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怎麼從改科舉變成廢科舉

科舉綿延上千年，隨時代而更新改進，是中國古人的一大制度發明，影響傳統中國至深且遠。清代科舉已然成熟，從多方面維繫著帝國的秩序。雖任何良法美製均難免末流之弊，但制度文明絕非一日之功，易科舉實難以善其後。

清季西潮東來，中西競爭不斷加劇，中國屢遭敗衄，踏入了千年未有之變局。因此，如何儘快走上一條變革舊制、仿行新法的富強之路，越來越成為朝野上下追逐的目標。隨著「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的說法漸成「共識」，興學育才就被當成是救時的不二法門。中西新舊對比之下，固有的負責培才、掄才的書院與科舉制度詬病日多。

結果，當英、法、美等國師中國科舉美意，逐漸建立文官考試製度之時，中國的科舉制變革卻漸由「坐言」走向「起行」，至百日維新時幾度頒下改制之諭而達到高潮。惟政變旋作，悉復舊制。迨庚子事變，中國創巨痛深，痛定思痛，厲行新政，科舉首當其衝。所以，甫入20世紀，在興學堂的同時，科舉改制再次啟動。只是究竟如何改，關係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和千家萬戶的切實利益，既異常關鍵，又紛繁複雜。

兩條脈絡的科舉改制

清季科舉制變革，是內外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其中，作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決策的參與者，若干實力督撫與朝內重臣的主張、運作和權力格局值得特別關注。既往研究更多側重於督撫方面，在中樞、禮部、翰林院方面相對薄弱。

其實，從戊戌變法開始，科舉制變革就包含兩條相輔相成的改制脈絡。一是科舉考試新章脈絡。從廢八股文、試帖詩，改試中國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四書五經義入手，希望透過改內容、調場次、變文體等措施，注重中國「實學」，引入「西學」時務，拔取應時人才。二是從整飭翰林院到詔開進士館的脈絡。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舉已取之才。既令資深翰林群體研習經世實學，而自癸卯科會試開始，新科進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書須入京師大學堂特設的進士館肄習法政、理財等新學，以期從科舉精英中培訓出略通西學時務的新政人才，同時引導士人學習風氣向「實學」、「新學」轉變。前一改制脈絡旨在直接用所謂的「經世實學」取士，後一改制脈絡則對已取之士再課以西學時務，兩相配套，皆為解決科舉為人詬病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弊。前者由督撫主動發起並竭力運作，而受到中樞、禮部的制約；後者因系科舉改制在高層的推進，所以是由部分中樞大臣主動發起並積極促成的。

就辛丑科舉新章來說，在改制之始，朝臣與督撫、京官與外官以及督撫之間頗有分歧，且一開始就與鄉試、會試展期問題糾葛纏繞。1901年春夏，正在醞釀改科舉的東南督撫劉坤一和張之洞，鑒於科舉新章頗來不及在辛丑鄉試中實施，擔心再考八股舊科舉，不僅會拖延落實作為新政首務的科舉改章，甚至也會影響興學堂等新政次第展開，故奏請辛丑鄉試展期一年（鄉試展期，會試自然延後）。與此同時，清廷高層希望通過儘快舉行鄉試以收庚子殘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孫家鼐等重臣對劉坤一、張之洞一再奏請鄉試展期大不以為然；張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陳奏，「詰責」劉、張。然而，在辛丑之際兩宮西狩、東南互保的權力格局下，劉坤一、張之洞舉足輕重，中央正深倚重。他們既對中樞重申己見，又向各省串聯施壓，堅持鄉試展期。結果，經過多回合明爭暗鬥，最終辛丑年鄉試或展或行，雙方主張均未實現。但這加劇了中樞、禮部與東南督撫在科舉議題上的分歧，並投射到了科舉新章的制定出台上，直接影響了科舉改章的內容和走向。

