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畫像之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缺失
文︱馮相軍
中國向來有禮儀之邦的美稱,只不過,這美稱似乎並沒有讓普通的中國人感到精神的榮耀,畢竟,實在的生活中,人們見識到的,更多的是道德失落和禮貌匱乏,那種不需要戴上放大鏡就可以在公共空間隨處可見的獨有的中國人的不文明形象,簡直像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的外在特徵,稍有經驗常識的人一看(聽)就能辨得出來——定是中國人。
且不說在外國的機場或景區專門為中國人設置了漢語標識,提醒國人不要有大聲喧嘩、亂扔垃圾或隨地吐痰等妨害秩序或文明的不禮貌舉止,但說我們身邊司空見慣的生活現象,就足以讓我們為禮儀之邦的美譽深感汗顏。飯店就餐,食客們舉杯換盞觥籌交錯高談闊論,哪管旁邊食客是不是受得了忍得下?酒足飯飽之後,回家路上忍不住內急,隨便找個電線杆或綠化帶就地解決了事,哪管路上女士路過小孩兒驚訝?公共場所,煙民只顧自己吞雲吐霧,接個電話也是聲嘶力竭,卻鮮見有人顧及旁人的感受!公共廁所的尿槽里,總會有被尿液浸濕的三五個煙頭,不知煙被抽盡吐入尿槽的瞬間快感之後是否心底懷有對保潔工人撿拾清理的一絲愧疚?城市街道,大型犬不拴繩,寵物狗隨地拉,買菜的隨便找個地方就做起生意來,開車的人行道一點兒也不禮讓行人,老太跌倒沒人去扶,救護車前不讓路;公共車上不讓座,排隊場合強插隊,名勝景區亂題字,互聯網上扯國罵,等等,不勝枚舉。
這樣極不體面且有害素質的不文明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是這個人或這群人的問題,但如果這種缺乏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現象成為普遍的存在,那在本質上就成了這群人生活的社會環境問題。為此,感到羞恥的不應當只是不文明行為的個人或群體,還應當有個人或群體背後的國家與社會。中國者,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傳承,中國人,有著從小到大持續不斷的道德教育,中國機構,有著全國範圍升級換代的文明單位創建,為什麼偏偏在中國,偏偏是中國人,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匱乏倒成了民族劣根性的重要一條?
我們無法認同美國教授關於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原因是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的結論——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受這種教育長大後,便會將與「糞便」同類性質的鼻屎、放屁、怒氣和敵意毫無顧忌地倒入客觀世界。這一結論看上去有點兒滑稽可笑。並且,這一結論的支撐顯然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文化、國民心理、傳統習慣和社會管理制度等因素對國民行為及性格的影響。
記得有一則故事,說考慮到北京長安街中間安置鐵欄杆不雅,道路管理者曾予拆除,但很多司機就直接橫穿中線在天安門廣場停車,兩個月後只能恢復安裝鐵欄杆,管理者無奈地稱中國人只適合「圈養」。將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行為缺陷等同於牲畜,我想,肯定沒有人願意接受這樣的污衊和敵視。並且,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只能造成更強烈的態度對立,激將更多的人加入到混亂中來。
百年之前,美國人史密斯就在《中國人德行》里說「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里以道路為例對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作了以下注解:所有的人都認為,只要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損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事實上,道路等屬於公眾,這樣的概念,中國人心裡根本就沒有。「江山」(即這個帝國)屬於當今皇上,他能擁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與道路有關的事都讓皇上去操心好了。梁漱溟在論及中國民族性缺點的時候指出,中國人不講公德、缺乏國家觀念、自私心重是最顯現的缺點之一,這與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有私德無公德的結論保持了一致。也是,在私下場合,比如同事朋友聚餐,會對誰坐上位誰坐下位客里客氣推來推去,但在乘坐公交車這等公開場合又會爭先恐後一擁而上,完全可以佐證中國人公德私德的側重與偏倚及公共精神的缺乏。
之所以缺乏公共精神,或跟中國人長久以來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有關。封建專制之下,中國人的命運主宰於皇權,一切問題皆有皇帝或官員作主,普通民眾由於社會治理參與經驗缺少及國家觀念淡漠而無法形成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也就導致「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盛行,畢竟,在專制社會,所有有礙於封建秩序的言行舉止都要證實「出頭的椽子先爛」基本經驗的正確。社會發展至今,我們依然習慣於頂層設計,習慣於正確領導,對於社會秩序如何改進,公共資源如何配置,價值觀念如何確立,人文情懷如何培育,既沒有參與的精神動力,也沒有參與的經驗能力。對於發生的社會問題,人們普遍的想法是國家問題,而不是自己問題,比如扶不起的老人,比如排不好的隊伍,只見洪水滔天卻不知自己也是水之一滴。
中國的文化,一向強調個人的修為,注重義務的履行而忽略權利的行使。或許,這也是契約精神在中國難以嵌入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因。誠信缺失,社會失范,跟契約精神植入社會生活的程度不足大有關係。中國沒有自治(政治上的民族區域自治不能視之為社會管理模式上的自治)傳統,中國人難以正確而自覺地讓與自己的部分權利以獲取社會生活的安全與自由也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說到底,就是公眾個人讓與了部分權利或限制了部分自由,比如不在公共場所喧嘩,不亂丟垃圾,不開遠光燈,不亂停亂放,從而促進整個社會更加有序和安全。唯有公眾學會自治,積極而主動地限制自己並譴責和非難他人有害於公共秩序與安寧的言行,才能在社會生活中尋求到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唯有讓契約精神植入生活,方能讓人人都在道德約制下自覺規範權利行使實現社會生活的舉止優雅和風度翩翩。
在中國社會中,平等是極為稀缺的資源,即便到現在,平等依然是崇高的理想而不是現實的生活。沒有達成普遍共識的價值支配,沒有保證人人均等的社會規則和發展機會,註定所謂的團結不過是一場人人心知肚明人人逢場作戲的虛偽表演,註定中國人依舊繼續傳承著「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的民族性格,註定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想結合的大方略依然在延續了數千年的三十六計和現代厚黑學面前疲軟無力。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格局對於民族性格的侵蝕是無形的,也是致命的,就像現在,好人過的不是揚眉吐氣,惡人活的不是舉步維艱,就在這樣顛倒黑白不辨是非的語境下要人保持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無異於竊國者嘲笑竊鉤者怎麼這樣沒有素質和缺乏教養一樣蠻橫無理!
當下中國,財大氣粗有能力輸出產品和財富。但,國人公共空間基本禮貌的缺乏,確是讓這一國家看上去更像一個暴發戶的形象。這與中國在公開場合標榜的大國風範和禮儀之邦嚴重撕裂。缺乏公共空間基本禮貌,既是個人的素養問題,也是社會的文化問題,我們需要反省和改進的,不僅有國人公共精神擔當的缺失,而且還有社會管制格局形成的民族性格的改良,或唯有如此,中國人的形象,以及中國禮儀之邦的美譽,才有可能不是一廂情願的自我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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