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儒教崛起

大一統，最初是秦始皇的夢想，他在這件事上做出了很多卓越的貢獻，包括統一國土，建立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等。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也遭遇過失敗，比如，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秦始皇曾經試圖通過「焚書」的手段來實現這方面的一統，結果卻遭遇了徹徹底底的失敗。這使得他終究無法在有生之年將中華帝國的大一統徹底完成，同時，死後不久，帝國即分崩離析。

須知，最難一統的不是土地，也不是經濟制度，而是人心。

秦漢時期的大一統真正完成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除了繼承自秦始皇以來歷代皇帝的政治遺產之外，也做出了很多努力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中華帝國大一統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他解決了秦始皇未能解決的問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大一統。這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保障了中國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能夠相對的繁榮發展，也導致了中國在近代很長時間內都無法成功轉型。

如今，我們習慣將此事件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背後的隱情

後台君依稀記得，在中學裡學中國古代史的時候，按照課本的邏輯，漢武帝為了實現文化專制，採納了董仲舒在對策過程中提出的意見（史稱《天人三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並進行強制推行，使得儒學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之中，從而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近兩千年。

後來看書多了，發現這個事情裡頭有蹊蹺。

先看史書的記載，《史記》和《漢書》對此事的記載有出入。太史公在編寫《史記》的時候並沒有給董仲舒單獨列傳，而只是在《儒林列傳》中將之與其餘十數人作了合傳，且傳中也更偏重強調董氏的學識和人品，在政治上，沒有特別記載什麼了不起的作為，甚至都沒有提及《天人三策》，讀來給人以此人在政治上鬱郁不得志的印象。而到了後漢的班固撰寫《漢書》的時候，不僅全文刊錄了《天人三策》，更把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地位拔高到了極為罕見的程度，說董仲舒退休後，漢武帝每遇大事，仍然要專程派人去請教董仲舒的意見，儼然就是一副「布衣宰相」的形象。

後台君竊以為，兩相比較，《史記》的說法可信度更高。原因有這麼幾個。第一，司馬遷寫《史記》是在漢武帝當朝，作為同代人，加之同朝為臣，他對董仲舒的了解應該遠甚後人，他的資料來源和他的記述自然更可信；第二，董仲舒本人雖以策論獲寵，但在政治發展上確實不順利，幾乎都在郡國為官，並沒有進入到漢武帝的小圈子「中朝」中去，這種情況下，很難在政治上有什麼大作為；第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漢武帝時期的實際施政情況不符。

對於第三點，可以詳細說說。如果「獨尊儒術」這一說法成立，那麼朝廷大臣應以儒生為主；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衛青、霍去病這類軍旅人士自非儒生出身；而像張湯、主父偃這樣喜好刑名、權術之人顯然應該歸類於法家；諍臣汲黯則尊崇黃老之術；公孫弘表面上是個儒生，但在政治上的手段也更接近法家作為；好不容易有個比較純正的董仲舒，漢武帝還不留在身邊任用。如此一來，環顧漢武一朝，根正苗紅的儒家人士極少。

好，再回頭看漢武帝本人。此人在位期間，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極盡折騰，背後體現出來的治國思想絕非是儒家提倡的治國安民、為政以德的大政方針，不少後人評價漢武帝期間的政策實際上是「內用法家、外示儒術」。

由此可見，說漢武帝明確頒布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論並不成立。

那麼，為什麼班固在《漢書》中會如此拔高董仲舒的地位呢？簡單的回答：這是通過「追溯」的方式來抬高儒家的地位。

在班固生活的時代，儒家學說確實已經成為了社會主流，之前那些曾經紅極一時的法家、黃老、縱橫家什麼的此時已經逐漸沒落了；加之班固本人出生在儒學世家，從小耳濡目染，浸淫其中，自然對儒學、儒家有天生的親近感。這導致這哥們在編寫前代歷史的時候，有一種天生的使命感，要把儒家的「身世」脈絡理清楚。在這個過程中，班固發現了儒家的崛起是始於漢武帝時代，然後又在董仲舒的策論中發現了尊崇孔子之道的建議，於是，就把他搬出來，大書特書，從而塑造了漢武帝、董仲舒這樣一對「明君名相」的人物組合，把儒家崛起的歷史事實跟名人品牌強強結合，打造了一個傳奇式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史故事。

