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回庚子賠款的功臣,殘忍地揭開晚清中國的假面

05-27

作者|何書彬，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家，原《看歷史》雜誌記者，現廈門「故事島」工作室主編。本文為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謝絕轉載。

1906年3月6日，在白宮，時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迎來了一位自中國歸來的拜訪者——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

當時，對歐美人而言，明恩溥是一個極為出色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向羅斯福報告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他提出了一個建議，即美國應退還部分庚款，將之用做中國新式教育的發展經費，以及為中國學生提供留美津貼。

毫無疑問，這個建議讓羅斯福甚為贊同。當天，羅斯福不僅將明恩溥及他的同行者留下用餐，之後，又就如何制定退還庚款的方案，和明恩溥一直探討到深夜。

庚款，即《辛丑條約》所定的賠款。其中，美國所獲為2400多萬美元。

在明恩溥這次拜訪過去兩年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羅斯福關於退還庚款的咨文。隨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發表聲明，將把美國所獲庚款的約半數，即1160餘萬美元退還給中國，作為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之用，並在北京開辦游美學務處（相當於清華的前身），作為庚款留美事務的專設機構。

一個「中國通」

在美國退還庚款的過程中，還有數位參與者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海約翰、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以及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等。與他們相比，明恩溥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是以社會力量代表的身份，而成為了推動美國退還庚款的關鍵人物之一。

1845年，明恩溥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維郎城。1870年，他從安多弗協和神學院畢業。1872年，他受美國公理會派遣，成為一名來華傳教士。

按照公理會的安排，明恩溥來華初期的任務為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在天津做一名實習傳教士。不過，他顯然是在一個不恰當的時機來到天津的，因為當時天津教案的風波尚未平息。之前，因「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等謠言的風傳，天津發生民變，眾多天津市民打死了法國領事豐大業，又沖入法國教堂，打死神父，修女，洋商及其眷屬等20人。事件發生後，曾國藩抵津辦案，在清廷頑固派和法國的夾擊中，曾國藩動輒得咎。最終，天津教案以流放失職官員、處死人犯和賠款結案，曾國藩的一世清譽也因此毀於一旦。教案之前，他是中興名臣，而在教案之後，他成了舉國唾罵的「漢奸」、「賣國賊」，且他自己也大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感。就在明恩溥抵津的那一年，曾國藩於鬱鬱寡歡中去世，而在曾國藩的身後，朝野上下對傳教士的仇恨繼續暗涌、升級。

在天津，明恩溥根本無法打開局面，他轉而認為，應該離開天津，前往中國的內地鄉村開闢新的傳教區，而且，他還認為，比起留在天津這樣的口岸城市，前往內地鄉村他才可以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在那裡，他可以住在鄉民中間，說他們的方言，並和地方官員、平民以及流浪者等各階層廣泛接觸。

這是後來他成為一名「中國通」的起點，但在一開始，他的數次鄉村之行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1877年春，一場罕見的旱災襲擊了華北，到了秋季，黃河改道又帶來洪水泛濫。水旱夾擊之下，山東等省遍地饑民。在明恩溥所著的《中國人的氣質》一書里，他記錄了這一場「丁戊奇荒」：「地面上一片荒蕪，數以千計的村莊毀於洪水，在水災中幸免於難的人們在大地上四處流浪、無家可歸，沒有任何希望。」

當時，明恩溥作為一名賑災者來到山東。在重災區恩縣（今分屬平原、夏津和武城三縣）一帶，他向分散在115個村莊中的四千多戶災民發放了約12000元（銀元）賑災款。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災民所表現出來的不可思議的忍耐力讓他很迷惑。他問一些災民，整個華北都已陷入災荒，四處流浪也很難獲得食物，為什麼不肯團結起來向地方政府要求援助呢？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這樣兩個字：「不敢。」有時是四個字：「不敢。不敢。」

對此，明恩溥只能感嘆：「中國人不接受這樣的做法，原因可能有兩個。他們是一個最講求實際的民族，依靠某種本能，他們意識到這類計劃是徒勞無益的，因此，他們幾乎不可能去實施那種必不可少的聯合。」

