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告訴我們什麼 孔祥吉

清王朝皇冠落地快一百年了。筆者把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與人物的真實面貌，據兩國的原始檔案予以勾畫揭示，看看這段歷史，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

同治七年(1868年)開始，兩國的起跑點大體相同，都是以農林牧漁為主體的小農經濟社會，也同是西方列強侵凌掠奪的對象。可四五十年之後，結果大出人們意外。日本由一個受人侵凌的弱國，變為一個現代工業迅速發展，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侵凌別國的強國。而紫禁城裡，卻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兒寡母「垂淚對宮娥」的歷史悲劇。原因何在?

眾所周知，日本在中國鴉片戰爭發生後亦面臨被列強凌辱的危機。美國海軍准將培里於1853年7月8日率領軍艦駛抵江戶的浦賀，強行叩關，其他列強亦虎視眈眈。日本政府於慶應4年4月4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義發布了《五條誓約》。其內容包括：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五條誓約》是根據日本當時的國情提出的，是明治政府實行改革的基本綱領，為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創造了條件。雖然還存在著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包含了民主的精華和對外擴張的因素。

紫禁城的當政者卻沒有那麼幸運。他們陰差陽錯地選擇了一個昏庸閉塞、充滿私心的慈禧太后作為最高統治者。如果我們認真地回顧一下清王朝在最後半個多世紀里所走過的道路，與日本稍稍做些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清王朝存在著三個重大失策。

錯失改革機遇，開歷史倒車，從而動搖了清王朝的根基

在完成近代化過程之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向亞洲伸出侵略觸角。作為被侵凌的國家，面臨的唯一出路就是啟動改革，迎頭趕上，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困境。

日本的明治天皇卧薪嘗膽，節衣縮食，力圖使全國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張旗鼓地宣講變法的迫切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勵民眾齊心協力，將改革大業推行到底。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擺脫了內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晚清王朝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幾次嚴重挫折後，卻沒有表現出改革的誠意與緊迫感。甲午戰敗之後，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神州大地。光緒皇帝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的影響下，掀起了以推廣西學、救亡圖存為主要內容的維新運動。可是，因為這樣改革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私利，他們居然操起了屠刀將改革派送上了斷頭台。這背後反映出的是以慈禧為首的當政者只顧一己之私利，開歷史倒車，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而這樣的機遇一旦錯過，是很難再找回來的。

庚子春夏之交，慈禧恣意妄為，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利用義和團民眾樸素的愛國熱情，一面與列強宣戰，一面命令由載漪統帶以滿族士兵組成的「虎神營」、董福祥所部清軍和義和團一起圍攻東交民巷，火燒教堂，最後卻以失敗告終，落荒而逃，把整個國家引向了危險的邊緣。

庚子迴鑾之後，清廷高官們利用改革之機，爭相賣官鬻爵、貪污受賄，把手中的權力演變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以至於清廷上層湧現了富可敵國的財主。從慈禧家族，到榮祿、奕劻、那桐家族等，個個肥得流油，富可敵國;但是，百姓困窮，民不聊生，人心離散。如伍廷芳由清朝高官，最後發展到「不要好處」，義無反顧地走向革命陣營，便是人心離散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晚清的統治者以為，既有八旗「勁旅」，又有各地新軍，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不怕民眾起來造反。但是，事實證明，統治者手中的權力最終是無法與人民大眾的意志相抗衡的。

在民主議政問題上，拖延阻攔，自誤前程

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派大臣出洋考查憲政，接著宣布釐定官制，又命政務處王大臣等籌定立憲大綱，設立考察憲政館，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預備立憲運動。這次所謂立憲與二十多年前清廷關於設立議院的討論其實是緊密相連的一回事，都是將君王手中的權力逐步移交給民選的議院。

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載，光緒十年五月十二日，翰林院編修崔國因對當時的內政外交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建議，最重要的就是設立議院。

