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壓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問題與前景

05-27

美國壓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問題與前景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作者：文慶

本文摘自《現代國際關係》2004年02期作者：文慶原題為：美國壓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問題與前景

「9·11事件」後，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任務。如果說美國打擊塔利班政權還屬於本能報復的話，那麼倒薩戰爭和「改造中東戰略」已經體現出一種自覺的戰略考慮。那麼，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民主改造」戰略面前，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到底能否推行下去？筆者嘗試做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美國戰略調整與阿拉伯國家回應

「9.11事件」的發生是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目標主要有三個：保證能源供應；保障盟國以色列的安全；防止地區性霸權國家的崛起。因此，只要阿拉伯國家的對外政策不與美國上述戰略目標衝突，美國對其內部存在的民主化問題一般都低調處理。但「9.11」之後，美國把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作為中東政策的首要目標。尤其是隨著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抬頭，曾被認為最不現實，並有礙美國國家利益實現的「民主改造」戰略逐漸浮出水面，成為美國中東戰略的重要環節。

美國民主改造計劃的出台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民主和平論」基礎之上。按照這種理論，民主與和平之間有一種邏輯上的因果關係。一個民主的國家總是傾向於採取和平、寬容的對外政策。因此，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只有非民主國家之間，或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才會爆發戰爭。由此導致一個推論：要想實現世界和地區和平，唯有儘可能地把非民主國家改造成民主國家。

9﹒11事件的爆發似乎為「民主和平論」提供了反面佐證，使美國進一步得出了「專制滋生恐怖」的結論。美國越來越傾向於認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存在如此強烈的反美情緒，之所以會產生諸如本·拉丹這樣的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是與阿拉伯國家政權的專制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要想一勞永逸地消除恐怖主義威脅，唯有靠輸出「民主」、改造專制政權的辦法。而薩達姆政權的垮台，則為美國實施「民主改造」找到了一塊理想的「試驗田」。在美國的戰略棋盤裡，伊拉克就是即將到來的阿拉伯民主化浪潮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面對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阿拉伯國家的生存環境陡然惡化。薩達姆政權的迅速潰亡，使許多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激進國家）普遍懷有一種「物傷其類」的悲憤之情；而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中東改造戰略，他們更增添了一種「唇亡齒寒」的危機意識。為確保自身生存，阿拉伯國家本能地要對美國的中東新戰略有所反應。簡而言之，阿拉伯國家在民主改造問題上表現出「言論上抵制，行動上配合」的矛盾心態和兩難處境。

一方面，面對美國「民主沙漠論」的詰難和咄咄逼人的中東改造規劃，阿拉伯國家本能地採用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進行自我辯護。即用「阿拉伯國情論」沖抵「民主改造論」，強調阿拉伯國情不同於西方國家，伊斯蘭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他們認為民主及市民社會等觀念是外來強加的非伊斯蘭理念，是「西方中心論」的典型體現。按照霍梅尼、圖拉比等宗教領導人的觀點，早期伊斯蘭傳統中的「舒拉」（協商）制是一種「具有阿拉伯特色」的伊斯蘭民主制。它與西方民主的差別在於：西方民主是「個人面前人人平等」，伊斯蘭民主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西方民主可能因人類自身的缺陷而出現失誤，伊斯蘭民主則不會；西方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是虛幻的民主，伊斯蘭的「舒拉」能達到真正的民主。

另外，西方民主機制主要是通過政黨表達政治利益，而在阿拉伯語中，「黨派」（azhab）只表示「真主的黨」與「撒旦的黨」的對立。由此可見，阿拉伯國家並非排斥民主，只是由於民主理念和政治傳統有別於西方，因而阿拉伯國家追求的是符合阿拉伯國家國情的伊斯蘭式民主。沙特當權者曾強調，沙烏地阿拉伯「從構成和屬性上看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因而「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民主體制並不符合本地區和沙特人民的情況」。埃及駐華使館公使馬傑迪·阿米爾明確表示：「阿拉伯國家本身也需要民主，但需要符合各自國家的歷史、宗教和社會背景的民主，而不是由美國強加的，更不是通過暴力手段移植進來的民主。」

