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與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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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狗」？

來源於《財新周刊》 2015年第35期出版日期 2015年09月07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外灘公園華人入園規定問題上的措辭及改變，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國家那段時期的歷史密切相關

文 | 楊奎松 歷史學者

　　年長一些的中國人，大概都會對100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侮辱性告示，有點印象。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陸舞台劇，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都將之當作國人的屈辱記憶。但歷史上真有這件事嗎？因為從未有任何實物或影像資料留存下來，史學研究者對此不免有些懷疑。

　　1994年，一位研究上海租界史的研究者就此做了一番考證，最終認定「這是一個人為編造的故事」，因為他翻遍租界工部局的相關規定，沒有找到這一條文。然而，文章一發表，就引起軒然大波。一些人舉出了1903年周作人白紙黑字的日記：「上午乘車……途經公園……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版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類似文字，也可在姚公鶴、郭沫若、蔡和森等人1917、1923年的文章中找到。1928年6月1日租界工部局取消了限制華人進入公園的規定後，英文報刊上也提到說，此前確實存在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規定。

　　進入21世紀後，先是國外學者，繼而是大陸學者，就此發起了新一波考證潮。通過對上海公共租界相關管理規定，以及對租界中華人為公園規定與管理方交涉史料的考察，大家不僅沒找到把「華人與狗」並提的禁止文字，而且注意到外灘公園自開園起，管理規定多次修訂變動的情況和原因。這裡最值得重視者有三：一是公園並非開始就禁止華人入園，而是開園16年後出現的；二是針對華人的規定自1884年制定，1913年取消，這些年也並非完全不許華人入內，1889年後即採取發放遊園券的辦法，允許少數租界華人入園；三是禁止華人入園的規定文字從未與狗並列，禁止對象基本上是特指的，如「狗與自行車不許入內」「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內」「兒童無外國人陪伴不得進入公園」等。專門針對華人的規定只有一條，即「除外國人仆佣外，華人不得入內」。

　　這一回報刊、網路的反應不同了，批評反駁的文字幾不見影。極個別網媒用了有質疑口吻的標題，內中卻也承認當年規定中確無「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字樣。反之，大家倒從當年華文報刊文章中發現了不少國人反思檢討的文字，頗受觸動。如有多位研究者和編輯記者撰文介紹稱，外灘公園1868年建成後，本不限制華人入園。「因華人既人數眾多，占其良好之坐位，復因無公德心之華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隨意采折花木」「小孩子到處撒尿拉屎」，並亂丟垃圾，租界當局至1884年才出台禁止華人入園、禁止腳踏車入園等規定。幾年後，為平息租界華人的不滿，當局還在蘇州河邊另建了一座公園，專供華人。然而，該園的多數設施不久就被毀壞殆盡，連作為公園標誌的用石麟駝起來的銅質時刻表也不知了去向，石麟也殘缺不全。毛澤東後來的岳父楊昌濟留學回國途經上海，就曾明確表示認同限制華人入園的規定。他寫道：「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1928年，外灘公園向華人全面開放時，不少人又開始擔心了。他們或勸告國人：「勿隨地吐痰」「勿到處小便」「勿動手摺花」「勿亂棄渣滓」??或教授維護公共衛生的具體方法：吐痰要吐在手帕里、不要在公園內吃東西??

　　既然如此，那能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根本就是「流傳了一個世紀的謊言」呢？抑或能不能像有些研究者或編輯記者所講的：「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事出有因，與其說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欺凌，倒不如說是我們給自己臉上抹了黑？」坦率地說，這類說法有點簡單化。租界當局有沒有將「華人」與「狗」並列在一條規定中，嚴格說來並不重要。把華人列入禁止入園的對象，與「狗」「腳踏車」以及「衣冠不整者」一併公布在一張告示里，這本就造成歧視效用和恥辱聯想。至於說公園由開放到限制，與許多華人自身不檢點有關，雖不無道理，問題在於，至今我們照樣常見國人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隨地便溺、亂丟垃圾、損毀公物等不講衛生、不講公德的現象，但不要說在中國國土上，即便在外國，也再沒有相關機構會針對中國人貼出「華人與狗」，哪怕是「華人」如何、「狗」如何一類的告示了。對此種行為極為反感的一些旅遊點，充其量只能專門製作中文告示，上面的行文還得注意禮貌，通常都會用上「請勿」兩個字。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因為中國人趕走了外國殖民主義者，實現了國家獨立，是國家強大的結果。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外灘公園建成後十幾年並沒有制定歧視性園規，更不能解釋為什麼1913年後取消了禁止華人入園的明文規定，到1928年還徹底將公園開放了。這段時間的中國，既未趕走外國殖民主義者，亦未取得獨立地位，離強大就差得更遠了。