張之洞

因此，雖然辛丑年（1901）七月清廷部分採納《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之建議，下詔改科舉、興學堂。但是，科舉詳細章程的擬定和頒行充滿爭議。儘管劉坤一、張之洞屢次奏請鄉試、會試採用分場去取之法，但中樞、禮部對科舉大典的理解顯然頗為不同，在穩定士心、三場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終不鬆口，然又不能完全否決彼時權勢煊赫的劉、張，故「兩害相權取其輕」，議准其臨時提出的廢謄錄主張，以為「補償」。千年以來「無害於選才而有益於防弊」的糊名易書制度就此廢除，給鄉試、會試帶來了嚴重惡果，與科舉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馳。

進言之，張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舉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續而來。但後者因有與康梁派競爭「學術霸權」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體西用為標榜，號稱熔科舉、經濟、學堂於一爐，實則求全求難，標置太高，未必適於改章之初的社會實情；雖曾頒行天下，但卻是在百日維新的特殊時期，未經廣泛討論就由光緒帝徑自允準的。但正因曾經頒行，加以張之洞、劉坤一在辛丑時地位凸顯，所以張之洞的科舉方案自然佔了上風，成為新政伊始科舉改章的底本。雖然張之洞也意識到其戊戌新章規定二場考試聲光化電太過「荒唐」，辛丑改章時將其刪除，但其方案中頭、二場論、策題量太多，內容偏難，頗有可議之處，四書五經既置於三場且題量甚少，自然又難免荒經之弊。但是，急於富強，不惜倡導西學皮毛亦可救國的張之洞，在辛丑時已有廢科舉、專重學堂之心，所以改科舉方案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學堂、科舉新舊勢不兩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認識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層面，深入理解科舉對國家、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將制度設計斟酌妥當。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變法條議雖然作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為穩健的不廢八股，科舉、學堂分途考試方案，卻被劉坤一、張之洞捨棄。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舉、學堂分途考試的思路與其戊戌年為總理衙門擬定的經濟常科方案一脈相承，意在保留科舉舊法以安頓舊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對穩定，同時開闢新科舉之途，為學堂「新學」學生謀出路。二者分途進行，兩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漸進地轉移風氣，實現新舊人才的穩妥交替，使中國的固有秩序、禮教、文化不致斷裂崩潰。當年這一業經頒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進的改科舉行動所推翻；迨辛丑之際，又被同樣急於效西法的張之洞所捨棄。其實，在未受庚子事變巨大刺激之前，舊學權威但頗為趨新的吳汝綸，就中學、西學，科舉、學堂的分合問題，亦有類似的冷靜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舉的思路和方案還有更多選項，歷史的複雜性和可能性顯然超過我們既有認知。這也提示我們去探究影響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終形成了如此局面。總之，變法改制既急切進行，決策高層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靜氣地從容探討，將掄才大典斟酌至善，為國家策萬全之安，而是權謀相加，輕變舊制。所以改制決策頗多可議，為此後的考試實踐埋下了隱憂。

沈曾植

科舉改制的另一條脈絡，是從庚子前後整飭翰林院到壬寅年（1902）十一月詔開進士館。這一脈絡是在最高層調適科舉與學堂關係的重要步驟，鮮明地體現了中樞大臣主動變革科舉的努力，既與辛丑科舉新章相配套，是科舉改制的擴大，又蘊涵著抑科舉而揚學堂的深意，因而在科舉改制中具有風向標的意義。研究顯示，整飭翰林院主要由孫家鼐發起和主持，而詔開進士館是瞿鴻禨、榮慶極力推動的結果。此舉延續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舉已成之才，實現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變革，並與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的籌備工作緊密銜接。但在政務處初期討論中，王文韶、鹿傳霖與瞿鴻禨意見參差，既包含理念之爭，又牽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與大學堂、科舉與學堂關係的重重糾葛。由於翰林院不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與科舉關係至密，是士人觀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舉改制的決心與力度，極具示範效應。同時，開設進士館還涉及官員的養成制度，關係新進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響甚大。

