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 | 張耒詩歌三問

作者莫礪鋒，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江蘇南京 210093）。

一、張耒詩的成就是以樂府為主嗎？

南宋周紫芝曰：「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為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見其親稿，其後題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陸遊則云：「自張文潛下世，樂府幾絕。」那麼，張耒詩歌的成就是以樂府為主嗎？

張耒集在南宋時曾有多種版本，其中之一題作《柯山集》，均已不傳。今本《張耒集》由中華書局於1990年出版，據整理者在《前言》中說明，其整理底本乃民國十八年田毓璠據段蔗丈所藏粵本校勘重印本《柯山集》，所謂「粵本」實即廣雅書局重印之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因武英殿聚珍本的版本源流不詳，故不知該本最初的編纂者究為何人。今本《張耒集》的卷3—5為「古樂府歌詞」，共存作品85首。在現存的蘇軾、蘇轍以及「蘇門四學士」的別集中，將「古樂府歌詞」單列一體者僅有張耒，樂府詩的作品數量也以張耒為最多。當然《張耒集》對「古樂府歌詞」的認定不夠準確，例如卷4的《瓦器易石鼓文歌》，從內容到字句都與韓愈、蘇軾的《石鼓歌》如出一轍，而韓詩、蘇詩都不被認作樂府歌詞。又如卷5的《和歸去來辭》，分明是模擬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與蘇軾的《和陶歸去來兮辭》，而陶、蘇之作也不被認作樂府歌詞。但剔去此類作品，張耒的樂府歌辭數量仍在當時首屈一指。

周紫芝所稱之《倉前村民輸麥行》有序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止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詩中描寫村民輸麥入倉，幸而遇到「清嚴官吏兩平量」，而不是「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的貪官狡吏，故得交清租稅，愉快返家：「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 。」顯然，此詩的主題是「農家樂」，這在樂府詩中相當罕見，張耒也是偶然寫到，故自稱「以補樂府之遺」。而樂府詩中最常見的「憫農」類主題，在張耒詩中有相當突出的呈現。例如《旱謠》：「七月不雨井水渾，孤城烈日風揚塵。楚天萬里無纖雲，旱氣塞空日晝昏。土龍蜥蜴竟無神，田中水車聲相聞。努力踏車莫厭勤，但憂水勢傷禾根。道傍執送者何人？稻塍爭水殺厥鄰。五湖七澤水不貧，正賴老龍一屈伸！」七月正是水稻生長的關鍵時節，卻逢大旱，農夫為了爭水，竟至鬥毆殺死鄰人，這是怎樣的人間慘劇！又如《勞歌》：「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深堂無人午睡余，欲動身先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彀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人家牛馬系高木，惟恐牛軀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酷暑之日，牛馬尚被繫於樹陰下避暑，街頭的貧民卻為了養家活口，冒著赤日炎炎負重而行，身體彎曲得像拉滿的強弓！值得注意的是，張耒詩中的此類主題，實已溢出了所謂「樂府歌詞」的範圍，這種情形與蘇軾詩相似。元祐八年（1093）元月，黃師是赴任兩浙刑獄，時浙民苦於水災，故蘇軾作詩送黃師是云：「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張耒則作《次韻蘇翰林送黃師是赴兩浙》云：「誰如東坡老，感激論元元。」可見張耒作詩多及民瘼，乃深受其師蘇軾之影響。就此類主題而言，張耒詩的成就已是青勝於藍，主要體現是所涉及的社會現實比蘇詩更加廣泛。如果說五古《早稻》描寫旱災：「早稻如倒戈，十穗八九折。晚稻不及秀，日炙根土烈。……老農祝天工，叩頭眼垂血。」這與蘇詩《吳中田婦嘆》等作相近，那麼像《糶官粟有感》揭露奸商囤積居奇：「兼并閉囷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七古《和晁應之憫農》描寫饑民被迫為盜：「為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有所嘆五首》之二寫貧兒盜桑被殺：「飢兒無食偷鄰桑，主人殺兒屍道傍。母兄知兒死不直，行哭吞聲空嘆息。」這些形形色色的民間疾苦是蘇詩未曾涉及的，也是同時的其他詩人很少關注的。又如《有感三首》之二：「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痴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流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直接描寫的對象雖是群兒戲謔，卻用旁敲側擊的手法尖銳地批判了官吏殘害百姓的行徑，獨特的取材眼光正源於對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

