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

 對隋唐五代文學，尤其是對唐詩的研究，向來是中國文學研究的「顯學」之一，在逼近世紀之末的1996—1997年，這片經過多少代學者深耕細作的學術良田，又結下了累累碩果。百餘位學者面對五萬五千餘首詩歌，兩萬餘篇散文和其它各類文體，圍繞各自關心的課題，在不同的研究層面上，或梳理，或審訂，或甄辨，或批評，可以說，無論質量，還是數量，他們在兩年間所取得的成績都十分可觀。以下分別就研究專著和研究論文兩方面加以綜述。

    研究專著

    兩年間，除100餘部普及性、通俗性書籍外，共有50餘部學術性的研究專著和20餘部作品集整理類書籍在海內外出版。這裡主要就50餘部學術性的研究專著加以評述。

    傅璇琮主編的「唐詩研究集成」在1996年推出四部子集：傅璇琮等《唐人選唐詩新編》、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和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1〕與《唐人選唐詩(十種)》〔2〕相比，《唐人選唐詩新編》補充了《翰林學士集》《丹陽集》《玉台後集》《珠英集》四種，刪去了似為抄錄而非編選的敦煌寫本唐詩，共計收錄十三種唐人選唐詩。《新編》在底本上改選了較好的版本：如《河嶽英錄集》用接近殷璠原編的宋刻二卷本，而不用後起的明刻三卷本；《中興間氣集》《極玄集》亦改用時間較早的影宋鈔本。在根據有關版本及材料考訂基礎上所作的校記中，改正了不少原書或過去刻本中的訛誤。在各集之前皆寫有「前記」，扼要說明編撰者生平、成書時代、價值及存在的問題、版本流傳及此次整理情況。到目前為止，《新編》是一部反映唐人選唐詩情況的集大成之作。詩格類著作由於種種原因，久被視為小道，問津者寡，而問題重重。宋人陳應行所編的一部彙集初唐至北宋詩格詩論的總集《吟窗雜錄》影印本〔3〕的出版，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影印本由王秀梅整理校勘，書後附錄張伯偉《論〈吟窗雜錄〉》一文。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則對現存28種初唐至北宋的文獻進行校考。每種詩格前以「解題」說明其存佚、歷代中外著錄、舊題作者簡介、該詩格內容形式分析、校考的版本依據。校考正文則廣收異本，參考諸本異文，對各種詩格的關係與源流進行比較研究。冠於書首的「詩格論」則首先辨明詩格的含義及其使用，然後對齊梁而下流傳於初唐至北宋文壇的詩格著作逐一進行概述，分析各時代詩格著作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最後概述宋以後的詩格著作。全文不啻一篇詩格發展簡史。該書還附錄了與詩格並行相關的《文筆要訣》《字格》《賦譜》，並撰有《全唐五代詩文賦格存目考》，此書融文獻整理、詩中研究和文學批評史考察為一體，通過補佚彙輯、甄辨考訂，不僅填補了唐代詩學文獻整理的一個空白，而且為古代詩學的分體研究準備了其中一體：詩格詩式的較完備較精審的基本材料。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由於作者視野廣闊，對佛學、域外漢詩及中外文化交流有專門研究，使該著在與之相關的研究中亦受益匪淺，顯得別具會心。

    陶敏積十餘年之功，博採史籍地誌、類書筆記、貞石碑刻等各種文獻，以簡省的文字、翔實的材料，從634位詩人的4256首詩中考證出2442位(含引錄他人成果)以別名相稱的人物姓名〔4〕，著成95萬字的《全唐詩人名考證》。與前此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5〕相比，陶著後出轉精，體例更為合理，考證更為細密，於《全唐詩人名考》多有訂失補闕；雖亦有引錄或總括他人成果者，但更多的則是或自立新說，或駁斥舊說，或補充它說，由人名而旁及其事迹，附及詩中與人物相關的官名、地名等訛誤，詩作的年代、真偽、重出、誤收。正如傅璇琮在該書《序》中所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岑仲勉先生《讀全唐詩札記》以後，還沒有一部像本書那樣，以人名考證為中心，對《全唐詩》作如此廣泛而如此專註的核查，而它所獲得的具體成果，比之於《讀全唐詩札記》，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陶著「不僅僅是向我們提供許多可以稱引的具體成果，還將有助於唐代文學研究界已經形成的踏實學風的進一步發揚。」《全唐詩》中除了由於編例造成的卷10—29郊廟歌辭和樂府雜曲的互見詩2838首之外，尚有重出詩3157首，句153則；誤收非唐人詩863首，句25則。這尚不包括誤收詩中的北周弘執恭，隋薛道衡，唐釋玄逵，宋何蒙、王禹偁、劉賓、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羅大經、周端臣，無薩都剌、虞集、丁鶴年，明戴表元、史謹、劉崧、張以寧、汪廣洋等作家。〔6〕以上即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所面臨的工作對象，該書對這些互見於兩家或數家的重出詩，及誤收唐以前、五代以後之詩和唐人間誤收之詩加以甄辨考訂，斷其真偽歸屬，立目906條，是《全唐詩》研究中重出誤收考訂領域一部較完備的力作。

    《全唐詩》研究方面的專著還有《全唐詩「一作」校證集稿》〔7〕。著者楊建國曾致力於歷史語法的研習，此書對《全唐詩》中「一作」「一本」「別本」等出注方式包含的文字差異和內容差異加以校證，不僅對涉及唐時用詞與唐以後用詞之別、僻義詞和通義詞之別等語詞類異文予以甄辨取捨，而且還通過審慎的考證，對涉及作者人名、地名、官名等相關的異文斷其是非。全書出校條目五百多，書後附有《全唐詩「一作」別名尋》，對《全唐詩》研究而言，語言學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視角，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黃世中《往複迴環，潛氣內轉：李商隱詩複詞重言研究》、孫連仲《唐代詩歌中傳神的模糊語言》、夏曉虹《杜甫律詩語序研究》等已作出可喜的嘗試。今後，像楊著這樣的研究理應吸引更多的學者才是。近20年以來，陳尚君以唐代文學基本文獻的輯錄和考訂為研究重心，先後完成了《全唐詩補編》和《全唐文補編》的輯校，並就研究所得，撰寫了一系列論文。1997年10月由唐研究基金會推薦資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學叢考》，從陳尚君已刊論文中選出23篇加以結集，涉及全唐詩文的考訂、唐詩人占籍研究、唐詩總集研究、杜甫研究、花間詞人生平研究，以及近年來引起極大關注的《二十四詩品》辨偽。著者「後記」稱，「所述雖未必皆可為定論，但自信皆可備一說。」而傅璇琮之「序」則對其人其學加以高度評價，謂「以尚君同志十餘年來在唐代文學基礎研究也就是文獻資料考證上所作出的業績與貢獻」，「必將為中國的唐代文學研究帶來光榮。」「序」還將其治學路數歸納為熟練掌握目錄學、較明確的史源意識和廣泛的治學興趣三個方面，頗有歐陽修賞識蘇軾，而欲「放出一頭地」(歐陽修《與梅聖俞》)之姿。有關《全唐文》的考訂著作，有武漢大學歷史系陳國燦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健明主編《全唐文職官叢考》〔8〕。該書對《全唐文》中唐代職官不見於《大唐六典》《通典》《唐會要》和兩《唐書》職官志者，依據歷代史籍所載，聯繫史官出現的時間地點與人物背景加以考察，究其所司職掌，探其淵源流變；對官存名諱或有姓無名者，聯繫撰文者與當事者關係加以考察，揭示當事者姓名與官職；對碑誌傳贊與撰者小傳中歷官有誤有漏者予以糾正增補；對由職官而引發出的一些歷史問題亦有所考證。儘管該著偏在歷史，但對唐代文學研究亦不無裨益。

    唐代筆記小說研究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考察》〔9〕有鑒於此，將唐代筆記小說置於學術史、文化史的背景下，結合政治、歷史、宗教等因素，探討它與其它文體門類的關係與相互影響。上編「通論」四篇文章和下編「作家作品論」13篇論文相呼應，在宏觀透視下對具體作家作品加以微觀剖析，再將從微觀實證性考辨中所得之結論，上升為宏觀的理論闡發。其研究無論方法還是結論，均值得後繼者深思。對唐代筆記小說的斷代研究在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10〕中被列為第三章：首先分析唐代筆記小說空前繁榮發展的原因，其次將唐代筆記小說分為志怪派、國史、軼事派、事類派、雜俎派，分別加以闡述，最後介紹「時運維艱文章在」的五代筆記小說。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史》〔11〕是「中國小說史」叢書第一單元「斷代小說史」的一種，是在作者《中國文言小說史稿》隋唐五代部分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它以初唐、中唐、晚唐的時間線索為緯，以傳奇、志怪、軼事為經，通過70餘部代表作品勾勒出隋唐五代小說發展的全貌。程國斌《唐代小說嬗變研究》〔12〕是其在卞孝萱門下的博士論文，該著運用統計學、比較研究、微觀宏觀結合、文史結合等方法，通過數據圖表對比分析，全面系統地探討了唐代小說在後世文學作品中的嬗變現象。全書共分12章：第一章唐代小說研究概覽，著眼於唐代小說的整體性研究，對唐代小說的成因、分類、結構、創作方法等提出看法；第二章至第六章擇取110篇代表性唐人小說作為研究的對象，從神怪、婚戀、逸事、佛道、俠義五個方面，探討各類小說的時代背景以及嬗變規律；第七章唐代小說嬗變的成因，將唐代小說的嬗變成因歸納為三個方面：欣賞者審美心理的認同、文學創作領域復古思潮的影響、不同時代改編者創作心態的變遷；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分別論述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元雜劇和明清戲曲與唐代小說的關係；第十二章從唐代小說到元明清戲曲藝術上嬗變特質，將唐代小說與後世戲曲之間藝術上嬗變特質歸為五個方面：敘事視角的轉換、結構原則的差異、情節的「幻」與「真」，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的不同和才子佳人戲曲創作格局的出現。其資料之翔實、觀點之新穎、立論之合理、論述之全面，足稱優秀。

    在中青年唐代文學研究者中，陶敏、陳尚君、郁賢皓等人走的是文獻考訂的路子，側重於史料與文本的梳理甄辨；羅宗強、葛曉音、趙昌平等人走的則是歷史文化——語言批評的路子，著意於文學發展趨勢的把握和審美流程的探索。《趙昌平自選集》〔13〕作為「力五」國家雷點圖書出版規劃「跨世紀學人文存」之一，收入唐詩研究論文12篇。在該書「自序」中，作者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研究路數及對唐詩的理解：一，唐詩研究的基礎：在對文本的敏銳感悟和對背景資料全面切實的掌握中，確立視角，形成個性。二，唐詩的本質與魅力：意興是靈魂，意脈是血脈，意脈流注於物象中，使物象升華而具有意象的品格。三，唐詩演進的形態：由一定的視角出發的描述，此視角可歸納為以時代的歷史文化氛圍為背景，以詩人的心態為中介，以詩體的傳承演變為歸結的多元化的動態的視角。以上述認識為指導，作者正在撰寫一部唐詩史，我們拭目以待。

    從80年代起，余恕誠在與劉學鍇合作進行李商隱詩文整理研究之餘，潛心考察唐詩各期的風貌特徵及其成因，撰寫了一系列頗有見地的論文，在此基礎上又拓深提煉，著成《唐詩風貌》〔14〕。全書分11章：前兩章以唐詩反映的內容與精神特質構成總論；三至六章分論初、盛、中、晚唐詩壇風貌；七章以政治對李杜詩的影響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八、九兩章分述唐代山水詩與邊塞詩；十章論述唐代敘事詩與敘事長篇；末章從詩體角度分析各詩體之藝術風貌。該書論述嚴謹樸實，亦不乏源於對作品深刻獨到之感悟而生髮出的詩意表述。

