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人物移民調查：富太太和窮太太面對的問題

小人物移民調查

　　移民，在中國一直是熱門話題。不同的是，似乎以前多靠力氣，如今依仗鈔票。

　　澳大利亞的「山東電焊工部落」在2013年讓草根重新看到了移民的希望。靠身板，憑技術，一文不名也能漂洋過海，打拚出一片天空。

　　有人曾試著把世界濃縮在一座城裡，那麼，西歐是安逸的住宅區，老年人被土耳其護士照料著享受天倫之樂；美國社區安著大鐵門和鐵絲網，表面上戒備森嚴，卻被墨西哥等國的移民扒開了豁口；拉丁美洲是娛樂區，晚上10點開張狂歡，然後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亞洲由許多小型商店和工廠組成，其間夾雜著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培訓學校和各種工程技術學院，所有人干起活來都不思睡覺……

　　的確，在這個世界之城的許多社區里，缺的不是錢，而是精壯、勤勞、有手藝的人。於是，小人物移民不再是神話，而是世界各地的真實存在……

　　一個中國技工在阿德萊德

　　片桐夫婦對兒子的要求是——快樂成長。如果喜歡讀書，可以學媽媽讀個碩士博士，如果不喜歡呢，做一個快樂的技工，也很好。

　　見到片桐，是在上海到南京的高鐵列車上。當時他剛從澳大利亞回上海度假，此去南京，是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瘦削的他，褲兜里裝著一大疊百元大鈔，起碼五千。在他的印象中，國內消費的支付方式，還停留在現金階段。他有些受不了高鐵的速度——上海到南京，一個小時！在車上，他不時地說：「啊，這麼快！要這麼快乾嘛？」

　　片桐一家三口2003年從上海到阿德萊德，當時他是以技術移民的身份考過了雅思，到達澳大利亞時，兒子還沒滿一周歲，澳大利亞政府給予小孩的奶粉補貼，成了他們家在澳大利亞的第一筆收入。當時在中國，上海到南京的火車，要開行大約三個半小時。而上海的新開樓盤，一般售價只有每平方米四五千元。

　　時過境遷，不復當年。如今，片桐已經在阿德萊德置業——一棟三層樓別墅。不過看到上海的房價走勢，他直搖頭說看不懂；他的空調修理鋪已經開張5年了，年收入在10萬澳元左右，相當於50萬人民幣。此等收入，使得片桐太太不需要出門工作。於是，當年在上海虹口區某小學教語文的片桐太太，一口氣讀了兩個澳大利亞碩士學位。讀學位，成了片桐太太消愁解悶之道。

　　片桐夫婦對兒子的要求是——快樂成長。如果喜歡讀書，可以學媽媽讀個碩士博士，如果不喜歡呢，做一個快樂的技工，也很好。

　　片桐不喜歡上海的嘈雜，這也許是他前往澳大利亞並選擇阿德萊德的理由。在阿德萊德，片桐最喜歡的娛樂，就是開著他那輛本田車去郊外釣魚，一坐就是一天。他現在雖然已經考取了國際電工證，可以到美國和歐洲做電工，可他下不了決心，因為阿德萊德已經是他們一家三口真正的家鄉了。

　　不做沒出息的兒子

　　「片桐，不是我的本名，我中專的時候迷戀日劇，所以就給自己起了個日本名。那時候我還自學一本《標準日本語》，想著以後去日本。」片桐回憶道，「1993年我初中畢業，中考分數達到一般普通高中的分數線，但那時候大學沒擴招，普通高中沒啥吸引力，所以我考了一個四年制的中專。因為我老爸當時是一個局級單位組織部的幹部，這所中專又是這個局的下屬單位下面的一個學校。畢業後，在老爸的疏通下，我分配到局裡下屬一家三級甲等醫院，還有幹部編製。」

　　片桐1997年進單位後，上班第二天就領到800元的安全獎。上班第一年，月均收入就在2000元左右。而記者查閱資料顯示，1997年上海職工月平均工資不足千元，1998年才達到1005元。

　　從專業角度來說，片桐在中專學習的是空調製冷專業，到單位後在總務處，乾的也是空調製冷專業，而且他的動手能力很強，一年見習期滿，他評上了技術員。片桐說：「那時候我還經常向同學炫耀，說我修理的是停屍房空調。」作為男生，片桐覺得修理停屍房空調，簡直是一件可以拿出去炫耀的事兒。後來，片桐取得了事業單位編製，收入進一步上升。

　　即便如此，片桐的老爸依然認為——自己的大兒子太沒出息。工作上，醫院的停屍房空調又不可能老壞，工作也就比較清閑，眼看著兒子的同學一個個在其他單位升職，自己的兒子卻經常頂撞上級，不諳世情；學習上，眼看著兒子的同學天天讀夜校，許多人已經取得了大專或本科文憑，可自己的兒子依舊在那瞎看日語書。

　　令他老爸老媽始料未及的是，2002年初，24歲的片桐提出結婚。未婚妻是虹口區一所小學的語文老師。片桐父母和當時正在讀大學的妹妹全都喜出望外。女方當時也沒提單獨住房的要求，新婚後，一家五口仍住在一套三室一廳的高層公寓里。這套位於上海天目東路的高層公寓，是片桐爸爸退休前，於1998年單位最後一次福利分房得到的。

　　次年，片桐喜得貴子。正當一家人為了尿布、奶粉忙個不停的時候，又發生了一家人始料未及的事——片桐偷偷去考了雅思，一次通過。原來，在老婆懷孕期間，片桐放棄日語，改攻英語。甚至沒有去讀夜校，而只是通過收音機節目、磁帶、書本，就一舉攻克雅思大關！

　　從夥計到企業主

　　去，還是不去？是片桐一個人先去，還是小家庭一家三口同去？家庭會議在片桐爸爸的主持下開了起來。

　　對於片桐來說，這個家庭會的目的，並不在於去不去澳大利亞，而在於說服妻子辭職，跟他「孔雀東南飛」。

　　「當時，無論雅思成績，還是專業水平，我都夠得上技術移民。但是也不是說沒風險。」片桐說，「我必須在到達澳大利亞後，通過那裡的電工實作考試。這是我老婆最擔心的，萬一考不過，我們夫妻雙雙辭職，風險太大。」最後，全家人選擇了折中方案——片桐辭職，小夫妻帶著兒子去悉尼。當時正逢片桐太太休完產假休哺乳假，再加上小學會有一個較長的暑假，片桐太太再請兩個月病假，加在一起就有大半年的假期。而片桐通過半年工夫，順利通過了澳大利亞的電工實作考試。

　　「那個考試一點也難不倒我，在考試現場，澳大利亞的主考官看了我的操作演示，馬上讓其他參加考試的當地人過來看，說我這才是標準的電工操作。」片桐自豪地說，「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中專學了四年，這些活計，對我來說只是雕蟲小技。可對那些澳大利亞學徒來說，就不同了。這幫都是考不進大學的85後小朋友，也不知道是真笨，還是無心乾電工，教上好幾遍，他們還是學不會。」

　　片桐夫婦到悉尼後，最初的生活開銷自然是上海工作時的積蓄。令片桐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在澳大利亞的第一筆收入，竟然是片桐兒子的奶粉補貼。這讓片桐很高興：「澳大利亞政府還真把我當自己人。」

　　之所以要通過半年時間才能考取當地電工證，是因為要過電工專業英語關。片桐說：「當時我對我老婆說，過了這一關，通過考試的概率是百分之百。她還擔心。不過那時候，她已經到當地華人家看護孩子，以此來補貼家用。」

　　當片桐通過考試後，一家位於阿德萊德的空調修理店聘用了他。於是，片桐舉家前往阿德萊德，一住就是十年。這十年，片桐從店夥計，到自己開店，大小也成了一個企業主、小資本家。片桐一家，也從澳大利亞的無產階級，成為了有產階級——2004年，他們就買了一輛本田轎車；2008年更是購買了房子。

