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會學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05-27

內容摘要:宗教社會學是"改革開放"後才在中國起步的一個學科。從中國學術界對宗教社會學的學科意識、該學科在中國的主要進展、學科隊伍等方面，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之後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同時該學科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結果，對中國宗教甚至對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都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

[論文摘要]:宗教社會學是"改革開放"後才在中國起步的一個學科。從中國學術界對宗教社會學的學科意識、該學科在中國的主要進展、學科隊伍等方面，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之後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同時該學科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結果，對中國宗教甚至對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都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宗教社會學;當代中國宗教;實證研究

宗教社會學研究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從國外引進的。宗教社會學靠引進移植，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學術基礎，經過十多年的基本建設，目前已經在大陸生根開花，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我們在此試從多個方面來回顧與檢討過去。

(一)學科認識的逐步變化

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一些開始涉足此學科的學者都對"宗教社會學"做出了界定。這些界定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強調宗教社會學是宗教學的分支學科，二是強調宗教社會學是宗教學與社會學交叉的邊緣學科。同時，在對這些界定的進一步說明中，"實證性"與"科學性"作為宗教社會學的特徵得到強調。然而，在這門學科的起步階段，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與"科學性"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甚至在認識上對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還有一些誤解和歪曲;而其"科學性"則更是被人們忽視。這類誤解、歪曲或忽視既來自宗教社會學界的外部，也來自其內部。一種看法是將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性等同於僅僅是田野調查，並認為田野調查"沒有理論水準"，"容易得很，誰都可以做"。這種看法一般出自此學科之外的某些人士。另一種看法同上述看法相同，但卻出自一些以田野調查為進路開始從事宗教研究的人。一般而言，他們對宗教社會學的理解相對膚淺。這種誤解、歪曲或忽視在認識上的原因也許有幾個方面。首先，我們對於宗教社會學理論的介紹十分有限，沒有一支既懂得宗教學，又兼通社會學的翻譯隊伍，因而翻譯的著作和論文數量極其有限，同時譯著與譯文也多屬於該學科早期或20世紀60年代前後的成果，未能收集到國外研究的最新資料，更談不上系統地翻譯整個學科的理論。其次，相對其他領域而言，宗教社會學方面的參與人員較少，更少有所謂科班出身的學者。如何將理論聯繫實際，如何運用田野工作檢驗已有的理論，對於當時參與的所有學者而言，都是一個問題。第三，復興不久的宗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環境中仍然具有相當的敏感性，我們還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去進行實證研究，談不上用現有的理論去解釋中國的宗教現象，更談不上用實際的宗教狀況去驗證現存的理論了。正因為如此，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發展之初，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實證性與科學性的分離，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新世紀之後，隨著一系列宗教社會學理論譯著，如《無形的宗教--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的再發現》、《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的人之方面》、《宗教社會學思想史》等的出版，對宗教社會學的再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驚喜地發現，一些學者已將宗教研究的實證性與科學性自覺地結合;少數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但又不乏理論分析的專著和文章已經問世。許多學者都認識到，宗教社會學的科學性在於:客觀地反映宗教現象，盡量合理地解釋宗教現象。這種科學性必須建立在實證性之上，這不僅是此學科的特徵，也是其方法。可以說，宗教社會學為觀察宗教以及宗教行為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

(二)學術成果的多彩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宗教社會學引進中國的時期。此時，宗教社會學的當務之急是引進他山之石，出版翻譯著作。宗教社會學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步翻譯的。其中有韋伯(M.Weber)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和道教》、《韋伯社會學文選》，貝格爾(P.Berger)的名著《神聖的帷幕》等等。此外，涉及宗教社會學的譯文也時有刊出。同時，介紹宗教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流派和評述各宗教社會學家的文章紛紛問世。國內學者也陸續出版了一些介紹西方宗教學研究方面的著作，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宗教社會學。

1992年以後，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宗教在社會主義時期必然存在的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與《當代中國宗教問題的思考》兩本著作，可以說是對這個問題探索的代表性著作。此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也設立了宗教社會學項目。上海辭書出版社將原《宗教辭典》擴充為《宗教大辭典》，增補了宗教社會學方面的詞條幾十條。由於改革開放打破了過去的一些禁錮，一些學者走出了書齋，開始了田野工作，發表了不少田野調查的報告或論文。

