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四）

野 鶴：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四）

時間:2010年11月2日 作者：野鶴 來源:百度

關鍵詞:

方舟子及其追隨者以科學主義鬥士自命，到處宣揚一種非此即彼的科學觀和世界觀，一味強調對立面之間的鬥爭，將實證視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方法，認為人文範疇的所有學科都是不可靠的胡說，甚至宣稱科學與宗教、科學與哲學、科學與人文勢同水火，沒有任何折中調和的餘地，還動輒給人亂扣「非理性」、「神創論」、「反科學」、「反人類」的大帽子，一副唯我獨尊，目無餘子，不可一世的架勢。那麼，咱們就來看看他們宣揚的這些觀念究竟是些什麼貨色吧。

神創論

反神創論是方舟子輩的殺手鐧，也是他們判斷是非、動輒加人以罪名的「真理」標準。似乎神創論＝反科學＝反人性＝反動派，因此，凡是與神創論沾點邊兒的理論與觀點，便一律打倒。其實，他們只看到和強調神創論與科學對立的一面，根本不懂得正像所有的對立皆是同一的一樣，神創論與自然生成論或宗教與科學也同樣具有同一性，即他們都是人類文化的產物，都是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都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和動力。也就是說，宗教與科學或神創論與自然生成論，正如人的雙腿一樣，既相反又相成，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對立鬥爭，推動了人類的前進與發展。換言之，它們好似一對難兄難弟，誰也離不開誰，誰也戰勝不了誰，誰也消滅不了誰，別看打得不亦樂乎，卻還得在一個鍋里攪馬勺。

在哲學界，這本是最基本的辯證法常識。在科學界，也並非個個都是方舟子輩那樣的「哲學盲」或「辯證法盲」，至少大師級的科學家是普遍懂得的。例如，愛因斯坦就說過：「沒有宗教的科學是拐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科學與宗教》，《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人類有一切理由認為，崇高的道德標準和道德價值的宣揚者高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這樣的人對人類的貢獻遠遠超過所有那些研究科學和構造思想的人的成就。」（《愛因斯坦語錄》，P185，杭州出版社，2001）可見，他不但懂得科學與宗教是同一的，而且還給予宗教的歷史作用及其代表人物以極高的評價。斯蒂芬·霍金則說：「科學能夠預言，宇宙必須有一個開端，但是它不能夠預言宇宙應如何啟始的：正因為如此，人們必須求助於上帝。」（《霍金講演錄》，P66，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他甚至不無困惑地一再慨嘆：「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過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麼東西將生命之火賦予這些方程，使之產生一個受它們制約的宇宙呢？……為何宇宙必須存在？我對此沒有答案。」（同上，P72）「或者它需要一個造物主？若是這樣，它還有其他的宇宙效應嗎？又是誰創造了造物主？」（《時間簡史》，P156，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霍金當然不是神創論者，卻似乎並未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我在《科學有禁區》一文中曾隨手舉過這樣一個例子：

1981年梵蒂岡召開宇宙會議，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內的科學家受到教皇的召見，霍金說：「他告訴我們，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後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於大爆炸本身是創生的時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務，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詢問那個時刻本身。」教皇竟然給科學家劃禁區，似乎是一件十分荒繆的事。

20年過去，為了突破這一禁令，宇宙學家們殫精竭慮，總算提出一個差強人意的「多宇宙」說，即我們的這個宇宙不過是許許多多個不同性質的宇宙中的一個（它們大多是不可能產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們宇宙創生之前，已經生生滅滅過無數個宇宙，其中也曾有過能夠產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們雖然滅絕了，卻留下了信息，我們的宇宙，正是根據這類信息創生的。這就意味著用信息將上帝排擠出宇宙創生說之外。然而，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將所有的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於其間那個「元宇宙」又是如何創生的？於是，被譽為我們時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學家之一的歐文·拉茲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認：「對這個問題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經驗科學的範圍：它要等待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的直覺。」（〔美〕歐文·拉茲洛：《微漪之塘》，P19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也就是說，無論科學怎樣地進步，總會撞上早就以逸待勞地恭候在那裡的教皇與上帝，他們只須用一個問題便可以將任何科學成果據為己有，那就是：你們所發現的那個信息又是誰創造出來的呢？

那麼，你還相信科學能戰勝神創論嗎？

方舟子無法駁斥我的這一說法，便只好施展他慣用的詭辯術，說什麼：「對這種既無法驗證又簡單淺薄的傻問題，科學是不屑提，當然也就不去回答的。」（方舟子：《「科學」與「禁區」的糊塗帳》，《科學時報》，2002.11.3）