　　「我算知道什麼是正宗『小資』生活了！沒有小資產，算什麼小資啊！」片桐直言，「最初，那個阿德萊德老闆傑克僱傭我，年薪是3萬澳元。我們只能租房子。即使這樣，我還是去買了一輛二手日本車。原因很簡單，阿德萊德地廣人稀，沒有車寸步難行。比如誰家空調壞了，打個電話到店裡，說好20分鐘必須趕到，就得20分鐘趕到，可人家在20公里外。」

　　經過兩年的夥計生涯，片桐感覺，自己完全可以開店單幹。「你不知道，阿德萊德的中國人不多，當時也就這麼幾千人。但在傑克的商店工作了不久 ，我發現這些中國人漸漸都找我修空調，也就是說，我其實擁有了阿德萊德華人圈子的空調維修生意。」

　　片桐算了一筆賬。他說：「在澳大利亞修空調，不是按照修一台多少錢來算的，而是按照工作時間來計算。比如我接到客戶電話，出車趕到他家，就開始計算工作量，不管我檢查、維修、更換配件，不管我怎麼『折騰』，直到空調修好，如果花了3小時，就按照3小時收費，如果花了1小時，就按照1小時收費。然後零配件費用另算。」

　　那麼，會不會遇到1小時可以修好的活，而空調的問題反而要比花3小時的大呢？片桐說：「完全有可能。比如打開機箱一看，壓縮機壞了，可能維修時間就比一些細微故障來得少。但在澳大利亞，人們不會『磨洋工』拖延時間以換取更高額報酬。」這一點，令片桐感到很適應。他自稱是一個「真正老實不耍滑頭的上海技工」。

　　2008年傑克的商店關閉，準備去美國發展，片桐盤下了他的商店，開始自己經營。從夥計到小資本家，在片桐看來，並沒有太大變化——客戶還是那些客戶，只不過阿德萊德的中國人已經增加到好幾萬了，讓他的生意變大；該納稅還得納稅，除了納自己的個人稅，還得繳納傑克留下商店的營業稅。這一點，恰恰是片桐的得意之處。「我終於從一名夥計、普通納稅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企業主、小資本家。雖然我的商店目前僅僅只有兩個僱員。」

　　此間樂，不思美

　　還在夏天的時候，片桐在QQ里告訴記者：「我已經考過了國際通用的低壓電工證，憑這張證可以在美國、歐盟營業。」

　　「你準備到美國去發展？」記者問。

　　「不是，只不過是多一手準備，萬一有什麼變化，多一張證會方便許多。」片桐如此回答。

　　原來，片桐的兒子已經讀小學了。而他的太太，已經先後讀下了阿德萊德大學心理學學院的本科、心理學學院的碩士和社會學學院的碩士。即使是雙碩士，片桐太太仍然做著快樂的家庭主婦，每天開車接送兒子上下學。對片桐來說，最高學歷僅中國的四年制中專，卻並不影響他在澳大利亞擁有事業，不影響他擁有雙碩士學位的太太，不影響他獲得美國、歐盟通用的國際電工證。雖然他暫時不會去美國發展，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此間樂，不思美」，但他也說：「多一張證，萬一我兒子以後也成了技工，到美國去發展，我豈不是直接可以去美國幫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片桐的空調維修商店連鎖經營到美國。對於這種可能性，片桐說：「這要看機緣。」

　　當然，對於「此間樂」之說，片桐也坦言：「我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周末喜歡開著車去釣魚；平時喜歡喝紅酒，獨酌，我家經常開車到酒庄，拿個塑料桶買干紅，很便宜。如果喜歡天天去KTV飆歌，或者喜歡『銷品』，那呆在阿德萊德就會感到太寂寞。我家附近，晚上出門連個人影都沒有。」

　　倒是片桐的爸爸呆在上海，一直盼著兒子能常回家看看。不過，片桐的爸爸也說：「幸好70年代初參軍，在金門打炮的時候被一枚炮彈傷了左腿。就因為這，我成了傷殘軍人，按照政策可以生二胎。現在總算有他妹妹陪著我們老兩口，現在又有了外孫。大兒子，就讓他在外頭闖吧。」

菲佣：勞務輸出金牌案例

　　「菲佣來了！「這倒不是為了顯擺，而是菲佣不懂中文，僱主可以很放心她們不會探聽隱私或者說東道西。而她們平時還可以輔導小孩英語。」

　

　　「佔領」中環

　　9月1日，周日。

　　前一天的小雨讓港島的地面有些潮濕。早上9點不到，三三兩兩的東南亞女子或步行，或搭小巴、坐電車，攜帶大包小包，湧入香港的政治經濟中心——中環。她們在皇后像廣場就像在自家的庭院，鋪開各式各樣的硬板紙席地而坐。然後，她們陸續從包里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食物，畢竟中環的物價不是她們可以承受的。

　　她們要在這裡待上一整天，和老鄉聊聊家長里短，有的甚至用硬板紙搭起一個臨時卧榻，撐傘遮陽，或躺或卧，學化妝，談八卦，唱歌跳舞，好不熱鬧。有時，一隊火辣的舞蹈表演，會招來過路遊客的叫好。一些自發的社會組織也會在此掛上臨時招牌，為姐妹們答疑解惑。本地人對此見怪不怪，因為每個周日，中環就成了「馬尼拉」。香港政府甚至規定每逢周日白天皇后像廣場附近的馬路禁止車輛通行，為的就是能騰出一塊凈地供她們歡聚。

　　香港人稱她們「菲佣」，她們自稱domestic helper(家庭助手)。自1973年進入香港家庭以來，菲佣把大量香港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也讓這座城市的經濟有了第二次騰飛。她們並不因為自己是住家保姆而感到矮人一截，儘管她們的身高和膚色讓她們在各大金融機構和一線奢侈品牌的LOGO下面聚會顯得有些突兀。

　　菲佣為何對中環情有獨鍾？博伲服務機構的Steven告訴《新民周刊》，可能是因為菲佣想要免費的公開場地聚會，皇后像廣場離金鐘道的菲律賓領事館只有700米，而且中環地鐵站外的德輔道中也有香港最大的菲律賓商業中心——環球大廈。「這裡的店鋪基本上就靠周六下午到周日中午的營業額，其他幾天哪怕休息也沒問題。」

　　Steven沒有開玩笑，菲佣平常工作時是不能隨便外出購物的，而針對菲佣的商鋪也不是隨處可見。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統治，讓菲律賓人以信奉天主教為主。香港政府規定外佣每周連續休息時間不得低於24小時，所以僱主就讓有做禮拜習慣的菲佣在周日休息一整天。

　　如今的香港環球大廈給人一種上海七浦路的感覺，但在1981年建成時，卻是香港最早採用玻璃幕牆的商業建築之一，對面就是香港人的購物勝地——置地廣場。27層高的環球大廈，內有律師樓、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公司總部和各大商會，而1－3層則是零售商場，32年來幾乎只做菲佣生意。

　　菲律賓人Donnie在香港生活了27年，針對香港菲佣開設了食物、珠寶、服飾、電話卡、書籍和匯款業務等相關的6家公司。他的Victory東南亞食品公司的門店遍布香港各地，哪怕在周日印度尼西亞傭工(以下簡稱「印佣」)聚集的銅鑼灣，也可以看到許多戴著頭巾的印尼女子頻繁出入他的商鋪。

　　記者見到Donnie時，他正在環球大廈底樓大堂的西餐廳吃午飯。看著樓上樓下擠得滿滿當當的菲佣，他得意地對《新民周刊》表示：「在香港的13萬菲佣，都會光顧我的生意。」Donnie說，菲佣與僱主的合同是兩年一簽的，在此期間僱主只負擔菲佣來回一次的機票，於是大多數省吃儉用的菲佣兩年才能與家人團聚一次。在高物價的香港，每周日在公園等免費的公共場所聚會也是菲佣最經濟划算的娛樂消遣。而環球商廈的商鋪就會這些菲佣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務。

