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何以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應璩（字休璉）是建安時期（196—220）最著名的作家與書法家之一，也是當時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角色，但在今天卻相對聲名不彰。鍾嶸（約468—約518）在《詩品》中將其列為陶潛（365—427）詩學譜系的淵源，成為現代讀者了解這位詩人的主要途徑。鍾嶸的斷語在宋代以來遭到很多評論家的攻擊，關於兩者文學上的血緣關係的討論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然而不管是贊同還是反對鍾嶸的觀點，後世學者對兩位詩人的比較都是建立在應璩現存少量詩歌（主要出自他著名的《百一詩》中的詩）與陶潛的全集相比的基礎之上。據文獻記載，應璩出身於汝南南頓（今屬河南）的一個著名的文學世家，與社會精英關係密切，長期為官，難以將其與作為隱士的陶潛聯繫在一起。且其著名的組詩《百一詩》之詩題，在創作目的上被普遍認為是為了評論或批評時政，具有很強的諷諫性。評論者由此認為，應璩之詩與陶潛個人化的抒情詩之間並無密切關聯，從而反對鍾嶸的論斷。而事實上，評論者所討論的應璩那些關注外在現實的詩有著特定的目的，寫作也集中在一個時間段，它們並不能反映應璩詩歌風格的全部。要探究應璩文學風格的全貌以及與陶潛詩學之聯繫，還要仔細分析他從前受忽略的散文創作。通過對應璩散文和詩歌的細讀，我們確實可以發現應璩與陶潛共享了很多文化語彙，包括非常相似的脫離塵務而選擇歸隱的主題，以及隱士的形象與詩學姿態。與其《百一詩》相比，應璩的尺牘呈現了一種更廣闊的風格和視野。在這些尺牘中，他寫給至親摯友的信與陶潛的名詩有很多共同點，其中《與從弟君苗君胄書》《與滿公琰書》《與侍郎曹長思書》這三封信可以視為陶潛作品的先聲。《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中描繪性的語言與語氣令人想到陶潛很多名作，平淡的文風，描寫天氣時獨特的意象，「深淵之魚」「高雲之鳥」「酌彼春酒」等隱喻，遠離「塵網」的期冀、歸隱的願望，都顯示了應璩作品在風格上與陶潛田園詩極大的相似性。在《與滿公琰書》中，應璩指稱自己是隱士，使用了「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這樣的隱喻。在《與侍郎曹長思書》中，應璩將自己退隱後的生活與古代著名隱士相比，反思了他平靜的退隱生活，並思考仕與隱的相對價值。

應璩現存沒有收入《文選》的尺牘生動描繪了詩人日常生活中的貧困，這些信展露了應璩強烈的感情色彩，與陶潛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如《藝文類聚》「貧」部收錄了應璩三封寫給在朝為官的友人的信——韋仲將、董仲連、諸尚書郎——這三封信大致寫於同時，信中描寫的生存狀況比較相似。應璩對貧困的抱怨達到了誇張的地步，《與韋仲將書》及《與尚書諸郎書》皆描寫到瓢潑大雨毀壞了應氏的房屋，信中將他的陋室與《莊子》中的貧士原憲的「懸磬之居」、漢代貧士陳平的陋室相比，又和朝臣享受的「秋節涼和，霖雨清閑」並觀，誇張地描繪了其居所的破舊不堪。在《與董仲連書》中，應璩甚至寫到了「乞食」這個文學中有失尊嚴的主題。然而在歷史文獻的記載中，應璩的生活狀況並非如他描述的那樣貧困，甚至可以說是富足，文獻記載和個人書寫之間出現了矛盾。究其原因，應璩的尺牘明顯受到了流行於曹魏時代的詩歌次文類的影響，即寫「愁霖」詩以及「詠貧士」詩。應璩將流行的賦詠霖雨的主題融織到他的詩中，以此來強化他的貧困。應璩重飾關於他貧困交加的敘事之時，用了很多前代隱士的典故，他將自己寫成貧士的角色。因為他自己認同前代的隱士，故而他使用了隱士的語言與趣味去描述自己的生活狀態。《百一詩》中的第一首詩就清楚地展現了這個過程。應璩詩中描繪了退隱後的日常生活，如「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就借用了蔡邕的《與袁公書》之語。在此信中，蔡邕也寫過類似的話，儘管他只能為訪客袁公「酌麥醴，燔乾魚」，但主客雙方卻「欣然樂在其中矣」。通過使用前代隱士的語言，並指稱具有隱逸生活特徵的活動，應璩卻使人想到他自己並沒有過上那樣的生活。史料以及哲學文獻詳細記述了顏回、張平這些安貧樂道人物的事迹。這些早期隱士的生存條件——如家徒四壁、塵甑以及短褐——開始將隱士的生活象徵化。至於對貧困現實的文學表現，我們只找到揚雄的《逐貧賦》以及蔡邕的《九惟》，而應璩是第一位在如此廣度上描寫貧困的詩人。僅僅在應璩去世後十到二十年，使用前代的語勢與態度去描寫個人貧困在詩歌中變得很普遍。西晉與東晉時期小詩人的作品進一步暗示著，當時大概流行著一系列有關隱士的意象與語言。晉代的作家也像應璩一樣，從前代文獻（如《論語》《漢書》）記載的隱士事迹中借用其語言，但並不是他們生活的準確反映。現存西晉時代兩篇寫貧士生活的詩，是由江逌及張望創作的，他們曾位列下僚，所居職位與陶潛相似。