    80年代中期以後，博士生開始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嶄露頭角，在繼承前輩學者實證傳統的同時，他們廣泛吸收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新思想，在治學道路、理論觀念、學術取向上呈現出新的風貌。《日冕文庫》就是近年來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撰寫的12種著作構成，其共同趨向是從思潮、流派、群體出發，以歷史文化的宏觀視角有意識地清理文學發展的線索。其中有關唐代的兩部是杜曉勤的《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和朱剛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15〕。前著者是「『南北朝至初盛唐間詩歌藝術轉型與文化轉型之關係」研究課題的第一個階段性成果。上編從「士庶力量之消長」和「地域文化之整合」兩個角度對初盛唐詩歌發生髮展的文化淵源作動態考察：下編結合南北朝詩歌向初盛唐詩歌嬗變的軌跡，分階段分層次探討中近古文化轉型對詩歌藝術轉型至深至巨的影響。該書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觀分析、獨特的文本把握，亦不乏法細密的史實考證；與尚定《走向盛唐》〔16〕相比，選題相似而結構迥異，方法相仿而論述各異，兩相參看更有助了解這一時期詩史的發展。杜曉勤在此前出版的博士論文《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17〕，從詩歌聲律與文人心態角度對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藝術嬗變進行專題研究，上編為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五言律詩形成過程之考察。下編為從「性靈搖蕩」到「風骨凜然」：齊梁至盛唐間詩人文化心態及其對詩歌創作之影響，是一篇材料豐富、功力紮實的博士論文。朱剛《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旨在闡述「道」與各體文學間的深刻聯繫，作者認為，沒有「道」的宏揚，便不會有韓柳歐蘇四大家的文學運動，「道」對於那段歷史時期中各體文學的影響，其積極促動的方面要遠遠勝過消極制約的方面。由此出發，該書前五章從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上闡述了四大家對「道」的內涵的不同體認，最後一章從文以載道、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三個環節，論證「道」的理性內核如何展示在各體文學創作之中。此著融理論思辨於史實開掘與論述中，在文道關係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18〕是他在任半塘門下的博士論文，其研究對象包括了宮廷祭祀樂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長短句歌辭，是一部關於詞的起源問題的較具實證風格的論著。作為「唐藝發微」工作的組成部分，該著「把詞和作為其前身的隋唐燕樂曲子都看做歷史的現象，因而是將其安置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背景上加以理解的；它以為長短句歌辭的形式特徵關聯於它們的傳播方式，因而主要依據歌唱、吟誦、表演等藝術形式的發展探討了它們的形式；它以為每一種文學體裁的發展都是民眾活動和作家活動相互交流的產物，因而注意從宗教、風俗等各種歷史資料中勾稽出這一過程的線索。」其最終目的「是建立關於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的系統認識，而當它為此展開論述的時候，實際上，它也建立了關於隋唐五代音樂史的系統認識。」(第一章緒論)曾廣開《元和詩論》〔19〕是他在程千帆、周勛初門下的博士論文，全文共分五章：一章元和時期的社會政治及影響；二章元和時期的社會風氣及影響；三章元和時期的文學思想；四章元和時期的樂府詩；五章論元和體。學界曾對新樂府詩及詩化和「新樂府運動」存在與否有過爭鳴，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20〕在總結這一爭鳴的基礎上，將「新樂府體」作為一個獨立的詩歌流派，以史為線，以論為綱，「全面探討新樂府的淵源、興起、發展、鼎盛到衰落的歷史全過程，對其代表作家、作品的內容、風格和審美特徵加以觀照，作出評析，以清理來龍去脈和源流分合，認識其在中國詩史上的文學地位和學術價值，及其對中國詩歌、詩論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緒論)該書以述見長，儘管某些議論尚有可商榷之處，但其資料之完備、結構之整飭以及敘述之井井有條都不乏可稱道之處。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董乃斌、程薔伉儷，一位在古代文學室，一位在民間文學室；一位是吳世昌門下的唐代文學專家，一位是鍾敬文門下的民俗學者兼劇作家，二人合著《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21〕可謂婦唱夫隨，璧合珠聯。此書從民間學視角考察唐代文學，「屬於歷史民俗學，是對於唐代民俗的斷代性研究。」導言部分高屋建瓴，揭示該課題的研究意義和視角，闡述對民俗定義、民俗內部結構和民俗文化發展辯證觀的理解，辨別民俗文化與經典文化之間、文學與民俗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正論部分，以40餘萬字篇幅從歲時節日、都市生活、婦女習俗、士子風貌、神靈崇拜和巫術禁忌、民間文學與技藝六個方面向唐帝國的精神文明聚焦，展現給讀者一幅生動活潑的歷史畫卷。該著逐一梳理描述唐代這些紛繁多彩的民間事象，對其表現特徵、生成變化和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基因以及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給以縝密的理論分析，不僅為唐代文學研究開闢了新視角，拓展了新領域，而且對歷史民俗學的建構也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範例。

    同樣從文化學角度入手的是灕江出版社1996年5月推出、由梁超然主編的一套八冊的「唐詩與中國文化叢書」：林繼中《唐詩與莊園文化》、朱易安《唐詩與音樂》、陶文鵬《唐詩與繪畫》、張明非《唐詩與舞蹈》、陳飛《唐詩與科舉》、毛水清《唐詩與佛教》、黃世中《唐詩與道教》和梁超然《唐詩與儒教》，選題涵蓋了文化的幾個主要門類。其中陳著從唐代社會政治背景入手，分析唐代科舉制度的成敗得失，挖掘它和唐詩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進而對唐代舉子的心態、生活、信仰、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進取姿態等情狀給予入木三分的剖析，不乏精彩獨到的體悟。就如何將學術性與趣味性、嚴肅性與可讀性協調融合這一方向而言，該書也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與陳華昌《唐代詩與畫的相關性研究》〔22〕相比，陶著雖然在「題畫詩」和「花鳥畫與唐代詠物詩」兩部分和陳著有所交叉，但其它章節則各有特色；陶著「人物畫與唐詩中的人物描繪」一章，陳著「唐代的山水詩和山水畫」一節，分別為對方所未及，正可相互補充。從行文來看，陳著更著重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心這一課題的讀者不妨將二書對照參看。黃著探討道教與唐詩的關係。前四章主要以道士和女冠詩人為對象，揭示他們詩作中的道意、道韻、道味；第五至八章主要以崇道的詩人為對象，揭示其山水詩、戀情詩、醉酒詩中的道風、道情、道趣；末章從總體上，就道教對唐詩審美的影響，分別剖析唐人道韻詩的惆悵美、傲岸美、靜穆美、感傷美。此書不妨與葛兆光《想像力的世界——道教與唐代文學》〔23〕一書相參看。林著從文人心態、詩歌創作和美學意蘊三個方面展開對唐詩與莊園文化關係的探討，意在展示莊園文化對唐代不同時期文人心態特別是詩人心態的不同影響，並詳細尋繹出唐詩創作中莊園文化的影子。最後，著者將莊園文化與唐詩的關聯歸結為：佛教禪宗與道家玄學思維催化下，一種詩歌美學意蘊的「韻外之致」。該著不妨與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24〕一書相參看。其它四部著作對所研究的對象也大都在佔有詳備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了橫向的聯繫與比較，對進一步理解唐詩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內在的文化意蘊都不無裨益。

    在唐代佛教與文學關係的研究方面，陳允吉、葛兆光、張伯偉曾有不淺的實績。除毛水清《唐詩與佛教》之外，30年來一直專攻這一方面的孫昌武教授繼《唐代文學與佛教》〔25〕《佛教與中國文學》〔26〕《中國佛教文學序說》〔27〕《詩與禪》〔28〕之後，出版了《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29〕和《禪思與詩情》〔30〕。前書第六至十章佔全書近半，探討了《維摩詰經》所包含的大乘出世而不離世間的思想和觀音崇拜所包含的「他力救濟」信仰在唐代社會廣泛深入的影響，及其與唐代雅俗文化之間的聯繫。後書則對唐初至兩宋之交禪宗發展的歷史背景、禪宗自身的演變、禪文學的發展以及禪宗對文學的影響給予「描述」，在概括性的宏觀「描述」的同時，舉出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家，如王維、杜甫、白居易、寒山等，加以具體的微觀「描述」。二者均堪稱積學沉思而得之力作。

    程千帆是唐代文學研究界乃至中國學術界的大師級學者，錢鍾書謂其著述「真積力久，與古為新」，賦詩云：「病眼難禁書誘引，衰軀端賴葯維持。」言錢老得程著「入手心癢，欲讀難罷」，竟不顧新病乍復、老眼昏花矣(見《程千帆友朋詩札輯存》第六冊)。莫礪鋒所編《程千帆選集》〔31〕兩大冊和鞏本棟所編《程千帆沈祖棻學記》〔32〕的出版可使讀者一覽這位詩學大師的學術業績與學術品格。《選集》收錄《史通箋記》，《文論十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察》《被開拓的詩世界》《閑堂詩序》等，附編帶有學記性質，全部為《學記》所囊括。《程千帆學記》分為生平記略、學術思想、友朋詩札、師門掠影、序跋評論，附錄程千帆著述目錄、程千帆生平與著述評論資料存目。《沈祖棻學記》收輯與沈祖棻相關的生平、創作與學術的評論性文章詩詞42篇(首)。

    繼許總《唐詩史》之後，四川師院楊世明又寫出一部《唐詩史》〔3 3〕。作者在後記中稱：「這本書的寫作意圖，是想讓讀者對近三百年唐代詩人的創作思想、藝術成就、詩風以及各時期詩歌的特點與流變有較翔實的了解。」這確是一部較平實的教材性質的唐詩史，書中沒有新奇的辭彙，只有質樸細緻的描述，與許總《唐詩史》中鮮明的理論色彩迥然相異。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34〕則從詩風流別角度切入，意在通過對不同流別詩風的形成、變異、影響以及同一流別詩人及其詩風差異的比較研究，來展現唐宋詩歌的風貌。唐代分為上官詩風、王孟詩風、高岑詩風、李白詩風、杜甫詩風、大曆詩風、韓孟詩風、元白詩風、溫李詩風，在注重梳理各流派淵源與嬗變的同時，發掘出一些不為人注意的詩人和詩歌現象，某些論述剖析亦有一得之見。李浩《大唐詩風》〔35〕作為「東軒書趣文叢」之一，以通俗性、當代化的敘述語言「引導你漫步於歷史的山陰道上，領略當年的萬千氣象和士人們凜然的風神情韻」(該書封底)。引論描畫「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唐詩的現代魅力；第一章以象外之象、現量情景、妙造自然展現唐詩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的意境呈示；第二章以逝者如斯夫、擬太虛之體、變形與轉換分析「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的唐詩的時空觀念；第三章從詩無達詁、恍兮惚兮、開鑿渾沌探討「花非花，霧非霧」的唐詩的模糊思維；第四章剖析「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唐詩的空白藝術；第五章「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唐詩的情感體驗；第六章「一生好入名山游」：唐詩的自然表現；第七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唐詩的語言技巧，分為超越語法、辭彙張力場、遠程交易、聲律諧美；結語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結束這16萬字篇幅的唐詩之旅。儘管書中不乏歷史與邏輯的理性闡述，但它更以濃烈的感性色彩致勝，從上列章節之設題便不難看出其風光所向。

    李浩的另一部著作《唐代園林別業考論》〔35〕則與通俗無緣，它探討的是唐代園林別業及其與士大夫交遊創作間的關係。上編「唐代園林的文化語境」探討唐代園林別業的歷史風貌、景象構成、意境創造，及其與文學創作、文人隱逸、士林風尚之間的內在聯繫；下編依《元和郡縣圖志》中道及州府的排列次序，一一輯錄考證唐代各私家園林的地理位置、造園時間、園主、工匠及造園有關的其它資料。全書考論篇幅各半，較全面完整地勾勒出唐代園林別業的情狀，為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生活和創作環境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霍有明《論唐詩繁榮與清詩演變》〔37〕唐詩部分收論文12篇，涉及唐初詩歌的承傳、盛唐山水田園詩派與王孟的詩歌創作、高適、盧綸的邊塞詩及鄭谷研究，是其師從湖南師大王昌猷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的學習心得。霍然《唐代美學主潮》〔38〕分起源、開端、展開、深入四部分，各下高四節，層次分明，結構整齊，是一部從美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角度對唐代美學思潮進行宏觀研究的著作。其它著作還有張采民《融合與超越——隋唐之交詩歌之演進》(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39〕、蔣長棟《唐詩新論》〔40〕、郁賢皓《唐詩經典》〔41〕、周建國《煌煌唐韻》〔421、龍建國《唐宋詞藝術精神》〔43〕等。