　　Donnie給菲佣提供地道的菲律賓食物。記者看到，Donnie超市裡的東西十分實惠，這對於每個月只掙3920港幣(約合人民幣3093元，2012年9月19日以前簽約的菲佣月薪是3740港幣，約合人民幣2951元)的菲佣來說尤為重要。Donnie在香港的住所也請了一位菲佣，每個月給4000港幣，略高於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

　　Donnie也賣專打菲律賓國際長途的電話卡，類似內地的IP卡，這種卡即便在手機普及的今天也很熱銷。當然，手機也衝擊了Donnie的另一項生意——紙質書籍的出售和租賃業務。「我從菲律賓引進英文版的浪漫小說，10元港幣一本，這裡的菲佣在異國他鄉需要心靈上的慰藉。賣得最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賣出80萬港幣。現在只有10萬港幣了，因為她們開始習慣用手機看電子書了。」

　　Donnie的好友Ramon在菲律賓有50家珠寶店，而他在香港的買賣主要是匯款業務。Ramon的店鋪就在環球大廈2樓，每個周日是最忙碌的時候，大批菲佣過來排隊給家裡匯款。「和普通銀行相比，我們的優勢就是顧客不需要辦卡，可以直接現金匯款，這裡是港幣，打到菲律賓當地就是比索，每一筆只收15－25港幣的服務費，20分鐘就能到賬。我們在菲律賓當地有1000多家網點，對方取現也很方便。」

 

　　Ramon告訴《新民周刊》，這樣的生意也只能在香港做，新加坡等地對這樣的匯款機構很難批准，還需要上繳巨額保證金。「香港的菲佣市場已經十分成熟，我們這批生意人也建立了良好的聲譽，所以香港政府對我們很放心。」Ramon還透露了一個他經商的訣竅：「我特意全招菲律賓人在店裡工作，菲佣更相信老鄉，聽到他加祿語會讓她們更安心。」

　　供不應求的「新國家英雄」

　　香港菲佣的生存狀態只是數百萬離鄉背井的菲律賓女子的縮影。她們不但改變了菲律賓，也影響了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

　　在流行的「人生最高境界」這一經典段子中，「雇菲律賓女傭」是當中一項，其重要性不亞於「討日本老婆」或是「請英國管家」。事實上，菲佣不僅是菲律賓的一張國家名片，也是這一群島國家的經濟支柱之一。根據菲律賓官方今年8月公布的數據，目前約有1050萬菲律賓勞工在海外就業，超過本國人口的1/10，僅2012年就向國內匯款21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10億元)，佔到菲律賓當年GDP的8.5%。據不完全統計，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勞工中女性佔到55%，其中2/3從事的是家政工作。

　　40年來，菲佣保持著「世界上最專業保姆」的美譽，並在迪拜、沙特、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成了當地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員。哪怕在不允許外籍人員進行家政服務的中國內地市場，菲佣也成了富人階層的香餑餑。這也可能是菲政府有底氣在外交上保持一定強勢的原因——試想一下，如果全球菲佣大罷工，多少家庭會因此手忙腳亂？即便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女傭開始搶佔菲佣傳統市場的今天，菲政府反而擺出「奇貨可居」的姿態，讓菲佣專供高端家政領域。

　　回首二戰後的頭20年，菲律賓與日本、緬甸同屬亞洲最富有的國家行列，其經濟為出口導向型，第三產業地位突出，農業和製造業也占相當比重，尤其側重於食品加工、紡織和電子等輕工業。可到了上世紀70年代，菲律賓面臨著國內經濟異常不景氣和社會劇烈動蕩的雙重困境，國內就業十分困難。

　　為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改善民眾的收入狀況，1974年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頒布《勞動法》，鼓勵菲律賓人外出務工，幫補國困，菲律賓的海外勞工大潮由此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菲律賓的經濟變得越來越依賴勞務輸出，並在1978年實施勞務輸出招聘機構私有化，而菲佣為國家賺回了大量外匯。1992年5月，總統阿基諾夫人稱讚「菲佣是新國家英雄」。 從1995年起，菲律賓政府還把每年6月7日定為「海外勞工日」。

　　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准許外籍人士來港擔任傭人的政策後，香港出現了50名左右的菲佣，主要受聘於英美人士家庭。菲佣大量湧入香港是在1970年代末，因為香港收入是菲律賓當地的好幾倍。隨著香港經濟起飛，1980年代香港婦女紛紛走出家庭就業，家務勞動需要「假手於人」，不少香港家庭開始僱用菲佣，菲佣月薪也升至1800港元。

　　每年聖誕節前，馬尼拉國際機場人聲鼎沸，人山人海。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近千萬菲律賓海外勞工扛著大包小包回國。機場的通道鋪著紅地毯，回來的勞工收到鮮花、花環和掌聲。有時甚至總統和內閣成員親臨機場，迎接回國的「國家英雄」，菲佣是其中的一大群體。

　　至1997年高峰期時，香港菲佣多達17萬人，這個數字在2006年降至12萬左右，這主要是因為印佣逐漸崛起。為提高菲佣競爭力，菲律賓政府2006年曾推出培訓「超級菲佣」計劃，訓練內容包括急救及應變突發事件的技能等，希望為菲佣增值，保持競爭力。

　　從1986年就開始做菲佣中介的陳先生是從老爸手裡接過這一生意的。他在九龍彌敦道的辦公室里告訴《新民周刊》，菲佣的問題不是競爭力不夠，而是人數不夠：「菲佣的英語比印佣好十倍，受教育程度高，人也聰明。但現在香港中介做一單菲佣生意按菲政府規定只能收取392港幣的費用，逼得中介只能向僱主多收錢。」

　　因為菲律賓政府對中介的要求越來越嚴格，香港也出現了小型黑中介，主要以菲律賓人為主。Remy是來香港的第一代菲佣，後來嫁了香港人，拿到了香港身份。如今，在香港生活40年的她和家人住在灣仔公園附近的老式公寓里，每天家裡都住滿了菲律賓老鄉。面對記者的採訪，她顯得格外謹慎，惜字如金。和她熟識多年的Steven事後表示，Remy通過人脈關係向一些有資質的香港中介借牌照，支付一定的費用，自己做菲佣代理，生意相當好，因為這年頭菲佣愈來愈搶手。

　　2012年9月，菲律賓政府指示在海外的聘僱機構減少安排菲律賓人出國當女傭，並計劃在未來5年內減少及停止輸出女傭，以保障該國人民的安全，特別是避免菲律賓女傭被虐待的問題發生。事實上，現在菲佣寄外匯回家也不像從前那麼積極了。新一代年輕人更享受國際大都市的生活，購買最新款智能手機或是服飾珠寶，在周末的娛樂場所也會見到她們的影子。而在香港，不到4000港幣的月薪，即便包吃包住，也很容易成為「月光族」。

　　如果菲律賓政府沒有食言，像陳先生這樣的菲佣中介可能從2017年開始會嚴重缺人。他現在已經開始嘗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的傭工生意。在他辦公室外的等候區，長凳上坐著好幾個面色黝黑的南亞婦女。陳先生說，這些女傭都在中東工作過，他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培訓新手。據悉，香港今年5月首批入港的孟加拉傭工中，就有人因為與僱主溝通有困難而被辭退。還有僱主抱怨南亞傭工的體味太重。

