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張愛玲是漢奸文人胡蘭成的幫凶？

梁文道：張愛玲是漢奸文人胡蘭成的幫凶？

日　期：2010-02-08 02:18:08　　　來　源：《我讀》

　　張愛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寫出了當時中國文壇所沒有的一種很特別的風格，難怪會受到那麼多人的追捧。在張愛玲的小說裡面，我們能夠看到她對一些物質細節的描寫，對物質生活的一種嚮往，對錢的在乎，對生活細節的享受，以及對娛樂的關懷。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們對小資產階級那種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這樣的小資情調，對於今天的一些人來說，一定會覺得很討厭。我們找出《小團圓》裡面幾句最刺激的話，大家就明白了，所謂的小資情調可以跟一個大敘事或一個大的愛國情懷對立到什麼程度。

　　比如講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書時正好遇到日軍進攻香港。當時宿舍亂成一團，「大家七張八嘴，只有九莉不做聲，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冰冷得像塊石頭，喜悅的浪潮一陣陣高漲上來，沖洗著岩石，也是不敢動，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軍打香港為什麼她還要高興呢？因為可能不用考試了。難道對一個小女孩來講，不考試要比日本人打不打過來還重要嗎？難道怕考試甚於怕日本人打過來嗎？日本人打過來，你卻高興，這不是很奇怪嗎？

　　後來她又希望這場戰事快點結束，再拖下去，瓦罐不離井上破，遲早圖書館中彈，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彈。她希望投降，希望駐港的英軍投降，怕日本兵繼續進攻，因為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殖民地送命嗎？然後她又說了：「當然，這是遁世，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國家主義是20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國家主義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從前在漢唐已經有過了的，這話人家聽著總是遮羞的話，在國際間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沒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講到這裡，你會覺得，原來張愛玲也覺得能打、肯打，比中國幾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過，她話鋒一轉，「沒命還講什麼，總要活著才這樣」，換句話說，這個女主角，她的關注點始終是放在現世存活上，而不是國家興亡的問題上。國家興亡，匹夫未必有責。

　　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小說里一個有點像漢奸文人模樣的人之雍說，哎呀，二次大戰要完了。九莉笑著低聲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遠打下去。之雍沉下臉來道，死這麼許多人，還要它永遠打下去？九莉輕聲笑道，我不過因為要跟你在一起。對她來講，戰爭促成了他倆在一起的這個環境。為了在一起，她願意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有點像《傾城之戀》，一個城的陷落，成就了兩人之間的戀情。

　　然後，她進一步解釋，她不覺得良心上過不去，她整個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戰內，大戰像是個固定的東西，頑山惡水構成了她的地平線，人都怕有巨變，她的願望又有什麼相干，那時候那樣著急，怕他們打起來，不也還是打起來了。文章彷彿是說如果她還能有選擇的話，她會選擇讓大家繼續打下去。這樣的態度，難怪有很多人批評她，說張愛玲，不只嫁了一個漢奸胡蘭成，而且還是一個漢奸文人的幫凶。但事實是不是真這樣，能不能這麼簡單來看呢？

　　張愛玲向來給人一個感覺，就是她有點偏離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傳統。不只她的文學的風格，而且還有她關注的課題，她毫不掩飾地表示，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傳統那種不是救亡就是啟蒙的宏大敘事，有意識地遠離，甚至是藐視。她曾經寫過一篇《五四遺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遠遠地笑話了一通。

　　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她更關心的是一些閨房中的事情，一些塵世生活。甚至可以把這些事情寫出一種很深沉的感覺來。很多人會覺得，張愛玲太自私了，在那樣一個大時代底下，大家都在憂國憂民，她怎麼可以這麼做呢？於是用一個很常見的歷史標籤貼上去。

　　有人說這本《小團圓》有爆料成分，裡面絕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來對應。例如有一位曾經寫文章稱讚過張愛玲的文壇老前輩，也在這本書出現了。什麼形象呢？原來這個叫「荀樺」的人曾經坐過牢，要靠小說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漢奸老公營救出來。

　　結果救出來之後，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車的時候又碰到這個人，這個荀樺趁著擁擠，忽然用膝蓋夾緊了她兩隻腿。九莉就說，她向來反對女人打人嘴巴子，因為引人注目，跡近招搖，尤其像這樣的熟人，總要稍微隔一會才側身坐著挪開。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她震了一震，從他膝蓋上嘗到坐老虎凳的滋味。這老虎凳是一種酷刑，而荀樺在獄中受過這個。然後她又寫，九莉擔憂的是到了站，他會一同下車，擺脫不了這個荀樺。她自己也不太認識路，不要被他發現了住址，幸而他只笑著點點頭，沒跟著下車。荀樺這麼做是在提醒她：「漢奸妻，人人可戲。」

　　我想今天有人在組織張愛玲作品的研討會時多少都有點這個意思，「漢奸妻，人人可戲」。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漢奸妻，我們就要搞搞你，死後也不放過你，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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