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中的張之洞：學人還是政治家？

澎湃新聞記者 於淑娟

張之洞是晚清重臣，歷官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軍機大臣。通常，張之洞被視為「政治家」，作為晚清督撫大員，他積極推動清末體制內各項改革，在軍事、製造、礦物等洋務事業之外，文化建設也是一個重要內容。

4月12日，北京大學的陸胤、社科院的李細珠和王達敏及北京社科院的季劍青等作客東方歷史沙龍，圍繞陸胤的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展開了諸多討論。

近代文學史上有一個詩派叫「同光體」，「同光」即指清代「同治」、「光緒」兩個年號，詩派代表人物有鄭孝胥、陳衍、陳三立、沈曾植等，他們主張學宋詩，將學問用到詩歌中，也就是說他們主張回歸經史之學，將典故應用到詩歌中。然而，這裡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這些詩人實際出名於光緒以後，同治年間他們尚未成名，其詩亦未能自成一體，那麼，「同光體」為何以「同光」為名？「同光」對其意味著什麼？

陸胤說，上述問題是促使他進行張之洞研究的偶然因素，他在追蹤這些人的學術師承和遇合機緣的過程中，發現「同光體」詩人都與張之洞有關係。另一方面，張之洞身上「政治家」和「學人」的雙重身份也是促使他選擇張之洞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

1909年張之洞去世，日本記者採訪梁啟超，要他說幾句蓋棺定論的話。梁啟超說，張之洞不算什麼政治家，說穿了是個「學人」。他以為張之洞的問題就是身處政治家的位置做了學者的事。李鴻章也有類似的評價，說張之洞做了二十幾年外官，還改不了翰林清流的「書生習氣」。

然而，錢穆對張之洞的評價則截然不同於上述說法。錢穆批評張之洞的《輶軒語》《書目答問》是陋而雜，其實是憑著官聲聳動學問，「算不得一個合標準的學者」。

如此一來，張之洞究竟算「學者」還是「政治家」？作為晚清督撫大員，其身份的兩重性，對他在清末體制內推行的文化建設有何影響？

張之洞

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不同，咸同軍興以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人靠鎮壓太平天國的軍功打下局面，而張之洞則是從科舉正途上來，經過「清流」時期的議政，最終外放為督撫。相較於軍功督撫，張之洞的「清流」經歷和學術興趣，使其主導的政治改革更多了一些文化關懷。

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固有的傳統「政（政治）」「教（文教）」都日漸崩潰。自同治年間「同文館」之爭開始，晚清朝廷有關中西學術孰優孰劣的討論一直都未停止。不過，基本上形成的共同觀點是，採取西學的同時必須保存「中學」。於是，西學主導的近代學術以種種方式得以引進和轉換，成了時代之大趨勢。然而，何謂「中學」，如何保存「中學」，朝廷督撫大員之間的意見則出現了微妙的差別。

在陸先生的新著中，他將立足於東南一方的張之洞與北洋軍閥的袁世凱分為兩類論之。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張之洞與袁世凱有諸多合作，主張相同，另外也有些許差別。比如就二者推行的文教事業來說，袁世凱一派的文教重視普及，推廣「簡字」，甚至在軍隊中推行拼音字母，其幕府中的學務多是古文學者，更偏重「文」的傳統。張之洞則更看重「經」的傳統，具體來說，在張之洞推行的文教事業中，偏重於訓詁小學，而遠於誦讀創作，這與其圈中學人偏重經史、考據一致，其幕府中也多是考據學統的學者，主張以重「經」保留中國傳統價值。

對此，沙龍活動嘉賓李細珠教授、王達敏教授則提出了不同看法。李細珠教授早在十幾年前即做過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的研究，從他研究政治史的經驗來看，他以為分學者督撫和軍功督撫之別，或許可理解為獲得督撫身份的正途和異途。督撫大員在清末推行新政中是主導力量，如此明確地區分出此二者，是否會離歷史事實更遠呢？在李教授看來，張之洞、李鴻章之間的對峙、紛爭主要是權力鬥爭，背後直接相關的是利益，相較之下，原則似乎並不如利益更重要。

王達敏教授同樣以為南北對峙、清流濁流對峙的區分可能帶有一定的刻意性。在他看來，張之洞、袁世凱二者之間同大於異，他們對西學、洋務的態度，南北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雖然東南張之洞一派重經史和北方北洋袁世凱一派重古文，的確能找到這樣的表述證據，但也未必是絕對的差別。袁世凱幕府中的吳汝綸，就曾表示自己根本不適合做「文」，他對自己的兒子說，等我死以後，刻書要刻我的經史之作。袁世凱幕府學者確實比張之洞幕府學者更重古文，但並不代表他們不是以經史為基礎的。

最終，面對時代之洪流，二者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且不論張之洞一系與袁世凱一系之間存在的差別是否可明確分為兩邊「對立」來談，但毫無疑問的是，陸胤將張之洞置於近代學術史中討論，所談的並非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這些人在唱和詩詞、賞花飲酒、學術爭論等日常交遊活動中，形成了一個士大夫群體交鋒、議論的場合，進而影響了其圈內的組織者、政治庇護者——張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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