班固這哥們若是活在現代，肯定是個品牌營銷高手。

順帶說句題外話，這種做法，班固不是中國歷史上獨一份。禪宗歷史上也發生過，具體故事可以參見胡適先生所寫的《禪學指歸》一書。

回歸正題。儘管「漢武帝聯手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故事更大程度上是個傳說，但在漢武時期儒家和儒教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儒教崛起」幕後的始作俑者並非漢武帝——他只是作為一個重要的推動者存在的——而是儒教本身。

儒學的脫穎而出

當今不少人有濃重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認為人類歷史都由少數幾個精英分子來主導的。作為對唯物主義史觀有深刻理解的後台君，對此論點自然不屑一顧。其實，再優秀的個體，在歷史洪潮來臨的時候，是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變歷史走向的。那些所謂的英雄，無非成就於時勢；那些所謂的名人，無非踩對了點，被歷史的大潮推到了社會的巔峰；而那些所謂的偉人，則頗具技巧性的利用了潮流，使其為己所用。

德國大文豪、諾貝爾獎獲得者托馬斯·曼曾經這麼評價納粹現象：「希特勒的出現並非偶然，他是一種真正正常的德國現象。反對許多德國人把納粹的出現當做一次歷史事故，真正的惡魔其實是在每個德國人的心裡。」希特勒確實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但前提是魔鬼已經佔領了很大一部分德國人的內心。

同樣，漢武帝或許有能力改變帝國的版圖，但和秦始皇一樣，他絕對沒有辦法憑藉一己之力改變中華社會的整體意識形態。事實上，他在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跟大禹在治理洪水中的角色差不多——取勢、疏導。「取勢」者，識別潮流、利用潮流；「疏導」者，利用潮流，加入自己的想法，從而讓潮流為己所用。

在後台君看來，漢武時代，儒教的崛起是一個逐漸開始明朗的勢頭。這一勢頭的根本驅動力在於儒教自己的學說特點和發展基礎，而漢武帝則是聰明的順應、推動並引導了這一趨勢的發展。

從百家爭鳴到儒家獨尊是一個「物競天擇」的過程。從戰國後期以來，各門學說都在不斷發展，但最終決定它們興衰的還是人類社會。每個學說都有各自的特點，而就是這些特點，決定了它們各自適合的歷史發展時期。

秦朝興起是靠法家思想。法家的長處在於運用權術和嚴刑峻法進行有效的控制型統治，按現在的話來說，能讓一個組織在短期內培養起很強的執行力。因此，法家特別適合戰國末年那樣的亂世。秦國用法家思想，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富國強兵，從而成功統一了天下。但法家思想好像一針興奮劑，可以短期內激發出組織的潛力，卻不利於組織的長治久安，可以奪天下卻不可守天下，這就導致了一直秉持法家來進行統治的秦朝僅僅二世就滅亡了。

劉邦奪取天下後，採取黃老之術治國，提倡無為之治。這對於民生凋敝的漢初時期是很合適的。天下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暴政、戰亂之後，非常需要一個喘息休養的機會——這就好像大病一場的人需要靜養休息一樣。事實證明，這種政策為漢初恢復生產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和條件，最終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

然而到了漢武帝時代，社會經濟已經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無為之治」的政策也逐漸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統治者的「無為」無意識地在社會倫理結構上留下了一大塊空地，任由戰國時代的各類學說自由競爭。

這種背景下，儒教逐漸從百家中脫穎而出。

原因很簡單，戰國百家各有所長，而儒家本身就是專門規範和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即基本的社會倫理問題的。這導致其和其他學說相比，有兩個最大的特點。

第一，簡單無門檻。儒學是一門紮根日常生活的學問，不玄奧。拿儒家經典《論語》來說，裡面記錄的都是孔子及其門生十分平常的言行，衍生出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這些言行、道理對普通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麼門檻，只要有心，都能學。

第二，世俗而實用。儒學主要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世俗，因而很實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就曾坦言，這輩子影響他最深的，並非其所專長的物理學，而是他中學時被父母逼迫背下來的《孟子》。畢竟，廣義相對論沒法教會楊教授如何為人處世，而孔孟之道可以。

