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自成之死」的爭論綜述

         關於「李自成之死」的爭論綜述

      明末農民戰爭失敗後，李自成的最後歸宿問題，是三百多年來的一件疑案。自清順治十五年谷應泰作《明史紀事本末》，持李自成奔死湖南黔陽羅公山說，乾隆四年官修的《明史》正式刊行，持李自成竄死湖北通城九宮山說起，爭論即已存在。數百年來，公私史乘，各持異詞。迨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中葉，經過史學界的一番討論之後，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李自成死於湖北通山縣說為多數學者所認可，這個問題似有定論。

　　近一兩年來，湖南省的一些史學、文物工作者以及業餘史學愛好者，對上述的成說提出了挑戰，認為李自成並非１６４５年死於湖北通山縣，也不是死於通城縣的九宮山，而是到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３月，才老死於湖南石門縣的夾山靈泉寺，遂使這個問題的討論重新展開並有日趨熱烈之勢。

一、李自成遁跡說長期存在  

　　李自成兵敗後遁跡佛門老死夾山靈泉寺的說法由來已久。早在乾隆年間，《明史》刊行不久，湖南澧州知州何璘（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在澧州任內）就根據自己調查所得，撰寫了《書李自成傳後》，對《明史》的竄死通城九宮山說進行了辯駁，認為那只是李自成「設疑代斃，以為緩追脫身之計。」該文載於《澧州志林》卷二六，其後又為《直隸澧州志》、《石門縣誌》、《米脂縣誌》、《埋憂續集》、《小腆紀年》、《廣虞初新志》等書先後沿引。其文略云：

　　「闖賊李自成之死，野史所載不一。……余以澧志不備，周諮遺事，有孫教授為余言：李自成實竄澧州。因旁詢故老，聞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棄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寺為僧，今其墳尚在雲。余訝之。後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豈和尚所稱？曰『玉』、曰『何氏子』，蓋寓言之、亦諱言之也。遍問寺僧，對不甚詳。內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記夾山舊事，雲和尚順治初年入寺，是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有一僧來，雲是其徒，乃宗門，自號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和尚臨終有遺言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奉天玉和尚為其自號，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鴟目曷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其為自成無疑。自成之構亂也，初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曰奉天玉和尚，蓋以奉天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玉又璽質，為天子之所寶，殆訖死不去僭號，與泰山賊王同一行徑，可笑也。而野拂以宗門為律門弟子，事之甚謹，又題稱不知何氏子，寓尊奉於諱言，豈其舊日謀臣，相與左右者歟？」

　　接著，他分析了李自成「舍騎入山，削髮亡命」的原因，乃是「勢所不得不然」，並列舉了大順軍余部「盤踞澧境六七年」，竟然沒有另外推舉一個統一指揮的首領，以為李自成尚在夾山無恙的佐證。

　　迨至民國初年，著名學者章太炎亦贊同此說。他在《李自成遺詩存錄》及《再書李自成事》等文中，對《明史》和《永曆實錄》等謂李自成竄死九宮山說進行力辯，認為「自成之死無誠證」，「不可信」。又稱，親自於夾山訪得李自成《梅花百韻》詩五首，「無草澤粗獷之氣，而舉止羞澀，似學童初為詩者，亦舉事無就之徵也。」此後，持是說者間有其人。與此同時，在湖南的澧州、石門一帶，民間流傳有關李自成遁跡石門夾山寺為僧並物故於此的種種傳說，自乾隆年間以來，歷久不衰。

　　奇怪的是，長期以來，這種與《明史》相異的說法，從未得到史學界多數人的首肯。至五十年代中葉那場討論之後，更近乎湮沒無聞了。  

 二、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場討論  

 　　五十年代中期，關於李自成之死的問題在史學界又引起了一場討論。這場討論是由湖北通山縣楊芳小學王如江向《歷史教學》提供他的一些調查材料，並對當時的成說提出疑問而引起的。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歷史教學》請《晚明民變》的作者李文治作「問題解答」。李文治在答文中認為，李自成殉難於九宮山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九宮山屬於哪縣所轄。經過考證，他「斷定李自成殉難的地點是通山縣九宮山，不是通城縣九宮山。」１９５６年，湖北師專、武漢大學歷史系以及老史學家金毓黻，均撰文贊同李文治的結論，並從多方面作了補充、論證。郭沫若讀過上述諸文後，認為這些考證「確實有據，是可以信賴的」。因此他提出，１９５５年他為通城縣李自成新墓所作的題詞，以及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說李自成死於湖北通城九宮山，「都是根據舊有的傳說，應予以註銷並改正。」《歷史研究》將上述文章，連同郭沫若的書面意見，彙集發表於該刊１９５６年第６期。

      繼之，童書業在《山東大學學報》１９５７年第６期，陳登原在《人文雜誌》１９５７年第５期，先後撰文作進一步論證。童書業斷定李自成死於鄉兵（即地主武裝）之手，時間是順治二年五、六月間。陳登原除了得出與各文相同的結論外，還著重就產生李自成為僧說進行了說明，指出這反映了當時人民的願望，希望義軍領袖捲土重來，至少不曾身首異處。

