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法的關係決定了人治與法治的關係

人與法的關係決定了人治與法治的關係 

        一、人與法及其關係

    人，可以從生物、精神與文化等各個層面來定義，或是這些層面定義的結合。生物學上，人被分類為人科人屬人種，是一種高級動物。精神層面上，人被描述為能夠使用各種靈魂的概念，在宗教中這些靈魂被認為與神聖的力量或存在有關。文化人類學上，人被定義為能夠使用語言、具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與科技發展的生物，尤其是能夠建立團體與機構來達到互相支持與協助的目的。中國古代對人的定義是：有歷史典籍，能把歷史典籍當作鏡子以自省的動物。那些沒有歷史典籍的部族，雖有語言，能使用工具勞動，都能算野蠻動物，其邦族稱號在漢字中都從犬旁。

    人是自覺解放自我的生命體。人的基本屬性是自覺的自我解放，基本物質基礎自然生命下的生理系統與思維繫統。後者構成人的基本內在的矛盾，此一矛盾外在的運動的表現為自覺的自我的解放屬性。人的基本屬性即人性。

    人是「社會」的載體，是社會組成的最基本的「單元」。社會性是人性的發展，人性通過社會關係表現為社會性。社會性是個體人與其他人類個體結成的關係，同時社會性也反作用於個體的人格。  

       「法」字的來源，古代曾有神獸決獄的傳說：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部落聯盟生息在黃河流域。該部落聯盟首領舜委任皋陶為司法官。皋陶正直無私，執法公正，非常受人愛戴。他在處理案件時，若有疑難，就令人牽出一頭神獸，該神獸名廌，又名獬豸。《異物志》說：「東北荒中，有獸名獬，一角，性忠，見人斗，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漢代王充《論衡·是應》說：「鹿者，一角之羊也，情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此獸似羊非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說它同麒麟相像。它的頭上長著一支獨角，鋒利無比，故又俗稱獨角獸。獬豸有分別罪與非罪的本能，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見人爭鬥時，用它的一隻角向無理、有罪的一方觸去，是非曲直，立見分曉。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謂神明裁判，就是藉助於神的力量和方式來考驗考察當事人，以確定其人是非曲直，判定有罪或無罪的原始審判方式。神明裁判使訴訟裁決及其形式披上神聖的外衣，使人誠心信服。

       中文法字，在西周金文中寫作「灋」，與其它漢字一樣，是一個絕妙的意象豐富的象形文字。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灋，刑也。平之如水，故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灋由三部分組成：氵、廌、去。氵，平坦之如水，一說喻示法象水一樣平，是為公平、公正；一說將人犯置於水面凜去。廌（音zhi），神獸。《說文解字》說：「解廌，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從豸者。凡廌之屬，皆從廌。」《後漢書·輿服志》說：「獬豸神羊，能別曲直。」在這裡，廌為圖騰動物，一角之聖獸，代表正直、正義、公正，或說是正義之神（性直惡曲），具有審判功能、職能，能為人分清是非曲直、對錯，助獄為驗。去，「人相違也」。去即對不公正行為的懲罰。一說判決把人驅逐出去，從原來的部落、氏族中驅逐出去，於水上凜去（古代之流刑），或交由神明判決，由神獸「觸不直者去之。」

       由上可知，（1）法是一種判斷是非曲直、懲治邪惡的（行為）規範，是正義的、公平的。（2）法律是一種活動，是當人們相互間發生爭執無法解決時，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種審判活動；是當人們的行為不端、不公正時，由聖獸行使處罰的懲罰活動。（3）法律的產生、實施離不開廌這一聖獸，它是社會權威力量的代名詞，是社會強制力的代表，沒有聖獸作為切實保障機制，法律沒有神聖性，無法發揮出它的功能、威力。

       在古代文獻中，稱法為刑，法與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湯刑、周朝之呂刑，春秋戰國時期有刑書、刑鼎、竹刑。魏相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改刑為法。「刑，常也，法也。」「法，刑也。」這裡的刑，出於井田，含有模範、秩序之意。因此，以刑釋法，表明模範遵守法律（秩序）。刑，又指刑罰。《鹽鐵論》：「法者，刑罰也，所以禁暴止奸也。」