張耒在政治上追隨蘇軾，始終與蘇軾同進同退。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逝世的消息傳來，正任潁州知州的張耒飯僧縞素而哭，後因此而遭貶斥。但是張耒從未在朝中擔任要職，也未像蘇軾那樣奮不顧身地參加新舊黨爭。當蘇軾因言獲禍後，張耒在《寄子瞻舍人二首》之二中叮囑蘇軾云：「紛紛名利場，向背不知丑。翟公書其門，客態自如舊。勢去競詆沮，有餘丐升斗。高賢少畦畛，小子多狀候。退之呼字生，房相肆琴叟。事奇出意表，欲辯不及口。……防微無早計，求福常恐後。」「退之」句指韓愈作序贈行後輩裴鍔「仍呼其字」而遭到政敵攻訐之事，「房相」句指房琯因善琴之門客董庭蘭納賄而受牽連之事，張耒用兩個典故來告誡蘇軾要防微杜漸，提防奸人之陷害。此前張耒曾在《寄答參寥五首》之四中自道心跡云：「我生為文章，與眾常不偶。出其所為詩，不笑即嘲詬。少年勇自辯，盛氣爭可否。年來知所避，不敢出諸口。」此詩作於元豐二年（1079）五月，張耒年方二十六歲。當時蘇軾正在知湖州任上，「烏台詩案」即將發生，張耒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山雨欲來的政治氣候，從而改變先前作詩敢笑敢罵的作風。張耒比蘇軾年少十八歲，卻同時遭受到政治高壓下作詩惹禍之形勢的影響，所以他未能像蘇軾那樣充分發展用詩歌譏刺時事、干預政治的可能性，從而較早確立了迴避政治題材的寫作傾向。然而，正像蘇軾在「烏台詩案」之後並未徹底改變作詩譏刺的積習一樣，在張耒此後的詩歌中政治主題並未絕跡，不過變得閃爍其詞而已。例如作於大觀年間的《寓陳雜詩十首》之四：「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相國死倉卒，穢襪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此時張耒閑居陳州，為何對唐代奸相元載忽發思古之幽情？當是因為元載乃聲名狼藉的一代奸相，其貪贓枉法、殘害忠良等行徑與當代奸相蔡京之流乃一丘之貉，故而借古諷今。又如作於崇寧年間的《讀除目有感》：「禍福茫茫不可猜，可能憑勢即無災。相君西闥揮毫日，豈料方還此地來。」這分明是指紹聖年間權相章惇迫害舊黨，將蘇軾、蘇轍等任意貶至儋州、雷州等南荒僻地，沒想到幾年後章惇自己也被貶至雷州，語言冷雋，譏刺入骨。又如作於紹聖年間的《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十九：「秦人焚詩書，意欲遂絕滅。六經至今存，何曾損毫髮。」多半是對新黨執政的朝廷下令焚毀蘇黃等人文集的嘲諷。

然而，張耒詩的主要主題傾向並非上述反映民瘼、針砭時弊兩類。或者說，張耒作詩的主要目的並非描寫社會現實，而是抒寫內心情思。他在《投知己書》中云：「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又在《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中自稱：「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髮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慾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由此可見，在張耒看來，寫詩的衝動主要源於詩人的自身遭際，其中既包括窮厄困苦等社會因素，也包括時光節物等自然因素。張耒的詩學觀念與《詩大序》及鍾嶸《詩品序》等傳統詩論一脈相承，但更加強調詩人感受之個體性與當下性。正因如此，張耒筆下最常見的詩歌主題便是下面兩大類：一是目耳所及之風物景象，二是親身所歷之生活情狀。

先看第一類。張耒在《曲河驛初見嵩少》中自稱：「平生忽俗事，丘壑情所好。」又在《二十三日即事》中自稱：「到舍將何作歸遺，江山收得一囊詩。」當他欣賞自然風光時，往往詩興大發，以至於人們稱賞張詩，常常著眼於其模山范水的佳句，比如晁補之、呂本中等曾讚賞張耒的「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蒼龍掛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秋明樹外天」「城角冷吟霜，淺山寒帶水」等詩句；皆屬描摹景物者。在《張耒集》卷十中，描寫雨景的詩便多達十二首，其中題作《春雨》的便有三首。在卷十一中，描寫草木蟲魚的詩便多達二十一首。張耒既善於刻畫壯闊奇麗之景，例如《題焦山》：「焦山如伏龜，萬古浸碧浪。舉頭北顧海，尾負金剎壯。我聞城東樓，秀色日相向。松杉數毛髮，人物見下上。欲攜浮丘公，據殼恣潛漾。仙風如見引，金闕或可訪。」也善於描繪平凡樸素之景，例如《宿東魯父居二首》之一：「夕陽低欲盡，春淺色蕭蕭。暝色催歸牧，炊煙向晚樵。疏星臨水際，過火隔村橋。黯黯柴門夜，棲鴉對寂寥。」他還善於從細微平常的景物中發現美感，例如《牧牛兒》：「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又如《夏日雜興四首》之三：「蝸殼已枯粘粉壁，燕泥時落污書床。」

