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變（明末歷史事件）

甲申之變，指的是明末李自成攻入大明首都北京，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滅亡，隨後清軍入關的歷史事件。

甲申就是中國明末甲申的這一年即1644年，是崇禎十七年，又是清順治元年，大順永昌元年。

這年春天，在中國大地上，以朱由檢為首的大明、以福臨為首的大清和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三大政權，為爭奪國家最高統治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清朝據有東北，先後四次入關，得勝而歸，正在尋求據有全國統治權的策略。李自成農民軍在中原戰場上六次擊潰明軍主力，入據關中，建國大順，正以雷霆萬鈞之力，逼向北京。明王朝積重難返，兩面作戰，處於南北夾擊之中，面臨崩潰的邊緣，繼續傾盡全力，為挽救危局而努力。[1]

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克了北京，統治了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滅亡。僅過了40天，滿清軍隊南下，並迅速摧毀了起義軍的漢族大順政權，以及江南的明朝殘餘勢力，從此開始了滿族清朝對全中國的統治。明朝的滅亡是漢族王朝體系的一次崩潰，漢族王朝此時進入了 「後帝國時代」。

背景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陝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中心地。陝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這兒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比其他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銳。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場所，各族人民與明朝統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陝西地區成為最早醞釀和爆發農民起義的地區。[2]

天啟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縣農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高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王二首義點燃了農民戰爭的星星之火，各地紛紛響應。天啟八年（1628年），陝西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李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佔領府谷，稱王設官，建立了臨時性政權。但是，農民起義軍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而且成份複雜，缺乏推翻明朝政權的明確目標。[2]

過程

天啟帝去世以後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年號崇禎。崇禎帝書法、詩歌俱佳，擅彈琴，生活儉樸。如果在承平時期，他有可能成為有一定作為的好皇帝。但是，他登基後接手的是民窮財匱、內憂外患交織的爛攤子。面對時艱，他回天乏術，多疑、慳吝、剛愎自用的性格導致他缺乏把事情辦到底的決心與能力。[3]

最典型的莫過於他對於魏忠賢大案的處理。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與客氏相互勾結，禍國殃民。崇禎皇帝上台後，也曾猛砍三斧頭，翦除了魏忠賢、客氏，撤掉各處鎮守宦官，並在崇禎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思來想去，覺得還是宦官最貼心，因此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宦官委以軍事大權，讓他們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以及擔任鎮守和守備。所謂京營是從全國各地更換調來，用以保衛京城的軍隊。而且，如果外省或邊疆有重大戰事，必要時京營還得抽調部分精銳前去增援。因此，它不僅人數眾多，通常保持著30多萬人馬，而且裝備精良。崇禎帝當政期間，京營自監督、總理捕務、提督禁門、巡視點軍大員，皆以御馬監、司禮監、文書房的太監擔任。這些太監正如萬曆時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樣，「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大順軍炮聲一響，這些人立刻作鳥獸散。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禎二年，朱由檢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楊太監的話，認定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於次年八月，將袁崇煥處以最殘酷的磔刑（凌遲），從此再無抵禦後金的優秀統帥。[3]

再說他對農民起義軍的態度。朱由檢對待農民軍的手段與歷代皇帝一樣，無非是剿與撫，但他對剿、撫經常是舉棋不定。就撫而論，從未抓住機遇把和談進行到底，從而達到瓦解農民軍的目的。早在崇禎二年春天，明朝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就提出對起義農民以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方針。朱由檢對此事認可，甚至說過「寇亦我赤子，宜撫之」。崇禎四年正月，朱由檢派御史吳牲往陝西放賬，但撥給他的帑銀卻只有區區十萬兩，面對哀鴻遍地的廣大饑民，無異於杯水車薪，「所救不及十一」[4]  。很快，已經投降的起義農民為了生存又再度起義，搶大戶的糧食藉以活命，造反烈火漸成燎原之勢。此後十幾年間，明廷與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曾多次和議，均以失敗告終，在很大程度上都與崇禎帝的決斷不當有關。[3]

李自成身經百戰，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家。但是作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戰略眼光，犯下一系列錯誤，導致進京後不久即迅速潰敗。[3]

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在西安登基當上皇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李自成在建立政權後提出「三年免徵」的口號，這對民眾當然有很大的號召力。在進軍河南後，李自成更讓士卒到處散布「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口號，這種極端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只能進一步導致大順軍用拷掠追餉來籌集軍費，以致在進軍北京途中，特別是進入北京後，大肆對明朝的政要、權貴、富商、紳士等嚴刑拷打，勒索錢財，造成社會混亂，人心動蕩。[3]

李自成進京，究竟帶了多少人馬，史學家說法不一，顧誠（明清史專家）估計是10萬人，這是有史料可查的。這充分反映出李自成的輕敵思想，尤其是對關外的清廷認識太少。清廷曾派人遞國書給大順軍領導人，建議聯合推翻明朝，「共享富貴」，李自成不予理睬。山海關之戰，他至多帶了6萬人馬，而吳三桂的兵力是5萬人，加上鄉勇3萬人，以及10萬以上的清兵，在總兵力上超過李自成軍三四倍，而且大順軍與強大的清軍是頭一次遭遇，猝不及防，終於一戰而潰，從此走上敗亡之路。[3]

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曾派投降的太監杜勛進宮與崇禎皇帝談判。李自成提出的條件據清初史學家戴笠、吳芟記載：「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帶，敕命封王，並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受封后，願為朝廷內遏群賊，外製遼瀋，但不奉召入覲。」[5]  聯繫到李自成曾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6]  以及把在京中拷餉追贓得來的大量金銀不停地運往西安，可以看出李自成的目光短淺！他進京的目的，就是為了撈一把，在明宮裡過把皇帝癮。[3]

結果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里，大順政權憑藉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內，並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面。[7]

後續

大順軍佔領北京後，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在軍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也缺乏戰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8]

而後來的招降吳三桂不成和山海關戰役，標誌著大順軍在北京統治的失敗。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於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標誌著：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爭；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9]

評價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干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一年的歷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疊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潮，又攪合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三種紀年代表著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爭。[7]

影響

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當時，明朝殘餘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禎年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歷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於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內部的事。換句話說，歷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南明史的開端並不完全準確。[7]

爭議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衊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佔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干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後，清軍入京立即將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不得民心，沒有失敗。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