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我一直說我是個業餘導演
05-27
| 姜文：我一直說我是個業餘導演 南方周末 2007-09-27 15:1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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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袁蕾 實習生 黃婷 發自北京 「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說我是個業餘導演，我跟電影界混得很少，我跟電影混得也很少，好多片我沒看過，我喜歡看的就幾個，完全憑興趣。」 投資8000萬元的《太陽照常升起》成了今年的第一部大片。其中沒有刀劍飛舞，雖然槍聲大作，但只有一桿槍，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四樁死亡，一起出生…… 「我七年沒拍戲了，我準備拍完這部戲，真正找個坐標，然後開始正經玩。這回算一次火力偵察，可能火藥用得猛了點，咣當一炸。」姜文說。 姜文自稱被王朔的小說炸過，「就像是引線，或者是炸點，把我心裡的東西炸開了」。1992年，29歲的演員姜文關掉BP機、電話，待在一間6平方米的小屋裡，把王朔6萬字的小說《動物兇猛》，改成了9萬字的電影劇本《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陽光」，這個新導演被稱為「天才」。 2000年，37歲的姜文拍完了第二部電影《鬼子來了》，影片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的同時，也成了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禁片——姜文被推成了「英雄」。 此時，中國觀眾開始習慣痛罵大片，人們在批判大片導演的同時，樹立起了很多「榜樣」，「天才」＋「英雄」的姜文也是其中一個。 2007年，「榜樣」姜文推出他的第三部「姜記」電影《太陽照常升起》，老朋友王朔在大半年前就把他稱為「拳王」：「姜文應該是最後一個大師了，拳王……姜文氣壯如牛，藝術野心更大，只怕沒有他的舞台了。」 姜文像「太陽」里上吊的「小梁」黃秋生那樣，把手插在褲兜里，溫和地解釋：「其實我們的生活就沒有邏輯，每頓飯都吃得那麼沒邏輯，電影為什麼非要有邏輯？這也是冒險的一面，他們卻說『我操，怎麼能這樣？』」 本來要拍酒，結果拍成了酒精 《太陽照常升起》里，黃秋生對著聽筒說的粵語髒話「丟你老母嗨」，出自姜文的媽媽。 幾十年前的一個夜晚，姜文的媽媽聽到家門外吵鬧不止，打開門，一群群廣東兵經過家門，每個人只反覆說兩句話：「丟你老母嗨，夯旮腸；丟你老母嗨，夯旮腸……」 下半夜，一群群東北兵經過家門，每個人只反覆說一句話：「操你媽、操你媽……」 「她聽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中國就解放了。」姜文說，他一直想為「丟你老母嗨」拍一部戰爭片，後來戰爭片沒有拍成，他忍不住就先放到了「太陽」里。 看到大家熱鬧的反應，我欣喜若狂。我原來說過，一個作品面對觀賞者的時候，其實是觀賞者在表達自己。人是各式各樣的，有的人表達深一些，有的人表達淺一些，淺不是錯，像我媽是拒絕深，我閨女是不知道深在哪兒。一個華納的人打電話給我說你是最會拍女人電影的，他說這電影里有女人所有的階段，從小孩到老太太，戀愛前、戀愛中、戀愛後，懷孕生孩子偷情都有，而且非常來勁。這是他的想像，我沒把它當成女性電影來拍。 我在討論劇本的時候確實這麼說過：其實這個電影沒那麼多人，就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男人會分成不同階段，女人會分成不同階段，這是一種比喻的形容。 我見過幾撥人在為這個片子吵，有畫圖的、猜測的、打架的……電影不過就是刺激了他們的想像力，把每個人的儲備、精力、世界觀都調動起來了。 調動起來了就有強勁的想像，強烈的說服人的願望，要把自己的東西給別人。所有的表達，要不就像林大夫對小梁的表達，要不就像阿蕾對小梁的表達，或者是吳主任的表達，都是在表達自己，這些都沒有錯，大家花痴般地表達自己，以為是在交流，或者以為是在說對你的感受，實際都在表達自己。 我爸說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說讓我以後弄點低度酒，喜歡喝酒精的畢竟是少數，要替國情考慮，可以稀釋一點。 我可能有點非分之想，一個演員來當導演，老老實實拍些讓大家開心的其實很容易，像「我恨我恨」那樣的，你只要讓他樂，他一定覺得好。我可以把度數弄得低一點，三十多度，但是願意喝酒精、願意喝高度酒的又不高興了，他們不高興會用精彩的文字來攻擊我。有這樣的高手，他料定你會在那裡轉彎，就在前面路口等著，知道你的彎是怎麼拐的，讓我慚愧的是他們是對的，我就是這麼拐的。 