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東京創辦《清議報》，其宗旨是「激發國民正氣，增長國人學識」，經費大部由華僑資助。他用人民的「權利」代替了人民的「權威」，他認為「權利」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梁少成見，稍後讀日人編譯西書，又與孫中山往還，始知「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轉而大聲疾呼「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所謂破壞，就是排滿革命，伸張民權自由，尤強調民族主義，斥滿清「逆黨」，呼清廷為「偽政府」。梁言論與前判若兩人，激烈不下於革命黨。
1899年12月梁以孫在檀香山有影響力，行前對孫表示，仍望一致行動。孫雖知雙方合作不易，但終欲引梁入於革命之途，即為之介紹。梁啟超抵檀香山後，宣稱保皇與革命，名異實同，宗旨無別，不過借保皇以行革命。於是檀香山大部分興中會員轉投保皇會。1900年前後，保皇會的聲勢頗壯，梁啟超不只奪去了興中會發祥地的檀香山，且稱雄論壇，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儘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他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聖哉炸彈！」1902年，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場大論戰。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對此，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
1903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青山創設革命軍事學校。在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俱涵其內，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國民革命的史籍。在此一立場之下，興中會加緊宣傳，劃清革命、保皇的觀念，以免魚目混珠。1903年9月底，孫中山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孫中山發現自己的革命發源地早已被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派佔據。孫中山乃發表文章和演說，駁梁啟超「名為保皇實即革命」之說，謂革命、保皇為絕對兩途，漢、滿決不相容，洪門（天地會）更應大倡革命，漢族方有前途。他爭取的主要對象為華僑中的會黨，所以特彆強調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門致公堂。1904年春抵舊金山，為華僑重訂致公堂章程，複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向外宣告：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從不仇外，中國能革新進步，世界將共享和平。二，改良與革命的大論戰革命黨與保皇會的思想戰，始於1903年的上海與檀香山，漸及於舊金山、香港、新加坡。革命派主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實行民主立憲，反對君主立憲。立憲派認為革命不一定能夠成功；即或成功，也要造成天下大亂若干年，消耗無數民財，殘害無數人命，大傷國家元氣；倘若列強乘虛而入，國家即有被瓜分的危險。所以，他們反對採取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他們說，要消除革命，只有實行立憲一途。因為實行了立憲，一切平等，就可以融化滿漢形跡，平息漢人的不平之氣，漢人就不會仇滿、排滿、革滿人之命了；立憲以後，國民取得了民權，可以參政，革命黨人的目的達到，也沒有借口了。1905年11月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創刊時，梁啟超的反革命的論調已鼓吹兩年，急待加以廓清。《民報》第一期除了孫中山的發刊詞外，有4篇論民族、民權革命的專文，集中攻擊《新民叢報》，指責康、梁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爭論從此展開。先後參加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胡漢民（衍鴻）、陳天華、朱執信（大符）、劉師培、章炳麟等，汪、胡的文章最為犀利有力。《新民叢報》由梁一人應戰。
革命派與改良派爭論的中心，一為革命問題。《新民叢報》謂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內亂必致列強幹涉，召來瓜分，應設法改良現在的政府，實行立憲。《民報》謂革命為內政問題，並非排外，國際情勢不許瓜分中國，縱令引起干涉，亦不足懼，反促起國民敵愾。現政府無改良可能，惟有將其推翻。《民報》慷而慨之：「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二為排滿問題。《新民叢報》謂漢人尚乏立國能力，而且在政治法律方面已與滿人平等，應融合國內各族，成一民族，以抗國外諸族；如堅持排滿，是復仇主義、是暴動。《民報》謂排滿為排滿族的惡劣政府，滿族既倒，國內其他各族自可融合，排滿為政治革命的先決條件，希望滿洲立憲為不可能之事。「今之政府，異族專制政府也。驅除異族，則不可不為種族革命。顛覆專制，則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驅除異族而已，則猶明（朝）之滅元（朝），於政界不生變革也。若徒欲顛覆專制而已，則異族一日不去，專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豈惟並行不悖，實則相依為命者也」（《民報》第4號）！「漢人之所排滿者，以其覆我中國，攘我主權也，非謂國家之內不許（其）他民族存在。況漢人非惟無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將實行平等制度。」三為民權問題。1906年初，梁啟超在《新民業報》上先後發表「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 梁啟超說，中國尚不能行共和，即君主立憲亦不能，因為國民資格不夠，條件未備，勉強行之必然亡國，宜採行十年的開明專制。