傻問題？笑話！這不但不是什麼傻問題，而且是人類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即「人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終極關懷問題，它不僅是科學、宗教和哲學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且是人類全部智慧的精華和一切思維與探索活動的根本動力之所在。儘管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卻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此。

宗教與科學或神創論與自然生成論的同一性也正在於此。

不妨再換個角度來看：面對我們的宇宙遲早會毀滅這一命題，許多科學家都在殫精竭慮地設想：如何根據物理定律用科學技術去控制和改造宇宙。如果，他們的設想真的實現了，那麼，生活在未來的某個人工星系或星球上的人工智慧生命，會相信他們是自然生成的嗎？如果他們將創造他們和他們那個世界的我們視之為神，並堅持他們和他們所生存的那個世界是神創的，又有什麼不對嗎？反過來，我們和我們生存於斯的宇宙，又怎見得不是某種更高級的智能生命或神的創造物呢？問題不在於這個問題是否會有答案，而在於：正是這一終極問題，導致了科學與宗教關於是否存在造物主和造物主是什麼的無休止的爭執，並且，正是這一無休止的爭執相反相成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明乎此，還能將神創論視為科學的死敵嗎？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辯證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且使對立互為中介。」（《自然辯證法·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P535，人民出版社，1971）

當然，這只是站在哲學和辯證法高度來說的，並不排斥日常和世俗生活中二者非此即彼的鬥爭。也正如恩格斯所說：「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自然，對於日常應用，對於科學的小買賣，形而上學的範疇仍然是有效的。」（同上引，P535～536）

換言之，站在科學或科普的立場，與世俗的神創論劃清界限，展開鬥爭是完全應該和必要的，但絕不能將神創論視為科學的死敵、判斷是否是真理的絕對標準和必欲置人於死地的殺手鐧。

這也正是只會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的小買賣」的方舟子輩所無法理解，也永遠不會承認的。

基督教

反基督教，是方舟子的又一殺手鐧和真理標準。從方舟子對於基督教的極端仇視和不遺餘力地攻擊來看，他不但不懂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根本不懂基督教。別看他引經據典，似乎言之鑿鑿，其實全都是斷章取義，吹毛求疵，糊弄和嚇唬大眾實用主義詭辯。

眾所周知，基督教和科學是西方世界的兩大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於基督教與科學一樣，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的一統天下，而是一個豐富多彩、並且能與時俱進的多元世界。或者說，基督教並非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一條容納百川的歷史長河，是非功過糾纏在一起，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而既不懂辯證法也不了解基督教歷史的方舟子，卻把它當作一個統一而又一成不變的事物來攻擊。例如，他從《聖經》中所引來證明耶和華是「殺入魔王」的「慘無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詛咒的教義」，其實主要摘自《舊約聖經》，而《舊約聖經》則繼承自猶太教經典。猶太民族曾在其始祖亞伯拉罕的領導下，以「暫居人」的身份生活在法老統治下的埃及，後來不堪壓迫，便在摩西的率領下逃出埃及，並在沙漠中到處遊盪了40多年。最後，終於征服了伽南在巴勒斯坦定居下來，逐步進入文明社會，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出現了所羅門王朝的黃金時代。所羅門死後，巴勒斯坦便一分為二，形成猶太與以色列的南北對立和內戰，從而又招來埃及、亞述、巴比倫的先後入侵，並最終被巴比倫王將耶路撒冷夷為平地，將全城人擄至巴比倫為奴。而後，又先後淪為波斯、希臘、馬其頓、羅馬的屬地，猶太人的國家建了亡，亡了建；猶太民族的聖地和象徵耶路撒冷，同樣是毀了建，建了毀……致使猶太民族經常處於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悲慘境地，正是在這種悲慘的歷史背景下，湧現出大批「先知」，他們打著耶和華的旗號，以先知、預言家或報喪人的身份，從各個角度抨擊時弊，抒發憤懣，描述希望，創建律法，喚起民眾，重樹社會共同的意識形態，鼓吹彌賽亞降臨，領導猶太民族復國，毀滅邪惡、伸張正義。具有強烈的反民族壓迫和社會壓迫的傾向。

也就是說，猶太教經典不僅是許多古代神話和傳說的彙集，還是猶太民族的艱難歷程、生存智慧、奮鬥精神、鬥爭策略與悲憤心態的彙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數千年的時間跨度內、不同時期的著作或言論的彙集。它不像《可蘭經》或或佛經那樣，是建立在一位教主的思想言論基礎之上的宗教經典，而是無數教主或先知的集體創作，與其將它視為一部經書，莫如將它視為一部猶太民族的精神和歷史的啟示錄。