正因為如此，詔開進士館不僅在樞臣中頗有論爭，在京外官、士子群體及報刊輿論界，更引發了多方面迴響。雖然當局此舉有意抑科舉而揚學堂，但彼時津、滬報界已經傾向廢科舉，故並不滿足此漸進改革。所以，開進士館不僅未能贏得一年前廢八股時那樣的好評如潮，反而引來不同程度的差評。趨新的報界輿論並以此為絕好題目，將批評開進士館演化成了廢科舉的宣傳鼓吹。同時，開進士館給新進士心理層面與實際出路皆帶來不小衝擊。不少新進士頗為抵拒也就可以想見，而依戀科舉的朝官亦多有訾議。這導致進士館章程屢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落實和成效。當局擴大科舉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這樣紛紛擾擾以及學堂、科舉勢不兩立的聒噪下，科舉的形象進一步遭受貶損。

從改科舉到廢科舉

當樞臣瞿鴻禨等籌劃詔開進士館之時，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撫也在串聯著推進三科遞減漸廢科舉。其實，從1901年開始，在改、廢科舉過程中，趨新督撫就形成一個交互激進的模式。1901年袁世凱之所以在新政復奏中提出用實科徹底取代舊科舉的主張，就頗因張之洞的助推之力。隨後，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遞減科舉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凱的「啟發」。劉坤一去世後，袁世凱舊事重提，擬訂三科遞減奏摺，會同張之洞於1903年陳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諸多京官的強烈抵制。當年張之洞進京，努力半載，最終實現了三科遞減方案。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遞減一事，出頭在袁世凱，達成卻是張之洞。袁世凱在給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說：「此老（指張之洞）竟將科舉辦減，近日稱讚不去口。」可是，僅僅一年多之後，袁世凱、端方等人又聯絡奏請立停科舉，結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過程中，袁世凱、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為有恩科及庚子事變的衝擊，科舉考試的年份被徹底打亂，其中1901年至1904年，鄉試、會試連綿舉行。同時，按照此前上諭，1906年、1907年將分別舉行鄉試和會試。所以，從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沒有鄉、會試。鑒於鄉、會試之年，例不言科舉。因此，除了議修京師貢院和王文韶出軍機等因素外，對於趨新督撫來說，1905年也是奏停科舉的最佳年份。

同時，督撫請廢科舉，經歷了一個從分奏到聯銜的過程，體現了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在辛丑議復新政時，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本欲聯銜會奏，但中樞示意分奏，所以最終劉、張二位參預政務大臣聯銜會奏，其他督撫則單銜復奏。迨1903年奏請三科遞減，袁世凱、張之洞本欲多拉幾位督撫以壯聲勢，周馥、端方、岑春煊亦願意會銜。但之所以最終僅袁、張會奏，蓋有「京友」提醒「不宜多會銜，恐嫌為疆臣要在必行」，說明中樞高層仍不願督撫聯銜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舉之奏，則由袁世凱、端方、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等多位督撫聯銜，再不見中樞高層示意反對，既折射出中樞與督撫權力格局的變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結果。無論如何，這為1910年多位督撫奏請開國會、設責任內閣的聯銜行動開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撫的串聯活動。

國史上最後的兩科會試

借闈河南開封貢院的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會試，亦是清季科舉改制的重要實踐。因為英國公使薩道義在《辛丑條約》談判中固執己見，堅持北京五年內不可舉行鄉試、會試，結果有清一代會試不在京師舉行，這還是頭一遭。所以，遭庚子兵燹焚毀的京師貢院也就沒有了迅速修復的緊迫感。迨1905年再議修復時，科舉三科減額方案已經頒行，最終定議緩修。但北京不能會試，並不意味著定要借闈河南。事實上，南京曾是禮部和議和全權大臣奏請借闈的首選地，但由於兩江總督劉坤一態度消極，政務處最終退而求其次改選河南。借闈河南令廣大東南士子頗感不便，導致考生人數較往常減少許多。各省士子人數的多寡起伏，又直接影響到會試考中的機會。同時，借闈河南也影響了科舉的聲價。

