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章要點 (評論: 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

難得是從政府視角看問題。

　　

　　

　　1 香港管治困難的原因

　　四項歷史性變動同時發生：從香港殖民地到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所代表的政治地位和本質的改變，經濟結構的急速轉型 社會結構尤其是階級結構的嬗變，個人政治身份認同的變化

　　2 回歸後特區的管治

　　以行政機關為主要管治手段依然可以維持不俗的行政管理素質，但政府制定和推行政策有相當難度。中產專業人士對特區管治尤其不滿，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其實不差。港人對政府的期望與要求持續上升，但政治信任嚴重不足。

　　3管治問題與新政權的建設

　　香港的管治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中央沒有擬定一套建設特區新政權的完整思路，而是偷懶地對香港回歸後的情況做了過度樂觀的估計：1 高估了香港高層官員的管理能力 2 沒有預料到香港回歸後的惡劣經濟環境（97金融風暴） 3低估了反對派的政治能量和膽色。以及即便是在香港回歸後經濟和政治局面非常惡劣，但中央在香港回歸後的六個年頭幾乎完全沒有改變它的對港政策、沒有做出戰略意義的改革，從而令新政權更有恩呢管理和方法去達到有效管治。

　　現在的香港行政架構已經過時了。

　　3 新政權的政權「認受性」（合法性）

　　反對派宣揚的只有「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其實是傾向於將香港認為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可惜的是部分特區領導和官員也認同這樣的合法性來源，並不願意接受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乃來自於中央授予的基本原則。同時，中央也沒有做好準備在合法性問題上與反對派進行論戰。

　　4 中央與特首的政治合作關係

　　不恰當的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人民政府應盡量避免接觸來往，這樣才能體現「高度自治」和有利於爭取港人與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中央怕批評干預港政，對特首支持力度不夠；特首也怕被指責主動邀請中央介入香港事務，未主動提醒港人中央在香港事務上的最高權力，過度提升了港人的政治期望。兩地官員的溝通始終存在障礙，在很多表態上沒有步調一致。

　　5 行政長官的個人威望

　　作者個人並不相信只有普選產生的特首才可以享有高威望，因為這跟港人的務實政治文化不對稱。事實上，董建華和曾蔭權兩位特首在上台時都曾經有過頗高的民望，董建華半年，曾蔭權四年，但後來都經過迅速的下降過程。董建華主要是因為在任期間香港經濟波動，曾蔭權的民意失去則主要是因為政策、舉措上的失誤、欠周全。基層人士是港府的主要支持者，政府要贏得民望，必須在經濟、民生上做出成績。

　　6領導班子的團結性及政治能力

　　董、曾都傾向於在高層管治團隊中平衡各方勢力，這樣領導班子就存在矛盾和摩擦，不是高度團結的，也就無法發揮較高的政治能力，包括決策、貫徹重大戰略、掌握行政機關、有效調配行政資源、動員群眾、挫敗反對派的進攻、支持特首等等。領導班子不團結，主要是因為人員來源分散因而磨合困難不能相互信任、很多非政治家、與社會聯繫不緊密等等。同時，香港的公務員在回歸後不團結，傾向於英國人灌輸的「政治中立」。

　　7 新政權的政治主張和政策綱領

　　新政權沒有發展出一套明確的政治主張、政策綱領，因而在反對派高調宣揚「民主」的情況下無力抵抗，無法在道德高地上運用領導能力贏取民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都沒有從「動態」的和「發展」的眼光來看一國兩制，讓港人認為回歸後的香港政府就是保持以前殖民政府的現狀，這樣的參照是錯的，而政府是在自我束縛。董、曾都沒有向港人坦率地解釋香港所處的經濟、社會情況，解釋和強調「一國」對香港的意義，而默認一切沒有發生變化。但事實上雖然「馬照跑」「舞照跳」，但是香港的政治地位、港府的權力來源、和中央的關係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沒有系統、明確的政治主張的情況下，政府相當於是缺乏一個堅定的立場的，自己的行動沒有指導，「囿於自身的意識形態」（如「小政府」「放任自由」），無法大膽突破，公務員的思想無法更新，港人也會對比之下覺得殖民政府更好。香港的社會形勢和回歸時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港人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他們感受到了強烈自身危機的情況下，希望政府變得更強勢、擔起社會的責任。