    作品集整理有陳鐵民《王維集校注》〔44〕、詹瑛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45〕、儲仲君《劉長卿詩集編年箋注》〔46〕、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47〕、蔣維崧、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48〕、劉衍《姚合詩集校考》〔49〕、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楊鐮校點《李太白全集》、王學泰校點《杜工部全集》、董乃斌校點《李賀歌詩編·李商隱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詩小集」中的陳繼明《曹唐詩注》〔50〕和陳文華《張謂詩注》兩種〔51〕，及該社最新校點的《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王維全集》《柳宗元全集》《杜牧全集》。還有張錫厚錄校《敦煌賦匯》〔52〕、裴斐《李白選集》〔53〕、孫昌武選編《韓愈選集》〔54〕、王學太校點《王夫之品詩三種之二：唐詩評選》〔55〕、冉雲飛點校《唐宋詩醇》〔56〕。張忱石校點《唐御史台精舍題名考》〔57〕、李健超《增訂兩京城坊考》〔58〕與唐代文學研究有關，亦附錄於此。港台版書籍則有阮廷瑜《錢起詩集校注》〔59〕、李卓藩《李賀詩新探》〔60〕、李豐懋《憂與游——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61〕、凌欣欣《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62〕、羅聯添《唐代四家詩文論集》〔63〕、謝楚發《李白的人生哲學：詩酒人生》〔64〕、王基倫《韓柳古文新論》〔65〕等。辭典類較好的有宋緒連等主編《唐詩藝術技巧分類鑒賞辭典》〔66〕，它編輯並解析了483條唐詩藝術技巧，分別隸屬於立意切題、謀篇布局、抒情寫景等13大類，每條註明立目依據、典型詩例，再從美學角度加以解說賞析。附錄《唐詩藝術技巧綜論》輯錄前人有關唐詩體制結構、詩法技巧、風格韻致、因革流變之評論。定位在通俗性、普及性上的書籍有王步高主編《唐詩三百首匯評》〔67〕、羊春秋《唐詩精華評譯》〔68〕、張曉雲《雄渾飄逸：大唐詩》〔69〕、胡漢生《唐樂府詩譯析》〔70〕、張忠綱《唐詩三百首評註》〔71〕、徐放《唐詩三百首新譯》〔72〕、楊光治《唐詩精華三百首》〔73〕、楊潔《唐詩一百首》〔74〕、朱炯遠《唐詩三百首譯註評》〔75〕、賀新輝主編《全唐詩鑒賞詞辭典》〔76〕、李敬一主編《休閑唐詩鑒賞辭典》〔77〕，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說唐詩》系列：《愛國情思》《詠史懷古》《修身立志》《思親懷鄉》《交友酬唱》《山水勝跡》《詠物寄寓》 《人世百態》〔78〕；山東大學出版社「中國詩苑精華」系列，其中唐代詩人選集有李白卷(林東海著)、杜甫卷(吳庚舜著)、白居易卷(龔克昌著)、李商隱卷(陸永品著〉。 《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出版了1993—1994年和1995—1996年合輯兩種，收論文摘要50篇，新書評選22篇，及駱賓王研究述略、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辨綜述、台灣地區唐代文學、柳宗元和敦煌學的研究概況等專題論文。《唐代文學研究》第六輯收論文57篇，是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論文的結集，「多數論文提出了新穎的見解，有四分之一的論文足以代表國際學界的學術水平。」〔79〕

    研究論文

    兩年間發表之論文，包括賞析、書評，共計1590篇，其中1997年710篇，1996年799篇。以下分綜論、初盛唐(附隋代)、中晚唐(附五代十國)三部分加以概述。

    一、綜 論

    羅時進《孤寂與熙悅：唐代寒食題材詩歌二重意趣闡釋》〔80〕通過考察今存一百多位詩人寒食題材的作品，意在解釋這種具有歷史繼承性和時代變異性和風俗情境是怎樣影響詩人創作的，並由此對孤寂與熙悅這兩重意趣在唐代寒食詩中始終並存的現象進行文化觀照。這種觀照較《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中的相應章節，在理論分析、意義闡釋方面要深入一些。〔81〕李乃龍《論唐代艷情遊仙詩》〔82〕分析唐代艷情遊仙詩的產生原因：一，源於神仙觀念；二，來自道教有關性的養生術；三，仙話傳說的影響。文章認為，遊仙詩中所描寫的仙女與凡夫之戀，表現了艷情的雅化；而中唐遊仙詩則將艷情詩仙化，道士與女冠之戀被視為仙人之戀。李商隱是該題材創作中的大家，其愛情遊仙詩深情綿邈，婉轉曲折，是此類詩歌之精品。李乃龍另有《中唐遊仙詩的社會學闡釋》一文〔83〕，可參考。女冠是唐代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女冠詩人占擅唐代詩壇風騷，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是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高利華《道教與詩教夾縫中的奇葩：論唐代女冠詩人》〔84〕通過對唐代社會風尚、文化背景和女冠這一特殊階層生活習俗、傳世作品的考釋，論述道教對女冠詩風影響以及女冠詩人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意義。作者認為，女冠詩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純情」的魅力，在微妙的感情世界中，縱橫馳騁，淋漓盡致，曲盡其妙，毫不諱飾，披露個性意識和最敏銳的感覺。相關論文還有姜明《唐代女詩人簡論》〔85〕、張松輝、劉雪梅《從三個女詩人看道教對唐詩的貢獻》〔86〕、王定璋《道教文化與唐代詩歌》〔87〕、黃世中《論唐代醉酒詩的「道味」》。

    吳承學《唐詩中的留別與贈別》〔89〕辨析留別與贈別的不同含義和來龍去脈，認為留別是留詩而告別，贈別是贈詩而送別，二者相對，不可混為一談。從某一種特定角度著手的還有顧愛霞、高峰《唐代宮怨詩新論》〔90〕、黃依林《論唐代宮怨詩》〔91〕、張亞萍《唐代縣尉詩人的創作特色初探》〔92〕、李子廣《進士·詩人·縣尉：唐代科舉與文學叢談》〔93〕、楊曉靄、胡大浚《隴右地域文化與唐代邊塞詩》〔94〕。唐代社會有兩類知識分子：翰林學士和節鎮幕僚，對前者的研究岑仲勉的一系列著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對後者的研究戴偉華曾有《唐代幕府與文學》《唐方鎮文職僚佐考》〔95〕，此後的《唐方鎮僚佐職掌考釋》〔96〕一文在嚴耕望《唐方鎮使府僚佐考》〔97〕的基礎上，察補闕遺、匡正誤失，為進一步研究這一課題奠定了基礎。考證之作還有吳在慶《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98〕等。在浙江召開的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中，有12篇文章探討浙東山水與文學創作的關係：胡大浚《唐詩中的絲綢之旅》、錢茂竹《試論唐詩之路的歷史淵源》、呂洪年《情思何所寄，山川一縷魂：唐詩之路山水傳說的審美價值》、郁賢皓《唐代詩人與剡中風光》、肖瑞峰《浙東唐詩之路與日本平安朝漢詩》、於景祥《謝靈運與唐代幾個時期的詩人對浙江山水的不同反映》、姜光斗《論唐代浙東的僧詩》、閻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竺岳兵《〈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旨新解》、《剡西：唐詩之路》《新昌三絕介紹》、周寅賓《論方千的浙江山水詩》。〔99〕。

    唐人七絕中，今昔之感的抒發是一個常見的主題，葉華《一個常見的主題，奇妙紛呈的表現：唐人七絕中今昔之感表現方法舉隅》〔100〕從景物的選擇、結構的安排、形象的描繪和語言的運用四個方面加以舉例分析，從一個特定的側面展現出唐人七絕的藝術風貌和成就。張國慶《近體詩聲律結構體現的美學精神》〔101〕則從總體上分析唐詩各體式共有的聲律結構特點中蘊含的和諧精神。文章認為，近體詩聲律結構體現著以差異、對立為前提，要求諸差異和對立因素在對立聯結、融合互滲、互濟互泄、轉化生成的動態過程中達到和諧的美學精神，其表現手段就是通過平與仄的高低、升降、長短來實現。近體詩的聲律結構注重整體和諧，這種整體和諧具有某種循環論的性質。在組聯成詩方面，近體詩選擇了粘式結構作為唯一的構律規則，這種粘式結構有三個特點：1.部分保留了齊梁聲律理論與實踐立足於語音聲調之「異」以求和諧的特點；2.在局部，亦即上下兩聯之間增添粘合關係，部分打破了輕重悉異的原則，但卻在更大範圍內達到了「以他平他」的效果，全詩聲律遂在整體上達到和諧。3.粘式結構形成的正是一個變化豐富、秩序嚴整、首尾相應、密合無間的。從詩體入手的還有史創新《唐人七絕壓卷之作新探》〔102〕、王志民《唐代七言古詩論略》〔103〕。

    陳鐵民《略論聞一多唐詩研究的啟示》歸納聞一多在《唐詩雜論》《唐詩大系》中體現出來的唐詩研究的思路與方法，認為聞一多考證唐代詩人生平事迹有四種基本方法：1.從史傳、碑誌、書序、野史筆記等著述中廣搜所考對象的生平資料，並參驗本人的詩文等，以定其正誤；2.利用所考對象留存的詩文進行考證，探取作者的生平行事；3.從與同時代人的交往來考察；4.綜合運用上述各種方法，從多方面取得證據。張錫厚《敦煌詩歌論稿》分為敦煌文學簡況和敦煌詩歌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特徵兩部分，前一部分將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詩歌劃分為流傳在敦煌地區的中原詩歌和在敦煌地區創作併流行的詩歌兩類，分別加以細緻的分析，後一部分部結敦煌詩歌在反映社會變革、歷史事件、山川名勝、佛教文化、民間世俗五個方面內容的思想藝術價值。〔104〕周勛初《御定〈全唐詩〉的疏誤與〈全唐五代詩〉的編纂》〔105〕是其繼《敘〈全唐詩〉成書經過》〔106〕和《康熙御定〈全唐詩〉的時代印記與局限》〔107〕之後，又一篇《全唐詩》研究的長文。它分為當代反響、《全唐詩》改編工作的醞釀時期、十年動亂後唐詩研究領域中的新氣象、篡輯《全唐五代詩》的必要性四部分，不啻一篇《全唐詩》研究的小史。1956年湖南長沙窯的發現使我們見到了53首不見於《全唐詩》的佚詩，其中五言詩48首、七言詩5首。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員周世榮公布了其研究成果《長沙窯唐詩錄存》和《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概說》。陳尚君亦撰《長沙窯唐詩書後》，分析闡述這一發現對《全唐詩》輯佚的價值。〔108〕其它有關唐詩學研究的論文還有黃炳輝《唐詩學的歷史回顧和走向預測》〔109〕、紀永貴、何家榮《唐詩整合研究方法初探》〔110〕、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111〕、羅時進《清編〈全唐詩〉與重編〈全唐五代詩〉》〔11 2〕、黃震雲《新發現的唐詩敘錄》〔113〕等。

    霍松林《論唐人小賦》〔114〕從賦的詩化、主體意識的高揚、體裁的多樣與創新三個方面論述久被忽視的唐人小賦的內容和藝術特色，開闢了唐代文學百花園裡一片春色。其它散文方面的重要論文還有周振甫《唐宋八大家論》〔115〕、陳平原《唐宋古文述略》〔116〕、陶新民《唐代古文運動再審視》〔117〕、韓理洲《唐代散文作者輯佚考》〔118〕、程章燦《唐代墓誌中所見隋唐經籍輯考》〔119〕等。小說方面的重要論文則有蘇興《以白居易、元稹為核心的中唐小說集團述論》〔120〕、卞孝萱《〈紅線傳〉〈聶隱娘〉新探》〔121〕、張躍生《佛教文化與唐代傳奇小說》〔122〕、申載春《道教與唐傳奇》〔123〕、張松輝《道教與唐傳奇》〔124〕、車寶仁《唐傳奇新考證》〔125〕等。        二、初盛唐

    有關隋詩研究的論文有六篇；康震《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126〕和《歷史的追溯：對隋代詩歌的文化闡釋》〔127〕、曹道衡《論隋代詩歌》〔128〕、霍然《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129〕、黨銀平《試論隋人對唐詩繁榮的積極作用》〔130〕、王祥《試論隋詩淵源走向與隋唐之際詩壇》〔131〕。康震《隋代詩歌的文化淵源》從隋代詩人角度入手，探討其文化制度淵源。認為隋代詩人有三類：一，西魏、北周入隋之關隴集團，如楊廣、楊素、牛弘等；二，東魏、北劉入周隋者，如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等；三，梁、陳入隋者，如虞世基、許善心、王胄等。其中後兩類是主力，故隋代文化同北魏、北齊一脈相承，對梁、陳亦多因襲，於西魏、北周文化則較少關注。曹文認為，南北朝時期，北方文人在詩歌創作上雖已自覺模仿學習南方文人，且有很大進步，但總的說來，在詩歌的藝術技巧方面仍多少有些遜色。隋代的統一加強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們彼此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學習南人，而是相互促進；原來保存在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得以借鑒的前人作品大大增加，對隋詩發展起了很大推動，由此形成南北文風的融合，為唐詩繁榮奠定了基礎。王文則針對一般文學史將隋詩附驥於齊梁之後、認為隋朝詩風源於齊梁的「南朝文學情結」，在認真剖析北朝詩歌傳統和風格的基礎上，提出：「隋朝詩歌儘管有了不小的變化，但在主導精神方面繼承的仍是北朝詩歌傳統，其底色也還是北朝詩歌的底色。」文章從詩歌創作的緣起、詩歌的具體表現兩方面論證了上述觀點，同時描述出隋詩以北朝詩歌為底色在文帝和煬帝兩個時期，南北詩風相融合的軌跡，儘管這種融合基本上還處於自發自為的無序狀態。