江逌寫過一首《詠貧詩》，詩句中出現了貧士的標識（「空瓢」「塵簞」），應璩在他的尺牘中也提到這些語彙，這些意境後來也再現於陶潛的詩中。張望與江逌幾乎同時，同樣也寫過《貧士詩》，他的詩中也出現了很多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描寫貧困的修辭。其中反映隱士孤寂生活的意象在陶詩中得到了反響，「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張望在酷暑中抱怨「炎夏無完席，玄冬無暖褐」，陶潛的《雜詩》也模仿與改寫了此詩，在詩中，他只期盼「御冬足大布，粗以應陽」。與陶潛同時的湛方生是中國最早寫作山水詩的詩人之一，也寫過《後齋詩》之類描寫隱逸的詩。在詩中，他與陶潛一樣，也運用了若干應璩作品中所特有的語彙。應璩、陶潛以及上述晉代詩人在意象、語勢及成語之使用上的相似性，顯示了詩人們在創作關於隱或貧之主題時，可能有一套共享的話語系統，而應璩正是這一傳統的一位重要的承上啟下者。跟應璩一樣，這些晉代詩人沒有一位真正是貧困潦倒的，他們只不過是用貧士的修辭去呈現他們的人格。

陶潛內化了很多與隱士或貧士相關的姿態。在其《詠貧士》中，他描繪了年高受敬的隱士榮啟期身著帶索，但欣然彈琴，並寫他自己也熱愛彈琴。在另一首《詠貧士》詩中，陶潛還描寫了蒿蓬長滿漢代隱士張仲蔚的宅邊，而仲蔚過著退隱、與塵世隔絕的生活，但仍然作詩自樂。對封閉環境的喜好，與世隔絕，這種感情在陶詩中很是顯著，同時代的一些詩人詩中也有。前代隱士為陶潛提供了一種可資追憶的人格範型，從他們身上，處於貧困中的淵明也能得到一些慰藉。另一首寫於大風凄厲之歲暮的《詠貧士》詩，陶潛寫他無酒無食，「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的人格偶像之一是黔婁，他曾經說富貴並非其所欲；黃子廉曾經甚至「彈冠佐名州」，但一旦歸隱之後，在饑荒之時也受到其妻的埋怨。到唐代，這種貧寒之隱士的修辭呈現出它本身的生命力，使用非常頻繁，以至於前代詩人的句子竟被後代詩人挪用，好像這些詩句表現的正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描寫貧窮隱士的語言是可以傳遞的，最終與姿態聯繫在一起，用在一般的場合也顯得正常了。從六朝到唐代，應璩的文集還是有名的；然而他的尺牘在唐代之後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宋代之後，對應璩作品的傳承就呈現了選擇性，應璩的《百一詩》遮蔽了他其他的作品，以至於到了讀者漸漸無視那些更加個人化詩歌的地步。而此時，正是陶潛作為「德隱」而聲名漸熾之時。在陶潛生活的時代，他便以隱士的形象而得名，到6世紀早期，蕭統將陶潛與周續之、劉遺民合稱為「潯陽三隱」，進一步將陶氏作為隱士的形象固定化。結果，陶潛所用的表現他個人生活的意象和姿態，甚至那些他從前代描寫貧士詩中借用而來的隱逸話語，開始僅與他一個人聯繫在一起，被認為是陶氏本人的獨創。

總之，我們所認為的陶詩大部分特有的意象、姿態以及語言皆來自前代文學對貧困隱士的概括，只不過現在被忘卻了。隱士的文學傳統起源於漢末，此時一些詩人開始寫他們生活在都城之外的經驗，而以應璩的寫作達到頂點。儘管應璩不斷書寫退隱，也經常運用隱逸話語，但他確實不是一介真正的隱士，其所寫並非僅關於隱逸，正是這兩點比較有說服力的原因，解釋了鍾嶸為何沒有將其列為隱逸詩人之宗。陶潛進一步擴大了隱士修辭的運用，並且與他的先驅者一樣，他可能也並未踐行他在詩中描繪的所有行為。然而，因為陶潛廣泛描繪了他的棲隱生活，甚至在他生前，也因隱士身份取得了廣泛的聲譽，他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是符合邏輯的，也是合適的。

作者：林葆玲 ( PaulineLin )，美國學者。本文譯者卞東波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原文刊登於《名作欣賞》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