯一的價值體系後，中長期的政策動議就不會被認真考慮，如何在短期內不得罪選民，舉債過日子的短期政治行為比比皆是，而到經濟危機發生後則是財政的不可持續和選民們對政治信心的喪失。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