對於崔國因所提出的設議院等建議，清廷並未立即表示可否，而是讓總理衙門大臣逐條認真討論，再向軍機處彙報。當時光緒帝尚未親政，這個決定實際是慈禧和醇親王奕譞商議後作出的。經過五天的討論，總理衙門大臣和軍機大臣對崔國因的內政外交改革建議逐條作出明確回答。關於崔氏要求設立上、下議院的建議，議復折是這樣說的：「臣等查，外洋以商務為重，上、下均得其利，與中國政體迥殊，若仿其議院之制，無論擾亂政治之大患，即欲增兵增餉，民間有重斂而無分潤，蚩蚩之氓，安能盡明大義，其事斷不能行，擬毋庸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議復檔冊》光緒十年)

關於公開政事的議復謂：「臣等查，所陳洋務宜講各節，頗為切當，擬請嗣後酌度機宜，凡可以宣布中外者，勿須事事秘密，至於有關操縱機權，不可令敵人聞之轉生枝節之處，仍宜慎重從事，勿稍泄露，是在總署反覆講求，相機辦理。」(同上)

這是中國近代廟堂之上最早一次對設議院的討論，比日本晚了十多年。慈禧、奕譞等人認為，中國與西方「政體迥殊」，不能照搬，「若仿其議院之制」，勢必造成「擾亂政治之大患」。他們匆匆忙忙便把崔國因的建議否決了。實際上，清廷所否決的不單單是一個奏摺和兩個奏片，而是葬送了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非但滿族高官無立憲之願望，即使是思想稍稍開通的漢族高官也從內心反對頒布憲法，實行憲政。當時，軍機處頗受慈禧賞識的漢人軍機大臣瞿鴻禨，在清廷頒布試行立憲的前夕，廣泛徵求至親好友，詢問對這場新政應採取何種立場。其兒女親家余肇康回了一通密函，可謂直言不諱。余氏之函曰：

止盦先生鈞右：折弁回，奉手教，款款深情，溢於言外，敬聞命矣。大局繫於全權，而屬目尤在元輔。來書謂隨在荊棘，是中國此後無復有康莊也。究竟如何挾持?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所謂仗義執言，乃如是耶?

近兩大患，一在日本，一在學生，治亂存亡，胥於是乎在。而此中消息，則視夫憲政之行不行。一行，則更不可為矣。今宜一切新政為後圖，而專力於富強二字。於何富?節流尤急於開源也。於何強?練兵倍重於興學也。……[余敏齋《致止盦先生函》，(抄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資料室藏]

此函作者余肇康(1854-1930)，字堯衢，號敏齋，晚號倦知老人，湖南長沙人。瞿鴻禨之長子希馬娶余氏之五女為妻，二人關係至為密切。其所謂憲政「一行，則更不可為矣」的觀點，對瞿氏影響至深。瞿鴻禨乃當時漢軍機大臣中思想開通者，而對立憲卻三心二意，其他軍機處成員如王文韶、鹿傳霖等更不必論。他們已經習慣了發號施令，頤指氣使，受不了「萬機決於公論」的約束。因此，清王朝的崩潰實在是咎由自取。

拒不吸納新知識，新興的知識分子群體沒有形成

近代世界歷史表明，國家之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知識分子群體之強弱及其參與決策的程度。一個愚昧的國家如不更新知識，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知識群體，是註定要遭受屈辱，甚至會亡國的。

日本於維新之始，即提出了「求知識於世界」。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派人赴歐美學習，如饑似渴地用西學來代替傳統的儒學。新思想、新科學、新技術為日本列島的飛速發展插上了翅膀。

中國情形卻與此相反。以慈禧為首的統治者閉目塞聽，視西學為邪門歪道。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庚子義和團事件，長達60年的時間裡，中國知識界整體進步甚微。北京城裡的讀書人絕大多數依然是講金石考據，跑琉璃廠，以講西學為離經叛道。

當時，北京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學者，名叫盛昱。晚清學人陳恆慶在《諫書稀庵筆記》中記曰：