基督教和《舊約聖經》正是這一歷史背景的產物。《舊約聖經》中的那些所佔比重甚微卻充滿血腥氣味，看似慘無人道的律法和教義，也正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充滿悲憤之情和堅決抗爭之心的反映，怎麼能不加分析地用來給基督教定性呢？這樣做，簡直就像有人指著方舟子兒時光著屁股淘氣的特寫鏡頭指證方舟子一貫品行不端一樣的荒唐。

更何況，打動並征服歐洲人的主要是《舊約聖經》的修正本《新約聖經》，而《新約聖經》則是基督教從亞洲傳入歐洲的過程中，擺脫狹隘的民族局限性，放棄以暴易暴的傳統鬥爭方式，力圖爭取和團結歐洲的被壓迫階層，以非暴力方式共同與羅馬統治者抗爭的產物。在這一轉變中起關鍵作用的使徒保羅，就明確宣稱：「人得救，並不是靠尊守《律法》，乃是信耶穌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這不僅說明《聖經新約》與《舊約聖經》的基調顯然不同（它雖然也常引舊約書的話，但正如《新約全書·目錄》(南京，1985)所說的那樣：不過是「或申明上文，或證實句中的本意，或彰顯古時的豫言已得應驗」而已）；而且也正是基督教與時俱進的絕好證明。怎能不作任何分析，斷章取義、吹毛求疵地從《聖經》中摘出幾段話，就判基督教死刑呢？這難道就是方舟子「經過嚴格訓練」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嗎？

當然，方舟子還可以曆數基督教在中世紀所犯下的種種令人髮指的罪行，來證明他的「大毒瘤」說。那麼，科學呢？兩次世界大戰及形形色色的殺人工具，不都是科學發明的產物嗎？以此來證明科學同樣是個「大毒瘤」不也說得通嗎？方舟子輩當然會反駁（並且早就反駁了）：那不過是政治和技術的罪過，「科學是認識自然的工具，卻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後者是技術的範疇，責任也應該由技術自己承擔」（方舟子：《也說「科學主義」》，《中華讀書報》，2000年7月26日）。那麼，這等推卸責任的詭辯是否同樣也可以適用於基督教呢？例如：宗教是傳播信仰的工具，不是控制、改造社會的工具，後者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範疇，責任也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不也言之成理嗎？事實上，基督教與科學一樣，都不存在絕對的自由，誰都無法避免被政治操縱的命運，對人類所犯下的罪行也都無不與政治有關。

不懂基督教的歷史，自然也就不知道以實證為主要特徵的近現代科學，不僅產生於中世紀的修道院，而且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正如唐逸先生所說：「希臘人相信理性是人類的尺度和真理的源泉，可以從理性原則推導出知識體系，沒有必要進行實驗的檢驗。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真理的源泉，上帝創造了人類去管理世界，而世界有著內在的理性規律，需要一點一滴地認識和驗證。所以基督教文化更適於產生實驗科學。」（沉睡：《後現代與上帝已死——唐逸先生訪談錄》，《東方文化》，2001年第2期）。

基督教與科學的這種辯證同一的關係，自然是只知道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的方舟子，所不願承認和無法理解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將佔了世界人口近1/4（據198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統計），極其複雜而又豐富多彩的基督教世界，看成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一統天下，既不承認基督教內部進步與保守、理性與非理性的鬥爭，又不承認基督教與時俱進的變化和進步，無視基督教（特別是其上層）對於科學發展的重視與關注，全然否定基督教與科學相反相成的互動關係。

可見，方舟子及其追隨者對於基督教的否定，與「文革」時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水平並無二致。他們不僅僅是無知，還利令智昏地充滿偏見。而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

儘管，古今中外的造反派或小販也有三六九等，剝開來看，卻原都是一副德性。即或混上個洋博士什麼的，終歸還是要原形畢露的。

實證主義

實證主義，是方舟子輩又一殺手鐧和真理標準。按照他們的邏輯，實證＝科學＝真理，不能實證＝偽科學＝胡說。因此，「不許胡說」，便成為亦步亦趨地跟在方舟子屁股後邊狐假虎威的趙南元教授的一句「名言」，在他那裡，這一邏輯更加簡化了，乾脆成了實證即真理，其他皆胡說。自詡「科學、人文兩棲」的方舟子，自然比趙教授要高明些，不但不像趙教授那樣到處授人以柄，而且還會篡改愛因斯坦的語錄，說什麼「沒有人文的科學是跛腳的，沒有科學的人文是盲目的」，表現出一副十分「辯證」的樣子。可是，如果我們按照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麼和實際上是怎樣一個人。」（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579，人民出版社，1972）便不難透過他的那些雄辯看出他的原形。