災荒過後，明恩溥也在恩縣龐庄建立了傳教點。在一年的時間裡，有一百五十多人入教。明恩溥欣喜地在總結報告中寫道：「災荒結束之後，事情變得很明顯，我們進入了一個傳教的嶄新時代，許多反對外國的偏見消失了。」

也是在這個時候，明恩溥成為了上海《字林西報》駐山東通訊員。並發表了大量的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文章。

1890年，這些文章彙編為《中國人的氣質》一書，在上海出版。兩年後，又在英國出版，此後還陸續在歐美以及日本等國出版了十幾個版本。

這本書讓明恩溥聲名鵲起，成為一名極受歐美政界、報界關注的「中國通」。當他以一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回到美國，他的建議自然也極受白宮的重視。

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畫像」

通過《中國人的氣質》一書，明恩溥為當時的中國人「畫像」。

在這本書里，當時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具有如下特點：好面子、生活節儉、勤勞、講究禮節、不守時、不講求精確、說話拐彎抹角、頭腦混沌、神經麻木、排外、缺乏公共精神、保守、忍耐力極強、知足常樂、孝順、仁慈、缺乏同情心、喜歡猜疑以及缺乏誠信等。

應當說，明恩溥所描繪的這副當時中國人的典型「畫像」，既細緻、形象，又充滿了複雜性。有些甚至顯得自相矛盾，比如，一個人可以既仁慈又缺乏同情心。

對此，明恩溥的做法是，他在闡述每個特點的時候，都結合了相應的例子。

比如，富人、窮人都認為行善可積德。為此，有些富人會在災荒發生時設立粥棚，而那些財力一般甚至匱乏之人，也會在臘八那一天，「最為慷慨地向每一個來者施捨那種最廉價、最低質的稀粥，從日出到日落，連續堅持十二個小時。」

又比如，同樣還是這些曾經行善之人，在他們面對耳聾或目盲之人時，卻常常加以嘲笑。或者，如果一個人不幸脫髮，那麼他就會常常聽到這樣的話：「十禿九詐，剩下一個不是啞巴就也是詐。」又或者，人們往往會當著一個有著智力缺陷的孩子，「說他缺心眼兒。」

明恩溥尤其不能理解鬧婚習俗，在他看來，這簡直是「中國人缺乏同情心最為典型的例子」。因為，「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輕，她們總是非常膽怯，突然被一大群陌生人包圍。各地風俗差異很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沒人在乎這個眾目睽睽之下的可憐孩子的感受……當新娘下轎走進婆家時，她就像一匹剛買回來的馬一樣，成了眾人品頭論足的對象。她此時內心的感受是不難想像的。」

換言之，在明恩溥看來，當時的中國人平時得不到尊重，既缺乏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

隨著《中國人的氣質》一書在歐美各國的風行，明恩溥為當時中國人作做的「畫像」，也就成了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標準像」。

此前，西方學者對中國人形象的描述一直在兩極之間搖擺。

比如，伏爾泰曾不遺餘力地讚美中國、中國人：「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麼奧義……他謙虛地探索，讓人不要迷失於世界，讓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說話，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又如，萊布尼茨甚至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喪、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實踐和目的。」

比如，孟德斯鳩卻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又如，黑格爾認為，在專制帝制下的中國，只有一個人擁有自由，那就是皇帝。他高高在上，其他人只能選擇暴政面前的人人平等。絕對的奴役帶來了普遍的奴性，使得當時的中國人沒有尊嚴，只有自卑自賤；沒有進取抗爭精神，只有軟弱服從；沒有誠信, 只有相互欺詐。再如，到了晚清，當馬戛爾尼使團從中國歸來後，隨團的科學家丁維提更是毫不客氣地說，伏爾泰那些啟蒙思想家欺騙了他，因為他們「是根據孔子的說法向我們介紹中國人的，他們介紹的是理論上的中國人，而不是事實上的中國人。」

這些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截然相反的對中國人特徵的描述，也一直讓西方人在想要把握中國人的性格特點時，常常感到無所適從。