       古代中國法又往往與律通用，「律之與法，文雖有殊，其義不也。」（《唐律疏義》）據史籍記載，商鞅變法，改法為律。從此「律」字廣泛使用，其頻率高於法，中國古代法典大都稱為律，如秦律、漢律、魏律、晉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稱刑統，元朝稱典章。《說文解字》說：「律，均布也」。段玉裁註疏說：「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管子說：「律也，定分止爭也。」律原為音樂之音律，音樂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諧，否則雜亂無章。均布是古代調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製，長七尺。律後來引申為規則、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為規範所有人及其行為的準則，即規範天下千差萬別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趨於整齊劃一（統一、協調）。《史記?律書》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軌，壹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根本焉。」丘浚說：「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止，律以著法，所以裁判群情，斷定諸罪。」（《大學衍義補》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聯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時期的管仲，他說：「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又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滅六國，「法令由一統」，二世用趙高，早法令，「更為法律」。（始皇本記）後來漢代晁錯曾經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後漢書》有「皋陶造法律」等說法。但總的說來，「法」、「律」兩字是分開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是才被廣泛使用。

       除了上述幾字與法字有關外，古代作為社會規範的「禮」，也是法律，與法有一定的聯繫。當然，禮不是訴諸刑罰的。

      古代漢語中「法」的含義是複雜的多樣的，其中最為主要的意義是：（1）法象徵著公正、正直、普遍、統一，是一種規範、規則、常規、模範、秩序。（2）法具有公平的意義，是公平斷訟的標準和基礎。（3）法是刑，是懲罰性的，是以刑罰為後盾的。

       在西方語言中，LAW含有法、法律的語義的詞更為複雜。從語源來說，西方的「法」一詞都來自拉丁文。拉丁文的jus和lex，德文的recht和gesetz，法文的droit和loi，等等，其中jus、recht、droit均可翻譯為法，同時又有權利、正義、公平、或規律、規則等內涵。英語有law、norm、rule、act等詞，其中law有規則、規律雙重含義，加定冠詞又有不同含義，A law指單個法律，The law指整體法。總的來說，西方法的詞意的核心是正義（公平、公正），是正義的化身，其次是權利，再次是規則，人的權利之規則。法律既保護人們正當權利，同時也懲治人的不正當行為的。法律及其行使與暴力有關，但很顯然，暴力本身不是法，暴力必須受制於法。

      作為文化符號的語言，富有民族性。中外法的詞意的大異其趣，是不同的法律理念、精神、價值的體現，反映了中西民族精神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傳統。

      現代人將「法」當成二人以上直至大到國際、中到國家、小到單位和家庭組織與成員共同遵守的原則、準則、規則、規矩、規章、法規、法律、憲法、公約、憲章的制度，有獎懲之別。 

      人是萬物之靈，法是眾靈之志。人立法受法治，天經地義。法大於人與眾，是法的統治。人脫法是不守人道，人違法是背叛同志。人與法是相輔相成，人立法治己治他的關係。

         二、法治與人治爭議及其兩者關係 

   （聯合早報網專稿——薛之白整理）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依法治國」成為中國改革與制度建設的主旋律。然而近日，社科院學者房寧談論法治與人治的一席話，被指鼓吹人治、為人治辯護，在輿論中引發了巨大爭議。

    據官媒《環球時報》報道，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12月6日在環球時報年會上表示：「不能說法治比人治好，人治比法治壞。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聖化。」

    房寧在會上說，法治和人治的關係，就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範性的治理。房寧還說，根據列寧主義的觀點，如果沒有黨，人民就是一盤散沙，任人欺凌。有了黨以後中國人民才是人民，才能站起來。

        這番談話一經媒體傳播開來，立即在社交網路上引發熱議，雖然有為其觀點叫好者，但更多的聲音是質疑和批評。有網友表示，人治本來就是妖魔，根本用不著妖魔化。還有人稱，房寧偷換概念、邏輯混亂，這番談話的水平與其著名學者的身份不符。