另一方面，一些阿拉伯國家為緩解外部壓力，也加快了自身的政治改革。伊戰後，阿拉伯國家人人自危，深恐成為下一個受衝擊和「被改造」對象，因此紛紛作出反應：第一，阿拉伯聯盟醞釀改革。葉門等阿拉伯國家提議成立由各成員國元首組成的阿盟理事會，下設安全、國防、外交、經貿和社會發展等專項委員會；建立阿拉伯議會、協商會議和阿拉伯法院，以便使各成員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修改阿盟憲章，增大阿盟秘書長的決策權等。第二，沙特提出新的《阿拉伯憲章》，號召阿拉伯國家推行民主政體，提高民眾參政、議政意識，充分發揮民主協商機制的作用。

2003年5月，法赫德國王在沙特「諮詢會議」開幕式上表示，將擴大政治改革的範圍；6月，阿卜杜拉王儲主持召開「政府與民眾理性對話會議」，建議在伊斯蘭教宗教教義的基礎上進行全方位政治改革，包括提高婦女社會地位，擴大國民參政權利等措施。此外，沙特還準備搞市政公開選舉。第三，埃及提倡「更多的民主，更普遍的參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稱，為了使埃及實現現代化，必須實施政治改革，並提議建立起完善的黨派間的對話機制。埃及知識界人士也紛紛建議，加強選舉的監督機制、給予各黨派平等的地位。第四，敘利亞準備將執政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由「民族主義政黨」轉變為「社會民主黨」，並積極推行自由選舉。

總的來看，在美國強大壓力下，阿拉伯國家不得不做出順應性的改革措施，因而這種民主改革是一種典型的「外因強制型」民主化。然而，這種外力作用下的民主改革能否堅持到底，卻不免讓人懷疑。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此前遍及全球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下，中東地區卻沒有一個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有學者甚至感嘆：「在21世紀民主的世界裡，這裡幾乎可以成為血腥的獨裁政治和極為落後的家族統治的政治生態保護區。」因此，要想評估美國「民主改造戰略」的成效，必須分析這種民主化生存的基本環境，即阿拉伯國家的具體國情。

二、阿拉伯民主化的國情制約

外因總是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從目前來看，阿拉伯國家推行西方民主面臨著嚴重的「水土不服」問題。這可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從主觀方面看，民主化能否取得成功，當權者和普通民眾的主觀意願至關重要。就當權者而言，在美國大張旗鼓為民主造勢的背景下，如果依然我行我素，美國縱然不會採取類似對付薩達姆的辦法，但豈會對「冥頑不化」者無動於衷？在政權基礎脆弱，經濟、安全方面依賴美國的情況下，美國所採取的任何敵視性措施，必然都會影響阿拉伯國家現政權的穩固。因此，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民主改造」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曖昧態度：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加大「民主化」力度，避免美國的責難；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過分遷就美國，以免在徹底的民主化過程中丟掉權力。這就決定了他們在面對美國民主改造戰略時，只能是在對美友好與保持權力之間尋求平衡。

阿拉伯國家的這種矛盾心態源自其長期實行的威權政治。一方面，共和制國家普遍存在政治強人獨攬大權的現象。另一方面，君主制國家「家天下」色彩明顯。君權、族權、神權、夫權在這些國家權力結構中佔據著重要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類國家的統治結構並不存在本質差別。他們都處於金字塔形權力結構的頂端，基本上可以主宰一切，往往不受其他社會力量的約束。往好里說，這是一種得到民眾認可的「庇護制」（patron）統治；往壞里說，就是個人獨裁。由於這種統治方式強調人治而不是法治，強調權力而不是權利，因而它與政治民主化是直接對立的。

「制度化的權力意味著限制魅力十足的領袖人物的權力，否則他們就會專橫武斷地運用這種權力。……制度化的權威是超凡領袖個人權威的對立面，如果超凡領袖人物想建立公共秩序的穩定機構，他們就自己推翻了自己。」而民主化進程所涉及的多黨制、議會選舉、權力制衡等制度化的變革，必然要侵蝕統治者的個人權力。即使這些國家採取民主改革措施，也是以不威脅現行政權為底線。因此，阿拉伯國家的民主改革大多是自上而下、循序漸進的、在當權者掌控之中的有限民主。