在宗教社會學逐漸走向成熟之時，此領域的研究逐漸出現了熱潮:所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在數量上顯然比過去要多，學者的視野也在逐步擴大。例如，從研究中國人的宗教性到宗教心理，從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到中國城市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從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到轉型時期地區性的基督教;從佛耶共存的個案研究到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從民間宗教的復興到准宗教、偽宗教、新興宗教的出場，再到對中國宗教組織結構和類型特點的研究等等。已經出版的專著，如《麥芒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中國人的宗教心理》、《聖山腳下的十字架--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Y縣X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信仰、革命與權力秩序--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詮釋》等等，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田野調查和論證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或"相協調"的範圍，逐漸進入了有意識的、有理論反思的研究境界。

以論文為形式的研究成果更是體現了宗教社會學實證性的特徵，例如，《當代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基督教文化學刊》、《宗教學研究》、《宗教與文化》、《中國宗教》等等刊登了此領域一系列研究論文。

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短短20多年中，其研究成果經歷了從譯著、介紹為主的初創階段，以及從跟隨意識形態的"相適應"論證，到自覺地從田野調查入手的相對自由的學術研究階段。這些成果體現出的階段性，表明了此學科在中國大陸成長與中國社會發展開放的關係。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其宗教現象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任何一種宗教現象也許都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宗教狀況，同樣，任何一個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掌握中國宗教的全局。正因為如此，每一個研究的獨特性將組成整個中國宗教之獨特性，從每一個局部的、地域性的研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宗教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

(三)學科隊伍的擴大

一個學科的興旺還有一個標誌，即參與人員的數量。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發展速度相當迅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參與人員的增加。今天，我們的研究隊伍可以用"浩浩蕩蕩"來形容了。研究人員的構成主要有幾個方面:宗教社會學或宗教學"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改行"或"轉業"的研究者、社會學方面的專業人員，以及正在高等學校學習的學生。

事實上，當今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仍然多半是"改行"或"轉業"的研究者，這本是中國宗教學研究的一大特色。改革開放之後宗教的復興與發展，推動了宗教研究前進的步伐，宗教研究刻不容緩，時不待人。在這種狀態下，許多學者在自己原有的知識框架內，找到與宗教研究接軌的最短路線，改行或轉業加入宗教研究的隊伍。在宗教社會學領域，有來自不同人文領域的學者，他們的參與給宗教研究帶來了新的力量和開闊的眼界。

(四)其他方面

經常舉行學術會議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誌。2003年10月，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與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牽頭，召開了"當代宗教與實證性研究方法"的小型學術研討會。2004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再次發起召開了以"中國宗教社會學:現狀與走向"為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國內第一次明確地以宗教社會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2005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與雲南民族大學聯手，在昆明舉辦了以"社會科學視野下的宗教與民族"為主題的第二屆會議。2006年7月，"第三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的主題為:"宗教研究的新範式:探索與發展"，這些學科性的會議不僅為宗教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們相聚一堂、相互學習和交流提供了機會，也為新一代的研究者搭起了一個亮相的平台。

一個學科是否成熟發展與興旺發達，學科性的專業刊物也是一個標誌。許多大學學報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期刊也已經開始為宗教研究開闢了天地。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研究所將創辦《宗教社會科學研究》，這份雜誌將為宗教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新一代提供一個學術討論的平台。

此外，近年來國家對於人文學科研究的支持力度在增加。近年來教育部、國家社科基金把中國宗教現狀、中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宗教與民族關係、轉型時期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研究列入了資助項目。一些民間資助的課題也開始加入了這個領域。這些都為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方面所必須的支持。