再看第二類。張耒喜詠平凡的日常生活，例如《視盜之南山》：「窮冬策羸馬，秖役走南山。……百里不逢人，我徒互悲嘆。但見女幾峰，萬尋戈劍攢。淋漓鎖冰雪，冷射狐裘穿。日暮投主人，茅茨起孤煙。燃薪不計束，未解手足拳。主人前致辭，問官來苦艱。我答豈得已，王事不可閑。饋我脫粟飯，殷勤為加餐。山家無酒肉，粗糲味亦甘。月出萬嶺光，夜歸霜滿鞍。回視所歷處，猿鳥應愁顏。暗想酸兩股，夜眠驚夢魂。人生亦可貴，何事戀微官。」又如《寓陳雜詩十首》之一：「傳舍不可久，束裝投新居。新居亦苟完，佳木頗扶疏。洒掃尋丈地，琴書遣朝晡。風雲中夜變，大雨如決渠。落點若強箭，穿我老屋塗。中夜起明燭，移床護吾雛。傳聞北城隅，老弱堤上廬。官吏操畚鍤，紛紛役千夫。蟻漏或一決，城變江湖。吾衰也久矣，豈復憚為魚？」前者作於元豐年間，時張耒任壽安縣尉，所寫乃入山視盜的經歷。後者作於政和初年，時張耒閑居陳州，夏季移居，乃寫新居之簡陋，以及夜雨屋漏之情狀。此類詩作中雖然缺少傳誦人口的名篇，但其總體成就是相當可觀的。

總之，張耒詩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在許多方面都成就卓著，樂府詩僅是張詩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一類主題而已。

二、張耒詩為何有粗疏草率之病？

張耒為賀鑄詞集作序云：「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後人或認為「他過分強調了這個方面，又不免忽視了另一個方面。……因而形成他自己的詩歌風格雖具有不雕飾而平易舒坦的優點，但終不免流於粗疏和草率，是既不『工麗』，也不十分『自然』的」。那麼，張耒詩果真有粗疏、草率的缺點嗎，其原因又是什麼？

最早批評張耒詩風粗疏的是南宋人朱熹。朱熹云：「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又云：「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朱熹所云其實有兩層意思，首先是肯定張耒詩自有優點，其次才是批評其粗疏，但後人往往只注意後者而對前者視而不見，例如錢鍾書評張耒詩風云：「可惜他作的詩雖不算很多，而詞意每每復出疊見，風格也寫意隨便得近乎不耐煩，流於草率。……看來他往往寫了幾句好句以後，氣就泄了，草草完篇，連復看一遍也懶。朱熹說他『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還沒留心到他在律詩里接連用同一個字押韻都不管賬。」此語除了「重意重字」是明引朱熹外，其實還暗引了朱熹的另一段話：「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有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填滿，只是平仄韻耳。」

讓我們對上述指責逐一驗證。「重意」如指整首詩的主要意旨，則凡是作詩較多的詩人，大多難以避免。據今本《張耒集》統計，存詩共二千二百零五首，作品數量不算少。況且張耒作詩常有一題多首之習，如《感遇二十五首》《歲暮書事十二首》《梅花十首》《晚春初夏八首》之類，若要徹底迴避全篇題旨方面的「重意」，恐屬強人所難。「重意」如指單句之詩意，則確為一病，這在張耒詩中也確實比較嚴重。比如卷八《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五有句云：「吾事幸無急。」同卷《題壁》則有句云：「事幸無甚急。」句意雷同。又如卷一八《和柳郎中山谷寺翠光亭長韻》有句云：「功名嘆不偶，歲月去如奔。」同卷《歲暮獨酌書事奉懷晁永寧》則有句云：「天涯催晚歲，殘律去如奔。」雖後者將一句之意分為兩句，但亦屬雷同。又如卷一七的《宿東魯父居二首》之二有句云：「煙樹淮南闊，魚鹽楚俗輕。」同卷《淮上夜風》則有句云：「煙水東南闊，魚鹽吳楚同。」以及卷一九《歲暮閑韻四首》之一云：「歲暮柯山客，端居不出門。」同卷《歲暮》亦云：「歲暮無聊客，端居如坐禪。」都是接連兩句皆句意雷同。更加嚴重的則如卷一九《十一月七日五首》之二有句云：「寒暑添線衲，朝晡折足鐺。」同卷《冬至後三日三首》之一中又見此二句，一字不差！

