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3)
2000年，劉澤華主編出版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一書，在該書「前言」中，他對政治哲學研究的範疇、命題、內容提出了更為系統的看法：其一，在政治思想與觀念中最具普遍性的理論與命題。所謂普遍性，一方面指這些理論命題寓於黨派又超越黨派；另一方面寓於具體時代又超越具體時代。其二，有關政治「為什麼是這樣」的理論與命題。其三，政治價值的理論依據。其四，有關政治範式化的理論與觀念。其五，政治理論的結構與思維方式問題。這五個方面大體上劃定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範圍。雖然此時劉澤華還不能對政治哲學給出一個明晰的定義，但政治哲學是什麼的問題，在劉澤華的頭腦中已經是非常明確了。關於政治哲學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此時又做了特彆強調，「把它視為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社會控制因素」，認為「不梳理政治哲學就難以把握中國歷史的總貌和特點」[參見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前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劉澤華在90年代的幾篇論文，集中討論天與王、道與王、聖與王的關係，提出天王同體、聖王合一等命題，最後提出天、道、聖、王「四合一」為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普遍性命題的觀點： 天、道、聖、王合一，簡稱「四合一」，置王於絕對之尊。「四合一」是傳統思想中的普遍性命題，只要是能稱得上是思想家的，幾乎沒有不論述「四合一」的……這裡僅撮要說幾點：一、「四合一」把王神化、絕對化、本體化；二、把王與理性、規律一體化；三、把王與道德一體化；四、把理想寄希望於王。[劉澤華：《王權主義：中國文化的歷史定位》，《天津社會科學》1998第3期] 天、道、聖、王「四合一」可以說是抓住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套強化王權主義的論說體系。提出並大體論定政治哲學問題，是劉澤華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開闢的一個重大研究領域，是他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開拓性貢獻之一。 （3）提出政治文化問題80年代末，從王權主義的歷史觀出發，劉澤華特別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性因素，並使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深化到政治文化領域。1989年初，劉澤華和葛荃、劉剛合作發表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導論》一文，指出：
在古代中國，政治具有極強的彌散性，幾乎滲入整個社會文化，使之呈現出鮮明的總體性政治價值取向。也就是說，不僅直接與政治系統密切相聯的文化顯現出政治性價值取向，同時在宗教、教育、倫理，甚至社會物質文化等方面，均無一例外地顯示出明顯的政治性價值取向。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化與文化政治化過程。[劉澤華、葛荃、劉剛：《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導論》，《天津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 政治文化應該研究什麼，該文提出：第一，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價值系統。這個價值系統是一個以王權主義為核心，以宗法觀念、清官思想、平均主義為補充的「剛柔結構」體系。第二，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政治社會化即是政治文化形成、持續、改變和發展的過程。第三，研究傳統中國的政治一體化問題。所謂政治一體化，主要指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人們通過對國家的認同，意識到各自的同一性，從而獲得某種屬於特定政治系統的歸屬感，並為其所屬的政治權力或統治權威提供合法性基礎。 2000年前後，劉澤華主編出版了一套《中國政治文化叢書》，在叢書《序》中，劉澤華關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成過程，提出了一個新的更加明晰的思想，即文化政治化與政治文化化問題。《序》中寫道： 文化政治化主要包括兩層含義：其一，一定的政治體制的形成有賴於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二，一定政治體制的存在和運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以「權力」這一範疇為例，權力問題不僅僅是「硬體」的規定和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比如有關權力的合法性與對權力的認同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個文化問題。政治又會文化化。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可以通過不斷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內化為政治共同體成員所奉行的價值和行為準則。例如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皇帝至上觀念，即絕對權威崇拜，就是長期的君主專制制度社會化的產物。[參見楊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根據這一認識，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對於認識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質，具有重要意義。由此，政治文化問題成為是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又一新的領域。 （4）提出思想與社會互動的整體研究問題 新世紀之初，劉澤華在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舉辦的「思想與社會」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學術盲區，即近二十年來的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都在各自劃定的領域裡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思想與社會，從而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關係問題則被忽略了。而從歷史本身出發，兩者的發展則是處在一個互動的動態過程中。劉澤華提出並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要研究兩者的互動關係，二是把二者的互動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研究空間。他說： 我這裡所提出的思想與社會互動過程，不是一般的既研究思想又研究社會，也不是思想研究與社會研究的機械相加，而是說主要是兩者的互動和混成現象。更具體地說，主要是研究如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思想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思想化過程問題；二是思想（觀念）的社會和社會的思想（觀念）。[劉澤華：《開展思想與社會互動和整體研究》，《歷史教學》2001年第8期]在這篇文章中，劉澤華列出了思想與社會互動整體研究，應該關注的十二個問題，對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的內容和範圍做出了基本規劃。