怎樣跟觀眾調情，這功夫還確實得練。 要稀釋很簡單，其實就是把故事抻直了說，把人物都順著說，那一定是個長篇小說，要拍6集，《赤壁》不就是拍了上下集嗎？我其實好多事情都藏著沒說，大家都從遠方來，從媽媽搞對象開始，然後是老唐和唐妻搞對象，大家都在搞對象，完了在新疆見面，分開，這個去了學校，那個去了農村，過了若干年，出了各種各樣的事，夫妻分居了，老唐跟林大夫胡搞了，那邊媽又瘋了，老唐又下放到農村，把小隊長一槍打死了。來源是兩個方向，然後跟立交橋一樣交叉過一次，然後分開，再交叉一次。這是長篇小說，沒有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空間的巧妙的玩法，就如常了，也許那樣反倒可以「賀歲」了，還有一段可以飛檐走壁，還有愛情戲……但似乎都不是我想做的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會付出代價，你弄個滿堂彩會付出代價，你弄個金什麼獎也會付出代價，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我們選擇冒險。 確切地說，這電影不是看不懂，是難歸納，我媽就這麼說，不習慣。 不習慣也難怪，彎拐急了，肯定要甩丟幾個人，再拐個彎再甩丟幾個人。甩丟的人分兩種，一種是你別以為能把我甩丟了，我一定追上你，這種人比我還軸；有的人被甩了兩圈，說算了吧，我憑什麼一定要跟著你玩啊。這也算一個代價吧，但這是我的選擇，我會為我的選擇承擔所有好的、壞的、習慣的、不習慣的、高級的、讓我慚愧的後果。 其實我都不好意思說冒險，我不像那些實驗電影，兩個鐘頭就一直是一個人開輛車，或者就拍一個人睡覺。我只是有節制的冒險：能不能把一半故事交給觀眾去想像？我其實沒加東西，只做了一件事，把不該拍的盡量都拿掉了，做了減法。 電影確實比其他的藝術容易爬行 「其實這電影不該叫《太陽照常升起》，叫《卻道巴山夜雨時》，大家就明白了？」 姜文喜歡古體詩，以至於拍「太陽」的時候，他總會跟攝影趙非、李屏賓用手機對發詩詞——有人記錄了下來，厚厚一疊，準備結集出版。 姜文說自己40歲才開始懂詩，他小時候在農村長大，父輩督促著背詩，他反感、記不住，「原來聽過的東西其實是記住了，但沒理解，40歲以後反芻出來了。古詩詞是，《毛選》也是。」 我為什麼要拍這個時代，因為我迷戀「紅色娘子軍」，我放在別處不能讓他們看《紅色娘子軍》了。《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面也有「紅色娘子軍」，我想我將來的所有電影里，只要有電影，我就要有「紅色娘子軍」。 小時候《紅色娘子軍》那芭蕾看得我觸目驚心，舞台上幾十條大腿啊，當然腳尖我也看，情懷我也看，革命意志我也看，音樂我也喜歡，那是挺棒的一個芭蕾舞劇，我還看過真人跳的。我記得日本松山芭蕾舞團還來中國跳《紅色娘子軍》，法國導演拍了一個《解放軍佔領巴黎》，裡邊還有巴黎演《紅色娘子軍》的，我覺得那電影特別棒，特有想像力。 我七年前就想過要重拍一個《紅色娘子軍》，在海南拍，或者在非洲拍也行，在熱帶雨林，找上八個美女，不一定都是演員，選美選出八個美女，而且長得是南洋型的那種。我是只能演南霸天了，可以把金城武找來演洪常青，洪常青是那個時候南洋回來當紅軍的華僑，那時候革命者當紅軍的好多是南洋的華僑，這戲會很好看。 我平常看字比較多，看電影比較少，文字能表達的太豐富了，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就跟他走了，這看一眼用文字可以寫5篇東西。 我的非分之想就是，怎麼能讓電影在寫實的基礎上多一點想像力。比如說《琵琶行》、《長恨歌》，那都是中篇小說，現在要嗦地寫成長篇也可以，但那老哥就寫成七言長詩，也就兩三百字，你會有很多？瘋媽為什麼在屋頂念詩？她也有自己心理世界，沒法跟兒子說。任何孩子的父母，都熱戀過、瘋狂過，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很少能跟孩子講清楚是怎麼戀愛的，他們對孩子的敘述會有某種阻斷。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父母的戀愛故事都是通過各式各樣的物品拼湊起來的，即便父親跟你講一遍，母親跟你講一遍，之間也是不一樣的。 瘋媽也可以念別的詩，但我更喜歡崔顥這首，李白看到這首詩就不敢寫詩了，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崔顥這首詩看上去是白話，「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前面四句，聽上去全是白話，還真不是白話，實際上對仗非常工整，平仄非常講究，韻腳也非常對，而且敢重複用字，四句裡面三句用了「黃鶴」，所以李白到那裡說：大哥你牛逼。它很簡單，沒有一個不認識的字，但你不甘心讓它這麼簡單，可是你不甘簡單的時候也能得到滿足，甘心簡單的也能得到滿足。所以往往都放在介紹唐詩的第一首裡面。 