當明恩溥畫出了「標準像」，也就為西方人解決了這個難題。正因為如此，在清末，《中國人的氣質》一書成為西方來華者的必讀書目。

一場「國民性」大討論

但是，讓明恩溥意料不到的是，他這本寫給西方社會的書，卻在中國引起了一場「國民性」大討論。

其餘波，甚至可以說到現在尚未止息。

1921年12月起，魯迅在《晨報副刊》上連載了《阿Q正傳》。在魯迅的筆下，阿Q自欺欺人、欺軟怕硬、麻木健忘、自賤又自大、怯懦又殘忍、愚昧而充滿奴性。一個關於「國民性」的典型文學形象就此產生。

這個阿Q畫像的源頭在哪裡？當時即有人注意到，《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所描述的當時中國人的種種特點，可謂是阿Q形象的藍本。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看過了明恩溥這本書的日譯本，而且，魯迅在思考「國民性」問題時，也一再提到這本書。

比如，魯迅曾這樣寫道，他希望儘可能多的中國人「看了這些（明恩溥對中國人特點的描述），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和明恩溥相比，魯迅的筆鋒可以說是更加犀利。

如果說，在明恩溥的筆下，他對當時中國人的性格缺陷還盡量表現出同情和理解；那麼可以說，在魯迅那裡，他要像揮舞手術刀一樣，把那些性格缺陷赤裸裸，乃至血淋淋地剖析出來。這是因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旗手，魯迅急切地希望通過批判「國民性」，來改造「國民性」。

為什麼先秦之時的中國人，那麼果敢、蓬勃、充滿生命的活力？為什麼到了清末，他們成了一個個的阿Q？

當魯迅在不斷發問時，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旗手胡適也在發問。

在對「國民性」之特點的剖析方面，胡適與魯迅並無二致。但是，當他們尋找「國民性」的形成原因以及相應的解決辦法時，他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在魯迅看來，導致「國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舊文化，因此，必須進行思想革命，造就一代新青年，「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在胡適看來，導致「國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舊制度。因此，清廷以民智未開為由不肯立憲，袁世凱又以同樣的理由恢復帝制，都是專制之餘毒仍不肯退場，仍要荼毒民眾。基於這樣的看法，無論是在北洋時代，還是在國民政府時代，胡適都一直在大聲疾呼要實行立憲政治。他以他的留美經驗舉例，「那些嚼淡巴菰帶外國腔調的美國選民，他們何嘗讀過什麼《政治學概論》或什麼《公民須知》？他們只不過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里，受了制度的訓練，自然得著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裡讀報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的多。」對蔣介石遲遲不肯行憲，胡適批評得毫不客氣。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中，胡適寫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

當魯迅、胡適等人發起「國民性」大討論的時候，明恩溥早已離開了山東龐庄。晚年的他居住在距離北京市區很近的通州，把主要精力用以神學方面的寫作。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爆發時，明恩溥已因退休而返回了美國。

1932年，明恩溥在美國去世。美國國務院致電弔唁，表彰他曾提出了退還庚款興辦新學等許多有力的意見。

這一年，清華已誕生二十餘年，而且，其成績有目共睹，早已執中國高校之牛耳。

胡適在19歲時考取了游美學務處組織的第二期庚款留學。留美歸來後，他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人物。

1919年6月，52歲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場題為《今日青年之弱點》的演講，以長者身份，針對青年人的短處做了幾點告誡。當這位古文經學大師演講完畢，28歲的歸國博士胡適登上了演講台，他並沒有顧及這位舊學泰斗的情面，而是在一開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說的「都是消極的忠告，我現在且從積極的方面提出幾個觀念」。話雖婉轉，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極為明白。在演講的結尾，胡適以一句荷馬史詩作結：「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請看吧，我們已經回來，世界從此不同！

參考文獻：

1.顧長聲（著），《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美]明恩溥（著），陳午晴/唐軍（譯），《中國鄉村生活》，中華書局，2006

3.[美]明恩溥（著），劉文飛/劉曉暘（譯），《中國人的氣質》，上海三聯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