　　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把家政產業做到一條龍服務。在菲律賓，很多家庭都以有個能出國做菲佣的女兒而驕傲。菲律賓的教育體系也很注重在這方面的培訓。整個菲律賓各個中學女校和近3000所大專院校，會把家政列為必修課。菲律賓國內登記的培訓中心也有4000多個。在踏入香港以前，女傭需要拿到家政培訓證書，這大概要花去她們三個月時間和數百美元。如果錢不夠，培訓機構可以先墊付，然後從菲佣的今後收入中扣除。培訓的內容主要是技能培訓和語言文化培訓，前者包括插花、清潔、烹飪等內容，有時還將《僱主心理學》以及各種急救知識列入課程。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專業的特點，2010年發生的香港遊客大巴在菲律賓馬尼拉遇害，並沒有對香港的菲佣市場造成影響。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兩碼事。香港家庭有2/3是兩至四人的小家庭，而當中大部分都是雙職父母，家務和照顧孩子就需要傭人代勞。富有家庭更不必說了，一家聘用幾名外佣是標配。而在香港人心中，請保姆首選還是菲佣。

　　菲佣式微 印佣崛起

　　從2010年開始，香港印佣開始超越菲佣成為最大的外籍傭工，佔到市場的49%，而菲佣不超過48%。這一趨勢在這三年愈加明顯，香港印佣的數量已經超過14萬人。周日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早已成了「雅加達」——隨處可見穿穆斯林服飾的印佣，她們像中環的菲佣那樣聚會，但不會唱唱跳跳，只是坐下來閑聊，品嘗姐妹們的食物。當記者試圖與她們攀談時，發現她們的英語水平的確不如菲佣，畢竟後者的官方語言就是英語，而且深受穆斯林教育的印佣在性格上也更加內斂。

　　在香港印佣中介當中，聯友公司可能是最大的一塊招牌。印尼人Mickey在香港做這一行已經20多年，9月1日，他在灣仔告士達道的辦公室里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不時有電話進來諮詢業務，幾個放假的印佣也會上來坐坐，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娘家」。對於Mickey而言，周日是一周最忙的日子。

　　在Mickey看來，香港家庭僱傭印佣更加經濟。「菲佣在這座城市的資格老，她們非常懂法律，有時僱主有事希望她周日加班，她是不肯的。菲佣也不願做照顧老人等瑣碎繁重的家務，更傾向於找主要照顧小孩甚至沒有小孩的中產以上的家庭。香港的富人也都用菲佣。印佣就聽話多了，沒有英語優勢就更願意學粵語，這樣也方便到英語不太好的香港人家裡幫傭。」

　　Mickey說，這年頭做得好的菲佣往往僱主不肯放，新的菲佣又未必願意出來，畢竟菲佣的薪水在最近20年只漲了1000港幣，與菲律賓的收入差別不像從前那麼大了。現在很多國際企業在菲律賓建立了呼叫中心，菲律賓女子也可以在當地找到不錯的工作，大城市的女子越來越不願跋山涉水去賺外匯了。

　　如今，招募一個好的菲佣會比原來花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多的中介都轉而到其他國家找傭工，反正香港政府規定的外佣最低薪酬標準是沒有國別區分的。而且，外佣在香港工作不合乎「通常居住」定義，即使住滿7年，也不能取得永久居留權。許多菲佣只是借香港作為跳板，然後去歐美國家工作甚至拿綠卡。

 

　　香港政府規定，年收入18萬港幣(月收入1.5萬港幣)以上的香港家庭才有資格雇外佣，如果要請更多外佣，家庭年收入就要與之成正比。而今年二季度香港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數是21900港幣，意味著只要中產及以上的家庭都請得起外佣。目前香港大約有近30萬外佣，仍然不能滿足所有僱主的需求。

　　Mickey說，現在僱主要請一個印佣，如果是從印尼過來的，最少要等上4個月。一般顯示培訓學校招來合格的印佣候選人，培訓一個月後通過網路視頻與香港的僱主面試，通過後就由Mickey準備相關申報材料，等一切妥當後就要三個月，而這時的印佣也受到了更加細緻嚴格的家政訓練，尤其是簡單的粵語對話。

　　和菲佣相比，印佣在香港僱主的磨合期更長一些，因為她們戴頭巾、不吃豬肉，每天五次禱告。不過香港的很多印佣已經把穆斯林儀式簡化了，這讓印尼政府很頭疼，因為當地宗教團體指責海外打工的姐妹被「腐化」，雅加達方面也開始跟隨馬尼拉，表示考慮2017年開始停止輸出家庭傭工。現在沒人能確定，這兩個外佣輸出大國究竟是給各國外交施壓還是真的會付諸行動。

　　中國內地：高風險 高回報

　　根據菲律賓外交部2011年的記錄，有12254名菲律賓人在中國內地打工，其中很大一部分從事的就是家政工作。Steven認為這一數字現在已經到了兩三萬，因為內地對菲佣的需求特別大。上世紀90代末，由於大量跨國企業將公司的亞洲區總部搬遷到中國內地，相關的外籍高管紛紛來華，這些高管往往都是舉家遷移，因此服務這些家庭的菲佣也隨之而來，成為中國內地打工的第一代菲佣。

　　隨著中國內地富人越來越多，家裡請個菲佣也成了時髦。「這倒不是為了顯擺，而是菲佣不懂中文，僱主可以很放心她們不會探聽隱私或者說東道西。而她們平時還可以輔導小孩英語。」Steven認識的國內達官貴人中就有不少家裡是雇菲佣的。

　　但中國內地始終沒有放開菲佣市場，目前國內法律尚不允許以勞務輸入引進外佣。今年7月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新法規定，私雇外佣最高罰款5萬元。因此，中介一般是通過變相簽證的辦法將菲佣引入，如學術交流等，實際是家政服務。一旦簽證出現問題，就將導致非法滯留，菲佣的身份變為黑戶。Steven透露，菲佣一旦在內地被抓，一般不會供出僱主。她們被遣送回國後改個髮型換個名字，賄賂一下當地官員，改天又來中國了。因為內地菲佣的月收入在4000－7000元人民幣，遠高於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地。

　　據悉，內地菲佣主要分布在廈門、廣州、上海、北京、重慶和杭州等地。現在山西一些煤老闆也開始找菲佣了。去年國內警方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國人以來，菲佣的簽證問題成了一大難題。Steven聽說目前能夠給菲佣辦理國內一年簽證的只有澳門的一家地下代理公司，收費高達1.5萬元人民幣。即便如此，那裡每天門庭若市，很多中介帶著一摞現金去排隊，就是希望能讓菲佣早日到達僱主家中。

　　「就像大禹治水靠疏導，堵是堵不住的。」Steven認為，內地即便不放開菲佣市場，至少也應該向菲佣多取經，讓我們的家政市場更規範，爭取打出自己的高端品牌。如果2017年後菲佣成為歷史，「中佣」是否可以取而代之？

被摘走的紅櫻桃

　　積極招募技術人才的富國不惜搜羅全球，像摘櫻桃一樣把最優秀人才納入囊中。窮國面對空蕩蕩的果園興嘆，惋惜澆水施肥的投入。

　　中產淪為藍領

　　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里有個令人唏噓的細節，在國內一號難求的心臟科專家，移民到了美國只能開計程車。其實這不僅僅發生在美國，也是很多國家技術移民的真實寫照。

　　在宣布砍掉近30萬積壓的技術移民申請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長康尼對媒體講過一個故事，他在阿爾伯特省遇到的一對夫妻來自哥倫比亞，兩人都是牙醫，他們在加拿大做大廈門衛及管理員的工作。很多人都聽過這樣令人傷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計程車司機移民前是工程師或醫生。

　　康尼的故事同樣也發生在中國的技術移民身上。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Janet Salaff和她的中國助手許麗平曾在2000年初做過一個針對中國技術移民的課題研究，採訪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國技術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國內是工程師或醫生，他們幾乎都面臨人力資源貶值的窘境。