　　根據學者們的考證以及王如江向中共通山縣委的建議，在通山縣高湖公社境內修建了闖王陵，並創辦了李自成生平事迹展覽館。此後，討論逐漸趨於平息。這次討論，基本維持了《明史》的說法，它的成果則在於將九宮山由通城縣訂正在通山縣。

三、問題的重新提起  

　　當李自成墓在通山縣正式落成，李自成於１６４５年死於湖北通山說似成定論之後，主張遁跡並死於夾山說的一些研究者，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轉入更廣泛的調查和更深入的探討。湖南省文物局及有關部門也多次組織過專門的調查。

　　然而，正式將此問題重新提出並向成說發起挑戰，卻是１９８０年下半年以來的事情。先是劉世善於《社會科學戰線叢刊》１９８０年第二集發表了《九宮山李自成墓質疑》，繼之是１９８１年出現了如下的文章：

　　１．熊超群：《關於李自成隱居夾山的探討》（《湖南日報》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８月２６日斷續連載）。  

　　２．韓長庚、向祥海：《李自成死地、終年問題考》（《湘潭大學學報》１９８１年社會科學版第三期）。  

　　３．石珍、丘朔：《李自成禪隱石門夾山說新證》。  

　　４．陳俊武、龔少通、賀文龍：《九宮山闖王陵觀後質疑》（以上二文均見《求索》１９８１年第三期）。  

　　這些文章一致指出，長期以來沿襲的《明史》說不可信。李自成最後隱跡湖南石門縣夾山為僧並老死於此的說法更近情理，因而也可能更近於歷史的真實。  

　　除了何璘的《書李自成傳後》外，對上述文章的出現起著直接推動作用的，是近年來在夾山寺附近若干新材料的發現：  

　　（一）立於奉天玉和尚塔前、由野拂和尚撰文的殘碑。五十年代末，夾山林業科學研究所掘得此碑，但未引起重視，後被移作他用。１９８０年冬，石門縣農民運動史資料調查組重新查得此碑，但僅獲半截。斷碑殘文落款處鐫有「野拂」篆文圖章。碑文十五行，殘文中有「和尚……於壬辰春飛（錫來茲）」，「子門徒已數千，指中興××」，「況值戎馬星落雨淚天」，「百鍊精金」，「補之為銘」等語，蓋即昔時何璘所見碑無疑，證明何氏之言並非虛傳。

　　（二）奉天玉和尚骨灰罈及《中興夾山祖庭弘律奉天玉和尚塔銘碑》。原農業科學研究所在開發種子園時發現一墓穴，內有兩口大缸，盛木炭若干，當時未悉何人之墓。１９８１年１月有關部門進一步發掘時，於原墓穴之另側又得兩個並排之墓穴。居中的坑內得青花瓷骨灰罈一口，經初步鑒定為晚明製品，內盛舍利子（火化後的骨骸團粒）甚多。緊靠壇側有碑銘一方。碑文完整，啟首書曰「中興夾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為賜進士第翰林澧陽劉瑄所撰文。立碑時為「周王丙辰三年（吳三桂年號，１６７６年）孟冬吉旦」。碑文記述了奉天大和尚事迹，內有「師於大清壬辰年（順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請書領徒開山」，「歿於甲寅年三月」，「門徒（此字原奪，但有補刻）弟子數千眾」，西崗有塢，永歆佳城」等語。更有「百鍊精金」、「補之為銘」語與野拂斷碑相同。與當年何璘所記時、事相符。於主墓穴之又一側，還出土護墓符碑一方（內容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梅花百韻》木刻版。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修整夾山寺大雄寶殿時，於西牆洞內得木刻殘板一塊。雙面分別刻有《雪消梅》、《含霜梅》、《馬上梅》、《竹梅》、《胭脂梅》、《西湖梅》、《東閣梅》等詩七首（另兩首詩題字跡不清或失題）。因系殘板，每詩僅得一、二、四句，缺第三句。中縫有《梅花百韻》四字，即書名也。相傳李自成隱居夾山寺時，曾以梅花為題，詠詩百首，「即以木刻印行者」。據研究，此次發現的各詩殘句，與章太炎所輯五首，在體例、思想、語言風格上頗相類似，亦與李自成的經歷、行事及身份相符。

此外，向來為人注意不多，立於夾山寺大雄寶殿門側之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夏月穀旦立的《重修夾山靈泉禪院功德碑記》，道光三十年孟冬月立之《重修夾山靈泉寺碑誌》，亦更為人重視。

　　四　幾個問題的探索  

　　下面幾個問題是上述諸文探索的重點：  

　　（一）李自成竄死通山之說不可信。  

　　李自成走死通山說雖然出自「正史」，由來已久，影響也大，為多數史籍沿襲，但它的材料來源乃出自傳聞，且自相矛盾，不合情理。韓長庚、向祥海文認為，《明史》、《小腆紀年》、《南疆逸史》、《永曆實錄》及《綏寇紀略》等記明末事的重要史籍，無不眾口一詞說李自成竄死通山。然而其材料所源均來自順治二、三年間的三個官方報告：一是清軍統帥阿濟格向清廷的報告；一為南明大將何騰蛟向南明小朝廷的兩次報告。何的第一個報告原文雖未查獲，但從各書零星摘引的來看，其言詞是十分含混的。故一送到唐王之手，即在小朝廷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從宰相到御史都紛起彈劾何騰蛟所報不實，是據傳聞以冒功圖賞。於是唐王「亦疑自成死未實」，令其再報。何受命所作的第二個報告，不得不承認關於李自成的死訊是數月之後，即大順軍余部與南明聯合之後，從個別「降卒」、「降將」那裡聽來的，已無法交驗首級。