除了上述兩個特點之外，儒學還特別重視「教育」。所謂教育，說白了就是把儒學的內容傳播出去，而且還把這種傳播行為「使命化」，讓每個儒生都會主動、積極的去推廣儒家學說。

一個接地氣的產品，加上全民營銷的策略，自然會造就現象級的效果。

反觀其他學說，在這方面都有先天性的不足。某些學說本質上是「帝王之學」——只對於當權者、統治階級才有價值，對於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來說沒有指導意義，這類的代表是法家；另有一些學說比較尊崇自然，相對消極，比如老子的學說，倡導「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壓根不屑於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太符合經濟發展後的社會需要。因此，在統治者不加干預的情況下，儒教自然能在這場競賽中壓過其他學說一頭，脫穎而出。

儒學自己做好了崛起前的鋪墊——民間的群眾基礎，而董仲舒上書漢武帝的策論則最終為儒教的官方化掃清了最後一道障礙。

統治的工具

對於漢武帝來說，民間盛行什麼並不是他最關心的，他最關心的，是如何能進一步鞏固和維護老劉家的統治基礎和社會秩序。

董仲舒在策論中闡述了自己對儒家學說的理解和引申，他提倡「大一統」，提倡「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這些內容讓漢武帝看到這一擁有良好民間基礎的學說具有更好為統治者服務的巨大潛力。

於是，這位聰明過人的皇帝決定扶持儒教，並在扶持的過程中對其進行一些改造，加入有利於專制極權的內容，使之更好的為自己和自己子孫的統治去服務。漢武帝推崇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的儒學，而是經漢武帝改造過的，為加強專制統治而量身定製的儒學。

漢武帝在儒教崛起這一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大禹治水中的大禹有些類似。儒教好比洪水，治理洪水的最好方法，不是堵塞，而是疏導。

由此，儒學本身的內生特點，加上漢武帝的扶持策略，客觀上造成了儒學一家獨大的局面——在後人看來，確實堪稱開創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場景。

在這裡順帶說一說基督教的崛起。在基督教崛起的過程中，同樣有一位皇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便是在西方被尊為「千古一帝」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稍加研究，可以發現，儘管在時空上有很大的差距，但基督教和儒教的崛起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皇帝的態度。君士坦丁大帝自己在生命的絕大部份時間內並非基督教徒（有說法說他在臨死之前接受了洗禮，但存有爭議），更有甚者，他還有諸多言行顯然是有悖於基督教義的。他和漢武帝是一樣的，僅僅把基督教作為「統治工具」來塑造，而不是真正作為個人的精神追求和最高價值觀。

其次是皇帝在這件事上所起的實際作用。君士坦丁大帝同樣未曾確立基督教「國教」的地位，但他卻通過各種政策扶持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迅速發展。首當其衝的是他在313年與當時帝國的另一位皇帝李錫尼聯合頒布的《米蘭敕令》，正式給予基督教合法的地位；而後他又通過免除賦稅、徭役等經濟政策扶持教會的發展。而漢武帝呢，儘管在位期間並沒有明確的頒布過「獨尊儒術」的政令，卻通過建立大學（官辦教育）、舉孝廉（儒家價值觀下的人才選拔辦法）等方式幫助儒教的壯大。

最後是這兩件事的深遠影響。儒教在意識形態上統領了東亞文化圈兩千年，是中華帝國的倫理基礎，更是構建了中華民族有別於其它種族的獨立民族意識——這是使得中原漢族雖在軍事上屢遭外族侵略和蹂躪，卻最終能夠通過文化同化對方的根本原因（「亡國不亡種」）。而基督教同樣毫不遜色，它維護了東羅馬帝國長達一千多年的統治，也為神聖羅馬帝國提供了倫理上的基礎，並最終演化為為歐美文明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

「羅馬人曾經三次統治世界：第一次以軍團，第二次以法律，最後則是以基督教。」

羅馬軍團早已不復存在了，但羅馬法和基督教仍然在影響著世界；同樣，霍去病的鐵騎也就湮沒在大漠風塵中，但儒教傳統卻深深滲入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血脈之中。

漢武帝一生中做了那麼多的事情，影響最深遠的，應該就是這件了。不過，即便漢武帝當時不選擇去扶持和推動儒教，遲早也會有別的皇帝來做這件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正是被歷史大潮推向巔峰的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