宗室盛伯羲先生學問宏博，群呼為旗人中小聖人。作大司成，獎勵後進，成均士風，為之一變。漢大成則為吾鄉王文敏廉生。兩人皆講金石，講考據，以故成均之士，講漢學者居多。

文中的成均，指國子監;大司成，指國子監負責人祭酒。這位被稱為「小聖人」的盛昱，人品端正，滿腹經綸，政治上反對慈禧廣植私黨、多方攬權，但思想守舊得出奇。在光緒十四年底轟動朝野的是否興修津通鐵路爭議中，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呈遞了一封《為津通鐵路有害無利請旨停辦折》，居然把津通鐵路比作「洪水猛獸」。盛昱認為，西人鐵路是為那些遊盪於花天酒地之中，「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人」而建造的。因此，他主張「路少害輕，路多害重，吾不知西人稅駕之何所也。陳涉之徒，散在山澤閑者，其少也耶!彼都人士猶且厚自封殖焉。今鐵路已開六十年，再閱六十年必敗，吾已死，不及見。吾此字，必不滅，或有人收拾之，將服我之先見也」。

這位當時全國最高學府的「祭酒」對世界局勢的估計如此隔膜，實在令人吃驚。此折遞上後第三天，盛昱於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了一道奏章，建議停止電燈進入禁廷。盛昱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它整整影響了晚清一代學人。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盛昱去世之後，王懿榮等代奏上書，請表彰其功績。

王懿榮的代奏摺是有關晚清國子監的重要史料，彌足珍貴。其中談到戊戌年京城的變法運動如火如荼，而國子監為數眾多的學子們皆篤守盛昱師傳，居然沒有一人參加到維新派變法的行列。可見，其思想對當時讀書人影響何等深遠。

晚清知識分子中，雖然也湧現了像康有為、嚴復、孫中山這樣的先進人物，但是，總的說來，還是一個傳統文人社會，尤其是最高決策層如此。以參與清廷決策的軍機大臣為例，其成員滿漢各半。滿軍機由皇室成員及慈禧所信任之親貴擔任，姑且不論。漢軍機則是由有科舉背景的「知識精英」組成。甲午戰爭之後，較長時間擔任軍機大臣的有翁同龢、瞿鴻禨、鹿傳霖、張之洞等人。他們中間大多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知識分子，只有張之洞多少有些新思想。但是，張之洞的思想從根本上來說並沒有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桎梏。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首次頒布推行立憲的懿旨後，次日，即下令官制改革。在討論過程中稍稍觸及了一點司法獨立，張之洞迫不及待地兩次致電京師。

第一通電報稱，「鹿尚書：冰前接京城改官制電，本擬即復，因聞各省多不以為然者，故未敢首先提倡駁議。茲知各省已復齊，已於昨日電復。此乃二、三東洋游回學生，淺躁狂悍，剿襲不切題之成文，意欲破壞國家大局，實可憤恨;不意竟有數貴人一力主持，尤為可笑。此次內官改制，全賴止老默運挽回，功在社稷。外官綱紀，實關治亂安危，稍一不慎，大亂立起，不可救矣。發矇彌禍，仍望止老。請轉達。冰嘯。」[張之洞：《致鹿尚書電》，(抄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資料室藏]

第二通電報稱，「鹿尚書：冰昨(廿三日)漾電，論官制局司法獨立一條，聞謬黨狡辯堅持，諸大臣全不悟其居心蓄謀之所在。止老於此件議論若何?有挽回之望否?此皆東洋學生謬見。現在各報館皆稱，各學生為中國將來主人翁，存心叵測。將來裁判，必用東洋法政學生。是天下大權，全歸於數百名學生矣。大患無窮，可危，可懼!此節務請轉達止老。洞感。(廿七日)密。」(同上)

張之洞是最早主張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地方督撫，卻對留學生帶回的新思想、新認識極為仇視。由此電報不難看出當時清廷決策人物中之思想水準同西方國家的決策層簡直不可同日而論。

思想文化落後，也導致了科技、軍事的落後。晚清的洋務運動搞了多年，可是到了甲午年與日本交戰時，清軍水陸不堪一擊。在東京大學的校史檔案館有關中國的卷宗內，我們曾看到日本「陸軍戰利品整理委員會事務所」保存的甲午戰爭繳獲的戰利品目錄清單。該清單記載，在繳獲清軍武器中，居然絕大多數是古代兵器，有各種「銃劍、古代具足、軍刀」等，其中以弓箭的數量最多。這些讓人啼笑皆非的兵器反映了晚清王朝的國力與知識水平進展實在太遲緩了。

《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孔祥吉著，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