再看「重字」的情形。一般來說，古體詩是不避重字的，張耒詩也是如此。比如卷一一《十三夜風雨作暑氣頓盡明日與晁郎小飲》中即雲「老火不復燎」，又雲「燈火清自照」，兩用「火」字，但相隔五句，或不足深病。但如果一首詩中重字太多，比如卷一二《對蓮花戲寄晁應之》中既雲「水宮仙女斗新妝」，又雲「晁郎神仙好風格，須遣仙娥伴仙客」，連用四個「仙」字；或重字之句連接較緊，如卷一三《秋風三首》之二雲「長淮煙波渺千里，悵望搔首山川長」，兩個「長」字出現在上下句中，便給人以重複之感。張耒的律詩中也時見重字，情形就較嚴重，比如卷一九《冬日作二首》之一的中間兩聯：「眉顰魯酒薄，腸斷楚梅酸。雲夢寒全薄，湖湘春欲還。」接連兩個出句以「薄」字收尾，確為瑕疵。又如卷一七《何處春深好二首》之一：「何處春深好，春深老宿家。茶爐寒宿火，佛案曉添花。壞宅無妖火，通途有寶車。院深人不到，幡影逐風斜。」不但中間二聯的出句連用「火」字收尾，而且全詩中三見「深」字，難免給人以粗率之感。

再看「草草成篇」的情形。這種情形主要見於張耒的古風，尤其是五古。例如卷一一《四月之初風雨凄冷如窮秋兀坐不夜堂二首》之一：「東君已成歸，風雨為之殿。夜來柯山溜，深射交百箭。可憐東園花，收拾無一片。開門不能出，徑滑那得踐。還歸酌卯酒，佐酌有藜莧。重思理貂裘，未用愁紈扇。」前四句筆力雄勁，描繪生動，後八句卻意陋詞蕪，直塌下去。又如同卷《庵東窗霽月出梅花影見窗上》：「山頭冷月出，射我幽窗明。屋東有新梅，寒影交疏欞。暗香不可挹，彷彿認繁英。耿耿終無言，依依如有情。恍疑姑射真，仙馭下我庭。姮娥曉西去，滿樹晨霜清。」前四句寫難得之景，如見目前，相當新警。後八句卻詞意凡陋，草草收尾。這種「虎頭蛇尾」之病，正是張耒古詩中少見意境渾融之佳作的主要原因。

至於錢鍾書所說的「律詩里接連用同一個字押韻」，確有二例，即錢氏《宋詩選注》中指出的卷二一《京師廢宅》的中二聯「古窗雨積昏殘晝，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洒掃，舊時來客嘆平生」，以及卷二二《自海至楚途次寄馬全玉八首》之六的首聯、頸聯「蕭蕭晚雨向風斜，村遠荒涼三四家」「愁如夜月長隨客，身似飛鴻不記家」。但是遍檢《張耒集》，除此之外未見他例。筆者一方面佩服錢氏讀書之細，另一方面也認為這可能是張耒偶然粗心失檢，並非張詩的普遍情況。