    綜論初盛唐詩的論文有荊立民《初盛唐詩人的另一種人生追求：兼探李白遊仙詩、王維山水田園詩的內蘊》〔132〕、何平《初盛唐五七律登臨詩論略》〔133〕、葛曉音《論唐前期文明華化的主導傾向：從各族文化的交流對初盛唐詩的影響談起》〔134〕和《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135〕。葛文前一篇對唐前期各族文化交融的主導傾向究竟是胡化還是華化這一問題加以重新審視，文章認為，由於入華胡人的華化程度遠高於華人局部的「胡化」，而且唐政府在施行教化時以傳統為準繩，對外來風俗的傳播有抵制有批判，所以唐前期各族文化的交融是以華化為主導傾向的。葛文後一篇從字法句式和篇法結構等方面探討七言歌行形制體調的規範問題，藉以揭示初盛唐歌行藝術發展變化的某些內在原因。文章以發展的眼光辨析七言歌行與七言樂府、七言古詩的差別：「大體說來，從梁陳到初唐，非樂府的七言古詩的總體趨勢是逐漸歌行化。四傑之前，七古與歌行尚可區分；四傑之後，二者已難以辨別；至盛唐才各有分野。」「總之，從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可以看出：歌行確實是一種流動性較強的詩體樣式。其形制特徵只是在某一個時期之內，才有相對的固定性。大體說來，從齊梁到盛唐，包括李白的變格在內，歌行雖然經歷了若干層次的演變過程，但由於和樂府的關係密切，仍有相對固定的形制特徵。……而從杜甫開始，則呈現出向漢魏五言『行』詩和無歌辭題的七言古詩靠攏的趨勢。」

    有關初唐詩的研究論文有林繼中《初唐：宮廷詩的消化》〔136〕、鄧小軍《初唐詩：唐詩精神的躍動》〔137〕、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述略》〔138〕、盧國棟《初唐詩壇的光輝》〔139〕、張晶《初唐歌行與詩風嬗變》〔140〕、王啟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141〕、楊墨秋《初唐詩雜考》〔142〕等。唐詩的自立過程就是對魏晉以來詩歌傳統的整合過程，林文考察了初唐詩歌對宮廷詩的改造消化過程，並從這一過程中審視雍容華貴的宮廷詩如何成為唐詩的底色。而鄧文則認為：「初唐詩的真生命，不在於宮體與應制詩的舊傳統，而在於突破舊傳統而躍動起來的新精神。這就是積極進取、剛健有為的人生態度，富於同情心、進取心的人性人道精神，熱愛自然、以自然為美的藝術精神。」王文在掌握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沈佺期、李嶠、劉希夷的重出詩逐一加以辨析，斷其歸屬。楊文涉及對象則更廣，如「沈佺期《傷王學士並序》系年辨」一則，糾正連波、查洪德《中州名家集·沈佺期詩集校注》〔143〕所系「神龍元年正月元旦後幾日」之誤，考為長安四年秋所作。又如考《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非孫逖詩，乃沈佺期詩：《巫山高》非沈佺期詩，乃張循詩，等等。

    有關盛唐詩的研究論文有劉暢《盛唐之音形成的審美契機》〔144〕、霍然《論盛唐邊塞詩與唐人社會心態》〔145〕、李藝《論「盛唐氣象」對盛唐山水詩的滋養》〔146〕等。構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風氣融合問題向來為學者所關注，但研究中有些只是羅列現象，不究原因，有些究竟原因者又多隻注意社會、時代，而忽略了南北審美風氣有明顯的地域特點，還有一些即使注意到了地域特點也往往流於空泛，劉文則詳細分析盛唐之音由北方文化氣質和審美理想處於主導的四個方面的證據，並歸納出北方地域文化的審美特徵：觀大、性涼、景異、積厚，最後闡述南北文化融合，剛健質實(北方)為其骨，柔婉華麗(南方)為其膚，相依互補，形成盛唐之音的觀點。霍文認為，唐代邊塞詩「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已迥異於前人同類詩作，具備了盛唐之音的特殊品格與資質」，「邊塞題材的立功主旨在盛唐詩人這裡已升華為一種無上的光榮」，「盛唐熱烈灼人的社會氛圍孕育了龍虎之姿的邊塞詩人群，邊塞詩人群風雲際會掀發的浪漫又反過來瀰漫了整個時代與社會。」有關盛唐文學的研究論文還有張玉璞《論盛唐干謁》〔147〕等。

    以上是綜論性文章，下面介紹有關具體作家的研究論文。曹麗芳《王績與山水田園詩派》認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與陶潛的田園詩有著割不斷的精神聯絡，它是在陶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王績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題材視點上，他第一次把山水詩和田園詩結合起來寫，表現出田園中的林泉之致；在對待人生行藏的態度上，王績是從陶潛固志守窮到王維身心相離的中心環節；在詩歌表現手法上，王績開始注意創造物我相融的境界美。研究王績的論文還有馬海英《無奈的選擇，適意的歸宿：論王績的性格及其歸隱》〔148〕、張海沙《「題歌賦詩以會意為功」：試論王績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學實踐》〔149〕、劉建春《王績詠酒詩初探》〔150〕。許總《論四傑詩歌在唐前期詩風變革中的作用與意義》〔151〕認為，儘管盧駱與王楊在詩體專擅及藝術成就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與側重的不同，但是從文學史宏觀意義上看，他們共處於唐詩的質的成型階段，其詩歌創作與價值指向則是協和與一致的。作者還另有《論四傑詩歌的昂揚基調與壯大之美》〔152〕。霍然《初唐四傑與唐人詩歌審美觀念的回歸》〔153〕認為，以四傑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為代表的唐代詩歌審美觀念的更新，可以說是隋唐時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昔日關隴豪強那令人燥脾的豪雄之風，在一度迷失之後，首次在初唐四傑這一代人的理論與創作中復現。陳子昂的研究論文有趙治中《「縱橫未得意，寂寞寡相吟」：論陳子昂的孤獨意識》〔154〕、王祥《陳子昂〈感遇詩〉的詩史意義》〔155〕、徐文茂《論陳子昂詩的使事用典》〔156〕、《試論陳子昂的酬別詩》〔157〕、張錫厚《陳子昂論略》〔158〕、王輝斌《陳子昂婚姻試探》〔159〕、杜浣溪《「雲海方盪譎，孤鱗安得寧」：論陳子昂的憂患意識》〔160〕。

    寒山子的研究論文有姜光斗《論寒山子的時代、生平與詩歌》〔161〕、陳耀東《寒山子詩結集初探：〈寒山子詩集〉版本研究之一》〔162〕、項楚《寒山詩籀讀札記》〔163〕、曹汛《寒山詩的宋代知音：兼論寒山詩在宋代的流布與影響》〔164〕。項文21條札記在對照中日代表版本的基礎上，以四部叢刊影宋本為底本，參考中日代表性注本或校正誤字，或糾正誤注，或發抉奧義，解決了寒山詩研究中的許多難點。曹文糾正入矢義高《寒山詩管窺》「寒山詩在宋代詩人中幾乎沒有知音」，「宋代寫了那麼多的詩話，寒山詩一次都沒有被提到」的觀點，認為「寒山詩在宋代詩人中有眾多的知音，影響很大。」劉希夷的研究論文有三篇。玉鈺《劉希夷和他的詩》〔164〕將劉希夷31首詩分為兩類：閨情詩雖無多少創新，然而在情思之綿邈、詞采之精麗、格調之纏綿、韻味之醇郁上，都超過了前人；從軍詩則氣勢雄渾、感情豪邁、境界壯闊、音調鏗鏘，是盛唐邊塞詩的先聲。作者還撰有《劉希夷死因質疑》〔166〕一文。陳建華《劉希夷詩初論》〔167〕分析更細密，將劉希夷詩分為詠物抒懷、閨情戀情、懷古詠史、軍旅等幾類。認為其詩具有景麗、情柔、意雋、思遠的特點，擺脫了六朝繁辭縟文的弊病，借鑒了南朝樂府的詩題和六朝詩的遺辭造語，注重了靈性的抒發、理性的升華、言情方式的多變，代表了初唐向盛唐詩風的過渡。李嶠是初唐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徐定祥《李嶠與初盛唐詩歌的革新》〔168〕從考察李嶠其人出發，探討其詩歌內容和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藉以確定唐詩發展史上李嶠所應有的地位，是迄今為止一篇較詳細的研究李嶠的專文。許總《張說與盛唐詩歌審美理想》〔169〕探討初唐另一位重要詩人張說的詩歌創作，文章認為，從張說詩歌創作實踐來看，其圍繞時代性主題為基點與核心的多樣化表現特點，幾乎可以視為那一時代各種藝術範式與類型的綜融。張說對詩境構造方面的努力，一方聯繫著同時代的劉希夷、張若虛的藝術探索、同時又更多地顯示出與下一階段詩境特徵的滲融，是唐詩史兩大階段過渡狀態的典型。  陶敏《〈宋之問集〉考辨》〔170〕對現存《宋之問集》的流傳存佚和詩作真偽進行考訂，分為明刊二卷本《宋之問集》之檢視、明刻《宋之問集》中之偽詩、崇禎張本《宋學士集》的功過、從《唐詩紀》到《全唐詩》的宋之問集、《詩淵》中之宋之問佚詩、《襟之問集》十卷本何時亡佚六部分，皆言之有據。其它研究初唐詩人的文章還有葛洪《唐太宗詩的美學評判》〔171〕、高青《論唐太宗李世民的詩歌》〔172〕、朱炯遠《〈王梵志詩校注〉商補》〔173〕、段觀宋《王梵志詩校議》〔174〕、許總《論杜審言詩歌藝術與美學格調》〔175〕、李芳民《張九齡詩歌系年考》〔〔176〕〕、肖希鳳《蘇味道考》〔〔177〕〕、陶敏、易淑瓊《沈宋論略》〔〔178〕〕、沙先一《試論沈佺期、宋之問的兩重人格及其審美境界》〔179〕等。

    盛唐詩人中，岑參研究是兩年間的熱點之一。河南學者廖立有《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岑參》〔180〕、《岑參出遊考》〔181〕，皆收入其以《岑參事迹著作考》〔182〕為名的論文集中。此外有李初陽《試論岑參詩中表現的功名思想》〔183〕、蘇北海《岑參的西域詩及歷史功績》〔184〕、安凌《高揚盛唐精神的岑參西域詩作：兼與李杜詩作的比較》〔185〕、江中雲《試論岑參邊塞詩風物詩的美學風貌》〔186〕、熊飛《〈交河郡長行坊支貯馬料文卷〉與岑參行年小考》〔187〕、戴偉華《論岑參邊塞獨特風格形成的原因》〔188〕等。戴文認為，岑參邊塞詩的藝術創新來自於對自我、歷史和時代的超越，而完成這些超越的契機是入邊的地幕府。高適的研究論文有兩篇涉及敦煌文獻，一篇是邵文實《敦煌遺書P3812號中所見高適詩考辨》〔189〕，一篇是張錫厚《敦煌本〈高適詩集〉考述》〔190〕。另外還有兩篇高岑邊塞詩比較的文章：龔軍輝《高適岑參邊塞詩比較》〔191〕和寧惠英《試論高適岑參邊塞詩的不同特色》〔192〕。

    王維是與李、杜鼎足而三的大詩人，曾有「天下文宗」的美譽〔193〕。這兩年發表的有關王維研究的約有60篇，其中《王維研究》第二輯〔194〕收入第二屆王維詩歌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25篇。儘管研究中內容重複的弊病仍十分嚴重，但在生平事迹考證、思想人格探求和作品分析等方面，仍有一些頗具新意的論文。陳鐵民《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195〕在兩度實地考察輞川別業故址的基礎上，結合《藍田縣誌》《類編長安志》《元和郡縣圖志》等文獻記載及王維詩作，斷定馮贄《雲仙雜記》以來所持「輞川別業乃一游止達二十處之多的大莊園」的觀點並不正確。文章認為，輞川並非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桃源；王維在輞川的宅第，也就是輞川別業的主建築，不在二十處游止內；這二十處游止並非都為王維所營造，歸王維所有，也不都在王維別業的範圍內。這些結論，有助於澄清對王維輞川隱逸生活與詩歌創作關係研究中的某種誤解〔196〕。關於王維的生卒年，按《舊唐書》所載卒年、《新唐書》所載享年推定，當為699—759年，但趙殿成考出王維實卒於上元二年(761)，又據《新唐書》所載享年61之說，當為701—761年。而兩《唐書》王縉傳皆謂縉卒於建中二年(781)，年82，據此逆推，他當生於700年。縉為王維弟，卻反比王維早生一年，故趙說亦有人質疑。對此，王從仁、楊軍、王達津、陳鐵民、張清華都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畢寶魁《王維生年考辨》〔197〕根據王維《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中「年算六身知」，考證「六身」即指「亥」字，故王維當生於武則天聖歷二年(699)，歲當己亥，卒年為上元二年(761)，享年63。此說在肯定趙說卒年和兩《唐書》王縉傳所載享年不誤的前提下，解決了弟生兄前的矛盾。其它，在版本方面有陳耀東《王維集知見錄》，散文校理方面有楊軍《王維文校理札記》。〔198〕

