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與范成大

楊萬里與范成大

標籤： 楊萬里  范成大  江西  朱雀門  江西詩派  分類： 中國詩歌史略 2011-09-07 07:50

楊萬里與范成大

鵬  鳴

     江西詩派的詩風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風靡一時，它固有的弊病在其末流手中顯得越發嚴重。在南渡之初，雖有人試圖為之補救，或另闢蹊徑，但收效甚微。直到孝宗年代，一些曾深受江西派影響的詩人從根本上擺脫了它的拘束，才以風格各異的創作，打開了宋詩的新局面。其中楊萬里的「誠齋體」是比較成功和影響較大的一種。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今屬江西）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寶謨閣直學士等職，韓侂胄當政時，因政見不合，隱居十五年不出，最後憂憤成疾而終。有《誠齋集》。

　　楊萬里的詩歌創作大體上經歷了從模仿、過渡到自成一體的過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學江西派風格的，這詩作後來被他燒掉了。此後到淳熙四年，是他詩風轉變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他一方面向張浚、張栻學習和切磋理學的奧旨，同時把從日常生活中體驗與領會理致的見解挪移到文學創作中來。他在《題唐德明建一齋》詩中說：「平生刺頭鑽故紙，晚知此道無多子。從渠散漫汗牛書，笑倚江楓弄江水。」這種蔑視書本而重視日常生活的態度成為他詩風轉變的契機。現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詩中，既有學陳師道五律、王安石七絕及唐人絕句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風趣輕快的小詩，如：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小池》）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後，楊萬里詩歌的獨特風格基本形成，他的詩學觀點也基本成熟。其《荊溪集序》自言此時「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安石）、陳（師道）、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而且，這時「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寫詩十分順利。這種重視觀察自然、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見解，對於江西詩派主張從前人那裡「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論正是有力的反動。

　　不過，「誠齋體」的形成，不僅是重視從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獲取新穎生動素材，還要求具有透脫的胸懷與哲理的思考；詩人在熱情地投入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與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時，又必須跳出來冷靜理智地觀照與領悟其中所涵蘊的人生哲理，這樣寫成的詩，才不僅有自然與生活的盎然生機，而且富於理趣，像下面幾首詩：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亂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山攔。（《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春跡無痕可得尋，不將詩眼看春心。鶯邊楊柳鷗邊草，一日青來一日深。（《過楊二渡》之一）碧酒時傾一兩杯，船門才閉又還開。好山萬皺無人見，都被斜陽拈出來。（《舟過謝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溪迴路轉愁無路，忽有梅花一兩枝」（《晚歸遇雨》），「綠萍池沼垂楊里，初見芙蕖第一花」（《將至建昌》）等，都表現了「誠齋體」在創作方式上的特點：一是善於敏感地發現與迅速地捕捉在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常人所不能發現或容易忽略的富於情趣與美感的景象，這正是他拋棄堆垛古人、剝撦古語、模仿古詩而熱情地投入生活的結果；二是注意在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觀領悟與體驗，使之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趣，即所謂「不是胸中別，何緣句子新」（《蜀士甘彥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這則是他把理學及禪宗觀物體驗方式引入詩歌的產物。

　　「誠齋體」在語言方面以自然流暢、風趣活潑為基本特徵。由於楊萬里的詩主要描寫尋常的自然景物與日常生活，以表現其中的勃勃生機和自己內心中的人生體驗，那種生澀或過於典雅的語言反而會妨礙他所要表現的內容，所以他在語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語言形式之外的某種意味，這正如他自己所說：「老夫不是尋詩句，詩句自來尋老夫。」（《晚寒題水仙花並湖山》）具體說來，首先，楊萬里的詩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脈連貫，很少有斷續拼合和跳躍連接的，這越過江西詩派而較多繼承了宋詩自梅、歐、蘇以來所形成的語言風格；其次，是多採用自然的口語、俗語入詩，使詩歌像日常對話那樣活潑，並求得新穎、生動、輕快與風趣的效果。

　　從宋詩自北宋後期至南宋前期的發展來看，黃庭堅以他獨有的風格與技巧開創了新的詩風。但這種詩風本身帶有弊病，而江西派後期的詩人不能以獨立的創造取代前人，只是跟在後面亦步亦趨，更造成詩界凝滯的僵局。這使得許多人感到不滿，就連呂本中也在提倡「活法」來糾正其偏失。楊萬里正是運用了在禪宗和理學那裡極受推崇的「活法」，自出機杼，用活潑的眼光觀察變化無窮的世界，用活潑的語言表現新鮮獨特的人生感受，這才打破了江西派詩風的籠罩，成為宋詩轉化的又一樞紐。他的《跋徐恭仲省幹近詩》之三說：「傳派傳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這種態度正是他能自成一體的根本原因。