例如，方舟子在駁斥盧風教授時斷言：「今天如果有哲學界再對生物學家指手劃腳，已無市場。」並將中國的哲學家說成是「什麼問題都敢扯，什麼話都敢掰，靠三寸不爛之舌，蒙倒一個算一個」的江湖騙子，說中國的哲學是「能對什麼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抹一把」的「萬金油」。（方舟子：《哲學家也不能胡說科學》，新語絲2002.11.14）無論從文章的標題或內容看，都是將中國的哲學視為胡說，將中國的哲學家視為江湖騙子。在《科學是什麼？》一文中，他又斷言：「要把我們的祖宗在人類的蒙昧時代所冥想出來的一套哲學加一件科學的保護套，也不用花費太多的苦心，畢竟，已有不少中國的科學官僚在為它們撐腰。」（方舟子：《科學是什麼？》，【新語絲電子文庫】，1995.5.16）瞧，連中國的傳統哲學竟也全都成了胡說。何以然？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哲學家無論古今皆不懂科學，不像方舟子在國外見過的一些哲學家、倫理學家那樣「或者本來就是搞生物醫學出身，或者認真學習過基因工程」。一句話，不是生物學家或科學家，便沒有發言權，一發言便是必定胡說。

不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然而，由於哲學與科學的使命不同，所以哲學家的調查研究也就與科學家有所不同。如果說科學的使命主要是通過經驗與知識的積累，去認識和改造世界；那麼，哲學的使命則是通過理論和智慧的升華，來把握事物間的關係和對它們的價值作出判斷。或者說，科學所提供的是實際應用的技術和知識，而哲學所提供的則是價值判斷的能力和智慧。因此，科學家的調查研究，往往就是將生動活潑的世界當作屍體去加以解剖和研究；而哲學家的調查研究則是將一切事物聯繫起來，作為一個鮮活的整體進行類比和判斷。形象地說，哲學家的「調查研究」就是「貨比三家」，就像食客無需精通烹飪學、營養學、經濟學、美學……便可以根據「貨比三家」的原則對各類飯館的優劣、品位、特色、價位……作出正確判斷一樣。更確切地說，哲學的方法是與科學的分析、實證方法相對應的一種綜合、推理方法，所以，哲學家無需（也不可能）成為所有學科的內行之後才具有發言權。方舟子輩不懂得科學與哲學的使命的不同，分不清經驗知識與理論智慧的區別，將實證等同真理，並據此對於哲學和哲學家進行蔑視、斥責和嘲諷，恰恰暴露了他們對於哲學的十足無知。這才真真是無知者無畏。

古爾德在《自達爾文以來——自然沉思錄》的後記中說：「達爾文的觀點是多元論的和廣容性的——這是面對複雜世界唯一合理的態度。他當然承認自然選擇的絕對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並不否認其他因素的影響（羅馬尼斯）。」（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P299～300，北京，三聯書店，1997）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古爾德和達爾文一樣都是深諳辯證法的大師，從來沒有將進化論或自然選擇理論視為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方舟子大約不會沒有讀過此書的後記，十有八九是根本沒有讀懂，所以才在實證主義觀念的支配下，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理論當成絕對真理來加以捍衛，非此即彼地將它們作為劃分科學與偽科學、真理與謬論的界限，甚至黨同伐異地將它們用作置人於死地的殺手鐧。

可見，自稱是生物化學家和進化論專家的方舟子，所懂得的也只不過是生物化學和進化論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精華和靈魂。不過是只會做點非此即彼的「科學小買賣」的科學小販耳。

小 結

方舟子總是以和科學家自居，其實根本不配。就像一個剛剛入伍放過幾次槍便退伍的人，根本不配稱戰士一樣。也正因為他對真正的科學生涯缺乏深切的體會，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什麼才是真正的科學和科學家，充其量，他也只是個「半瓶子醋」的三流專家而已，居然還要張牙舞爪地到處招搖，活脫一副淺薄張狂的市井小販相。之所以囂張一時，無非是時勢造英雄，加之痞子氣十足地販了些洋貨，迎合了某些小市民迷信權威和崇洋媚外的心理罷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要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不懂得辯證法，知識再多，再善辯，也只能是個做點「科學小買賣」的小販。可奈何？

2002年12月29日初稿

2003年4月9日改定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 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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