而美國所推行的民主改造戰略，從根本上說則是要以黨派政治抑制個人獨裁，以輪流執政取代世襲統治，以個人權利抗拒國家權力，因此這實際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現代民主運行的一個基本假定，就是權力的賦予和廢除都由選舉判決，定期輪換職位。但如果掌權者有理由擔心放棄權力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時，那麼顯然他們將不會放棄權力。否則，政治家們放棄權力的代價就太昂貴了。而在中東特定的政治思維中，統治者實行政治多元化不會被理解成搞民主化，而僅僅意味著統治者已弱小得無法單獨統治。縱觀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化改革，鮮有經歷民主化而不丟掉政權的執政黨（如在非洲）。因此，對阿拉伯統治者來說，按美國設定的模式搞民主，無異於一種政治自殺，這就決定了他們很難對政治民主化產生興趣。

民眾的意願是決定民主化成敗的另一個重要主觀因素。而阿拉伯國家民眾對美國強加的民主化的心態頗為微妙。雖然從理論上講，民主歸根到底是要體現民眾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民眾一般都支持民主化運動的發展，但在阿拉伯世界，因美國長期支持「親美」專制政府，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的做法，使得阿拉伯民眾普遍對美國的「民主改造」心存疑慮。不少人認為美國搞民主是假，控制中東石油、分裂阿拉伯世界、損害伊斯蘭教才是真。一些激進人士還提醒人們：「十幾年前，西方在我們的社會中播下了民族主義的病菌，穆斯林烏瑪至今還在嘗受允許這一病菌紮根的苦果。面對更具誘惑力的『民主病菌』，我們千萬不要重複同樣的錯誤！」

因此，阿拉伯人對美國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可以說是愛恨參半：一方面，他們對現行統治者的治理方式和成績十分不滿，渴望通過政治制度變革，來消除政治腐敗、經濟蕭條、貧富分化等種種社會政治問題。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以色列，乃至抽象意義上的「西方」國家對阿拉伯民族生存空間的擠壓，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和偏激的反西方情緒，尤其是美國在巴以問題上一味偏袒以色列，以及美英兩國在缺乏確鑿證據和聯合國授權情況下對伊拉克的入侵，更強化了業已存在的反美情緒。2003年11月布希關於民主改造中東的講話發表後，埃及金字塔政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摩內姆指出：「他想要阿拉伯國家搞民主，而美國正佔領著伊拉克領土，美國的盟友以色列正在屠殺巴勒斯坦人。在這種情況下，阿拉伯人會買他的帳嗎？」

由此，很容易造成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凡是美國（或西方）支持的一定要反對，凡是美國反對的一定要支持。因此，在許多阿拉伯人看來，美國推行的民主改造戰略或許可以幫阿拉伯人打破民主堅冰，加快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但由於這種民主是美國賜予的而不是靠自身努力爭取來的，是刺刀威逼下而不是自願進行的民主化，因而帶給他們的更多的是一種屈辱感和逆反心理。在許多阿拉伯人看來，美國推行民主化戰略不是出於維護當地人福祉的考慮，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這樣，阿拉伯民眾便可能會把美國主導的民主化與侵害國家主權、美國霸權擴張等同視之（這當然不排除當權者出於政治私心有意識地進行宣傳），而對美國治下的民主敬而遠之，甚至採取抵觸態度。

這樣，阿拉伯民眾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緒，再加上阿拉伯國家當權者不願進行徹底民主改革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會抵消美國對阿拉伯國家進行民主改造的種種努力，從而遲滯阿拉伯國家民主化進程。

從客觀方面看，必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適當的社會政治結構，是推動民主化進程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就經濟發展來看，阿拉伯國家相對落後的經濟水平顯然不利於民主的發展。首先，經濟落後阻礙了現代公民觀念的產生。在經濟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一般都是通過工業化、分工專業化、提高教育水平等過程來達到的。工業化和專業分工的發展導致了一種新的、更加複雜多樣、相互依賴的生產關係。由此形成大量獨立於國家的利益主體，從而對傳統觀念形成極大的衝擊。「技術化必然會削弱宗教權威，至少在一些地區的社會生活中，出於技術效用考慮的要求，肯定會與那些神聖的教條發生衝突。」「在社會層面，現代化改變了民眾對地位和成就的典型態度，現代化包括了基於社會地位和個人影響的，朝向專門技能和成就方向的轉變。」經濟交往不斷加深、經濟依存不斷深化，促使素不相識的民眾萌生出一種經濟共同體意識。而在阿拉伯國家，經濟落後的現實土壤難以培育出現代公民觀念。