　　新政權應該把香港的發展和中國的崛起結合起來，讓港人藉此更新香港和中央的關係，同時抨擊反對派無法提出一個有效的「民主發展論」，在全社會形成有效的共識。

　　8 領導班子對政治形勢和行政機關的駕馭

　　殖民政府時，決策主要是行政官員，「自下而上」，現在變成了自上而下。主要是因為現在制定政策需要吸取各方意見、特首有提出自己政策的動力以及普通公務員不想承擔責任等原因。雖然港府在日常行政管理上一直表現優秀，但是在重大政策制定和落實上卻不好。作者在這裡針對決策結構上提了幾個問題：1 特首與特首之間政策上沒有延續性 2 政策委員會人太多、太廣泛，沒法深入探討 3專題小組的討論間隔時間長、次數少 4 領導自己也沒有明確的政策目標 5政策局之間互相推諉。另一方面，特首們一直沒能和政務官群體（administrative officer）建立緊密互信的合作關係，問責官員和手下的公務員也有許多合作障礙，制約了行政能力。官員問責制的實施在現實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

　　9 行政權力逐步流失與「弱化」

　　港府的謹小慎微，在自己的權力沒被挑戰或者侵蝕的時候沒有據理力爭、積極反抗或者運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來捍衛自己的權力，讓權力慢慢被立法會、法院和媒體侵蝕。不被運用的權力往往被人無視，雖然港府和中央害怕被人說獨斷專權，領導和公務員在複雜兇險的政治情況下都想「避險」，但是政府必須要有有所作為，來應對立法會、法院和媒體地步步緊逼。

　　10 建制勢力政治人才匱乏

　　作者希望更多額建制派人士參與到政府決策之中，但是在維護穩定和安定人心的大前提下，領導特區的人士基本上是除反對派外過去殖民政府所一中的政治人物。中方在回歸前自己培養的「政治人才」則大部分處於閑置狀態，許多都有了抵觸情緒。同時在培育政治人才方面，特區政府需要形成一個管治聯盟或者類似「執政黨」的系統的出現，讓人才在其中得到錘鍊。

　　11 公共政策研究不足

　　公共政策其實是政府政治主張的延伸，政府內部欠缺這樣的研究機構，和外部的學者的聯繫又不強，中央政策研究組和實際需要相去甚遠。

　　12 管制聯盟的組建

　　一個統一、團結、具有共同政治理念、有相當群眾基礎和戰鬥力的建制勢力尚未形成，迄今為止特區新政權在立法會內還缺乏穩定可靠的大多數譯員的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香港的建制派新舊勢力不團結、不斷內耗。港府需要重塑香港的的政治秩序，包括政治勢力的重組，但是沒有中央的支持，特區政府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同時中央自己也沒有搞明白中共作為國家的執政黨與參與管制香港的建制力量的關係。

　　但不管如何，港府需要有魄力明確誰是自己的支持者，誰是自己的對手和敵人然後採取明確的政治態度，否則就會像曾蔭權那樣誰都不討好。同時要利用行政機制積極吸納和扶植人才。

　　13 社會支持基礎

　　這部分主要指普羅大眾（基層群眾和中產階層的中、下層），基層社會的支持和動員能力，港府自己這方面比較消極，雖然有中央很多工作的支持，但是基礎仍然狹隘，香港的地區行政格局也需要與時俱進。

　　14 行政立法關係

　　殖民政府時立法機關從屬於行政機關，回歸後獨立，並且增加了否決行政機關人事和財政的權力，而殖民政府在回歸前幾年又極大鼓勵立法會的審查功能，實際上讓《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無法實現，牽制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去處理其他更重要的工作，降低了行政效率。

　　15 司法機關的政治影響力

　　《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區終審權，這在世界上沒有先例，賦予了香港司法很大的獨立性。香港法院的現實權力比回歸前大很多但同時又不太受外界力量制約，對行政權力造成明顯挑戰。而在司法積極主義的文化影響下，法院也很多時候成為反對派向政府發難的一個工具。

　　16 反對派的挑戰

　　香港的反對派不像西方的反對票已經認同了國家體制和政治體制，他們不接受香港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同時他們享有很大的社會基礎，因為擴大的貧富差距和中產階級的困難都很多人都對香港社會有很大怨氣，再加上反對派更為團結的，在組織上和動員能力上更強。但目前反對派也在衰落，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青年激進分子進入，中產階級害怕民粹主義而退出，反對派的行動越來越缺乏中心組織。

　　17 未來新政權的若干蠡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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