　　中國的技術移民大都正值壯年，擁有良好的職業和教育背景。根據統計數據，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共有2841名來自中國內地的准技術移民報名參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計劃，這是一個為來自海外的准技術移民提供信息，幫助他們了解加拿大勞工市場動態的政府項目，其中有2038人報讀了該計劃開辦的迎新工作坊。

　　從2038名中國內地准技術移民的年齡來看，大部分處在事業黃金年齡。介於21歲至35歲的人數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為53%；其次為年齡介於36歲至50歲之間的准移民，比例佔45%。從學歷背景來看，這2038名技術移民中擁有碩士學位的人數最多，共有964人，比例為49%；擁有學士學位的比例為29%，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為9%。

　　但是，專業背景和年富力強為何沒能成為成功就業的保證？

　　從Janet Salaff和許麗平的研究結果來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國專業人才的認證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專業，都有自己的協會和其制定的一套認證監管制度，對外國證書幾乎一概不認。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越高的專業，認證制度越複雜嚴格。

　　以工程師為例，2000年，1.5萬人入境時申報在加拿大準備從事的職業是工程師，加拿大工程師協會(CCPE)估計同一年從加拿大大學畢業並獲取工程師資格的人數只有1萬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賴「進口」工程師。

　　在所有外來工程師中，中國工程師的「產量」很大。

　　Janet Salaff採訪的50對中國移民夫婦中，丈夫是工程師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師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師教育和培訓的移民要通過工程師協會認證，必須經過三個主要考察項目。一是提交工程師學歷、成績單和文憑，如果審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學校重讀部分課程。二是具備3-4年工程師工作經歷，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實習，這家公司必須雇有兩名以上工程師協會認可的工程師。移民在滿足前兩個條件後，才有資格參加專業考試。通過考試的佼佼者可以成為註冊工程師。

　　但加拿大公司在請人時需要有本地工作經驗，很少會僱傭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難獲得一年的加拿大實習經驗。資深精英只能從繪圖員之類的輔助工作做起，極少數會被拔擢為工程師。

　　受訪對象中，最快的一個也用了3年半時間才成為註冊工程師，而大部分人在這個過程中放棄了，有些人干著和持牌工程師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遠；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師背景去做熟練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級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從事的專業工作水平。

　　工程師可以屈就技術員，移民醫生則更艱難，在加拿大行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對醫護人員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項職業中，醫護領域就有10項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齡化嚴重，培養醫生過程漫長且昂貴，因此很需要海外醫療人才。但嚴格的本地化過程和官僚的認證制度令移民醫生們無用武之地。

　　移民拿醫生牌照需要通過醫生評估考試，加拿大不認可移民在中國的教育經歷和工作經驗，因此申請者在通過語言關後，要花2-3年時間全職讀書修專業課，參加三項專業考試，學費、考試費以及全職讀書期間的生活費讓移民很難承受。

　　除此以外，申請人還要完成12個月的實習。醫學生實習是由加拿大駐診中介負責，原則是先照顧本國醫學生。2002年，496名申請駐診的非加拿大醫科學校畢業生中只有83名獲得機會，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這個數字還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願意勒緊腰帶讀幾年書，也未必能搶到不足兩成的實習機會，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棄。一位北京新生兒護理中心的副主任醫師只能在加拿大診所做翻譯員，業餘去敬老院當護理。嚴格的認證制度讓這些名醫連開診所專門為中國移民服務的機會都沒有。

 

　　窮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術移民群體中，女性的就業下降幅度更大，她們不但要接受專業、學歷得不到認可而導致的人力資源貶值，還要為支持丈夫事業、照顧家庭而犧牲自己的專業。

　　《金融時報》的專欄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過技術移民女性的尷尬生存狀況。她把將定居在溫哥華的中國女人們劃分為窮太太和富太太兩大群體。「窮太太大多來源於技術移民，有著高學歷、豐富的工作經驗和不怎麼豐厚的物質基礎，一般屬於來了就趕緊提升語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則大多是投資移民，學歷未必高但財富很可觀，多數在國內有著自己的家族企業，來了之後學英語就是看看『西洋景』，順便結識些朋友打發時間，主要精力用來買房子置地，為推高當地房價做貢獻。」

　　窮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語言學校，這是加拿大政府為移民提供的免費語言培訓服務。ESL語言學校里除了學習英語，更多是幫助新移民在學習中了解當地文化、社會機構、行為規則。兩個群體在那裡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態。

　　ESL學校門前停車場內，在教師的專用停車位上停著的都是很簡單的日系小型車或北美非常大眾化的轎車。富太太們的座駕區域則不亞於高端車展，新款、高配的寶馬、賓士、卡宴、蘭博基尼、路虎。窮太太們以普通車甚至二手車為代步工具。

　　「一個班如果有超過三個中國移民富太太，那麼這個英語班的性質很可能就變成商學院了，成了富太太們交流房地產買賣案例和心得的場所。」富太太們每天必然是駕著豪車來上課，拎著名牌包，衣著時尚光鮮，甚至珠光寶氣，把課堂直接當成了奢侈品的秀場。

　　她們的張揚很快讓當地教師心理難以平衡：他們是土生土長並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當地人，但依然只能開著自己非常簡陋的車為衣食奔波，向政府繳納可觀的稅收，然後政府用他們的錢為這些大富大貴的海外移民提供著免費服務。富太太們還成為溫哥華高昂房價的始作俑者，讓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對的是本地人的極端排斥，窮太太們要對抗的則是生活壓力。在Janet Salaff採訪的50對夫婦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為13.9年(高中程度為12年，大專為14年)，她們中有證券交易所的副總經理、服裝廠廠長、主任醫師、主任麻醉師等。

　　為了保證丈夫接受英文或專業培訓，以便儘快找到好工作，妻子們迅速進入打工行列，維持基本家庭開支。一位妻子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師執照，甘願當制衣工人，她原來是服裝廠副廠長。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國內從事工程師類別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當的職位，1人降至技術員，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裝廠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員，也有從事傳銷或保險。

　　女性技術移民在國內努力學得的專業技能蒙上塵埃，她們與丈夫事業差距越來越大，也與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標越來越遠。

人才輸出國的悲哀

　　縱觀歷史，移民往往為輸入國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從經濟停滯的北歐、東歐及南歐國家湧入美國，1200萬移民在紐約港的艾里斯島登錄接受移民檢查，他們推動了美國作為工業強國的興起。

　　如果國內失業問題嚴重，出境移民對輸出國而言，因為緩解就業競爭而有積極意義，這是菲律賓政府鼓勵保姆出境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錢回來。同樣的原因下拉美人熱衷向美國移民，就像美劇《魔鬼女傭》里描述的，在美國比佛利富人區工作的保姆大部分來自拉美。

　　但低技術移民容易衝擊本地的勞動市場，尤其是對本地低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產生影響。紐約做過的一份勞動力市場參與程度和收入狀況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國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時期。非裔美國人在整個勞動市場中最脆弱，受到的影響也最突出。

　　富國更願意積極招募高技術人才，不惜搜羅全球，像摘櫻桃一樣把最優秀人才納入囊中。二戰後歐洲最優秀的科學家移民北美，那裡工資水平高，研究經費寬裕，設備先進。世界的科研中心也從歐洲轉到美國。

　　出去的高技術移民是最有創業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術在本國不匱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為很多年輕人都有技術所以對本國產業影響不大。但更常見的是，流動使本身缺乏技術的國家雪上加霜。

　　華盛頓人道問題研究員Khalid Koser在《國際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醫療人員移民歐美，2000年起，在英國註冊工作的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護士有16000名，尚比亞獨立以來接受過培訓的醫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當地行醫。在英國曼徹斯特市工作的馬拉維醫生人數超過馬拉維全國醫生總數。醫療人員移民令窮國嬰兒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對這些國家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20世紀70、80年代，來自亞洲的國際移民增長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亞和海灣國家。2000年，美國的亞洲移民超過700萬，中國每年入境美國的移民在人數上僅次於墨西哥。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估計，澳大利亞亞裔人口超過100萬，佔全國人口的5%。