上述種種不足，確實與張耒「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寫作態度有關，前人對此論述已多，不須重複。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張耒雖然在口頭上主張寫詩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在創作實踐中卻並非一味如此。從鍊字、押韻到用典，張耒也曾頗下苦功。先看鍊字。卷十《出伏調潘十》有句云：「老火熾而焰，弱金融未凝。」「老火」指烈日，「弱金」指初秋，「老」「弱」二字甚為凝鍊。可能張耒對此頗為得意，故在卷十一《入伏後三日》中又重用之：「老火熾而焰，端能流弱金。」此外如卷十一《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園飲》中的「眾綠結夏帷，老紅駐春妝」，「眾」「老」二字也頗見鍛煉之功。再看押韻。卷二五《潘大臨蓮池二首》是兩首七言律詩，都以「累、時、葵、池」為韻腳，且甚穩妥，例如「葵」字較難入韻，但此詩中「終朝揮拂倦蒲葵」「用智從前不及葵」二句卻押韻頗工。卷一四《贈吳孟求承議二首》是兩首七言古風，都以「口、走、柳、缶、牖、瘦、守」為韻腳，其中「口、走、缶」諸字都較難入韻，但這兩首詩中押得相當精穩。卷一九的《福昌書事言懷一百韻上運判唐通直》長達百韻，通首不出「庚」部，而且有許多韻腳均是難以入韻的，例如「官舍連麋鹿，人家雜鼬鼪」「秋心悲杜宇，春候聽鶬鶊」「野胥形矍掠，村隸語生獰」「太史遺重補，騷歌韻再賡」「戰苦心逾勇，鋒交敵喪勍」「顧步丹霄近，聯綿盛事並」「量度分尋尺，題評盡甲庚」「陋每輕樊子，勤將比老彭」等句，押韻既精準，對仗亦工穩。而且此詩連押百韻，並無一處重韻，可見上述律詩中出現重韻者實屬偶然。再看用典。卷十《曉赴秘書省有感》：「跳梁干造物，乃取鏌鋣誚。」此處用《莊子·大宗師》「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以表達「委懷隨所遭」之處世態度，用典甚為貼切。卷一一《理東堂隙地自種菜》：「桓桓左將軍，英氣橫八區。邂逅無事時，弛弓曾把鋤。」「左將軍」指劉備，因其曾仕漢為左將軍，此處用劉備之故事：「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窺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此典僅見於《三國志》之裴松之注，張耒用以形容自己的種菜之舉，甚為貼切。卷一八《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木鑱隨杜脛，葛制暖韓軀。」二句分用杜詩「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以及韓詩「冰食葛制神所憐」，來形容自身衣食不周之窘境，言簡意賅。無論是故事還是成語，這些典故的出處都相當冷僻。綜合上述幾方面的情形，可證張耒的創作態度也有刻苦錘鍊的一面，下面這個例子更能說明此點。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雲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

這則軼事不僅反映出張耒與蘇軾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也可見張耒對於詩歌寫作精益求精的態度。今檢張耒集卷二三《仲夏》云：「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熟眠。」前句與《道山清話》所載者相異二字，後句則相差四字，而「水底右軍方熟眠」一句則不見於今本張集，當是傳聞異詞。清人王士禛因而戲云：「武侯雲者，如言卧龍也。此謔當更雲『湯諸葛丞相』耳，與右軍無涉。」按「雲間趙盾」指烈日，因趙盾曾被稱為「夏日之日」。「淵底武侯」則指龍，因諸葛亮被稱「卧龍」。用典雖巧，但畢竟不夠穩妥。張耒譏評蘇軾用「白墮」代指酒「畢竟用得不當」，其實也意味著承認「雲間趙盾」二句確實欠妥。值得注意的是，張耒後來的詩作中有「多士方懷宣父日，蒼生竟失傅岩霖」之句，用典手法未變，但明白點出「日」「霖」二字，便穩妥得多。「宣父」當指趙衰，因趙盾稱趙宣子，故稱其父為「宣父」。《左傳》中稱趙衰為「冬日之日」，杜預註：「冬日可愛。」「傅岩」指傅說，相傳殷高宗立傅說為相，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張耒用趙衰、傅說二典形容範純仁生前深得人心，既貼切穩妥，又莊重典雅。范純仁與蘇軾同卒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可證張耒此詩的作年晚於《仲夏》。這個例子說明，張耒作詩有時也追求精工穩妥，也能臻於精深工整的藝術境界。同時也就說明，張耒詩在總體上未能避免粗疏草率之病，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張耒論詩，最重平易簡潔而不主瑰奇險怪，卷五五《答李推官書》中云：「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蝌蚪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撏扯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這段文字被元人撮要錄入《宋史·文苑傳》，長達二百一十三字，而同入《文苑傳》的「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諸傳中皆無一字及其文論，可見張耒此論影響之大。「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之論是指寫作態度，此論則指風格傾向，它們相輔相成，表明張耒對於詩文寫作是以平易簡潔為追求目標的。這樣的追求對張耒詩的成就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過度，難免產生粗疏草率的缺點，已如上述。如果適度，則會形成平易曉暢的優點。試舉一例：卷一八《髮長平》：「歸牛川上渡，去翼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蕪沒斷堤。川平雙槳上，天闊一帆西。無酒消羇恨，詩成獨自題。」方回將此詩選入《瀛奎律髓》，評曰：「雖自然，無不工處。」紀昀則評曰：「蓋貪自然者，多涉率易粗俚。自然而工，乃真自然矣。」兩則評語雖是針對此詩而發，但也準確地說出了張耒詩整體上的藝術優點。