(一)學科發展總體上的檢討

總的說來，在過去20多年中，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比較隨意的，研究者受制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和研究條件，就整體而言，研究的方向不明確，也沒有很好地思考過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就實證研究而言，從研究的對象上看，基督宗教多於其他宗教包括民間宗教;從地域上看，田野點的選擇東部、南部多，西部、北部少;從方法上看，質化(定性)研究遠遠多於量化(定量)研究;從成果的質量上看，側重事例和羅列數字的調查報告多，缺乏理論的歸納與提升。可以說，這些研究報告是中國的宗教研究者在自發的狀態下，根據常識以及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對中國宗教所進行的一種調查和分析。新世紀之後，這種狀態已經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進行實證研究時，一些學者不僅有了理論衝動和問題意識，自覺地利用現有的解釋宗教現象的理論，而且還開始有意識地在自身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反思這些理論。有的學者還專門撰文強調宗教社會學的實證方法。[2]但是，就學科整體情況而言，全面的宗教社會學學科意識還是不夠的，從事研究的學者素養參差不齊，許多研究者仍然缺乏系統的專業訓練。

從學科發展來看，無論是在國家級還是省市級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還是在高等院校，對於宗教學理論和宗教學各分支學科(當然包括宗教社會學)的系統教學和研究，遠遠趕不上對各大宗教史的教學與研究。在高等院校，宗教社會學還沒有被納入學科培養計劃，宗教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屈指可數。這些，似乎都是這門年輕的學科在中國亟需克服的難題。

(二)亟需重視與改進研究方法

就目前宗教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來看，其最大問題在於，還沒有進入宗教社會學的方法論體系。綜觀這一領域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總結:方法論缺失、基本方法不足，具體方法有待改進。

也許在這門學科的起步階段，方法論層次上的缺失應該屬於正常現象，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由於翻譯介紹的不足，國內研究人員仍然缺乏系統的社會學方面的訓練等原因，我們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對於理論公式、基本假設、研究邏輯、原則規範等的探討。在基本方法層次上，少數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且也在作出努力，這一點尤其反映在已經出版的屈指可數的宗教社會學專著中。但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應用研究和統計研究，理論研究卻非常不夠。換言之，我們的研究還有很大的局限性，還不可能較全面較準確地掌握中國宗教的現象，因此，也還沒有提出能夠合理解釋這些現象因而能夠得到較多共識的理論。

事實上，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進路並不是一條容易輕鬆的道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社會學素養，受過一定的社會學訓練。而這一點，正是宗教社會學研究在中國最缺乏的。因此，目前我們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收集材料和簡單的數據分析階段，還談不上具有科學性的量化研究，有相當多的研究還僅僅停留在經驗階段，沒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仍然將田野調查作為目的而非工具。一言以蔽之，與宗教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我們仍然缺乏，因此也在期待著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有理論分析、有問題意識，能夠比較合理地、全面地解釋中國宗教現狀的有影響的著作問世。

(三)任重而道遠的未來

不可否認，我們希望當今中國的大學能夠開設宗教社會學專業。在發達國家，宗教社會學幾乎在各大學都有一席之地。我們希望成立學術協會，一個中國宗教社會學學會。我們也希望創辦一本專業學刊，希望編寫此學科的教科書，期待培養出更多的後來人。我們更希望擴大國際交流的渠道，讓更多從事這一行的學者走進來，讓年青的中國學者走出去。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結果，不僅有利於中國宗教的正常發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作用於社會歷史，可以對國家的社會政治歷史條件發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我們每一個研究者，都應該有一種更高、更廣的情懷，在堅持此學科的實證性、科學性，堅持我們自身的學術獨立性的同時，關注中國宗教的現狀，關注中國宗教與中國社會的關聯，關注世界宗教新格局對中國宗教的影響。當然，我們還應該加強對宗教社會學領域最新理論成果的介紹，應該具有用我們自己的研究來證實、反思、質疑、推敲甚至修正前人已提出的理論的意識和勇氣。

要實現這種學術願望，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走出書齋，只是中國宗教社會學者的第一步，而走向成熟既是一個漫長的、需要大家付出大量努力和心血的過程，也是一個需要理論探索、不斷升華的過程。

參考文獻:

[1]高師寧:《宗教社會學在中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5)，89-94。

[2]R·斯達克:《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譯者前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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