　　高技術人才的流失將動搖中國的競爭力，本國看不到教育和培訓投資的任何回報，面對櫻桃被摘去後空蕩蕩的果園興嘆。而移居他國的技術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種種融入成本，並且接受自己在異國他鄉降低幾個檔次的社會地位。

　　技術移民：讓中國人互相「火併」

　　想移民？你不是要比當地人優秀，而是要比一大批自己的同胞更優秀。

　　前情回顧

　　在不少移民國家，唐人街的興盛是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

　　1990年代下半葉，高學歷人才不準出國留學或工作等一些硬性規定被取消，隨著放寬人才流動政策，中國掀起過一股技術移民熱潮，這是除了親屬移民以外中國人去海外謀發展的一條新出路。1999年，3萬多中國移民進入加拿大，其中技術移民就有2萬。

　　這一波中國技術移民趕上了二戰以後國際勞工潮的尾巴。為了維持迅速繁榮起來的戰後經濟，歐洲、美國、澳大利亞需要大量勞動力，許多土耳其移民到德國工作，不少北非人到法國和比利時工作，約100萬英國人遷到澳大利亞，被稱為「10英鎊移民」，因為澳大利亞政府為其支付路費和10英鎊贈金。國際勞工潮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主力是來自亞洲的移民。

　　中國技術移民的出現恰好填補了北美、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勞動力空缺。1999年，35200人遷離澳大利亞，人數創之前26年最高，其中技術人口流失15413人。這促使澳大利亞下大力氣留住本土人才外，更加大力度在全球範圍內爭奪技術人才。「與澳大利亞有關技術」(Skilled-Australian Liked)類的設立，使得家庭移民與技術移民的比重由上一年度的60.3%比37.3%，調整到46.7%比51.7%。

　　1999年，澳大利亞所有的35000多人技術移民中，來自英國6989人，南非5704人，中國內地以2918人排第三位。但來自印尼的技術移民2326人中大多數也是華人，再加上來自台灣、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移民，大中華意義上的技術移民人數很可能居首位。

　　而在另一個移民國家加拿大，從1998年開始，中國內地取代香港成為加拿大移民排名第一的國家和地區。根據加拿大移民局數據，從1998年到2005年，有274338名中國移民抵達加拿大，包括主要申請人和家屬，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高出40%。2006年，每100名技術移民有16人來自中國。

　　然而近幾年，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動機緩了下來，技術移民被指從低迷的就業市場分走一杯羹，填補人口赤字的呼聲過去，搶飯碗的棒子又打在了移民身上，各國開始收緊移民政策。

　　澳大利亞中左工黨政府今年提出了收緊457技術移民簽證，原因是有人抱怨僱主濫用技術移民，導致澳大利亞本國公民陷入就業劣勢。目前澳大利亞職業列表剩下180多種，只有過去三分之一，申請者眾多的律師和金融分析師也被剔除。而在加拿大，去年一刀砍掉了30萬積壓的技術移民申請，不少受牽連的亞洲申請者在香港加拿大領事館前抗議遊行。

 

　　隨著技術移民市場江河日下，中國的投資移民從2008年開始崛起，成為移民市場的新主力。由於國內房地產大幅上漲，特別是一線城市的居民身家水漲船高，投資移民門檻不再是不可跳躍的龍門。

　　和第一代打工的技術移民不同，投資移民的生活重心不再是刷盤子、制衣廠打洋工，而是在海外置業和消費。可以使用漢語的香港地區、新加坡更受投資移民青睞，趕超老牌移民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

　　在移民中介行業里，技術移民變成「旁系」，技術移民業務佔大比例的移民公司逐漸減少，轉向投資移民。中介為富裕的客戶開闢出獨立空間，在私密的環境中聽顧問講解移民政策。這並不奇怪，中介可以從投資移民的投資額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傭金，而技術移民中介的費用則是定額的，在人民幣兩三萬元左右。

　　不過，技術移民這條路依然是財富積累有限、專業背景良好的年輕白領的唯一指望。前不久，澳大利亞公布了2013-2014年移民計劃，移民人數將保持在19萬，技術移民占本年度移民計劃名額的三分之二。關閉了一年的加拿大也掀開一角幕布，重新開啟了技術移民新政，今年配額只有5000人，但人們很看好明年會進一步放開。

　　這些可貴的配額一如既往會引起激烈的角逐，而越來越多人發現，自己競爭的對象也是中國人。

澳大利亞：向金字塔頂層和底層招手

　　澳大利亞移民論壇里充斥著大量有關電焊工、汽車技工等藍領工種的招聘和求職信息。澳大利亞457簽證申請的職業列表包括180多項，其中木工、石匠、管道工、電焊工、泥瓦匠等藍領職業佔到近40個。

　　「這些職位大部分在西海岸和一些邊遠地區，比如珀斯(Perth)。」中智國際教育諮詢上海公司副總經理查隸君說。珀斯正是前段時間熱傳的山東電焊村移民澳大利亞落腳的地方。

　　藍領工人在技術移民群體中普遍年紀偏小，但從業時間長，一般英語水平偏低。他們多是通過勞務輸出形式出國，由外包服務公司找到僱主，先拿工作簽證到澳大利亞，再申請永居。

　　藍領移民從事的工作在勞動力市場中行業工資水平低、安全保障狀況差、社會地位不高，本國勞動者對其避而遠之，因此移民工人就佔據了主導地位。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人道問題研究員Khalid Koser在自己的專題研究中將這些工作歸納為「3D」——臟(dirty)、險(dangerous)、難(difficult)，集中在諸如農業、伐木業、種植業、重工業、建築業和家政服務。即使在經濟低迷時期，本國勞動者也不願意干這些活兒。不論經濟發展如何，這些行業對移民工人有持續需求。

　　除了底層的技工，澳大利亞更青睞的技術移民是擁有工程師、精算師等金字塔頂層專業背景的人才。「移民乾的工作，一是當地沒人願意乾的，二是沒人幹得了的。」 查隸君說。

　　富國捲入了人才爭奪。紐西蘭研究、科學和技術部部長霍奇森曾說，「我們不再認為移民政策的作用是把守門戶，而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吸引人才的途徑。」美國不再像20世紀那樣自信必定能吸引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和工人。歐盟放寬高技術工人進入本國的門檻，考慮向高技術人才頒發求職許可證。澳大利亞也在向高技術人才示好。

　　移民局為了讓澳大利亞僱主在當地聘請不到技術人員的情況下能從海外聘請，設立了457簽證，是期限為4年的臨居簽證。持457簽證滿2年後，申請人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申請永居簽證(PR)。457簽證是澳大利亞技術類移民簽證類別中門坎最低的一種。

　　457簽證的特點在於僱主擔保，技術移民在提交申請時必須找到合適的澳大利亞僱主願意僱傭，後者必須向移民局證明，難以從本地就業市場滿足人才需求。因為普通的技術移民申請耗時漫長，成功概率很低，所以很多申請人轉向有僱主擔保的457簽證。

　　2010年澳大利亞一共有168623人成功移民，其中技術移民人數107868人，僱主提名移民人數比例達到38%，上兩年的比例依次為33%和22%。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間，持有457簽證的人數又增長了21.5%，達到10.75萬人。

　　但為了防止457簽證被濫用，移民局對僱主的審核很嚴格。僱主進行提名之前，要成功取得擔保資格，移民局考察公司的經營狀況、財務能力，以及是否滿足給員工培訓的要求。僱主取得擔保資格後，可以進行提名具體員工的申請，要向移民局證明付給員工的年薪滿足市場工薪，不低於澳大利亞本地員工工資水平，還要證明提名這個海外員工的必要性和對公司發展的好處。最後申請者才可以申請簽證。澳大利亞移民局規定從2010年7月1日起，457工作簽證最低工資標準從原來的每年45220澳元漲到47480澳元。