三、張耒詩在蘇門諸學士中地位如何？

在蘇軾及周圍的詩人群體中，張耒的卒年最晚：元符三年（1100），秦觀卒。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陳師道卒。崇寧四年（1105），黃庭堅卒。大觀三年（1109），李廌卒。大觀四年（1110），晁補之卒。政和二年（1112），蘇轍卒。政和四年（1114），張耒卒。後人注意及此，如南宋汪藻跋張耒集云：「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世者尤多。」至元人撰《宋史·文苑傳》，遂云：「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肴飲食之。」清人吳之振等人編纂《宋詩鈔》，遂襲用《宋史》中語云：「時二蘇及黃、晁諸人相繼殄歿，惟耒尚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肴事之，其名益甚。」其實張耒詩名早著，決非由於晚卒而「其名益甚」。下文稍作論述。

據《宋史·文苑傳》載，「耒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遊學於陳，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熙寧八年（1075），二十二歲的張耒因見蘇軾《後杞菊賦》而作《杞菊賦》，次年又因蘇軾所命而作《超然台賦》，深得蘇軾欣賞。元豐四年（1081），蘇軾作書與李昭玘曰：「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此時張耒年方二十八歲。至元祐元年（1086），三十三歲的張耒作書予蘇軾，蘇軾答書曰：「仆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可見蘇軾早將張耒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陳師道諸人相提並論，並對其文學事業寄予厚望。張耒的年齡低於黃、秦、晁、陳諸人，可見其得名甚早。元祐年間，張耒入汴京任職，此後與二蘇及黃、晁、陳諸人交遊日密，詩名益著。黃庭堅寄詩云：「短褐不磷緇，文章近楚辭。未識想風采，別去令人思。」蔡肇譽之曰：「詩雄變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壓少陵飯山苦。」晁補之稱曰：「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陳師道則稱其曰：「詩豈江山助，名成沈鮑行。」又曰：「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可見張耒正是在元祐時期進入詩歌創作的盛期，他的創作高潮與蘇門諸君基本同步。及至其晚年，隨著政治形勢越來越嚴酷，蘇軾及蘇門諸人皆受到越來越重的政治迫害，詩歌創作皆轉入低潮。葛立方云：「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葉夢得云：「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在這樣的環境中，張耒雖然沒有徹底放下詩筆，但其創作盛期顯然已經過去。所以張耒在北宋詩壇上的地位，與其卒年較晚並無關係。

那麼，張耒詩在蘇門諸君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從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言，「蘇門四學士」在文體上各有擅長。黃庭堅的詩歌成就首屈一指，故得與蘇軾並稱「蘇黃」。秦觀與晁補之以詞人的身份載入文學史冊，張耒則以詩文著稱。但在當時，人們卻有其他的評價。比如黃庭堅與秦觀以詞人的身份並稱「秦七、黃九」，張耒則以詩文與晁補之齊名。曹輔詩云：「張晁自是天下才。」黃庭堅詩云：「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雲。」又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 陳師道並稱晁、張曰：「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葉夢得追憶元祐末年的史實：「始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張晁」一詞甚至成為人們誇獎他人詩才卓越的代名詞，惠洪云：「臨川謝無逸，……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撾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嘆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但事實上若論五七言詩的創作實績，張耒明顯高於晁補之。試舉一例：元祐二年（1087），張耒與諸人會飲於王才元舍人園，張耒於席間作詩，大得諸人讚賞。王才元之子王直方曾親睹此事：「文潛與李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坡讀其詩，嘆息云：『此不是吃煙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眾綠結夏帷，老紅駐春妝』之句也。山谷次韻云：『張侯筆端勢，三秀麗芝房。作詩盛推賞，明珠計斛量。掃花坐晚吹，妙語亦難忘。』」今檢張詩即卷十一《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園飲》：「朝衫沖曉塵，歸帽障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心疑長安人，一一如我忙。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閑坊。入門見主人，謝客無簪裳。蒲團烏皮幾，密室留妙香。門前佳木陰，堂後羅眾芳。飯客炊雕胡，旨酒來上方。盈盈雙鬟女，身小未及床。執板歌一聲，賓主無留觴。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主翁塵外人，三十辭明光。閉門自灌園，種花見老蒼。有才不試事，歸卧野僧房。知君非徒然，顧我不能量。始知同一國，喧靜自相忘。眾綠結夏帷，老紅駐春妝。何惜君馬蹄，坐令風雨狂。」此詩並非張耒的代表作，卻得到蘇、黃如此讚賞，當因其全篇結構勻稱，意脈流暢，卻又含有「漱井」「掃花」「眾綠」「老紅」等精警工麗的「妙語」，堪稱佳構，連黃庭堅的和詩亦未能遠過。至於晁補之的和詩，則顯然相形見絀。所以晁補之贈詩張耒曰：「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當是由衷之語，而非客套之言。

