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不及格！李自成在北京的42天大考

05-27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是中國歷史上時局最動蕩、政權更迭最頻繁、政局最複雜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共出現了五個政權組織，包括崇禎的明政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順治的清政權和南明弘光政權，在北京稱帝的就有三個。其中，明政權弊病叢生，積重難返，被取代實屬必然；清政權最終把握住機遇，建立了統一國家。而先於清軍進入北京的李自成卻迅速敗亡，看似眾望所歸，卻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從「勢如破竹」到「兵敗如山倒」的大逆轉，在北京42天後就倉皇撤離，這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裡呢?

明朝滅亡的歷史大勢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正月初八，他率大順軍兵發北京，對明王朝發起總攻。二月，大軍渡過黃河後，由李自成親率主力軍，經太原、大同、宣府、居庸關，劍指北京城。另一路大軍則由大將劉宗敏率領，沿黃河北岸挺進，經懷慶、潞安、大名、邯鄲、保定，與主力軍形成包圍之勢。大順軍所到之處，宣傳「除暴安良」「蠲租免稅」，明朝的官員士紳聞風而降。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大軍已抵達北京郊區的居庸關。大順軍這一路，除了在山西的寧武關受到明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外，其餘各地均望風而降，像明朝九邊重鎮之一大同鎮的總兵姜瓖便是開城請降的，宣府總兵王承胤早早就派人到大同遞上投降書，也難怪時任宣大總督王繼謨萬分感慨地說：「看此時候，無一兵一將一民不反面向賊。」

　　王繼謨是當事人，他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大明臣民集體倒戈，說明崇禎皇帝和他的明王朝已經眾叛親離，這也恰恰說明李自成進軍北京勢如破竹的背後，是明朝滅亡的必然。明朝末年所面臨的矛盾過於複雜。在政治上，國家機構失效，運轉難以為繼，停擺只是時間問題。在經濟上，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嚴重破壞了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不僅帶來財政困難，也影響到了社會的安定。在軍事上，明末軍制敗壞，軍隊戰鬥力下降，加之連年用兵，軍費不足，士兵大量逃亡，兵變時有發生，崇禎七年(1634年)，陝西巡撫吳甡曾說，「晉中流賊，強半邊兵」。在外部環境上，明末自然災害連年發生，疾病流行，人口銳減，國家救濟不力，大量饑民無法生活，也只能鋌而走險。

　　晚明的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關外的後金(清)和關內的農民軍交替向明朝的統治發起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崇禎帝內外交困，疲於應對，對策又一錯再錯。李自成進軍北京能一路暢通，從一個側面表明，明朝滅亡實屬必然，「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　

四十二天大考不及格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所率主力進抵北京城下，崇禎帝在紫禁城神武門外的煤山上吊自殺。十九日，李自成和他的大順軍進入北京內城，天下易主，新生的大順政權取代了已存在277年的朱明王朝。進入北京城的李自成以勝利者和新天子的姿態開始了權力接管，然而，他在北京城僅僅待了短短的42天，便不得不撤離。這42天，他到底做了些什麼呢?如果說他進入北京是一場新的考試，他到底是如何作答的呢?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內容包括穩定京城的社會秩序，如嚴禁進城的軍兵騷擾百姓，懲治違法亂紀行為；清理明朝在京官員達二三千人之多，甄別後再做處理；清點明朝國庫倉儲，沒收皇族宗親的財產，對官僚進行追贓助餉；向京外派駐官員和軍隊，接管地方，並為南下征戰做準備；問民疾苦，開始著手解決土地等民生問題；準備即位典禮，制定典制和禮儀等等，工作量不可謂不大。

　　李自成在北京做的這些事情重要嗎?當然重要。初進北京城，必須穩定城內的局勢，儘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要嚴明軍紀，秉公執法；清算明朝皇親國戚和舊的官紳貴族，也很有必要，他們是被革命的對象，清算也可以鞏固革命的勝利果實；追贓助餉既是對明王朝貪官污吏的打擊，也是為了保證新生政權的財政供應。至於外派文武官員、準備南下戰爭，更顯示出大順政權接管全國的決心和信心。

　　然而，這些事情卻並非都是當時最急迫之大事。李自成進駐北京，崇禎皇帝已死，大順政權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已經發生了轉變。因為，此時的李自成實際上控制了長江以北傳統中國的主要區域，從他進軍北京的摧枯拉朽之勢看，他已被視為新的「真命天子」，明朝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將是他統一中國的重要資本。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務，是控制北京的政局，讓國家機器運轉起來，穩定社會秩序；首要的軍事任務，則是防範關外敵對的清軍。但李自成未能認清時局，分不清輕重緩急，對明朝舊官僚貴族不能有效地拉攏利用，為自己所用。對關外的局勢，他更是估計不足、缺乏必要的警惕，未做必要的軍事部署。在1644年的大變革之際，李自成坐失穩定和控制全國的最佳時機，42天的大考，顯然是不及格的。

胸無大格局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未能明察天下大勢，沒有大格局，也註定了他難有大作為。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軍入關前後多爾袞的所作所為，來對比分析李自成的重大失誤。

　　李自成推翻明朝後，以為天下已歸自己所有，對天下大勢缺乏清晰的判斷。他的第一大錯誤判斷是關外的形勢。李自成竟然對山海關外存在多年的清軍勢力疏於防範，不派遣重兵防守，顯然他對關外的形勢相當無知。多爾袞則不然，在李自成向明朝發動總攻之時，清廷就曾派人與大順聯絡，「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希望與農民軍聯手滅明，企望分割勝利果實。同時，多爾袞和他的謀臣范文程等緊急分析關內外的形勢，在他們看來，明朝滅亡已是大勢所趨，清朝最主要的對手就是農民軍：「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清軍一直在關外觀察時局，密切關注山海關的動靜，視盤踞在山海關的吳三桂為決勝的籌碼。對吳三桂與清軍聯手之事，大順軍竟渾然不知。清、順雙方對當時天下格局的把握，讓李自成和多爾袞的水平高低立判。

　　李自成在北京期間的第二大錯誤判斷是國內的政治形勢。在北京，李自成以革命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他始終保持農民的革命本色，對包括崇禎帝在內的明朝統治階級採取嚴厲的打擊和鎮壓措施，本來明朝官僚大多希望為新朝效命，但大順政權對他們登記的目的主要是追贓逼餉，對三品以上者不予錄用且關押到軍營，四品以下錄用的少數人也要捐銀助餉，此舉把明朝官員推到了對立面。反觀多爾袞，進入北京後他就高調宣布為崇禎帝復仇、「弔民伐罪」，凡明朝原官員只要歸降，錄用照舊，品級照舊。多爾袞充分認識到明朝官員在此動蕩之際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所以先利用再管束，此舉在政治上也孤立了李自成。所以，李自成大軍撤出京城之後的三個月內，原來早已歸降的華北地區出現了70餘次叛亂事件，大都是官紳地主捕捉了大順地方官，靜觀其變。大順軍除了要對付清軍的窮追猛打，還受到各處地方武裝力量的打擊與騷擾。從年初各地的聞風而降、夾道歡迎，到年中各地的反叛浪潮，反差真是太大了。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短短的42天里，李自成的大順軍經歷了極盛到大敗，一支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隊伍，在歷史變革時代充滿偶然與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因為領導階層的決策錯誤，沒有能在奪取政權之後及時調整戰備策略，對天下大勢作出錯誤的判斷，導致革命事業的最終失敗，這是值得後人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