　　為了保證被擔保的移民足夠「稀缺」，今年457僱主擔保簽證又做了更改，提名申請中增加了就業市場測試，僱主必須調查澳大利亞本地市場中可否找到同樣夠資格並有經驗的人選，需要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已經試圖招聘澳大利亞本地人。

　　被澳大利亞撇去的這層奶油，很多是國內跨國公司的技術精英。因為最容易找到僱主的方式，就是向本身所在公司的澳大利亞區申請職位。另外，一些澳大利亞僱主為了開發中國市場，也會需要有中國經驗的員工。當然，申請者還要提供雅思成績以及技術方面的資格證。

　　查隸君說，技術移民一般在28-35歲，工作5-10年，多在四大這樣的全球性公司任職，10年內爬得快的員工更容易申請成功。

　　在全球性公司任職多年、上升迅速的員工為何還要去海外另謀發展？大部分答案是為了孩子。查隸君接觸過一對技術移民夫婦，丈夫是別克汽車高級工程師，妻子是名教師，在國內生活優裕，但夫妻倆計劃要個孩子，決定移民去澳大利亞，妻子甘願放棄職業，在家做全職太太。「他們即使不移民收入也很好，但覺得中國污染太厲害，為了下一代健康，還是去那邊從頭打拚。」這樣的例子在技術移民群體中比比皆是。

　　技術移民3000多澳元的官方費用，以及2000 -10000澳元的移民律師費，擋不住中國人的腳步。澳大利亞2012年吸納了18.5萬名移民。在澳大利亞前十大移民來源國中，中國永久移民人數為2.5509萬人，僅次於人數為2.9018萬人的印度。

　　技術移民的申請變成一場中國人之間的競爭。以會計師行業為例，2012年共有近7000名會計師獲得了澳大利亞永久簽證，是最大的單一職業群體。這些人當中，有超過2000人來自中國，占第一位。隨著會計師市場飽和，政府提高了移民門檻，申請人必須達到雅思四個7分。「你不是要比澳大利亞人優秀，而是要比自己的同胞更優秀。」

　　隨著澳大利亞離岸申請技術移民(offshore)越來越難，很多人轉而走在岸(onshore)這條路，先在澳大利亞留學兩年再移民。澳大利亞、加拿大都允許外國學生更加便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不是要求他們回國。

　　各國對外國學生的爭奪日益激烈，2004年美國招收了56.5萬外國學生，半數以上來自亞洲國家。一方面外國學生學費遠遠高於本國學生，二是今天的學生就是明天的技術移民。但隨著澳大利亞學校里中國面孔泛濫，學位也成了同胞之間的爭奪。

　　加拿大：拒絕「高分低能」

　　當越來越多工業化國家同時面臨人口減少和老齡化問題，移民被看做減少人口赤字的一種途徑，移民正當工作年齡而且能夠找到工作，只要合法工作以便納稅，就能對適齡工作人口不足的國家做出貢獻，

　　移民上繳的稅金和他們接受的服務費用被當地政府小心地衡量著。一般而言，目的地國無需承擔撫養、教育和培訓移民的費用，因此得到一個現成的納稅勞動力顯得很划算，但隨著移民失業率升高，移民大家庭定居及隨之而來的福利費用增加，以及與本地定居群體的競爭等負面影響，讓天平向另一端傾斜。

　　加拿大移民的失業率是14%，但全國有數萬各種技術職位找不到合適的僱員。移民部長康尼承認，過去30年，登陸加拿大的新移民的經濟表現持續下降，收入低，失業率高。從很多研究報告中也看到，專家們都同意，新移民平均接受的社會資源超過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自2008年，加拿大聯邦移民部開始採取一系列行動，清理聯邦技術移民積壓。2008年將符合加拿大技術移民要求的職業驟然從300多個減少到38種緊缺職業；2010年，除了再次縮減職業清單，還對接收新申請的數量設限；2012年6月，將2008年2月27日之前的申請退回，規模達到28萬人，加拿大聯邦政府退還1.3億加元申請費用；7月暫停技術移民的申請，已經被僱主錄用及取得博士學位的申請人除外。

　　一系列快刀斬亂麻的政策讓技術移民積壓個案從當時64萬人，下降到現在約10萬人，移民部表示將在2014年底前將積壓個案全部處理完畢，比預計提早3年。

　　審核通過的移民在加拿大為什麼找不到好工作？這和加拿大之前的聯邦技術移民政策有關，加拿大考核移民申請者實行的打分制，對於在職業列表內的申請者，會根據其年齡、學歷、語言水平、工作經驗等條件給出一個分值，過分數線則有申請資格。

　　申請者年齡在35歲以下則這一項加分最高，如果除英語以外還會一門法語也有優勢，列表外的其他工作經驗可以加分。其他的加分條件包括配偶的學歷及語言水平、本人在加拿大的學歷、工作經驗和親屬關係。

　　而分數夠格的申請者不必預先找到工作，就可以通過審核。「移民局是審核你有在加拿大找到工作的能力，但找不找得到工作是你的事。」中智國際教育諮詢高級諮詢顧問戴陽天表示。

　　「2007年以前走聯邦技術移民的人很多，在2006年達到頂點，當時政策很寬鬆，對專業要求很低，職業門檻也很低，做廣告文案或企業管理行政之類的工作也可以去。」

　　2003年9月16日，加拿大將加拿大聯邦技術移民合格分數下調為67分，這個分數一直延續至今。同時，加拿大政府對技術移民的職業限制也開始放寬，加拿大政府公布了340多項可以提交申請的職業，文理皆有。新法頒布後，新一輪的移民加拿大熱潮迅速掀起，一直持續至2008年。

　　因當時全球申請積壓數量太多，移民局自2006年9月1日起開始採用簡化申請程序，即只需遞交3頁申請表格和申請費即可申請排隊，以期加快審理速度，減少積壓。但實際情況適得其反，因遞交申請程序過於簡單，不少人不看自身條件就先遞交申請排隊，導致申請積壓數量繼續增多。

　　申請通過的新移民要拿到永居身份，必須在5年里在加拿大住滿2年，所以為了拿到加拿大楓葉卡，移民即使工作不如意也會將就著在這裡生活，因此出現很多移民成為藍領，或者乾脆不工作吃救濟金。「政府自然不希望自身生活有困難的移民進來，接收國是指望移民來工作，來納稅，來養當地領福利金的懶漢。」

　　要保證移民的就業能力只有不斷提高門檻。加拿大聯邦技術移民申請經過1年暫停後，在今年5月重新開放，試點期為1年。移民局重新做了一個職業評估系統，根據申請者的工作經歷和內容，評定其職業是不是符合要求。新的職業列表只有20多種最緊缺職業，包括航天工程師、物理治療師、海洋學家等，申請者必須在過去10年中有1年從事列表內工作。總配額5000個，每個職業配額在300人左右。

　　放出的少量配額面對累積長久的市場需求，被消化得非常迅速。像財務及投資分析員、計算機程序員和互動媒體開發等熱門工作，在3個月內就幾乎滿額。

　　僧多粥少的情勢下，很多人選擇走在岸途徑(onshore)——先留學，再移民。當地的工作經驗就變得相當重要。聯邦經驗類移民在近幾年升溫，申請人需要有2年加拿大高中以上學歷，以及1年全職工作經驗，一年的配額在1000個左右。

　　相比經驗類移民，走省提名的時間成本比較短，一般只需要1年以內公立大學教育學習經歷，以及一段時間的工作經驗，最高6個月，大部分在3個月左右。對於高學歷人才，一些省會用更優惠的政策招徠。