那麼，張耒詩若與黃庭堅、秦觀相比又如何呢？先看後者。秦觀的詩文在當時也卓然名家，但其風格與張耒相去甚遠。王應麟云：「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朱弁則云：「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可見在蘇軾看來，張、秦二人各有優點。對於「秦得吾工」，張耒本人也有體認，他說：「秦子善文章而工於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這與張耒「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寫作態度幾乎是南轅北轍。再看前者。張耒對黃庭堅的詩歌成就極為欽佩，稱之云：「不踐前人舊行跡，獨驚斯世擅風流。」他對黃詩的獨特風格亦甚為推崇，稱之云：「黃子發錦囊，句有造化功。」又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雖然張耒對黃詩的成就推崇備至，但是黃詩那種生新瘦硬、戛戛獨造的詩風並不符合張耒本人的風格追求。從總體而言，張耒的詩風與黃、秦二人皆相去較遠，而與蘇軾本人的詩風比較接近。蘇軾以「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稱許張耒，頗可窺見此中消息。崇寧元年（1102），張耒作《立春三首》，黃庭堅次韻和之，其二曰：「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所謂「黃州新句法」，即指蘇軾而言。此時蘇軾已卒，黃、張也已進入晚年，可見黃庭堅對張耒詩的定評是傳承了蘇軾的詩風。 

從字面上看，張耒學習蘇詩「句法」的情況並不普遍。像「去年今日淮揚道，落絮殘紅正斷魂」之模仿蘇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以及「強驅睡味誰不仁，漠漠黑甜留兩眥」之模仿蘇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余」之類的例子，甚為少見。張耒在立意或篇章結構上仿效蘇詩的情況也不太多，效果則參差不齊，前者如卷一二《有感三首》之三：「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此詩寫雨水充沛對田父有利而對蠶婦不利，故天工亦是進退兩難，此意早見於蘇詩《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相比之下，張詩遠不如蘇詩之精警顯豁。後者如卷一四《再和馬圖》，此詩乃《讀蘇子瞻韓干馬圖詩》的姐妹篇，所和者是蘇軾的《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干馬》，但其結構卻是模仿蘇軾的另一首題畫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蘇詩開篇即用「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等十二句描寫真實山水，然後用「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等四句點明所詠者乃畫中山水，緊接著又用「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等十句敘寫自己在山水幽勝之地度過的人生經歷，最後方用「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點明題畫意旨。雖是一首題畫詩，但全詩的主要篇幅都是描寫人間的真山真水，而且滲入濃郁的人生感嘆。張詩共三十二句，前面二十六句敘述自己少時喜騎惡馬，至老猶未能忘的人生經歷：「我年十五游關西，當時惟揀惡馬騎。……我心未老身已衰，夢寐時時猶見之。」最後才用「想圖思畫忽有感，況復慷慨吟公詩」等六句轉入題詠馬圖的題旨。這樣的題畫詩，詩人的思緒完全不受畫面內容的束縛，而且包涵著真實人生的情感波瀾，筆勢騫騰，生機勃勃，在題畫詩中另闢一境。這是張耒學習蘇詩的成功例證，但在張耒集中並不多見。

從整體來看，張耒集中的好詩都呈現出平易曉暢的風格傾向，試看不同詩體中的例證。五古《離黃州》：「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洪邁曰：「『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洒。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為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問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北宋後期，學杜已成詩壇的整體風尚，張耒詩中也時露學杜痕迹，例如杜詩有句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句法甚奇。張耒學之，僅在卷一九《秋雨書事》一詩中就有兩聯：「紅濕梨垂頰，黃沾菊破金」「碧漲池中浪，青藏雲外岑。」《離黃州》並未在字句上模仿《玉華宮》，韻部相同也屬偶然，但是二詩的風格確有相似之處：結構平順流暢而感慨深沉，少見典故成語而純用白描。值得注意的是，《玉華宮》在杜詩中屬於風格異常的作品，《離黃州》雖然學杜，但仍然體現著張耒自己的風格追求。