劉坤一

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舉奏定新章主持了會試大典。從三場考試題目來看，注重觀照現實，連史論題和經義題都有影射現實的意思在。頭場中國政治史事論題意在鼓勵士子究心經世實學，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題意在引導士子關注新學時務。史論題效果稍好，但考題以輔佐富強為上，且首道題不出周秦範圍，考生既不難預擬題目，考官出題亦易撞題，似較八股時代更甚。策題指向性強，答卷雷同度高，尚難稱其為「學」，效果實屬有限。四書五經義題置於三場，且題量太少，荒經之弊不可避免。從閱卷取中的實際過程來觀察，重頭場主要是薦卷、閱卷程序導致的。但二、三場既有補薦機會，且兩科會試，尤其是甲辰恩科頭場區分度明顯下降，以致頭場薦卷率大幅提升，故二、三場的作用亦不可輕忽。頭場未薦而二場新學出彩、三場經義湛深，通過補薦而中式的考生，大約佔會試中額的十五分之一。從閱卷取中的因素和內幕來看，改章之後，史學功底、古文素養的作用更為凸顯，答卷則須新警動人，廢謄錄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而認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從貢士舉人科分構成來分析，由於壬寅、癸卯兩科「策論」舉人已通過科舉改制下鄉試的「洗禮」和選拔，在知識結構、答題技巧、楷法等方面更為擅長，所以在癸、甲會試中表現格外出色。這同時也說明，科舉改制後的鄉試、會試確實變動不小，拔取的人才也與此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構性和一體性。但由於科舉新章之不善，科舉改制的成效尚難言樂觀。

浮沉進退與流風遺韻：最後的進士群體的命運

1904年進士館正式開館，近百名新進士入館肄習法政、理財等新學。在科舉、學堂此消彼長的轉型時代，進士的選擇和趨向業已多元，分化已經開始並正在加速。因此，如錢振鍠、溫肅等抵拒入館的進士固然所在多有，但像甘鵬雲、湯化龍等希望入館學習，更新知識結構、改善地位、實現抱負的與時俱進之士，亦不乏人。隨後，有多批進士出洋遊學，絕大多數赴日，但也不乏負笈歐美者；留日進士以法政大學速成科為主，但亦有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法政大學肄業三年以上，獲得選科甚至本科文憑者；專業雖以法政為主，亦有學習工商，甚至軍事者。進士館和留學的背景，使得癸、甲進士中許多人成為特殊的一代：科舉知名士、學堂肄業生。無疑，對於大多數進士的新學造詣，我們不宜過高估價。但在清末民初的轉型時代，這樣的雙重身份和背景，卻迅速拉高了他們的地位和身價。

在預備立憲時代，策論出身且擁有法政、理財等新學背景的部分癸、甲進士，恰好適應了新政需要。加以部院擴張，缺分增多。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書的補缺及升遷速度，竟遠超其進士前輩。進士分部學習主事通常非一二十年不能補缺的既往認知，已與清季最後幾年的實情不符。在辛亥鼎革中，癸、甲兩科部屬群體因其衙門多有承繼，既不像翰林群體因翰林院被裁而集體失業，亦非如知縣群體守土有責，在革命洪流衝擊下紛紛丟官去職。因此，雖然不乏像陳毅、陳曾壽、王季烈、蘇輿等實缺司官掛冠而去，甘做遺老，不仕民國，但絕大多數癸、甲部屬仍官新朝，尤以度支部到財政部、郵傳部到交通部、法部到司法部的延續性明顯。不過，因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鴻禕等極新人物掌控，原在學部兼差的近二十位癸、甲翰林幾乎全部退出。