　　對於曲線救國的移民來說，最頭痛的是資金和時間成本。在加拿大學習一到兩年的費用成為攔路虎。戴陽天舉例說，一名1981年出生的動漫設計師，專科畢業，工作了十來年，為了移民先花1年半時間在加拿大一所藝術類學院讀了本科，畢業後一段時間內在多倫多找到工作。他主要的成本在於學費和生活費，學費每年1.4萬加幣，合人民幣9萬多元，加上生活費一年15萬元，兩年30萬元，另外中介費在2萬元。像他這樣畢業就找到工作的算是幸運兒，也有人花了五六十萬、三四年光景還沒找到工作，只能在工作簽證逾期前打道回府。

　　隨著移民接收國對外來懶漢的容忍度降低，過幾年「米蟲生活」混個移民身份變得越來越不切實際。

中國「綠卡」，世界最卡？

　　國際移民占本國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化程度的標準之一，歐美國家的這一數值可以達到10%到15%，而中國不足0.1%。

　　比爾·蓋茨、巴菲特夠不夠優秀？他想來中國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為按照現有制度，他沒有現行規章所要求的中國工作經驗！」

　　這個網上流行的段子，其實並不是笑話，中國「綠卡」，即《外國人永久居留證》，被調侃為「世界上最難拿的綠卡」，因為得到的老外不足5000人。

　　即便在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對於「綠卡」的規定也只有籠統的一句：「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國境內永久居留條件的外國人，經本人申請和公安部批准，取得永久居留資格規定。」這似乎為逐步放寬「綠卡」申請條件留下空間，但仍然存在具體操作及執行細節規定不明確的問題。正準備申請中國「綠卡」的法國小伙戴亮(Christophe Hisquin)無奈地告訴《新民周刊》，「我不知道究竟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只能盡量多地去準備。」

　　移民政策 從無到有

　　相對於歐美而言，中國一直是一個非移民國家。

　　1964年4月，國務院發布《外國人入境、出境、過境、居留、旅行管理條例》，解決了外國人在中國定居的身份問題。僑民們領到了居留證，這個藍色塑料皮的證件被戲稱為「外國人戶口本」。雖然製作精美，但是這個「戶口本」並不意味著擁有相同的國民待遇。對於僑民，基層公安部門都會安排專人對其進行監管，對居留證進行不定期檢查。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外國人居留辦法明顯滯後。但與解決永久居留資格問題相比，最迫切需要改變的是外國人在華活動範圍與短期居留的限制。畢竟，上世紀80年代初，還鮮見想要在華永久居留的外國生意人和希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

　　以北京為例，1984年4月取消了「40里圈」，外國人在北京的活動範圍不再限制於以天安門為中心的40華里(20公里)半徑內，但是仍然保留了116面「外國人未經許可不準超越」的標誌牌。1985年之後，這些標誌牌開始陸續被撤掉。外國人不再需要辦理旅行證就可以在絕大部分區域自由行動。

　　1985年是新中國移民政策的分水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該管理法把外國人在華居留分為「短期居留」、「長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類。旅遊、探親和商務考察均屬短期，1至5年以留學、工作和投資等為居留目的的算長期。管理法規定的新的簽證類別中還有一種「定居簽證」，持該簽證的外國人有權在中國永久居住。而在1985年之前，在華永久居留的外國人除了少量的國際友人之外，大多數為建國前就已經定居在中國的外國人，也就是外國僑民。

　　1986年，中國第一個外籍廠長、原湖北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德國專家格里西先生成為中國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公開資料顯示，1985年到2004年間，中國共授予3000多名外國人在華定居的權利，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卻只有90多人。

　　在這一階段，中國「綠卡」似乎更像是政府頒發給外籍友人的榮譽證書。1999年，湖北省授予日本三泰株式會社社長常川雅通先生永久居留資格證書時，當地媒體報道稱，「三年來僅有8位外國人獲此殊榮，常川雅通是其中最年輕的幸運兒。」2000年9月，為褒獎通用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美國人墨菲和安達信公司中國主管澳大利亞合伙人吳港平為當地經濟做出的貢獻，上海政府向他們頒發了外國人永久居留證。

　　制度十年 操作不易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3年後，中央政府於2004年出台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首次採用國際通行做法，實施永久居留證制度，中國「綠卡」制度終於有了實施細則。

　　2004年，中國政府將第一張《外國人永久居留證》送到寒春手中，當時她83歲，在中國已經生活了56年。1921年生於美國的寒春(Joan Hinton)，是小說《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孫女。來華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專家，與楊振寧是同學，是美國參與首批原子彈研究和製造的少數女科學家之一。此後她放棄核武研究工作，來中國與丈夫從事農業研究。第一批獲得中國「綠卡」的老外，大多是和寒春一樣的專家，他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達幾十年。

　　外國人如想獲得中國「綠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後需經省級公安廳(局)的審核，最後由公安部通過審批簽發，前後需要大約半年的時間。而《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有效期分5年和10年兩種，以18歲為界，分為投資類、任職類、親屬投靠類、特殊貢獻類四大類。根據去年4月公安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的報告，截至2011年底，持有《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的外國人4752人，其中外籍高層次人才及家屬1735人。

　　以北京為例，截至2012年底，持「中國綠卡」的外國人911名，主要是親屬投靠類和特殊貢獻類。公開資料顯示，北、上、廣地區持有中國「綠卡」的人數佔到全國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停留在個位數上。

　　在上海生活了10年的戴亮，身邊的外籍朋友中沒有一個拿中國「綠卡」的。「他們不是全球500強的老總，也沒有在中國投資。」按規定，如果是投資移民，外國人在中國投資實際繳付的註冊資本金最少需要50萬美元，而且必須連續納稅3年以上，這一標準似乎對老外沒啥吸引力。

　　如果沒有「綠卡」，在華老外最長只能在中國逗留1年時間，這意味著像戴亮這樣工作生活都在中國的老外每年都要去辦簽證。「雖然每次辦簽證都很順利，但是簽證到期前一個月我就要開始準備了，否則就很麻煩。」戴亮說，如果他回法國時間太久，他就需要重新準備很多資料去辦簽證，而且未必拿得到1年期的，這給他的在華工作造成很多不確定。

　　為了獲得一種安全感，戴亮從今年春天開始準備申請「綠卡」的材料。雖然他在中國連續繳稅多年，說一口流利中文，但是他發現自己頂多只能申請「特殊貢獻類」，這也是中國「綠卡」獲得者中佔到1/3的類別。「特殊貢獻的規定很含糊，沒有人告訴我如何界定，我只能請所有合作過的中國機構、公司出具書面材料，證明我在這個國家的貢獻。」

　　戴亮坦言，他並不想入中國籍，因為這意味著他必須放棄法國國籍。這也是很多持中國「綠卡」的歐美老外的真實想法。以香港為例，從1997年到2012年，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共批准1.2萬餘人加入中國國籍，而這些申請人的原屬國籍主要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賓籍。

　　在一些中國人眼中，西方的「綠卡」是夢寐以求的，如今外國人爭取獲得中國「綠卡」，則是中國國力增強、吸引力提升的標誌。而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知名移民法專家劉國福看來，中國的「綠卡」門檻太高。「現行政策不利於人才引進，最重要的是想申請的很難符合條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願意來。」

　　國際移民占本國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化程度的標準之一，歐美國家的這一數值可以達到10%到15%，亞洲國家普遍偏低，如泰國約為1.7%，而中國不足0.1%。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其移民政策也從嚴厲轉向緩和、從抵觸轉向吸引。2012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一項海外高級人才優待的制度，通過學歷、職歷、收入等評估標準分別制定積分，按照這一新規定，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10年的人才現在只需5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綠卡」。

　　不少專家都認為，根據當下中國面臨的階段，應該加大對外國技術移民的吸引，放寬對這部分人群的「綠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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