　　同樣，阿濟格給清廷的報告也非實訊。當阿濟格班師至北京時，清廷已察覺李自成之死非實。且又有奏報李自成「已竄江西」。於是攝政王多爾袞出面責其「自成未死時，先以死聞」。其實，阿濟格何嘗肯定李自成已死？他在報告中只說在九宮山「遍索自成不得」，聞個別「降卒」說自成已死。遣人驗屍已「朽莫辨」，因此他特別申明：「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訪。」可見這兩個報告均不能作為李自成死於通山的確證。經過分析之後，他們認為「李自成死於通山之說殊不可信」。

　　劉世善分析了李自成南下的行軍路線之後也得出結論說：「李闖王既在李過軍中，既非走咸寧、蒲圻一路，九宮山之死，證據不足，情理不符，疑點甚多。」  

　　（二）李自成遁跡石門之可能。  

　　多數文章都認定何璘是首倡李自成遁跡夾山說的，而新史料之發現更證明了何說之可信。如石珍、丘朔在分析何氏認定奉天玉和尚「為李自成無疑」時指出：佛教視諸天為凡夫，諸天皆是奉佛的，僧名「奉天」，是存蹊蹺。由奉天王轉隱成奉天玉解釋似更合理。就凡俗而言，自稱「奉天」是大膽犯上，為當道者所不容的。只有李自成這樣身份的人才配稱、才敢稱「奉天」。佛門中宗派門戶之見歷來森嚴，形同水火。以宗門之野拂而奉律門之「奉天玉」；且「事之甚謹」，為佛教史中之所未見未聞。與其說他們為師徒關係，毋寧說其為舊日主臣關係更合情理。寺中直到解放時仍存之木質雕像。甚類《明史》中所描述李自成之狀貌。而寺僧師徒相傳則雲系依奉天和尚遺像所刻，則此奉天和尚之酷似李自成恐非偶合。奉天和尚１６７４年３月卒時「約年七十」，亦與李自成年歲相符。新、舊史料皆說奉天和尚來寺時間為順治初，系由公安（湖北境）奔澧（湖南境），與當時李自成所隨之大順軍高一功、李過部之行軍路線亦大體吻合。奉天和尚來寺不久，徒眾陡增至數千人，由當時寺院修建規模可證所言不虛。在這人跡稀闊之處，佛徒偶然大增，如排除由部隊隱化而來，實使人大為費解。附近長久相沿之傳說似亦非無源之流。因此，他們的結論是，何璘的判斷「並非妄說」。

　　其他文章也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之可能性。  

　　（三）李自成遁隱石門是迫不得已的策略。  

　　象李自成這樣一個經過十七、八年戰火鍛煉、屢經失敗仍不屈不撓堅持鬥爭的領袖人物，為什麼尚有數十萬大軍，竟會遁隱山林？韓長庚、向祥海認為，李自成奔死九宮山，是李自成本人及大順軍的領導核心所共同製造的一個流言，是在戰略大轉變時期，為了保存實力，聯合南明共同抗清而「不得不採取的一項必要的卻也是非常『痛苦』的決定。」清兵入關之後即尾隨李自成而西而南，緊追不捨。在這階級矛盾顯著下降，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清兵成為大順軍和南明的共同敵人的時候，解決聯明抗清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但是，李自成與南明是有「君父之仇」的，由他出面與南明聯合顯然困難。經過利害權衡，決定施用一個「設疑代斃」之計，自己暫遁山林，隨即放出李自成已死的流言，讓部下與南明達成聯合抗清的協議，實是「勢所不得不然」。

　　李自成為什麼選擇石門縣的夾山作為隱遁的去處呢？熊越群認為：夾山原為佛教聖地，適於隱居，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還是這裡的戰略條件於李自成隱居及其以後的活動有利。首先，清軍和南明勢力均未到達這裡。此地原由土司管轄，而九族十五家長官土司在崇禎十五年都歸順了大順軍，在這裡隱居可以長住久安；其次，大順軍與南明聯合後的軍事配置及這裡的戰略地位，使將來進可取荊、襄以窺中原，退可游擊於湘、鄂、川、黔。事實上，大順軍余部後來也確曾在這一帶久盤不去。

　　目前，這場討論還剛剛開始，對上述看法已有文章提出了質疑。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０日《長江日報》發表的《青山何處埋英骨》，１０月８日《北京晚報》發表的《李自成並未當和尚》，就是不同意李自成遁跡山門並物故於夾山說的。估計今後還將有不同觀點的文章陸續出現。關心此問題的人正期待著討論進一步展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