廢科舉切斷了榜下即用知縣的來源，地方進士出身的知縣日少，物以稀為貴，各省即用知縣反而逐漸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縣在中進士後的七八年內已補實缺，遠快於此前通常十餘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詭的是，廢科舉對癸、甲進士中的即用知縣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國亡時」，辛亥鼎革對實缺知縣衝擊甚大。雖亦有少數癸、甲進士繼續在原省任州縣官，且有像呂調元那樣驟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數則經歷了被迫丟官或主動去職的過程。此後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間，雖亦不乏數十人「光復舊物」，但已頗受波折。

伴隨著改、廢科舉的新政過程，往日清貴顯要的翰林群體迅速式微。雖亦有個別癸、甲翰林遽補司道實缺，但整體來看，後科舉時代翰林受到的衝擊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為最後的兩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內最大的群體。故宣統年間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機，他們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保住衙門，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園。民國肇建後，癸、甲翰林中不乏遺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溫肅、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復辟幹將，但自狀元王壽彭、劉春霖以下，奔走於民國官場、效力於大員門庭者實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遺民」和「貳臣」互見，勢力相當。

此外，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張國溶、陳黻宸、沈鈞儒、梁善濟、楊毓泗、蕭湘、杜嚴、方貞等癸、甲進士，借清季立憲之東風而崛起，領導各省諮議局，發起國會請願，成為預備立憲精英。辛亥鼎革前後，此輩多乘時而起，與革命合流，致身通顯，隨後又通過組織政黨而擴充實力，在政壇佔據一席之地。

總之，最後的進士群體在科舉廢除後既未明顯地邊緣化，也未籠統地出路更寬。在新舊劇變的轉型時代，部分人與時俱進，仕途順遂，火速升遷，部分人衙門被裁，地位驟降，無所適從。同年之間的分化更為嚴重。鼎革之際，癸、甲進士的出處浮沉至為不一。將停廢科舉與辛亥鼎革通盤考慮，從較長時段著眼，可以更好地觀察最後的進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科舉時代，政學相依，仕學並途。翰林、進士群體作為全國精英，既佔據大多數官場高位，又是學問與知識的化身，代表著士大夫的文化時尚。癸、甲進士孕育於科舉、學堂此消彼長的變局之中，不少人因應時趨，入館納新知，出國求新學，在後科舉時代，承繼在籍翰林、進士出掌書院山長之流風遺韻，廣泛參與了清季的興學大潮，人數近百，無省無之。

民國以降，陳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穀、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聲、易順豫、狄樓海、孫智敏、賴際熙、區大典、章鈺、郭則沄、尚秉和、甘鵬雲、李景銘等一大批癸、甲進士在大學、書院內外，守先待後，傳授舊學，培養後輩。當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不少癸、甲進士痛感斯文將喪，強烈抵拒白話詩文，堅持經史詩文的獨立地位。以關賡麟、郭則沄、顧承曾、何震彝、何啟椿、林步隨、靳志、陳宗蕃、溫肅、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吳璆、饒孟任、劉敦謹、郭宗熙、胡嗣瑗、陳曾壽、章鈺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進士，尤其是關賡麟和郭則沄，先後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園、蟄園、冰社（津）、須社（津）、清溪（寧）、瓶花簃、咫社等詩詞社，吟詠酬唱，維持風雅，自民初至五十年代，歷半個世紀之久。但在後科舉時代的學校教育體制下，吳汝綸稱之為吾國之瑰寶的詩賦，終難以扭轉逐漸淪亡的命運。當諸人年事漸高，一旦去世，曾經盛極一時的詩詞結社便難以維持。要之，在後科舉時代，癸、甲進士對本國人文傳統的種種護持、堅守和傳承，皆構成中國歷史上最後的進士的流風遺韻。

 （本文摘自《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韓策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