    在生平與思想方面，吳在慶《試論王維的風度》將王維的風度用「儒雅風流，蕭閑淡遠」八個字來概括，聯繫其生平思想，結合其詩文創作，詳細剖析隨年齡增大、涉世深入，特別是仕途與人生的幾經坎坷，思想由奉儒轉為佛修道，風度由儒雅風流向蕭閑淡遠轉變的軌跡。畢寶魁《關於王維仕與隱的思考：王維思想及處世哲學的特徵與評價》聯繫與王維仕與隱有重要影響的人際關係，像與諸王、與裴耀卿和張九齡、與李杜的關係，分析王維亦官亦隱，無可無不可的思想和處世哲學，以為王維這種達則兼善、窮則獨守的思想和處世哲學，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典型性，是封建社會人治特徵的必然產物，「只要專制制度的余弊尚存在，這種思想性格便會永遠相伴隨。」相關論文還有嚴國榮《居士信仰：王維文化心態的動態分析》、閻翠榮《從王維詩的「閉門」意象看隱逸心態》〔199〕、王輝斌《王維婚姻問題四題》〔200〕、譚胡炎《王維性情及其隱逸》〔201〕、彭多《淺談禪宗王維思想和創作的影響》〔202〕等，都不乏啟人之處。

    在詩歌創作方面，有從美學角度入手的，如周晴《王維詩歌的審美特徵》〔203〕；有從繪畫角度入手的，如金學智《論王維的詩中畫意及其氣韻生動：〈王維詩中的繪畫美〉續篇》〔204〕、段安國《王維詩中有畫的個性色彩》〔205〕；有從音樂角度入手的，如吳肅森《論王維詩歌的音樂美學特質》；有從比較和影響入手的，如師長泰《實做有盡、虛做無窮：〈輞川集〉王、裴王絕詩比較》、荊立民《追求者的歌唱和絕望者的哀吟：「大曆繼王維」說的質疑》〔206〕、柳晟俊《王維詩對李朝詩人之影響考》；有從外部入手的，如趙海菱《王維詩歌與儒家文化精神》〔207〕、劉曉林《王維詩歌創作與奉佛思想的矛盾性》〔208〕、王樹海《東土佛教與王維詩風》〔209〕、吳曉龍《仙道活動與王維山水詩歌創作》〔210〕等；有從內部入手的，如陳允吉《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髮微》〔211〕、邱瑞祥《試論〈輞川集〉中的佛家色彩》〔212〕、于海崇《王維詩與佛道兩家色彩崇尚》〔213〕、歐海龍《論王維山水詩的梵音世界》〔214〕、邱瑞祥《王維佛理詩之分類及淵源》〔215〕、師長泰《哲理機趣與自然景象的契合：論王維山水田園詩中的禪意》〔216〕。其中，於文從剖析王維詩歌青白錯雜的色彩世界入手，探討其詩與佛道兩家色彩崇尚之間的密切關係，角度較為新穎。在題材上，探討王維山水田園詩的論文仍占較大比例。張毅《王維與盛唐山水詩的明秀空靜之美》〔217〕認為，王維與追求詩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詩人將山水田園詩的創作，由早期的巧為形似之言變為興象玲瓏的意境創造；其詩歌創作受隱逸之風和禪宗思想影響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懷與禪的靜觀默照合而為一，神會於物，超入禪境，能於空靜中傳出動蕩，平淡里透出幽深。相關論文還有李竑《試說王維山水田園詩的藝術特色》、李亮偉《王維的山水審美情質》、張曉明《試論王維山水詩的空靈之美：兼及庄學本體論對王維的浸潤》、崔康柱《超越與救贖：王維山水詩文化意蘊試釋》、陳紅光《王維山水詩中的畫理》、劉文剛《王維田園詩試論》、張應賦《王維的田園詩及盛唐田園詩派》、趙麗、岳道平《王維山水詩的美感效應》、李曉湘《王維田園詩漫淪》、金五德《論王維田園詩》。〔218〕從詩體角度入手的有邱瑞祥《論王維的七言律詩》〔219〕、入谷仙介《關於王維早期的樂府詩》〔220〕。邱文認為，王維是沈宋至杜甫之間的過渡性人物，其20首七律既有對初唐七律應制詩風承襲的一面，也有創新與拓展的一面，像表現領域的擴大，像高遠意象的塑造，像章法變化的追求。入谷仙介是日本漢學界著名的唐詩研究學者，其《王維研究》〔221〕從生平、思想、交遊、創作道路等各個角度對王維進行深入研究，有諸多富於啟發性的見解，遼寧大學孟慶文教授曾主持翻譯該書，但由於經濟原因，譯著遲遲未能出版，洵為憾事。〔222〕最近，入谷仙介打算將王維的作品全部譯成日文，《關於王維早期的樂府詩》即此項工作的一個開篇，它以《燕支行》《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為例，以麻沙本為底本，以蜀本作參考，對詩中典故一一加以討論，誠可謂燭幽顯微。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李白歷來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兩年來，李白研究在整理編集、家世考辨、思想評價、藝術分析等方面再次豐收。詹瑛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223〕的出版，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具有可讀性的、編錄謹嚴、校勘審慎、注釋分明、評論比較詳備、迄今為止最為完善的新版本。它以平岡武夫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30卷為底本，參校版本16種，其中像明崇禎二年〔224〕嚴滄浪、劉會孟評點《李杜全集》22卷本，流傳不廣，頗為罕見，另外又以唐宋元明以來17種重要的總集及選本進行輔助校勘。和王琦注本不同，宋蜀本原有很多保存李白詩原貌的長處，又保存了自李陽冰以來各家傳本不同的異文，而且在詩題下註明詩人遊蹤所在，為編年提供了依據，以之為底本就避免了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225〕和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226〕以王琦注本為底本的缺憾；在注釋、分段與串講、集評、題解和備考上，該書亦各有特色。〔227〕參加《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的詹福瑞、劉崇德、葛景春等還有《李白詩全譯》，它分為題解、原詩、注釋、譯文四部分，也以平岡武夫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像這樣一部對全部李白詩加以今譯者，尚屬首例。

    李白研究方面的書籍有郁賢皓《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228〕、松浦久友《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229〕、陶新民《李白與魏晉風度》〔230〕、楊海波《李白思想研究》〔231〕、張瑞君《大氣恢宏：李白與盛唐詩新探》〔232〕、周勛初《詩仙李白之謎》〔233〕、孟修祥《謫仙詩魂》〔234〕、李殿元、李紹先《李白懸案揭密》〔235〕及李白學會會刊《中國李白研究》1994年集和1995—1996年集〔236〕郁著收入作者有關李白庄平布游及作品考辨的論文20篇，有關思想和作品分析的論文4篇，有考有論，相互支撐。20篇中既有已見於其《李白叢考》〔237〕者，如《李白與孟浩然交遊考》等，也有此後撰寫的，如《李白出蜀前後事迹考辨》等。《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是繼《中國詩歌原理》《唐詩語彙意象論》和《李白：詩歌及其內在心象》之後，松浦久友在大陸出版的又一部專著，該著著重進行作品內在運作機制的批評，即主要從題材及其心象構造角度來論述李白詩的素材與主題問題，從樣式及其藝術表現功能角度來論述李白詩的詩型與風格問題；角度選擇的合理，加上論述的深入淺出，使此書成為近年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陶著選擇的是從歷史文化背景中探尋李白詩成就的角度，全書首先從內涵和外在表現兩方面對魏晉風度加以界定，然後探討魏晉風度對李白性情、詩歌內容和風格的影響，最後分析李白受魏晉風度影響的原因和得失。楊著將李白思想化解為憂患意識、哲學觀、倫理觀、宗教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意識、文學觀、婦女觀、英雄意識、戰爭觀、社會交往觀、反傳統意識這13個層次，並以首章「李白的主導思想」、末章「李白思想的複雜性」統攝和收束，雖不免支離，但自有其一得之見。張著上編「李白研究」從藝術風格、文學傳承和李白與傳統文化的關係等方面，發掘前人涉獵不深的領域，並對李詩中兩篇難解之作加以考釋。下編「盛唐詩研究」前三部分為《盛唐後期詩歌系年》，是其在詹瑛門下的博士論文，起於至德元載，止於大曆五年，以年為綱，以人為目，含時事、文壇述要和詩歌系年。涉及的72位詩人按生卒年排列，涉及的850餘首詩按作年排列，力圖通過系年探討李杜高岑王等安史亂後創作變化及社會歷史與各自命運的關係，並概括出盛唐後期詩歌的創作傾向。「盛唐詩研究」第四部分是高適新論、杜甫漂泊西南時期的創作心理和劉熙載杜詩論探析。

    李白研究的論文涉及思想、題材、詩體、詩藝、傳承、文化背景分析、生平和作品考辨等。

    1.思想。王運熙《李白詩歌的兩種思想傾向和後人評價》〔238〕圍繞李白思想入世和出世的兩重性，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評論加以考察分析，辨析詩仙的三種不同涵義及相應評價，提醒人們，那些最優秀、最膾炙人口的篇章往往在其全部作品中僅占不大甚至很小的比重，往往不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全貌。羅宗強《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徵》〔239〕從李白與自然的關係、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名追求三方面探討其人格範型，是一篇視角獨特、鞭辟入裡的好文章。相關論文還有周勛初《李白思想中的「異端」因素》〔240〕、阮堂明《老莊思想與李白人格理想》〔241〕《李白詩中對自我的仙化傾向》〔242〕和《生命的理想圖式與幻滅：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及其意義》〔243〕、傅紹良《論李白人格悲劇的文化意蘊》〔244〕、康懷遠《李白詩歌中的獨立人格形象》〔245〕、周曉音《論李白的用世之心》〔246〕、詹福瑞《李白詩歌的生命意識》〔247〕、章尚正《李白山水情結的文化意蘊》〔248〕。

    2.題材。曾明《李白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249〕認為李白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主要表現為一，注重真與善的追求。對自然山水的摯戀常通過機具童趣的詩文語境流瀉出來。二，注重體現人的價值。根據自己主觀心境的變化，給靈山秀水渲染上不同的感情色彩，藉以展現自己的理想，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相關論文還有姚星《略論李白山水詩的意象特徵》〔250〕、蘇華《論李白的邊塞詩》〔251〕、孟修祥《論李白邊塞詩中的英雄主義與反戰傾向》〔252〕、傅明善、張維昭《李白遊仙詩與悲劇意識》〔253〕、陳向春《個性與酒：重讀李白》〔254〕、李福軍《酒與李白詩歌藝術》〔255〕、齊慧源《白也詩無敵，美人月與酒：論李白詩》〔256〕、傅紹良《論李白詩中的月亮意象與哲人風範》〔257〕、戰克《李白詠月詩概觀》〔258〕、張浩遜、史耀朴《從贈內詩看李白的愛情生活》〔259〕等。

    3.詩體、詩藝和傳承。葛曉音《論李白樂府的復與變》〔260〕從李白樂府詩的內容和表現藝術的復變關係，以及李白總結一代文化的自覺意識等方面，論述李白大量創作古樂府的原因，其剖析細緻入微。相關論文還有郭其雲《略論李白樂府詩的特色》〔261〕。韓式朋《開拓視野，深入探求：李白詩歌藝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262〕認為，20世紀以來學界對李白家世行跡的考察、詩文的系年，乃至篇什具體問題的研討，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對李詩藝術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有質的變化和發展，諸多專著和專論都涉及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的新特徵，也探討了李詩藝術淵源、影響。但要想在李詩歌藝術研究中實現新的突破，必須進一步結合李白的詩歌主張、更廣泛地發掘李白詩歌創作對前代遺產多方面的繼承，並從李白詩歌對中國古典浪漫主義詩論的形成以及由詩畫相融，進而探尋李詩對中國畫的啟示，才能對李詩的審美價值有更新的認識。相關論文還有邵京起《李白詩歌修辭藝術論》〔263〕、李洲良《李白詩歌的美學特徵》〔264〕、李克和《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詩題爭議的由來：兼論其詩的藝術風貌》〔265〕、陸啟中《論李白詩歌創作中的藝術想像之方式》〔266〕。莫礪鋒《論李杜對二謝山水詩的因革》比較李杜對二謝山水詩因革的同與異：李因多革少，杜因少革多；李白山水詩大部分與大謝異趣，杜則對大謝深有會心；就描寫山水角度而言，杜之寫實手法難度更大。相關論文還有謝宇衡《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衍述》〔267〕、薛天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關於李白情系謝朓的解說》〔268〕、芮曉湘《淺談李白對屈原浪漫主義的繼承發展》〔269〕。