其次，經濟滯後無助於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和公民社會的形成。現代經濟發展使社會中各類職業的經營管理和技術人才，即中產階級所佔比重越來越大。按照當代西方政治學理論的觀點，中產階級的壯大和公民社會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完成文化整合和產生政治共識的前提和基礎。這是因為公民社會內含了一種互為表裡和相互支持的基本價值或原則，如：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參與性、法治等等。在西方，「建立在強烈民族主義感情基礎上的現代國家的興起，是工業革命合乎邏輯的歷史反映。」而幾個世紀以來精神領域的革命性變革，又使這些民族國家在新的文化語境的熏陶、滋養下不斷趨於成熟。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闡述了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的聯繫。他認為：只有在一個沒有真正窮人的富裕社會中，才能有理智、健康的大眾參與。「一個社會分裂為大批貧窮的民眾和少數特權精英。其結果不是寡頭制（少數上層集團的專制統治），便是暴君制（受民眾支持的獨裁）。」而阿拉伯國家基本上都屬於發展中國家。儘管其中的一些國家（如利比亞、海灣國家等）在物質上很富裕，但此種富裕主要是由於很幸運地擁有大量石油收入，「大量的石油儲備提供了一條致富的途徑。使之無需經過工業化、分工專業化、提高教育水平等（發展階段）。」

由於國家控制著巨額的石油財富，使得這些國家不必像西方國家那樣，依賴自下而上的公民納稅，而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石油財富。這樣，西方國家是「無代表」便「不納稅」，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而海灣國家則是「不納稅」便「無代表」，石油美元強化威權統治，並嚴重束縛著阿拉伯國家公民社會的發育。

再次，經濟落後妨礙現代政治文化的生長。在阿拉伯世界中，傳統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關係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離，不足以建立起一種豐富的社會關係，形成一種全國性的聯繫和政治組織。在此，馬克思對法國封建社會農民的分析在中東同樣是適用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落後的生產方式制約了民眾參政的物質前提。同時又鑄就的是一種金字塔型的政治結構和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對普通民眾而言，它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對「克里斯瑪」領袖人物出現的深切期待和對領袖人物馬首是瞻的盲目追隨。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為個人專制和集權統治的出現提供了文化背景，而不利於現代西方民主的開展。

除經濟發展水平外，阿拉伯國家獨特的社會政治結構也對民主化形成制約。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根深蒂固的部族政治傳統的制約。就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構成來看，除了在國家佔主導地位的阿拉伯穆斯林外，還存在其它少數民族和教派。哈得森（MichaelHudson）把這些少數民族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屬於阿拉伯人但其宗教信仰不屬於遜尼派的穆斯林；第二類，是阿拉伯人但根本不信伊斯蘭教；第三類，是穆斯林但不屬於阿拉伯人；第四類，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

另外，即使在阿拉伯人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部族、教派相互雜居，共處一國的情況。如黎巴嫩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敘利亞的阿拉維派和遜尼派，伊拉克的什葉派和遜尼派等。由於歷史的原因，包括阿拉伯人在內的當地居民，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接受十分勉強，人民的傳統忠誠對象是諸如伊斯蘭、阿拉伯主義、部族、血緣和家庭等。相比之下，對國家的認同不僅是嶄新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也是十分虛弱的。「雖然西方形態的疆域國家出現已經有幾十年了，但國家觀念，連同由對其認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數地方依舊很陌生。」

這樣，訴諸族裔認同這一傳統認同渠道，便成了進行政治動員，獲得民眾支持的終南捷徑。由此使這種族裔、教派的亞文化認同直接轉變成一種政治認同和政治綱領。正像一位學者所說：「政治鞏固的一個共同趨勢是族裔性問題。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是異族雜居，族裔提供了一種可以輕易動員起來的政治認同形式。」這種傳統的族裔認同的壯大，會直接構成對國家認同的挑戰，並由此導致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分裂。