   「法治」和「人治」的辨析與比較，一直是思想界、法律界關注的話題。房寧的觀點究竟是客觀還是偏頗？在當今中國社會，又該怎樣看待法治和人治呢？

   「妖魔化人治」在中國是偽問題

    事實上，在發表這番關於法治和人治的談話之前，身為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房寧，已多次因其政治觀點引發爭議。

    在談論蘇聯解體的教訓時，房寧曾說：「我們不能迷信改革」；在談論軍隊的屬性時，他曾說：「黨領導軍隊與軍隊屬於國家並不矛盾」；在談論政治體制時，他曾說：「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是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房寧還曾對薄熙來主政時的重慶模式表示過支持，認為唱紅歌「並不是意識形態宣示，而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建構」。

    香港《明報》曾以「中南海民主智囊的高論」為題對房寧的言論做過報道。有學者分析認為，房寧的特點是善於利用辯證法，他總能找到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來支持其觀點，看上去似乎說得沒什麼錯，但仔細推敲則站不住腳。

    對房寧的觀點，時評人曹林撰文表示，現在中國理論界有一種邪氣，用不存在的偽問題去否定實在的真問題，用庸俗的辯證法去混淆是非。曹林指出，包括民主、法治、自由等概念在內，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但是，倘若總是用「民主也有弊端」去否定民主的必要性，用「人治也有好處」去為人治招魂，這樣下去，一切問題的討論最終都會走向無恥的相對主義。

    在其新浪專欄中發表的《討論人治時別用偽問題掩蓋真問題》一文中，曹林指出，在中國討論法治和人治的關係，必須結合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房寧以「不能妖魔化人治」這個偽問題，掩蓋了中國「法治還遠遠不夠」這個真問題。在法治根基極其脆弱的環境中，談不要過度追求法治，這跟一個快餓死的人談營養過剩的風險有什麼區別？

    曹林最後總結道，人治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而法治傳統非常稀薄，這種環境下，再怎麼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也不為過，再怎麼反思人治弊端都不為過。討論中國問題需要有問題意識，缺什麼補什麼，而不能在臆想出的偽問題中逆改革潮流而行。

    「法治中的人」與「人治下的法」

    曹林對房寧觀點的批判更多立足於中國的現實情況，而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儲殷則站在一個學者的角度，指出了房寧的理論本身概念混淆之處。

    在《無需混淆「法治中的人」和「人治中的法」》一文中，儲殷指出，法治里固然有人的因素，但是法治並不因此等同於人治。房寧所謂的大的結構下還要靠人，其實並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下的人的主動性行為，它的本質是制度結構下的人的自發性與自主性。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法下的，而不是無視法律、凌駕法律甚至踐踏法律。

    儲殷同時也指出，人治里雖然也有法的因素，但是人治並不因此等同於法治。人治社會是法在人下的社會，這時候，法不再是理性的、中立的制度體系，而成為了立法者肆意妄為的工具。

    儲殷的上述觀點引申開來，涉及到了兩個常被人混淆的概念：法治與法制。在法學概念中，法制（rule by law）奉行的是法律工具主義，即把法律當作政府統治和管理的工具，只能算是「以法治國」；法治（rule of law）則體現法律至上、人人平等的理念，意味著政府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約，是真正的「依法治國」。

    對於人治和法治的辨析，儲殷在其文中指出，在人治社會中，法只不過是御民的工具，各種所謂「法治」，只是披著不同外衣的人治。雖然它與法治社會似乎同樣都是通過人來治理的，似乎同樣都必須依賴於人的主觀能動，但實質不同，法治社會是人在法下，而人治社會是人在法上。

    儲殷進一步指出，有些時候，聖君賢人的統治，確實比混亂的多數暴政要更有力、更有效，但這並不是說明人治比法治好，只不過是「趕上了好人的人治」比「矯借法治之名的人治」更好一些而已。