    4.文化背景分析和生平、作品考辯。葛景春《李白與唐代儒學》〔270〕分為四部分：一，唐代儒學的振興；二，李白所受的傳統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三，李白的人生處事思想：功成身退；四，李白與孔子。文章認為，在政治觀方面，儒家佔主導：在詩歌審美觀方面，儒道結合；在人生哲學方面，三教融合。從總的傾向看，儒家的理想主義、道家的自由主義是李白思想的主幹，同時博收廣取釋家的空靈、神仙的飄逸、縱橫家的膽識、兵家的機智、遊俠的俠義，其發展趨勢與唐代儒學是一致的。相關論文還有康震《李白儒家文化人格探索》〔271〕、蔣志《李白與巴蜀文化》〔272〕、李洲良《盛唐時代與李白的浪漫主義精神》〔273〕等。有關生平和作品考辨的論文有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274〕、許嘉甫、許瑋《李白三下渝州考系》》〔275〕、《李白三游蒼梧考異》〔276〕和《李白三入楚州徵實》〔277〕、閻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278〕、李家烈《李白的家世與生籍考辨(上)》〔279〕、蔣志《再談李白出生於四川江油》〔280〕、何林天《李白詩辨偽》〔281〕、啟功《太白仙詩辨偽》〔282〕、張一民、王彩琴《李白〈靜夜思〉作年及作地新考》〔283〕、安旗《李詩別箋》〔284〕等。

    杜甫研究的書籍有侯孝瓊《少陵律法通論》〔285〕、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286〕、李殿元、李紹先《杜甫懸案揭密》〔287〕及《杜甫研究論集》〔288〕。侯著分鍊字、琢句、章法、技巧、韻律五篇，逐一以杜律為例，在徵引前人論述的基礎上提出己見。傅著以35萬字篇幅全面詳細地論述杜甫卒葬的問題，分為研究和考證兩編，對杜甫卒葬的諸家之說及有關資料詳加考辨，尤其對所謂戎昱《耒陽溪夜行》、韓愈《題杜子美墳》、李觀《杜拾遺補傳》等關鍵資料作出考證，其結論是：杜甫於大曆五年(770)夏卒於耒陽，初葬耒陽，旋殯岳陽，終葬偃師。

    杜甫研究的論文兩年間大約發表了170餘篇。

    1.生平。廖仲安《偉大詩人杜甫》〔289〕分讀書漫遊、固守長安、從陷賊脫險到為官和棄官、客蜀郡、居梓州、移居夔州、漂泊兩湖等七個時期介紹杜甫之生平。鄺健行《唐代洛陽福唐觀作進士科試場新議》〔290〕認為，洛陽福唐觀舉行的是河南府府試。其《杜甫貢舉考試問題的再審察論析和推斷》〔291〕又列出12條材料、28家說法後，通過分析得出結論：一，杜甫在開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鄉鞏縣，參加過縣試，又到洛陽參加了府試，二，開元二十三年十月或稍前入長安。三，開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間在長安，參加吏部考功員外郎李昂主持的進士考試，落第。四，赴長安應試時得京兆府尹李適之的照拂。其《杜甫府試下第試說》〔292〕則又推斷，杜甫可能在府試中落敗。其它論文還有喬長阜《杜甫〈望岳〉等寫作時間新探》〔293〕、《杜甫應進士試和壯遊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294〕、《杜甫再游齊魯和西歸長安考辨》〔295〕和《杜甫二入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兼辨杜甫應進士試中的兩個問題》〔296〕、陶瑞芝《杜甫和高適、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時：兼與喬長阜同志商榷》〔297〕、李全民《杜甫蓬溪之行初探》〔298〕、毛明文《杜甫閬州行蹤及創作》〔299〕、文正義《杜甫湘行蹤跡及其死葬考》〔300〕、王輝斌《建國以來杜甫生平研究綜述》〔301〕等。

    2.思想。丁啟陣《生命的悲歌：論杜甫詩中有關生命的悲劇主題》〔302〕和趙海菱《杜甫人格生命論》〔303〕，一個從杜甫生命題材的詩歌入手，探討其悲劇主題的深刻性、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一個分仁者之心、名士之韻、詩人之魂三方面論析杜甫的人格生命，均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杜甫詩歌中體現出的深刻的思想性的理解。鄧魁英《杜甫的窮儒意識與詩歌創作》〔304〕在界定窮儒和窮儒意識的基礎上，探討窮儒意識對杜甫各時期思想和創作的影響。陳昌渠《劉向傳經心事違：解讀杜甫的政治情結》〔305〕通過對史實的梳理，聯繫杜詩及各家注釋，指出劉向傳經、杜甫苦吟都是有志報國者違心的選擇。其它論文還有張金同《杜甫人生悲劇的特定時代蘊涵》〔306〕、秦彥士、庾光蓉《杜甫與禪宗》〔307〕、李豫川《杜甫與禪》〔308〕等。

    3.詩藝。韓成武《以空闊顯孤微：杜詩藝談》〔309〕分析杜詩以空闊顯孤傲的詩法技巧，指出，這是杜甫「主觀與客觀的大矛盾、理想與現實的大衝突」在詩中的反映。李洲良《杜甫詩歌的美學特徵》〔310〕論析杜詩雄闊蒼勁之美、厚重沉實之美、細膩傳神之美、跌宕迴旋之美和老成凝練之美。蔣長棟《試論杜甫的「比興體制」》〔311〕從文學史角度，論述杜甫「比興體制」中體現出的創作思想、藝術手法的改變，以及在詩史上的影響和意義。劉煥陽《語峻體健、語反意寬：杜甫詩歌中的倒裝手法》〔312〕、張鐵明《杜詩的鑄句藝術》〕〔313〕、劉明華《完善與破棄：對杜甫「拗體」的思考》〔314〕、夏曉虹《杜甫聯章詩的結構方式》〔315〕、管遺瑞《淺談杜詩結構的頓挫美》〔316〕、房日晰《略論杜詩的細節描寫》〔317〕、陳開勇《杜甫的藝術追求：情感與表述——對喜劇性自然意象雙重藝術內涵的考察》〔318〕亦分別從某一角度探討杜詩詩藝，各有創穫。

    4.詩體。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319〕和馬承五《樂府詩的體式嬗變與創格——杜甫「新題樂府」論(形式篇)》〔320〕研究對象相同，前者在其《新樂府的緣起與界定》一文基礎上，探討杜甫寫作新題樂府的自覺意識和獨創性，指出由杜甫開始的「歌」與「行」分工和效法漢魏樂府古題，表明了他寫作新題「行」詩的自覺性，而獨創性則表現在：一，以高度概括的場景描寫展現廣闊的社會背景；二，將漢樂府敘事在時空上的單一性變為多面性；三，運用古樂府的神理創造千變萬化的表現手法。後文則認為，杜甫新題樂府既與漢樂府有承續性，又有拓展性，表現在：一，新題樂府的界定與內核；二，傳統體範的變革與展拓；三，即事名篇的方式與類型。相關論文還有林繼中《杜律：生命的形式》〔321〕、韓曉光《杜甫律詩對仗的語式變異》〔322〕和《試論杜甫律詩中的虛詞運用》〔323〕、周茂東《論杜甫絕句思想內容的拓新》〔324〕、蒲惠民《論杜甫絕句的創新》〔325〕等。

    5.題材。劉藝《杜甫邊塞詩新探》〔326〕《情聖杜甫：再讀杜甫的邊塞詩》〔327〕和《杜甫邊塞詩之儒家思想評議》〔328〕、曾明《杜甫山水詩中的人文主義精神》〔329〕、劉文剛《文章有神交有道：試論杜甫的交遊詩》〔330〕、聶大受《杜甫秦州詠物詩的個性化特色》〔311〕和《試論杜甫「秦州詠物詩」的藝術創新》〔332〕、張英《杜甫題畫詩管窺》〔333〕、周理《杜甫題畫詩的法與意》〔324〕等，均有程度不同之創穫。由於1996年9月召開的杜甫隴右詩學術討論會，發表了不少有關文章，以張忠綱《隴右艱難詩興多》〔335〕較具代表性。

    6.其它。胡可先《杜詩史料學論綱》〔336〕從歷代唐詩選本對杜詩的取捨、傳記的撰寫和年譜的編撰、杜詩資料的輯錄、類書的收錄、杜詩偽書五個方面，論述了杜詩史料學的概況。相關論文還有廖仲安《杜詩學》〔337〕、馬承五《詩聖、詩史、集大成：杜詩批評學中之譽稱述評》〔338〕、周興陸《詩「聖」、詩「經」、詩「史」：宋代杜詩研究的基本模式》〔339〕、趙曉蘭《四庫館臣與杜詩學》〔340〕。而有關杜詩作品的重要的研究文章則有蔣寅《〈杜詩詳註〉與唐詩之注釋》〔341〕、鄧小軍《杜詩箋證四則》〔342〕、丘良任《杜詩考索》〔343〕等。

    其它有關盛唐詩人的研究文章還有馬燕《試論禪思與孟浩然詩歌意境》〔344〕、肖蘭英《孟浩然終生未仕的個人原因初探》〔345〕、張偉《淺論孟浩然詩歌情與景的辯證關係》〔346〕、馬現誠《試論王昌齡詩歌的禪境》〔347〕、楊偉中《委婉情真剖心跡：淺論王昌齡七絕送別詩》〔348〕、畢士奎《傾注血淚寫宮怨：王昌齡宮怨詩簡論》〔349〕、楊光祖《從王昌齡西北邊塞詩看「盛唐之音」》〔350〕、梅圭《李頎詩歌成就辨析》〔351〕、石經建《淺論李頎的音樂詩》〔352〕、李迎春《試論李頎詩歌的藝術風格》〔353〕等。

        三、中晚唐

    綜論中晚唐的論文有吳在慶《中晚唐苦吟之風及其成因初探》〔354〕、徐青《中晚唐時期的詩律特點》〔355〕。綜論盛中唐的論文有吳相洲《論盛中唐詩人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356〕。孟二冬《意境與禪玄：中唐詩歌意境論之誕生》〔357〕認為，從理論上明確提出詩歌「意境」的概念，並對之加以探討的是中唐時期的一些作家和詩歌理論家，它標誌著中國古代詩歌意境理論的正式誕生，這與前人及同時代的文藝創作、文藝理論、學術思想、哲學理論觀念，尤其是禪玄有密切的關係。吳湘洲《論唐肅宗黜華用實主張對詩風新變的影響》〔358〕研究安史之亂以後，唐肅宗逐步確立黜華用實的用人方針，對士人行為風範主動加以改造，使之由高華走向沉實，詩風亦隨士風發生變化：帝王師式的人物風範不見了；尚言談議論變為勤於吏事了；率性任誕的作用逐漸消失了。

    有關晚唐的綜論性文章在兩年間呈上升趨勢，袁文麗《晚唐詩人內向心理探因》〔359〕結合晚唐的衰微國勢、政治生活空間、士大夫文人生活、宗教哲學對晚唐詩人的影響，以及文學思想的轉變，探討晚唐詩人內心幽微心理產生的原因，並進而分析內向心理帶來的詩歌特色：沖淡玄遠、含蓄委曲。趙山林《晚唐詩境與詞境》〔360〕認為，由於時代風氣及詩人審美心理的變化等原因，晚唐詩歌表現出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1.深情與苦調，即濃厚的感傷情緒與悲劇意識。2.艷體與曲筆，即以濃艷之辭寫兒女之情，在很多場合下又借兒女之情寄託身世之感。3.細意與靜境，即描寫對象細小，藝術結構細密，而境界趨於靜謐深邃。晚唐詩歌的這些特色對於處在形成與發展中的詞的特殊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總《論唐末社會心理與詩風走向》〔361〕認為，宣宗大中末以後四十餘年的詩壇，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已形成一定的詩人群，但未能構築足以前期比配的時代性特徵與藝術價值觀念，詩歌主題表現只是前期的餘波遺緒：一，承續元白一派政教文學觀而著重描寫民生疾苦並指陳時弊，如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聶夷中；二，承續溫李一派唯美傾向而著重描寫艷情聲色，如韋莊、吳融、鄭谷、韓偓；三，承續姚賈一派清淡詩風而著重抒情寫避世心理與淡漠情思，如曹鄴、於濆、方干、司空圖。臧清《論唐末詩派的形成及其特徵》〔362〕從「咸通十哲」的形成緣起、創作傾向和審美趣尚，揭示唐末詩派與其社會文化的附生關係、「咸通十哲」的藝術得失。李小榮《略論「咸通十哲」的詩歌意象》〔363〕將所論對象分為三類：一，有關水、孤舟、夕陽的意象，表現生存的孤獨感；二，有關夢、酒的意象，表現生命的空虛感；三，有關僧、的意象，表現宗教的皈依感。相關論文還有王曉祥、劉霞《晚唐詩壇的現實主義流派》〔364〕、方然《晚唐文化背景與晚唐文學的抒情走向》〔365〕、趙藝梅《物物於心的晚唐詩歌》〔366〕、吳在慶《「月鍛季煉」與晚唐詩的奇僻》〔367〕、張學忠《唐末絕句議論化的差異與衍變》〔368〕等。