「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梁啟超認為：「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民之愚，由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吾國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為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在這種情況下，驟然在中國施行民主共和政體，只會使中國社會陷入混亂，「萬一國民厭於選舉，或君主怠於召集，則憲法根本為之動搖矣。夫學識幼稚之民，往往沐猴而冠，沾沾自喜，有權而濫用矣，其常態矣。故吾以為今日中國之民，非稍經訓練後，其必不免此弊也。」因此，「今日中國國民，非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者也；今日中國政治，非可採用立憲制者也。」既然當時中國絕大多數臣民都缺乏公民資質，不具備民主立憲的條件，自然不能採行共和民主政體。改良派所提倡的「國會」或「議院」，也不是西方式自下而上的政治競爭和利益交換中心，只不過是皇帝用來體察下情的精英議政和諮詢機構而已。梁啟超吹捧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今天的袁粉稱：袁世凱五百年才出現的聖王，源自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1906年4月28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業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然後一一進行了反駁。《民報》引天賦人權學說，說明人民有共和國民資格能力，終遠勝於政府的能力。「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一旦革命實現，在民主政府下，國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自能養成。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針對其第二種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
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而要求立憲，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四為土地國有問題。《新民叢報》謂中國社會組織較西方優，土地兼并不劇，土地國有如行於革命之時，遊盪無賴將乘機盡奪富人財產，以致天下大亂，如行於革命之後，弊害亦多。須先解決資本問題，方可談土地問題：土地私有乃國本，「以獎勵資本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否則，他國資本將充斥於中國，中國人永為牛馬。《民報》謂革命為多數貧民福利，以美國論，土地為少數人所有，資本亦為其所有，貧富懸殊。「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則不外土地國有，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必須看到：「土地國有」與自由民主衝突！土地國有，則全國資本亦國有，以國家為大資本家，從事生產，則必然是共產社會也！兩報的論戰，實為革命、保皇兩派的思想鬥爭。約半年後，梁已感不易招架，乞助於上海的徐佛蘇。1906年7月，《新民叢報》刊出徐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民報》不允，再言革命之必行。梁勸革命黨何妨一面由保皇會實行要求，一面由革命黨預備武力，要求不遂，再以武力一舉而顛覆之。《民報》終不許。1906年底，梁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又說「東京各省皆有，彼（革命黨）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可輕視」。所謂「播種」即革命黨的宣傳，因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革命黨在此次論戰中的勝利，謂：「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中國，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論辯為時兩年余，1907年8月，《新民叢報》停刊，《民報》仍繼續進攻，直至1908年10月，被日本警察封閉。《新民叢報》之處於劣勢，《民報》之常佔上風。前者始終由梁孤軍奮抗，後者人才濟濟，學識不讓於梁，固為原因之一，最重要的為革命黨主張一貫，梁則持論兩歧，既主張保皇，向滿清政府要求改革，同時復加痛詆，曾發出「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不亡」的哀聲。既已絕望，何必再事要求？不如一舉而顛覆之。1906年10月，梁於《現政府與革命黨》文中，明斥現政府為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梁的同志楊度說：「排滿革命四字，……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他勸梁多批評滿清政府，勿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梁要與革命黨「爭輿論之動力」，結果適得其反。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而改良派因「專制政權不改」，只能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時有論者稱：「數月以來之《新民業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業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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