    中國文化與人治土壤

    人治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巨大的影響力，人治的思維在不少中國人的腦海中也是根深蒂固。在黨媒《學習時報》上發表的《只有法治才可真正達到「治」》一文中，作者張劍鋒指出，從中國歷史上來看，人治在大多數時期都是佔上風的。傳統上人們常常認為只要能找到「好人」，人治比法治要更靈活、更有效。人們尊崇明君聖主、清官廉吏，而對法治不感冒。儲殷也在其文中指出，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甚至知識分子，即便嘴上說著制度最重要，但骨子裡相信歸根結底還是人的事情，還是期待著聖君和賢人。

    中國的人治現象和人治思維有其特殊的文化根源。西方文化認為人有原罪，人性的弱點需要通過法律制度約束；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則強調人的自我完善和道德感化，主張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禮記·中庸》）。

    客觀地說，中國文化中的這種傳統思維有很多可取之處，對道德的教化與社會的穩定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案。但幾千年下來，其過於強調人的因素的弊端已然很嚴重，所見之處，穩定變為停滯、高尚淪為虛偽，更何況世易時移，現代政治和市場經濟已經對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儲殷在其文章中指出，人治的有效性是以人的有效性為前提的，越是熟人的社會、分工少的社會、流動性低的社會，人治的有效性就可能越高，但是越是陌生人的社會、越是分工細化、流動性高的社會，人治失靈的可能性就越大。世界變了，堯舜禹到了今天也玩不轉了。很多時候，法治是一個現代社會裡不得不為之的次優選擇，而且也是一個市場經濟中不得不為之的必要選擇。

    張劍鋒亦指出，當下的現實情況是，既無法保證選上好人、能人來當官，又難以有效提高每個官員的思想道德素質，換句話說，無法解決人的主觀參差不齊這一問題。那就要以社會的客觀來限制人的主觀，用法治代替人治。只有法治，才可真正達到「治」。

    法治進程不能開倒車

    當「民主」在中國大陸仍是一個充滿爭論的概念時，「法治」似乎已先行一步，成為政治領域和思想界大多數人的共識。十八屆四中全會，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憲法日的設立和司法體制改革的實施，也讓很多法律工作者感到鼓舞。然而，社科院學者房寧關於法治和人治的談話，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的法治進程尚未到一帆風順的境地。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指出，建設秩序良好的社會，應通過「強政府、法治、民主問責制」的順序來實現。一些學者認為，福山對上述三者的排序，與當今中國的改革進程似乎不謀而合。擁有強大政府的中國，如今正處於推進「依法治國」的時期，這第二步若能順利走完，則實現良性的民主政治並不遙遠。

    然而，福山的新理論又是充滿風險的，畢竟，在「強政府」的先決條件下，倘若「法治」或「民主」的進程出現逆轉或扭曲，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決不是給歷史剎個車那樣簡單。不講法治的強大政府，足以給歷史開一次大大的倒車，讓國家和民族重新跌進千年夢魘中。

    三、人與法的關係決定人治與法治的關係

    人是人及世界的主宰，人中好人治壞人，一靠德，二靠法。法是人的共同意志，人中官民均得遵守。人與法相互作用推進人與社會有序生存與發展。

    人治主靠民賦權伴以法施治，即官治。強調官德孝民為民奉獻，官正於民，官大於法、權大於法。人以法受法而治，稱為法治，公平正義。因而，人中官民均得接受法治。法下人中官是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主導、負責、模範，法下人中民是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主體主人，法大於人。人治與法治結合而行。這是人類治理普遍現象。中國歷史上曾取得過靠人中官的素質實行人治成功的輝煌。面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經濟物質成就和嚴峻的官腐現象這個實際和實情，全面推進法治是正確的重大政治抉擇和決斷。

    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人治和法治。人與法相互作用決定了是以人治為主、法治為輔，還是法治為主、人治為輔。人的尤其官的素質高應人治為主、法治為輔，人的尤其官的素質低應法治為主、人治為輔。任何否定人治或法治的說法均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