七言短古《海州道中二首》：「孤舟夜行秋水廣，秋風滿帆不搖槳。荒田寂寂無人聲，水邊跳魚翻水響。河邊守罾茅作屋，罾頭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覺天未明，誰家鞭牛登隴聲。」「秋野蒼蒼秋日黃，黃蒿滿田蒼耳長。草蟲咿咿鳴復咽，一秋雨多水滿轍。渡頭鳴舂村徑斜，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累累秋蔓懸寒瓜。」呂本中稱「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並舉其律詩中數句為例，其實移用來評這兩首短古，更為妥當。二詩描寫荒蕪凋敝的海邊小村，寫景如見目前，敘事簡潔生動。這種自然質樸、無意求工卻又興味盎然的作品，與蘇詩《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異曲同工：「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崗。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蘇詩雖然也是七言短古，但並未轉韻，中間兩聯且稍似對仗，形式上還比較整齊。張詩則更加不衫不履，其第一首前四句押上聲養韻，五六兩句押入聲屋韻，七八句又轉押平聲庚韻。第二首前二句押平聲陽韻，三四句押入聲屑韻，後四句又轉押平聲麻韻。隨意轉韻，聲情古樸，很好地襯託了詩人在荒涼秋景中的蕭索心情。

七律《和周廉彥》：「天光不動晚雲垂，芳草初長襯馬蹄。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花開有客時攜酒，門冷無車出畏泥。修禊洛濱期一醉，天津春浪綠浮堤。」元人方回稱讚頷聯曰：「不見著力，自然渾成。」清人賀裳讚揚張耒「長律尤多秀句」，亦舉此聯為例。此類佳句在張耒詩中相當常見，比如「涕淚兩家同患難，光陰一半屬分離」「幾年魚鳥真相得，從此江山是故人」「愁如夜月長隨客，身似飛鴻不記家」「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耕」「啼鳥似逢人勸酒，好山如為我開眉」，不勝枚舉。對仗工整而似不費力，全因在律詩的嚴整形式中滲入了活潑流動的因素，全詩因而自然清麗，搖曳生姿。

七絕《初見嵩山》：「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懷金陵三首》之三：「曾作金陵爛漫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兩詩一繪眼前美景，一懷舊時遊蹤，然皆抒寫倦於宦遊、嫌惡紅塵而欲在自然中尋覓心靈歸宿的情思。據洪邁雲，張耒「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嘆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的確，上引兩首張耒的七絕，其情思之宛轉，風調之流麗，皆與蘇詩一脈相承。如果說前一首之直抒胸臆酷肖蘇詩，那麼後一首之意在言外顯然是青出於藍。

上引諸詩都是張耒詩歌的代表作，它們都體現著張耒詩的風格特徵，那便是自然曉暢。陳衍云：「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又云：「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所謂「元祐」，實為北宋後期詩歌的總稱。與唐詩風格分道揚鑣，從而自成一代詩風的宋詩，即形成於這個時期。元祐詩壇上的代表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其詩風雖各具特色，但在「力破餘地」上則體現著相同的藝術追求。筆者曾說：「王安石詩的『工』，蘇軾詩的『新』，黃庭堅詩的『奇』，乃至陳師道詩的『拙』，其實都是相對於唐詩或宋初詩的陌生化的體現，也就是宋詩獨特風貌的個性化表現。……就風格個性的獨特、鮮明而言，也許是王、黃、陳三家更加引人注目，所以黃、陳詩向來被看作宋詩深折透闢、生新瘦硬特徵的典型代表，王詩也時常被看作是宋詩風氣的開創者。然而在創作成就上，則無疑以蘇軾為第一大家。」張耒詩風在整體上與蘇軾詩風比較接近，而且更加自然質樸，也就更加遠離深折透闢、生新瘦硬的傾向。也就是說，在元祐詩壇上，張耒堪稱距離唐詩風調最近的詩人。元人劉壎云：「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家。」明人胡應麟云：「張文潛在蘇、黃、陳間，頗自閑淡平整，時近唐人。」皆有見於此。如果我們僅從對形成宋詩獨特風貌的貢獻來評價，則張耒在蘇門諸君中的地位顯然不如黃、陳。但如果擺脫這樣的評價尺度，則張耒的地位當在黃、陳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