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見的生活出發抵達陌生領地

　　艾偉

　　文/羊城晚報記者 鄧瓊  圖/羊城晚報記者  湯銘明

　　年度

　　短篇小說

　　金獎得主

　　頒獎辭

　　「從

　　我們習見的生活出發，抵達一個陌生的領地」，以此來形容作家艾偉的小說創作，是再恰切不過了。短篇小說《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全文僅七千餘字，作者以一種奇幻性的天真心態，用盲人喻軍的身邊故事來演示，弗洛伊德理論中那個龐大卻無法預知的「超我」，如何以非常規的形式散落在人間。艾偉善長篇，近年來卻尤重短篇創作，藉此無可精減的體裁，無所虛擲的字句，向習焉不察的生活投以深銳審視，是他在今日文壇踏下的深沉足印。

　　簡介

　　當代作家。六零後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長篇《越野賽跑》、《愛人同志》、《風和日麗》，小說集《鄉村電影》、《水上的聲音》、《小姐們》等。另有艾偉作品集五卷。曾獲《當代》文學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上海春申原創文學年度最佳小說獎等獎項。

　　我的文學起始點在廣州

　　短篇小說需要耐心等待寫作時刻的來臨

　　羊城晚報：您對於短篇小說創作的重視始自何時，是一種個人偏好嗎？

　　艾偉：中國的文學期刊除《收穫》、《當代》、《人民文學》等少數幾家外，基本上沒有市場，在市場死了心後，反而有可能堅守文學性。因此期刊是一道成為真正作家的門檻，而期刊發表最多的是短篇小說，所以一個作者一開始往往寫作短篇，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的處女作《少年楊淇佩著刀》就是短篇小說，發表在廣州的《花城》雜誌。我因此對《花城》雜誌很有感情，也很感激，可以說我的文學起始點是在廣州。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學存在一個期刊體制，純文作家大都是由文學期刊訓練出來的，至少到七零後這代作家是如此。後來，出版機制也參與到了作家的培養，不過培育的大都是暢銷書作家。

　　當然，短篇小說是一種迷人的文本，我經常為這文本蘊藏著的自身智慧而驚嘆。

　　羊城晚報：在今日普遍存在「長篇崇拜」的文壇，去年又是「長篇小說大年」，名家大腕紛紛推出重頭作品。您近年在長篇方面已有《愛人同志》、《風和日麗》等力作推出，也正是蒸蒸日上之時。那麼您怎樣規劃自己的創作？

　　艾偉：每個作家各有所長，有人適合寫長篇，有人適合寫短篇，當然有人也許能勝任任何文體。我近年來還是以寫長篇為主。我現在有大量的時間，另外也不太喜歡外出，個性比較安靜，長篇讓我有一種工作狀態。寫作長篇小說是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一直有小說里的人物和我作伴，也是抵抗寂寞的好辦法。這個過程，就相當於有人迷戀電腦遊戲，感覺好的時候會有綿長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當然，也有沮喪感和挫敗感。寫作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但這不是說我忽略短篇，我經常讀的也是短篇。創作長篇小說，我不太相信靈感這件事，當然在局部可能產生所謂的「神來之筆」。但短篇小說確實存在靈感，和詩歌一樣，需要靈感的文體是需要運氣的，你不能想寫就去寫，需要耐心等待寫作時刻的到來。

　　羊城晚報：在文學創作與現實的關係層面，或說在批判性的追求上，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尺度，您是如何把握的？ 

　　艾偉：就文學觀來說，我的作品《愛人同志》、《戰俘》、《風和日麗》和我們的歷史、現實緊密糾纏，並進行個人的反思和批判。但關於文學的批判性，我是這樣想的，批判不是比力氣，小說是潤物細無聲，要先讓讀者愛上小說世界，然後，讀者會慢慢感受人生世道。我不喜歡不經過正常人的邏輯，通過變形，迅速抵達的那種批判性。小說提供給讀者一種交流的場域，而不是說教。

　　有些「先鋒寫作」很偷懶

　　但「先鋒」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進程和方向

　　羊城晚報：從您的小說創作特別是近年來的一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現實的親切，但又總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奇幻、詩意或超驗感縈繞其中，向習焉不察的生活投以深銳審視，就如同此次獲獎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我們有可能比瞎子更瞎」。這源自您怎樣的思考？是一種有意的自我風格塑造嗎？ 

　　艾偉：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越野賽跑》本質上是一部超現實的奇幻的作品。要說風格，這是我最早的風格。事實上我的作品一直有兩類，一類是完全寫實的，如《風和日麗》，一類比較飛翔，如《家園》，所以不存在轉型。但我覺得過分風格化可能不是件好事情，它容易醒目，但同時也會給作者帶來局限，實際上過分風格化的作家寫作壽命都比較短，不容易持續。當然，每個作家，當你寫作時，一定帶著個人的烙印。所以，風格這件事是誰也避免不了的。 