　　解讀這段歷史，還需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結合當時人類社會文化思想觀念的演進去找原因。這段歷史發生在何時？1868年到1928年。直到18世紀末，中國給西方的印象大體上是神秘而美好的。從12世紀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到15、16世紀葡萄牙人吉羅拉莫·蘇尼奇，再到16、17世紀義大利傳教士，包括在歐洲中世紀影響最大的胡安·岡薩雷斯·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幾乎都認同中國人「跟我們一樣白」「與我們非常相像」「穿著得宜」「外型健康良好」。即使到17、18世紀，以利瑪竇為代表的眾多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後，關於中國的印象，主要也還是物產富饒、官民和諧、社會發展水平高的「盛世」景象。這也極大影響到法國和德國的眾多早期啟蒙思想家。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斷言：「中國在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亦相信，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然而，這種印象自18世紀初逐漸受到挑戰。最容易形成對照的，是英國作家威廉·坦普爾與笛福兩人作品中對中國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評價。前者主張開明君主專制，因而極力推崇中國人最有智慧和最講道德，中國的制度和文化都是最好的；後者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在他筆下，中國不過是專制帝王統治著一群傲慢、專橫、粗野、無知的人罷了。1792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出版了《出使中國》等書，曆數了中國官員虛偽、傲慢和無禮的言行，更談到中國人的種種陋習和歐洲人無法適應的表裡不一。這些書還較多談到中國人野蠻落後的一面，如稱他們衣服非常臟也很少洗，虱子很多，且從來不用肥皂等。

　　19世紀後，美國新教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他們生活在社會下層，掌握大量有關中國社會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衛三畏1833年到中國，1877年回國，1883年出版《中國總論》，他的看法是批判的：「（中國）整個制度是現存的最專制的制度之一，它像一張大網籠罩在社會的表面上，每個人在他自己的網眼中都是孤立的，可是又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在責任上聯繫在一起。」「皇帝是一切權力、顯貴和特權的源泉。」「中國官員敲詐勒索、殘忍暴虐、虛榮自負」，下級惟有思謀瞞騙上級才能自保。這種情況「抵消了中國人的真正活力」。結果，當時的中國「就像一輛沉重、破敗的大車在艱難地蹣跚前行，每時每刻都可能垮掉，碰得粉碎」。

　　同為美國傳教士的明恩溥1872年來華，1926年返國，期間接連出版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鄉村生活》等著述，看法卻與衛三畏有些區別。他同樣較多地談到了中國人的問題。如，太講面子、太多禮節、太少同情心，太缺乏對細節的重視和對提升智力的教育，太保守、太自私，太缺少公德心和公利心，人與人之間，包括官民之間，都太缺少信任而太多相互間的猜忌等。但他同時也告誡西方讀者：「一些熟悉中國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經常斷言，中國人不文明。這種判斷是很膚淺且完全錯誤的??我們如果被迫回到我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時代，也許也會提出我們活著是否有價值這樣的問題。時代變化，我們也隨之改變。中國則相反，時代沒有變，人也沒有變，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前一個樣。但只要出現新情況，這些標準也將必然要改變。這些標準肯定會與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標準相同。」明恩溥在華的時間，和我們談到的外灘公園針對華人的管理規定從出台到廢止的時間基本重合。那麼，為什麼衛三畏和笛福的觀點那麼相近，明恩溥的看法卻不那麼偏激而較客觀了呢？這就和西方種族主義的高漲與退潮有關係了。

　　19世紀歐洲工業發展迅猛，中國的形象自然越來越差。而科學研究的精進，人類學、醫學日漸發達，促成了戈賓諾的「人種不平等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誕生。這兩種學說極大推動了西方種族主義的形成和高漲，並給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與此同時，英、美等國反對種族主義及奴隸貿易與奴隸制的思想和運動也蓬勃興起。1807年和1833年，英國議會先後通過法案，廢止了奴隸貿易及奴隸制。在英國強力推動下，西歐各國逐漸就廢止奴隸貿易和廢除奴隸制問題達成協議。1866年，美國通過南北戰爭，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隸制的終結。這一歷史進程固然不能消除種族主義，卻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合法性構成了有力的挑戰。加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的強勢生長，公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言行，在西方逐漸變成過街老鼠了。因此，進入20世紀後，西方在種族問題上，包括對中國的看法又逐漸改變。透過哈羅德·伊薩克斯就美國的中國形象所做考察可知，至少從1905年左右開始，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漸趨客觀，善意的評價多起來了。

　　由上可知，上海租界在外灘公園華人入園規定問題上的措辭及改變，很大程度上也與西方國家那段歷史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