　　楊萬里的詩較少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但這類詩雖為數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寫得比較好的。如《憫農》「已分忍飢度殘歲，更堪歲里閏添長」，寫出了農民艱難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絕句》寫他出使金國時所見所思，也能引發讀者豐富的感想，如第三首：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從總體上說，機智活潑、風趣自然是楊萬里詩的顯著長處，但他的詩同時也很少表現尖銳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這一點上，他還不如黃庭堅），因此大多取材細瑣，缺乏雄大的氣魄。有些詩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讓人覺得淺俗無味；偶爾也有賣弄學問的陋習，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畢竟開創了新的詩風，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詩人所不能比擬的。在楊萬里打破了江西派詩風的籠罩之後，有些詩人既想在江西詩派之外另闢蹊徑，又缺乏獨創的才力，於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詩人作為效仿的對象，好像走出一間牢房又進了另一間牢房，總不如楊萬里那樣跳出牢寵，無拘無束。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他與楊萬里年齡相仿，都是在北宋滅亡前後出生的，又同在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同列名於「中興四大詩人」。不過范成大在仕途上更為得志，做到參知政事，晚年退職閑居。有《石湖居士詩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響，現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語言澀滯、堆垛典故的現象，和一些似禪非禪、似儒非儒的議論。不過，范成大在學江西詩風的同時，比較廣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詩歌的風格與技巧，在博採眾長的基礎上突破了江西詩風的籠罩。尤其許多近體詩，委婉清麗中帶有峻拔之氣，有他自己的特點。如：一篙新綠浦東西，雪絮漫江雁不飛。宿雨才晴風又轉，片帆那得及時歸。（《一篙》）百尺西樓十二欄，日遲花影對人閑。春風已入片時夢，寒食從今數日間。折柳故情多望斷，落梅新曲與愁關。詩成欲訪江南便，千里煙波萬疊山。（《二月三日登樓有懷金陵宣城諸友》）

　　與楊萬里所創的誠齋體相比，范成大的詩沒有那麼透脫自由，更多一些錘鍊雕琢；沒有那麼風趣活潑，更多一些深沉含蓄；字面上沒有那麼淺俗平易，往往更典雅華貴。但范成大的詩雖然有楊萬里所稱譽的「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石湖詩序》）的特點，併兼有中晚唐諸家的風格，以此衝擊了江西詩派的束縛，卻終究沒有像楊萬里那樣形成自己個性鮮明的一體，因為廣泛汲取畢竟不能取代獨出機杼的創造。在范成大的詩中，常可以看到模仿痕迹比較重的地方，包括那些註明是「效王建」、「效李賀」或「玉台體」的，以及並未註明如《蛇倒退》、《灧澦堆》，卻可以看出是效仿韓愈風格的等等。還有像《復作耳鳴》、《人鮓瓮》等詩，多用生僻典故，拗峭的句式，發議論，逞學問，給人以澀滯瘦硬之感，則顯然屬於江西詩派的範圍。由於未能把各家的風格技巧融為一體，也就難以建立自己成熟的與眾不同的風格來。所以嚴羽《滄浪詩話》中有「楊誠齋體」，卻沒有「范石湖體」。

　　范成大詩歌的最大成就在於反映的生活面相當廣泛，揭露的社會問題也比較深刻，這是楊萬里所不及的。在《夜坐有感》、《雪中聞牆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等詩中，表現了他作為正直的官吏對民生疾苦的關懷；在《催租行》、《後催租行》等詩中，更描繪了貧苦百姓在官府沉重租稅壓迫下的艱難生活和絕望心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國時所作七十二首絕句和晚年退職閑居時所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

　　乾道六年，宋孝宗決定廢除使臣向金國皇帝跪拜受書這一恥辱性的禮儀，大臣均畏懼不敢奉命，范成大於是挺身而出，抱著必死的決心出使金國。他在金國幾乎被害，但終於不辱使命，贏得雙方朝野的一致稱讚。著名的使金七十二絕句便是他在這次出使往返途中所作。

　　這七十二首絕句內容很廣泛，包括淪陷區百姓的苦難生活，他們對南宋收復中原的期望，金國落後的風俗習慣（當然這裡也包含著一些民族偏見），以及詠懷史事、借古諷今、批評朝政和自己報國的熱情等等。而貫穿在其中的中心主題，是對民族危機的憂患意識與悲憤情感；詩人通過實際觀察，從不同角度攝取了一個一個鏡頭，反映著這一主題的不同側面，如：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州橋》）

　　這首詩下有自注說：「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皆舊御路也。」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如今卻淪入金朝之手，那些眷懷宋朝的百姓年年盼月月盼，始終等不到南宋的軍隊，卻只見使者來回，一句含淚脫口的「幾時真有六軍來」，既表達了中原父老的心愿和失望，又無疑是對南宋朝廷乞和政策的諷刺。再如《清遠店》：女僮流汗逐氈??，雲在淮鄉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這是寫一個逃跑未遂而被臉上刺字的女奴。金的社會制度保留了若干落後的成分，對漢人常常採取壓迫與奴役的野蠻政策，范成大通過女奴的悲慘遭遇，反映了普通民眾在民族壓迫下的痛苦。而在最末一首《會同館》中，則抒發了作者的慷慨心志：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這組絕句各個側面的記敘，合起來便成了一幅長卷，完整地反映了當時北方的風物與民情，和詩人對此的深沉感慨。詩的語言明白淺近，雖然也時有典故點綴和引古抒懷，但大多比較貼切而不艱澀。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在古代田園詩中有比較重要的意義。過去寫農村的詩歌，太抵可分為二類：一類以陶淵明、王維等人為代表，通過歌詠鄉村風光和農人樸素的勞作生活，表現士大夫對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厭倦和對大自然的熱愛，顯示一種恬和淡泊的志向，這類詩不免把鄉村田園描寫得安寧恬靜；另一類如唐代王建、張籍、聶夷中等人的作品，則上承《詩經·豳風·七月》以來的傳統，主要揭露農村現實的痛苦，斥責官吏豪強對百姓的盤剝壓迫，這類詩重在表現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同情心，所以大多沒有田園風光的描寫，更多地讓人感覺到沉重與緊張。這兩類詩，一般可以說分別是道家及佛禪的人生情趣與儒家社會觀念的詩化表現。

                                                              （選自《鵬鳴文集》之《中國詩歌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