但你注意，我沒讓她念最後幾句，我不喜歡最後兩句，後兩句太像一般的詩了，太沒度數，有點像速食麵。 有可能我受這個影響。古詩里的時態和省略非常漂亮。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有幾個時態：「君問歸期未有期」，是現在時，什麼時候不知道；「巴山夜雨漲秋池」，但下雨了，「漲秋池」了，回不去了；「何當共剪西窗燭」，想到將來時，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是將來時的過去時。四句話里三個時態，很帥啊，其實現在我這電影不就是這樣嗎？為什麼還不習慣？ 好的文字能給你留下想像的餘地，看了一本小說，十個人有十個人想法；電影先天不足，它太實，啪一照，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在裡面了。還趕不上話劇，話劇里人是假定的，人主觀來修理哪要哪不要，追光一打，有獨白，有各種手段引起人們的想像。一百多年來，諸多能人實驗，試圖讓電影多一點想像力，但電影確實比其他的藝術容易爬行行走，走來走去就走到了雜耍。將來我也會做幾碗速食麵 「『太陽』整個故事抽掉時代背景完全可以，李鐵梅就是現在的李宇春，當時叫李鐵梅，現在叫李宇春，我拍的時候就該讓她叫李宇春。」姜文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只提到了一次毛澤東——「回到毛澤東的話，百花齊放」。 在姜文看來，拍一部有想像力的電影不難，只是「麻煩」。 「一個電影這樣就行了，我已經決定開始要忘記這件事了。」姜文說。 國產電影就像你剛才說的，寫實。寫實的東西保險，觀眾容易接受，但也會付出代價，就是大家是太容易接受了，緊接著就自信了，自信就踩你了。 有些電影是把觀眾看出自信來了，就像速食麵電影。我的電影是讓人看出自尊。有的時候，如痴的那些，一兩個彎可能跟丟了，可能有點傷自尊。傷自尊的好像也沒找出合適的詞來聊這事，但我覺得狀態很可愛，習慣了在影院里那麼自信，為什麼要讓我傷自尊啊。我覺得偶爾傷自尊也沒事，我也有傷自尊的時候，或者偷偷再看一場，也挺好，但他知道我這電影是尊重人的，不是不尊重人。 我不滿足於那種爬行式的敘述，爬行式的結構和表達，我希望旋轉起來，有舞蹈感，或者high，或者醉。這樣才能真正地把人們的內心調動起來。我以前是煽動情緒，比如《陽光燦爛的日子》，情緒被煽動，《鬼子來了》除了煽動情緒還有點勾心的東西。這樣的片子可以勾起心裡亂七八糟，對於看慣了寫實的，儘管他不滿足於寫實，但多少還滿足了自信。就像很多人看電視就是為了罵電視，罵完了還挺舒服。 中國觀眾的選擇性比較少，不像國外，三級片、打片，看去吧，好的片也有，費里尼的片子我是在電影院里看的，現在國外影院還放黑澤明的片，於是觀眾很自然地就分流了，中國是所有觀眾都扎在一個堆裡面。 大不了我就不拍這樣的片了，就拍點保險的速食麵，大家都保險。但是都不來勁，或者會掙錢，買房買車啊，都可以，但那樣我覺得這多少喪失了搞藝術的良知吧。我記得過士行說過那麼一句，社會可以世俗一點，但做作品的人本身不能那麼世俗吧。有的人天生就是拍速食麵，我沒有一點貶低的意思，我覺得很好，將來我也會做幾碗速食麵。速食麵應該在市場上占的份額較多，因為方便，也沒什麼不對。我想發明速食麵的人還是有良知的，但速食麵也有好有壞，為了謀取暴利，拚命弄得很方便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什麼樣的電影都OK。但別扎堆，別僅僅為了謀取私利而往裡面扔一些最廉價的東西，克隆，你看他正吃著，我再給你送幾碗，就是省事嘛。 人們隨著生活水平發展，自我意識加強，或者對自己身體更熱愛，我想人們還是願意吃點手工的，好吃的東西吧。 有人敢於冒冒險是好的，回到毛澤東的話，百花齊放。我覺得拍電影不是什麼難事，對我來說電影是一個大的玩具。麻煩，這是肯定的，但它不難。麻煩在於，你知道是能做成的，但由於各種各樣的掉鏈子就耽誤了做成的時間，這跟難不是一回事。難是想想不明白，也不知道怎麼做，就是勞身吧，腿腳累，不是腦子累。 不可否認我們的觀眾在電影院里看，吃了大量速食麵，這也不是他們的錯，但是吃慣了速食麵，突然給他們酒喝，確實有點猛。但請注意，我是熱情的，是尊重觀眾才上酒的，不然我也給速食麵讓大家吃去。 有人說我怎麼能用這麼熱的辦法拍一個這麼冷的片子，我覺得他說得挺高的；我也跟人說過，我如此悲觀以至於樂觀起來。
「太陽」第二段故事最能喚起中國式記憶：露天電影、紅色娘子軍、抓流氓。黃秋生被抓了，清白了，上吊了 圖片由劇組提供
黃秋生沒有得到一句他想要的話，於是他開始覺得陌生，對人間已經陌生了，一個朋友說他是：散散步，摸摸屁股，順便上上吊。我覺得「順便上上吊」挺帥的，是黃秋生這麼回事。所以我沒把裡面任何人的死處理得那麼恐怖，都是歇會兒、睡午覺的感覺。 ——姜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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