2004年劉澤華和張分田合作發表《開展統治思想與民間社會意識互動研究》一文，提出以統治思想與民間社會意識關係研究作為切入點，深化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論文列舉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一）歷代統治集團的社會政治思想與各種社會思潮的關係研究；（二）王權主義與各種社會權威崇拜的關係；（三）官方意識形態與民眾社會理想的關係；（四）宗教的社會政治觀念與主流文化的關係；（五）欽定的經典思想與大眾社會文化符號的關係；（六）統治思想與各種民間社會文化典型的關係[劉澤華、張分田：《開展統治思想與民間社會意識互動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劉澤華公開發表文章提出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是在2001年，而這一學術思想萌發和產生則很早，在這之前他已經開始指導博士生做這方面的研究。劉豐的《先秦禮學思想與社會的整合》、季乃禮的《三綱六紀與社會整合》等，都是在劉澤華的指導下於90年代末寫作或完成的。雖然劉澤華本人沒有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具體研究，而他開拓這樣的學術研究領域，則給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拓展了天地，指出了方向。 總括上述，劉澤華對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有開拓之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領域。政治哲學、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維方式、思想與社會互動等等，都有賴於他的倡導和發起。而他所倡導和組織的這一系列研究，無不圍繞著一個中心，就是揭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王權主義本質。即使他提倡的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也是從政治思想史角度出發的。在他看來，深入研究統治思想與民間社會意識關係是為了更全面、更準確、更具體地解讀官方意識形態以及相關的經典思想、精英思想。也就是說，進行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更能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統治思想控制社會的機制和過程，更能夠揭示王權主義的思想史本質。從這一點上說，劉澤華提出的所有重大問題，都是他的學術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他的研究有著鮮明而集中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指向。 二、一個以劉澤華為核心的學術群體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劉澤華所進行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單個行動。劉澤華通過帶學生的方式，培育了一個陣容可觀的學術群體。本文所論「王權主義學派」就是由劉澤華和他培養出來的學生們組成的。這個群體的主要成員，有張分田、葛荃、張榮明、林存光、楊陽、何平、劉暢、李冬君、胡學常、劉豐、張師偉、李憲堂等。我們本文的分析不可能將他們每個人都納入進來，只能擇其要者，抓住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進行考察。1.張分田的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研究
張分田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成果豐碩，主要集中在帝王觀念和民本思想等古代統治思想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國帝王觀念——社會普遍意識中的「尊君―罪君」文化範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和《民本思想與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上、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 （1）提出「尊君―罪君」文化範式說 在《中國帝王觀念》一書中，張分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尊君―罪君」文化範式。他認為，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僅普遍存在著尊君理論、觀念與行為，而且也普遍存在著罪君的理論、觀念和行為；並且，尊君與罪君這兩種理論、觀念和行為並不分屬於兩個相互對立的思想體系、價值體系，而是共時性地寓於一體，並形成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範式化的意識－行為模式[參見張分田：《中國帝王觀念——社會普遍意識中的「尊君―罪君」文化範式》，第12頁]。不僅如此，在這樣一個文化範式中，尊君與罪君並不是一個完全平行的存在結構，而是罪君以尊君為依歸，尊君理念制導著罪君思想的展開，二者結合構成一個主副分明而圓潤融通的文化結構。 尊君和罪君，看似兩個截然對立的思想範疇，卻巧妙地統一在一個思想體系之中，構成了中國帝王觀念內在思想邏輯的兩極，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發現。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體系為什麼會是如此？罪君如何為尊君所制導，二者為什麼隸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作者的解釋是： 以罪君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除無君論者外，都認同由一人執掌最高權力的政治制度和聖化的政治權威。他們不僅從來沒有提出過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反而在抨擊暴君暴政的基礎上設計理想化的「聖王之道」。 道高於君這個命題本身就是把道與君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道，指一般原則；君，指具體君主。所謂道高於君即君主制度的一般原則凌駕於現實中的一切君主。這個思路必然形成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論結構：「有道理想」與「道高於君」。如果說有道理想著重論證君主制度的合理性、絕對性，那麼道高於君則著重論證君主的行為規範及其權位的相對性。就主要政治功能而言，天下有道的政治信仰勢必導向皈依王權，憧憬聖王；而道高於君的政治信條則勢必導向規範王權，抨擊暴君。顯而易見，以道罪君是由以道尊君中派生出來的。道與君主制度相合是本質，道與具體君主相分是現象。無論維護道義的士人與時君、時政有多大衝突，都不具有在理論上否定君主制度的意義。維護道統的士人必定是君主制度的同路人。[張分田：《從民本思想看帝王觀念的文化範式》，《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在張分田看來，「以道罪君」實際上是「以道尊君」的派生物，罪君說是附著於君主制度之上的思想觀念。這一發現的確意義重大，它粉碎了當下一些思想史學者及其所謂現代新儒家從中國古代政治思想體系中尋找民主的企圖。張分田的研究，使得人們再也無法將固定的罪君理論當做現代民主思想的旗幟。因為，這種理論本來就是君主政治的附屬物，是君主政治理論的有機構成，無論如何是無法歸入民主範疇的。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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