因此，對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諸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實現民主化或許不難，問題實現的是怎樣的民主化。換句話說，民主政治是以具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政黨為參政前提呢，還是以先天性的族裔和教派為單位來參政議政。在阿拉伯國家沒有完成文化整合，沒能淡化和彌合種族、信仰差異的情況下，美國如果草率地開啟民主化進程，結果很可能像打開一個「潘多拉的魔盒」，釋放出諸如族裔政治和教派政治這樣的「民主怪胎」，最終結果很可能是類似黎巴嫩那樣的「馬賽克式」的民主。

其二，傳統取向的政治反對派的制約。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有賴於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這裡，社會政治結構的完善和成熟便成為推進現代民主的必要條件。然而，多年的集權統治使得阿拉伯國家未能產生現代民主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而各種伊斯蘭組織則憑藉伊斯蘭教這一神聖外衣韜光養晦，成為能夠左右阿國政局的主要政治反對派。儘管這些伊斯蘭組織形形色色，存在形態和基本主張都不盡相同，但從政治層面看，它們的政治主張體現出一種「向後看」的歷史主義取向。他們把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發」時期視為阿拉伯民族的黃金時代，那一時期所採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理應成為後世仿效的理想模式。而把當前阿拉伯國家執行的政教分離政策視為一種「蒙昧狀態」，並把當前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問題歸咎於沒有遵循伊斯蘭教教義。基於此，它們提出了「回歸傳統，正本清源」的思想主張。

因此，一旦美國在阿國推行多黨制和議會選舉，這些「伊斯蘭政黨」很可能會染指政權，成為民主化的最大的受益者。要麼是專制的世俗政權，要麼是民主的神權政權，這種可能出現的兩難結局，無疑會使美國處境尷尬，難以將民主化改革進行到底。

其三，深受伊斯蘭熏陶的政治文化的制約。任何一種制度的存在都是與制度背後特定的政治文化相伴相生的。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觀念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說，自由主義是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靈魂和核心。然而，它在中東政治文化土壤中卻十分匱乏。我們知道，伊斯蘭教作為阿拉伯國家的基本信仰和民族文化，它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伊斯蘭教的一些基本原則與現代西方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一是政教合一傾向。由於伊斯蘭教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的宗教改革，因而它始終未能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徹底反思和清算。

在政教關係問題上，它不是在政教分離的基礎上弘揚和凈化自己，而是試圖通過強化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和權威，乃至建立政教合一國家的辦法來使自己發揚光大。在西方，政權與教權、國家與教會的相互分離和相互制約，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源泉，而在阿拉伯政治傳統中，政治與宗教彼此相溶的體制，決定了當世的統治者可以集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威於一身。而這種政教合一的傳統和一元主義的政治觀，與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教分離、多元主義是直接相悖的。二是威權主義傾向。伊斯蘭教是十分純粹的一神教，其核心教義使「除真主外，別無神靈」。按伊斯蘭教教義，最不可饒恕的罪惡是「什爾克」（shirk），就是把其他的神靈同獨一的真主並列起來。這種對神的無條件服從和信仰體現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對真主在塵世代理人（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後引申為歷代哈里發直至當前的統治者）的無條件服從。阿拉伯語中有句名言：「寧可忍受一年的暴君統治，也不可一夜沒有君王。」在中東的政治文化中，蘊含著一種根基深厚的威權主義傳統，這種政治文化是等級性、從屬性的，而不是平等自主性的。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民主化只會是一種極權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三、歷史合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

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狀況，總是與它的生存環境（即基本國情）密切相關的。民主政治就像一粒花種，只有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土壤中才會生根、開花。而阿拉伯國家目前所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適宜民主政治種子生長的社會土壤。

進一步看，作為發展中國家，阿拉伯國家經常同時面臨著多重挑戰，這其中，尤以維護政權穩定和發展經濟最為緊要。有資料顯示，當前阿拉伯世界不僅社會制度和文化形態落後，而且科技、衛生、文化狀況甚至更糟糕。在科技成就方面，阿拉伯國家中排名第一的是突尼西亞，列世界第51位，而以色列則名列世界第18位。在衛生方面，阿拉伯國家情況最好的是科威特，其初生嬰兒死亡率為千分之11.6，比以色列的穆斯林巴勒斯坦人高出兩倍，比以色列的基督教巴勒斯坦人高出5倍；在文化方面，阿拉伯國家的文盲比例高達38.7%，甚至高於非洲下撒哈拉地區的國家，在全世界倒數第一。