    專攻五代十國的賀中複發表了《五代十國的溫李、姚賈詩風》〔369〕、《五代十國詩壇概說》〔370〕、《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371〕。末文認為，五代十國時期存在規模可觀的宗白詩風，其勢力和影響遠超溫李、姚賈的學效者，代表了此期詩歌的基本創作傾向。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以南唐開國、後唐滅亡為界，可分為具有不同特點的前後兩期，從中可以看出其前期承唐、後期啟宋的過渡性質。

    有關白居易的約有30篇，其中關於《長恨歌》者仍佔主要比例。謝思煒有5篇：《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價值》〔372〕、 《敦煌本白居易詩再考證》〔373〕、《〈新樂府〉版本及序文考證》〔374〕、《白居易詩學思想述評》〔375〕、《白居易與李商隱》〔376〕，均收入其在啟功、鄧魁英門下的博士論文《白居易集綜論》〔377〕，該書上編探討白居易集的版本源流、演變與構成，下編討論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白居易的家世和早年生活、白居易與中唐儒學、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中唐社會變動與白居易的人生思想、白居易的文學思想、白居易的敘事詩創作等，是一部紮實細緻的研究專著。有關作品整理方面的書籍有劉明傑點校《白居易全集》〔378〕、褚斌傑主編《白居易詩歌賞析集》〔379〕、時宜之《白居易詩歌精選》〔380〕。

    白居易思想創作分期一般以元和五年改官或元和十年遭貶為界，但也有學者有不同意見，如鄧新躍《被貶江州司馬不是白居易前後思想的分界點》〔381〕。張安祖《論白居易的思想創作分期》〔382〕亦認為，一，改官或遭貶並未使白居易放棄對現實的關注，他依然滿懷希望，寫作諷諭詩以干預時政；二，白居易側重現實功利的詩歌理論是在元和十年後成熟，此時他諷諭詩數量減少，同他不在諫官其位的職責密切相關；三，白居易詩閑適心態和好佛趨向與他時運不利又始終關心現實、渴望有所作為的思想意識息息相通。所以分期應以長慶二年白居易自請外任為界。張安祖另有《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態》〔383〕，剖析白居易在洛陽的18年晚年生活慚愧、悲哀、痛苦與知足、閑適相交織的矛盾心態。鄭敏《人道主義的激情與沉思：白居易諷諭詩與〈策林〉對讀》〔384〕針對謝思煒《白居易的人生意識與文學實踐》所云「白居易撰寫的《策林》和任左拾遺後開展的政治批評……包含了過多有關清明政治的老生常談和道德說教，並非是真正可行、有具體針對性的治國方略。……白居易和中唐其他傑出人士一樣，將自己無條件地交付於封建國家機器，在個人與皇權國家的關係上甘心情願地處於絕對服從的位置」〔385〕這一觀點，認為即使撇開在「宮市」、「進奉」、元和三年制科案、貶黜元稹案、反對宦官統軍等問題上的眾多重大決策和嚴重鬥爭不談，單就《策林》和諷諭詩中，從人道主義出發所觸及的如輕徭薄賦、救濟生民、戒君奢欲、懲治貪官、尊賢納諫、采詩觀風等社會問題而言，上述結論亦顯然與事實有違。

    劉維治《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386〕剖析白居易山水之吟與其仕宦沉浮的密切關係，認為除借山水宣洩自己感傷情懷這一主觀因素外，山水自然景觀的特徵也使其山水之吟因地域不同而呈現出不同風采：江州忠州之吟充滿哀傷之情，蘇州杭州之吟充滿欣喜之情，洛陽之吟充滿閑適之情，作者還有《白居易詠物詩創作背景、類型及寓意》〔387〕。黃意海、黃井文《白居易〈燕子樓〉詩考辨》〔388〕從燕子樓傳說的由來、唐代法律及社會風氣、白居易對殉葬的態度和婦女觀、作《燕子樓》詩前後的心境及對詩句本意的理解等七個方面，論證所謂關盼盼死節之事並無證據，謂白居易諷關盼盼以身殉張僕射更屬不實。童根羽《白居易「湖上春行」佚詩一首》〔389〕據《永樂大典》卷2264「湖」字韻「輯」得一首佚詩，紀健生《〈永樂大典〉載白居易〈湖上春行〉之二非佚詩》〔390〕隨後乃辨其非。有關白居易的論文還有張文生《白居易詩論新探》〔391〕、嚴傑《入仕求祿與隱退：淺議白居易的出處進退》〔392〕、程紅兵《試論白居易的後期思想》〔393〕、馬永強《白居易前後詩風轉變原因新探》〔394〕、祝德純《白居易閑適詩藝術探微》〔395〕、張浩《試論白居易婦女詩的思想意義》〔396〕、張浩遜《從贈向詩看白居易的婚戀生活》〔397〕、黃果泉《理性的掙扎：白居易諷諭詩說複議》〔398〕等。

    綜觀有關《長恨歌》的研究論文，仍舊集中在對主題的探討上，且又多是對舊有諷刺詩、愛情詩、隱喻詩、雙重及多重主題說進行補充或延伸擴展。如荊立民《白居易〈長恨歌〉主題的再思及其他》〔399〕所論，《長恨歌》諷諭的主題是統一的，但作者在表現這個主題時流露的感性和所持的態度，卻是前後有異的。由於作者淡化或迴避了起初存在的荒淫情節，加之白居易「自我感受」的寄寓、變文故事的影響、制約、市民審美情趣的影響，使主題呈現引人爭議的模糊狀態。基本上是摭拾舊說而已。它如胡淑娟《歷史鑄就的悲劇： 〈長恨歌〉主題新探》〔400〕、李桂奎《論〈長恨歌〉即對人生苦悶的訴說》〔401〕、張澤暉《論〈長恨歌〉的主題思想》〔402〕、郭世綖《從創作環境和創作意圖深探〈長恨歌〉的主題思想》〔403〕、陳迎平《〈長恨歌〉主題新探》〔404〕、張建東《〈長恨歌〉主題芻議》〔405〕、田原《〈長恨歌〉主題新探》〔406〕等等，亦鮮有突破。鈄東星《〈賦得古原草送別〉之誤解與正解》謂《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取義於《易·離》象曰：「離，麗也」，兩物相附為麗，乃反義相訓，言野草依存古原為生命，獨成一說，不無道理。綜論元白的有許總《論元白文學思想的實現功利及其詩化形態》〔407〕，分析元白的共同趨向：1.等同於政治主張的詩歌認識觀念與價值取向；2.隨著國家政局變動與詩人仕途進退而衍化的表現特徵；3.向儒家詩教傳統復歸中的新變性質與內涵。其《論元稹、白居易的文學觀》〔408〕與此大同小異。郭新和《試論元白詩派的五言長篇排律》〔409〕分析了元白二人五言長篇排律內容上對封建士大夫兩重性格的再現、形式上鋪敘手法和以時實入詩的運脾，不無一得之見。惟題目中「詩派」二字，文中未見所指，不妨刪去。

    中唐詩人張籍、王建的樂府唱和現象鮮為人知，朱炯遠《論張王樂府中的唱和現象》〔410〕檢索張王同題、異題唱和樂府15組，其中古題、新題兼有。文章從二人的交遊以及中唐唱和詩繁榮等因素分樂府唱和詩產生的條件，闡述二人以樂府唱和的時代意義，對文學史上存在著「新樂府詩派」這一觀點有支持提托之力。

    韓愈研究仍是熱點，以至有建立「韓學」的倡議。1997年7月，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川師大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對歷代韓集校注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對現存韓詩韓文編年做出了新的考訂，校勘較精審，注釋較準確，解決了不少前人未曾解決的疑難問題，是迄今為止韓集的最佳文本，其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將為韓學研究的深入和「韓學」的確立起到較大的推動。研究專著則有陳勝《論韓愈陽山之貶及其文學評價》〔411〕。曹連觀《尋找陌生：論韓愈的詩藝創新》根據俄國形式主義批評所謂「陌生化」原理，論述韓愈詩擅用獨特生新的詞語、奇拗激越的音節、異乎尋常的形象、以文為詩的手法使其詩擺脫盛唐的羈絆，並為宋詩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不少論文涉及韓孟詩派，如許總《論韓孟詩派主體心性的強化與藝術表現的變異》〔412〕、楊國安《從自然和社會走向自我：韓孟詩派研究》〔413〕、 《心靈創造的世界：韓孟詩派研究》〔414〕和《論韓孟詩派生硬勁峭的內在品質》〔415〕、朱明秋《雕肝嘔肺究為何：尋韓派詩人苦吟的原因》〔416〕等。林伯謙《韓愈文學理論與佛法行持之研究》〔417〕從創作目的和創作方法兩方面比較韓愈文學理論與佛法行持的關係，認為二者儘管有不少共通之處，但也有大相徑庭之處。其相異處可見出韓愈的反佛之心，至於不謀而合處則絕非受禪學啟發所產生的靈感，更不是晚年結交大顛和尚而得到的領悟。相關論文還有閻琦《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係之探討》〔418〕。

    有關柳宗元的論文數量仍和前兩年相差不多，較有新意的是朱邦國《論柳宗元的作品與創作心態的關係》〔419〕、周慶義《柳宗元家世與籍貫考》〔420〕。劉禹錫研究在《陋室銘》是否出自劉禹錫之手產生了質疑，吳小如1996年春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首先發難，但未稽考古籍，立論未周，不久即遭駁斥。段麗塔《〈陋室銘〉作者辨析》〔421〕據《新唐書.崔沔傳》，謂《陋室銘》乃崔沔所作。吳小如《〈陋室銘〉作者質疑》〔422〕又據顏真卿《崔孝公陋室銘記》對照今傳《陋室銘》加以考察後認為，說《陋室銘》出自劉禹錫之手固無確據，但說是崔沔傳所作亦不免有人疑竇之處；《陋室銘》實不類唐人作品。而卞孝萱《〈陋室銘〉非劉禹錫作》〔423〕則就自己《劉禹錫年譜》〔424〕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更具說服力的申述。相關論文還有高鈞《劉禹錫〈陋名銘〉作年及陋室所在地考辨》〔425〕。有關劉禹錫的重要論文還有沈文凡《元和詩豪劉禹錫》〔426〕、張鳳芳《簡論劉禹錫的詩歌創作》〔427〕、熊飛《〈劉白唱和集〉編集流散考》〔428〕、張自新《自我心靈的燭照與社會盛衰的思考：論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429〕、林心治《劉禹錫詠史懷古詩新探》〔430〕、任暉《永貞革新與劉禹錫、柳宗元的文學創作》〔431〕、尹楚彬《劉禹錫交遊辨正二題》〔432〕、陶敏《曲折微婉寓刺於美：說劉禹錫〈寄李六侍御〉詩》〔43 3〕。書籍方面，蔣維崧、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是繼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434〕之後又一部劉集整理本，它以民國徐鴻寶影印宋紹興八年本為底本，系年依高國忠《劉禹錫詩文系年》〔435〕。與瞿箋相比，它更側重於語詞。卞孝萱、卞敏《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劉禹錫評傳》〔436〕，洋洋29萬字，分列十章，對劉禹錫的氏族、籍貫、出生地、家世、遊學、科名、官職、交遊、政治思想、哲學理想、人生觀、文藝思想及對後世的影響一一加以論述，文獻搜求博洽，資料運用精審，考論嚴謹，視野開闊，表述流暢，洵可謂力作。

    李賀仍舊是中晚唐研究的熱點，兩年間發表了大約50篇文間。縱觀這些文章，選題以悲劇意蘊、生命意識、獨特之理等較為集中，如郭崇林《李賀詩的悲劇心理特徵初探》〔437〕、周尚義《李賀的悲劇情結及其詩歌的悲劇意蘊》〔438〕、阮堂明《李賀的心靈矛盾與詩歌的藝術表現》〔439〕、李寶泰、鄒少雄《超越生命的羈絆：論李賀詩的超我意識兼及其意識構成》〔440〕、王慧《生、死、仙：淺探李賀詩歌中的生命哲學》〔441〕、盧偉、朱繼英《試論李賀詩中的死亡焦慮》〔442〕、李鵬飛《絕望詩人的自我拯救：李賀詩歌與創作心態》〔443〕、王玉民《李賀詩歌中的無意識》〔444〕和《李賀詩歌中的通感、幻覺和高峰體驗》〔445〕、李軍《李賀詩歌意象論》〔446〕、 《論李賀詩歌的荒誕詩風》〔447〕和《論李賀詩歌的藝術變形》〔448〕、王峰秀《淺談李賀的創作心態及詩歌意象》〔449〕、廖明君《生命的有限與無限：李賀詩歌新論》〔450〕、張國榮《淺論李賀詩歌獨特之「理」：兼駁李賀詩歌「少理」論》〔451〕。