　　羊城晚報：從寫作手法來看，師從並實踐先鋒文學、最終形成自身特色而在文壇立言，幾乎已成為中國當代作家最常見的軌跡，至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得到了最強驗證。從內容上看，有人認為，借文學的先鋒性來強化現實批判的力度，也是一種深刻選擇。您對此有何看法？ 

　　艾偉：我在多個場合對先鋒有微詞。我做過期刊編輯，發現新一代作家，他們的寫作熱情都是從先鋒開始的，但先鋒小說的問題是，它可能在人的選擇、人的複雜性和人的溫度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就像上面說的，我們重讀所謂的「先鋒作品」，會發現很多作品不經過正常人的邏輯，通過變形，迅速抵達目標。這是一種偷懶的做法。當然，我從內心深處承認，是先鋒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進程和方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先鋒文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好的文學作品應該不懼怕改編

　　中國傳統的文人生活比今天要迷人得多

　　羊城晚報：您的作品屢被影視改編看中，從而通過影視作品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例如《風和日麗》等。對於嚴肅文學與市場、與影視劇改編的關係，您有怎樣的看法？

　　艾偉：現在有人把純文學和影視對立起來，這種觀點有失偏頗。我認為，好的文學作品應該經得起改編，也從來不懼怕改編。像《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偉大作品，總是在被不斷地改編，有影視，歌舞，話劇，甚至芭蕾舞。好的文學作品就像一個寶藏，各種藝術都可各取所需。當然這並不是說，能改編的都是好作品，不能改編的一定是壞作品，這個也不成立。文學發展到現在，特別是20世紀的一些現代主義作品是很難影視化的，我很難想像《百年孤獨》被改編成電影會是什麼樣子，應該拍不出原著的神韻。

　　今天文學越來越小眾，這個也要承認。在網路時代，影視的影響比文學大得多，文學通過影視進入大眾是一條不錯的途徑，至少可以引來一部分讀者來分享你的精神成果。

　　羊城晚報：提到您，人們很容易聯想起同為江浙籍的許多文學名家，畢飛宇，余華，蘇童，甚至上溯到魯迅，地域文化的含蘊和傳承對您產生了多大影響？ 

　　艾偉：我讀大學時同寢室有一個湖南人，我們經常爭論毛澤東和魯迅誰更偉大的問題。魯迅是我們浙江人，我當然是魯迅的粉絲。另外，我還有幸是魯迅先生的老鄉，都是紹興人。呵，這不是攀附，而是一種潛意識的影響。我就讀的春暉中學，也是一所很有人文傳統的中學，李叔同、豐子愷、朱子清等現代文學史上很有影響的人物都曾在那裡教過書。因此，在價值觀上我覺得文學是永恆的，這影響了我的人生選擇，使我終於成了一個作家。

　　羊城晚報：可您的文字不一定能讓人馬上聯想到魯迅先生的影響。可以具體談一談這種文脈上的傳承嗎？

　　艾偉：和魯迅掛上鉤是危險的，魯迅是那麼偉大，我只配敬仰他。魯迅是紹興人，紹興那地方在整個吳語區是相當獨特的，這個地方的人有非常剛烈的個性，也有反叛精神。所以出現像秋瑾、徐錫麟這樣的血性烈士並不奇怪。我出生在農村，我的家鄉在「文革」時的鬥爭非常激烈——這很不好，但也反映紹興人的個性特點。我表面謙和，不過我覺得自己骨子裡有這個地方人的基因。

　　羊城晚報：從我們有限的了解可知，您的業餘生活包括了豐富的音樂和繪畫內容。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艾偉：最近幾年在朋友的鼓勵下開始畫點文人畫。這是我的一個新玩具，我開始有點迷戀上了這個玩具。如果說小說形式的可能性幾乎都被前輩窮盡，視覺則遠遠沒有。視覺變化多端，一隻杯子放在任何一個位置就會出現不同的效果，其可能性簡直無窮無盡。這是它迷人的地方。當然，我說了，我是玩玩而已。 

　　羊城晚報：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有相當一批執起毛筆作書法繪畫的消遣或探索，您覺得這是一種回歸嗎？

　　艾偉：同專業畫家比，文人畫可能在意境、構圖、造型上更多帶有個人性。這種個人性我們也可稱之為靈性。作家的畫在技術上無法同專業畫家比，這沒辦法，能比的就是具有更多的個人趣味。不過，並非隨意塗鴉就可稱為文人畫，在中國畫里，線條非常重要的，個人的氣息基本上都在線條里體現。新時期以來，文人們自覺接受了西方的精神背景，中國傳統的東西一度被大家忽略，但傳統是有魅力的，到頭來，我們發現中國傳統的文人生活比今天要迷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