互聯網的普及率則只有6.6%，一些阿拉伯國家乾脆禁止公民上網。在社會狀況方面，阿拉伯國家的婦女地位之低列世界第二（僅次於非洲下撒哈拉地區的國家）。阿拉伯婦女的文盲比例高達51%，僅有10%的婦女上過高中[31]。在阿拉伯國家尚未真正解決民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致力於經濟發展，並強調集體紀律和辛勤工作、限制個人權利的做法，很容易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相比之下，由於民主的發展往往是與個人自由連在一起，因而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者看來，推崇民主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加，實際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和對經濟發展大計的偏離。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政治發展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之後。按照伊莫遜（Emerson）的說法，民主還排在國家統一和政權安全的後面。[32]

換句話說，在諸事紛紜的情況下，推行民主化並非這些國家最為緊迫的任務。因此，當虛弱的政府無法一下子承擔這麼多任務時，他們取消的第一個項目通常就是參與，因此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往往實行的是獨裁製。[33]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威權政治在阿拉伯國家如此盛行。正像美國哈佛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羅格所說：「在中東，致力於發展自身的資源，連同保護自己免受外部威脅的努力，使得國家安全、自衛和快速工業化等目標將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個人權利的目標。

這樣，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當地政權必須應付與貧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儘快趕上發達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各種緊迫的社會問題。在這種環境中，威權政權最好的選擇是大力強調管理、監督和控制。」[34]就以伊拉克為例。薩達姆政權倒台後，伊拉克百姓最關心的是如何解決諸如食品、衛生、水電等基本生存問題，而美國則醉心於重新分配權力、尋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薩達姆殘餘勢力等「戰略性」問題。這種「高標準」與「低要求」之間的彼此隔膜，使美國推行的民主改造戰略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場「聾子的對話」。中東問題專家貝薩姆·梯比就曾認為：「因為不能適應當地的歷史環境，簡單地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註定要失敗。」[35]

當然，阿拉伯國家民主化進程面臨客觀制約，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註定與民主絕緣。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國家從未停止過追求民主政治的腳步。在爭取民族解放階段，這種追求是與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相連的。如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黨、埃及的「華夫托黨」、敘利亞的「人民黨」等以反殖、反封為奮鬥綱領的政黨組織的出現，昭示著民族民主主義思想已經在中東逐漸普及並付諸實踐。

而在脫離殖民統治後，許多阿拉伯國家紛紛效仿西方的政治框架。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在推翻本國君主制政權，紛紛建立起現代共和制。隨著20世紀7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滌盪，這些阿拉伯國家在民主制框架基礎上又有所進展，如實行多黨制、選舉制，建立議會制度和政治協商議會等。只不過囿於社會發展狀況，民主化水平比較低罷了。但比之傳統朝代國家的政治體制，其政治制度畢竟在不斷改進。即使在當前，阿拉伯國家內部要求改革的呼聲十分強烈，民主改革的內驅力不斷增加。

從更為宏觀的視角看，歷史發展是不同歷史力量相互角力，不斷搏奕的結果。正像恩格斯所說：「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36]在民主化問題上，儘管阿拉伯國家內部存在著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無形阻力，但同時存在著要求推進民主的巨大動力。如果說這些國家內部要求變革的呼聲具有天然的正義性的話，那麼美國「民主改造戰略」雖然有失正當性，但同樣是阿拉伯民主化進程的推動力量。

事實上，儘管這種外部推力（無論英法的「委任統治」，還是美國的「民主改造」）因其強權和私慾，無時無刻不面臨著歷史和道德的雙重批判，但它畢竟是一種能夠影響歷史進程的客觀力量。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所說：「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的形式。……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37]不要忘記，從歷史的角度看，正是從西方不斷向阿拉伯世界施加政治、經濟、軍事壓力之時，這些國家才開始邁向現代國家進程。二戰前，正是英法等國把選舉制、議會制等西方民主制度引入阿拉伯國家。

因此，儘管阿拉伯內部存在著諸多民主化制約因素，但美國在推動中東民主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可能比預想中的要大得多。因而，也許阿拉伯世界永遠達不到美國預期的民主化水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進程一旦啟動，阿拉伯國家就再也不可能停留在原地了。歸根到底，歷史是合力作用的結果，而民主體現了人類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