    李賀詩的章法，歷來受到非議，謂之有句無篇、零碎拼湊、前後矛盾、俱無脈絡，而楊曉靄《略論李賀詭奇詩歌的章法變幻形態》〔452〕則認為，李賀詩結構有內在邏輯性，以心理意識為內在線索，將種種瞬間性印象剪輯成體以達到「陌生化」效果，在詩歌章法表現為「隱合」「復迭」「輻射」「謎語」四種形態。其對西方形式主義文論方法的合理借鑒，可算正切合賀詩之神理。長吉詩善用色彩，前人已多有所悟。陶文鵬《論李賀詩歌的色彩表現藝術》〔453〕則將李賀對色彩的敏感特點融貫到對其詩歌意象和意境的具體分析之中，指出他善於「先聲奪人」和「借色點睛」，擅長表現靈視中夢幻里的廣闊無際虛幻渺遠之色，表現光色的微妙變化，賦予色彩以象徵性、情感性和個性，把色彩作為創造冷艷瑰奇意境的重要手段。其論述可謂較全面細緻。1983年吳企明曾有《李賀詩歌藝術淵源初探》〔454〕，1997年他又有《長吉詩藝術淵源論》〔455〕一文，結合李賀生活的中唐時代政治情況和自身的坎坷遭際，更加全面系統闡述了這一論題，以求了解其詩歌獨特風貌形成的原因。杜道群亦有《試論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456〕，可同此文相互參看。吳企明另有《論杜甫與李賀》〔457〕。在李賀遊蹤研究中，許多年譜、著述皆稱李賀有南遊之舉，如朱自清《李賀年譜》、錢仲聯《李賀年譜會箋》、王禮錫《李長吉評傳》、吳企明《李賀》、傅經順《李賀傳論》等均主此說。黨銀平《李賀南遊疑證》〔458〕則從諸家新論南遊的原因、時間、李賀的生活和身體狀況、歌詩的內容等四個方面一一加以駁論，認為南遊之舉並不可信。

    同前幾年一樣，無題詩尤其是《錦瑟》，仍是兩年中李商隱研究的特點。王蒙謂之《李商隱的挑戰》〔459〕，形象、豁然。文章認為，李商隱研究熱潮的出現，標識著近年來文學觀念的變遷、發展、開闊深化：「李商隱現象」是對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包括接受美學和文學史的一個挑戰，「我們有可能把李商隱研究作為一個契機，把我們整個國家的理論水平，文學史的水平，詩歌創作的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境地。」孫金榮《潛沉的擴張的隱喻：李商隱「無題」詩意象的主要表現形式》〔460〕認為，李商隱無題詩意象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以特別的文學性(非固式、非直觀化)、內在性《隱喻式思維》、比喻各方面的渾然天成(具旺盛繁殖力的結合)為特徵的潛覺的擴張的隱喻則構成其意象表現的主調。相關論文還有彭桂媛《與君共賞「琴瑟」弦外音——試論李商隱無題詩中的「情中情」：兼與先輩諸說商兌》〔451〕、張鳳秋《李商隱「無題」詩探幽》〔462〕、陳建任《言情的藝術：論李商隱無題詩的情感及抒情方式》〔463〕、廖美蓮《言有盡而意無窮：李商隱無題詩意境美淺析》〔464〕、趙忠山、《李商隱無題詩的空白結構及其模糊特徵》〔465〕、張明非《李商隱無題詩研究綜述》〔466〕、楊艷梅《〈錦瑟〉是悼亡詩新證》〔467〕、李平《〈錦瑟〉難解：談當代語義學幾種理論在解讀中的運用》〔468〕、王次澄《李義山〈錦瑟〉詩賞析》〔469〕、夏其模《我對〈錦瑟〉詩的理解》〔470〕。

    余恕誠《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兼談李詩研究的方法問題》〔471〕在論述李詩朦朧、多義及其對心靈世界表現特點的基礎上，提出李詩研究總體上可以著重從反映心靈世界去看李詩，而在深處、細處可以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釋，使詩歌多義性的豐富情感內涵，在解讀和研究中更充分地展開。張明非《論李商隱的比興風騷》〔472〕闡發錢鍾書先生《錦瑟》乃「借比興之絕妙好詞，究風騷之甚深蜜旨」(《談藝錄》補訂本)之意，將之擴展為對整個李詩特徵的概括。樊南文研究繼董乃斌《論樊南文》、吳在慶《樊南四六文芻議》之後，劉學鍇《樊南文的詩情詩境》〔473〕從詩語、詩情、詩境、詩心四個方面，剖析玉溪詩對樊南文的滲透與影響，是對錢鍾書先生所云「樊南四六與玉溪詩相通」〔474〕很好的闡發。有關李商隱研究的其它重要論文還有黃世中《李商隱詩版本考》〔475〕、張學松《李商隱詠物詩的悲劇美》〔476〕、張文飛《從新批評的角度論李商隱詩之藝術魅力》〔477〕、黃世中《論李商隱詩的藝術特色：兼評舊箋對李詩的某些曲解》〔478〕、熊國華《論李商隱詩化情境的生成方式》〔479〕和《論李商隱詩歌的隱喻系統》〔480〕、梁佛根《義山桂幕詩作的黃昏情結及其多層底蘊》〔481〕、深澤一幸《蜂與蝶：李商隱詩的性表象》〔482〕。

    鍾來茵《李商隱愛情詩解》是一部新人耳目之著，此著分為初戀詩、夫人詩、關於皇帝的愛情放含有性幽默的遊戲之作四個部分，對涉及的108首義山詩分別加以注釋、詩解和今譯，其詩結部分注重對義山賦高唐的手法的闡析，注重以詩證詩，注重喻之多邊，喻之二柄，注重詩家創作常規，注重以道藏釋義山詩，作者自謂第一輯初戀詩將最受關注、最會引起爭議，我們拭目以待。楊柳《李商隱評傳》出版了新版〔483〕，增加了錢鍾聯、沈立人的序和其子楊曉東的後記。

    自陳尚君、江涌豪發表《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的節要、提出《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以來，學術界給予了充分重視，兩年中又發表了21篇有關文章，其中《中國詩學》第五輯〔484〕專門開闢「《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討論」一欄，收入9篇討論文章。〔485〕

    陳尚君、汪涌豪《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486〕全文三萬字，分1.《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生平思想、論詩旨趣及文風取向的比較，顯而易見的悖向；2.明萬曆以前未有人見過《二十四詩品》；3.《二十四詩品》之出世及其疑問；4.《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5.《詩家一指》的初步研究；6.所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為明末人據《詩家一指·二十四品》所偽造；7.餘論七大部分。其中《詩家一指》為懷悅所作一說，張健已有訂正。其結論為，明初洪武間人趙撝謙《學苑》中已引錄過《詩家一指》，所以《詩家一指》成書應在此前；其最早版本是成化楊成校刊的《詩法》本，其後百年間的各種版本均不雲懷悅作。另，明正間史潛校刊《新編名賢詩法》三卷中，有《虞侍書詩法》，應是較《詩家一指》更接近《二十四詩品》原貌的版本。據「虞侍書」之名稱，及書中「集之《一指》」之「集」的自稱，張健推斷此書作者可能即為虞集。〔487〕

    此後，陳尚君《〈二十四詩品〉辨偽追記答疑》〔488〕針對各家反駁詰疑，如司空圖本人或其友人詩文中有無其作《詩品》的證據、如何理解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之文意及「韻」字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唐末至明末七百多年無人稱引這一特殊現象，一一闡述己見，認為目下欲維護司空圖的著作權還看不到有力的證明。汪涌豪《論〈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詩論異趣》〔489〕結合其生平思想，對其所作論詩雜著與《二十四詩品》在哲學觀、文學觀、以及理論形態等方面的不同加以論證，汪涌豪《司空圖論詩主旨新探：兼論其與〈二十四詩品〉的區別》〔490〕則專就其詩學思想的主旨，討論其與《二十四詩品》的區別。

    王運熙《〈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我見》認為陳尚君、汪涌豪之論有兩條證據特別有力，一是證明蘇軾沒有提及《詩品》，二是許學夷的論述，他對司空圖十分推崇，不可能把司空圖之著斥為「卑淺」。張伯偉《從元代的詩格偽書說到〈二十四詩品〉》從元代詩格的一般特徵入手，對懷悅編本《詩家一指》的各節一一考察，認為它是一部從唐、宋及元代初期的詩論中抄撮編纂而成的書，因而最早出現在《詩家一指》中的《二十四詩品》究竟出於唐、宋，抑或元初，從《詩家一指》本身尚不能得出確實的結論。張健《從懷悅編集本看〈詩家一指〉的版本流傳及篡改》從懷悅編集本《詩家一指》入手，對《詩家一指》的版本流傳加以梳理，得出如下結論：一，懷悅編集本《詩家一指》是一部詩法彙編，懷悅是該書的刊刻者。二，懷悅本《詩家一指》與楊成本《詩法》是同一部詩法彙編的不同傳抄系統。三，《學苑》所引《一指》與懷悅本《詩家一指》是同一傳抄系統的不同抄本。四，《詩家一指》的篡改者是其所依據的《木天禁語》 《詩家一指》合編本的編者。蔣寅《關於〈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為《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補充了一個劉躍進見告的證據，即王應麟《小學紺珠》未收二十四詩品條，說明《二十四詩品》是南宋以後的作品。蔣寅認為陳尚君、汪涌豪《司宏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最有力的理由是明代以前不見收錄與徵引及楊慎、胡應麟、胡震亭、許學夷列舉司空圖詩論時不及《二十四詩品》，它使得在明代叢書里將《二十四詩品》寄託於司空圖名下，豁然暴露出極大的疑點。至於張健認為《虞侍書詩法》結構完整，《詩家一指》明顯經過改竄，固然有理；但文章對《二十四詩品》在明末突然橫空出世，自始就沒有引起任何懷疑這一現象也很不理解。〔491〕

    李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獻疑》〔492〕、祖保泉、陶禮天《〈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493〕、祖保泉《再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494〕和《〈二十四詩品〉是明人懷悅所作嗎?》〔495〕、王步高《〈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質疑》〔496〕、劉倩《〈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駁議》〔497〕則針對陳、汪之論加以質疑。如李文認為，以韻指篇的用法在古代並非鮮見，而以韻指詩之一聯，通常則限於一篇之內，鮮有以之統計不同詩作中的詩聯之例。

    張少康《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之我見》〔498〕就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所說「二十四韻」究竟指什麼，《二十四詩品》明末以前無人稱引的問題、《二十四詩品》真偽的內證問題和用語問題分別闡述了看法，其結論是《二十四詩品》是否司空圖所作，尚無法下一肯定結論。

    討論這一問題的其它論文還有陳良運《司空圖〈詩品〉之美學構架》〔499〕、趙福壇《我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及其體系之點見》〔500〕、汪泓《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辨綜述》〔501〕、張柏青《從〈二十四詩品〉用韻看它的作者》〔502〕、束景南《王晞〈林湖遺稿序〉與〈二十四詩品〉考辨》〔503〕、李祥林《近年來有關〈二十四詩品〉作者之爭》〔504〕。司空圖研究的其它論文還有吳全蘭《靜穆：司空圖推崇的一種審美心態》〔505〕、古風《司空圖的意境形態論》〔506〕、陳登《休姆與司空圖的詩歌理論比較》〔507〕、黃鋼《司空圖與詩味》〔508〕、鍾光貴《司空圖境界說探要》〔509〕、鄭德開《司空圖〈詩品〉 「超詣」美學思想探源》〔510〕、張松輝《道家道教與司空圖》〔511〕。

    〔1〕陝西教育出版社，前二書1996年7月版；後二書1996年8月版。

    〔2〕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1958年12月版。

    〔3〕中華書局1997年11月版。

    〔4〕據王友勝《一部唐詩研究的力作：評〈全唐詩人名考證〉》，《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4月版。    

    〔5〕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版。

    〔6〕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考》，考及782首(其中重出9首)，又53句，詞34首。《唐代文學叢書》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7〕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8〕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版。

    〔9〕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

    〔10〕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年8月版。

    〔1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

    〔14〕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5〕東方出版社1997年7月版；1997年10月版。

    〔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17〕台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8〕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版。

    〔19〕遼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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