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問我什麼是八十年代

—— 「迪斯科女皇」張薔的回潮

張曉舟 昨天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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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陪林強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做節目，聽他把格物致知的「格物」，強行或者說故意解讀為「克制物質的慾望」。那麼請允許我也對「啟蒙」做一番望文生義的解構，將之強行解釋為「開啟荷爾蒙」，請允許我把這樣一個被精英知識分子壟斷的高大上辭彙，歪解得這麼屌絲，這麼low。

八十年代之於中國是一個啟蒙時代，但向來對八十年代的解讀，更多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精英俯視大眾，腦袋無視屁股。

中國，我的屁股丟了。

但正是到了八十年代，五千年的屁股坐穿了牢底，從地下十八層升騰而起。八十年代前期，在嚴打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雙重高潮中，北京警方印發的小冊子對迪斯科作出如下名詞解釋：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種墮落的資產階級舞蹈。

八十年代磁帶銷量之王張薔在2013年歲末，在嚴打三十周年之際，在新褲子樂隊的幫助下推出了一張唱片叫做《別問我什麼是迪斯科》，隆重紀念了「扭屁股舞」。

我暫時還沒有發現來自警方的對於霹靂舞的名詞解釋，迪斯科似乎遠比霹靂舞要觸動警方的眼球，主要原因也許就在於那個扭動的屁股。在當年，連腰部以上的「交誼舞」都曾一不留神就慘遭嚴打，儘管我都認識好幾個老太太，當年都跟周恩來跳過交誼舞——但官方內部可以組織交誼舞會，屁民組織舞會就得挨槍子兒——西安的馬燕秦就是這樣在1983年被斃掉的，她的罪名是在家組織舞會，並曾與一名舞伴「發生了男女關係」。即便是隨後幾年在神州大地雨後春筍般生長的所謂「黑燈舞會」，也主要以貼面為標誌，形式主要還是交誼舞，而不是迪斯科。

如同搖滾樂進入中國發生了變異，迪斯科也有其中國變種，其定義跟西方不盡相同，既山寨又坎普，迪斯科在官方那兒享有「扭屁股舞」的美名，而在音像販子那兒卻曾被喚作「西部交誼舞」。張薔當年有個《路燈下的小女孩》磁帶版要比現在的現場版拘謹得多，記得最搞笑的是張薔唱了一段之後，有個男聲插進來賤兮兮地宣布：這是西部交誼舞。

「西部交誼舞」vs「扭屁股舞」，迪斯科傳入中國後的定義之爭，官方將之妖魔化，民間則予以消毒，「西部」雖意味著狂野，但將其納入所謂交誼舞，則大有「友誼第一，舞蹈第二」之意，屁股便被悄然逐出友誼的聖殿，這是民間面對官方壓制所採取的的一種障眼術。荷爾蒙意味著性啟蒙，也意味著消費文化的開啟，而迪斯科比搖滾樂稍稍早了一點，引爆了一代中國青少年的荷爾蒙。

《荷東》、《猛士》磁帶，以及德國迪斯科班霸Boney M在中國影響巨大，但張薔還是遠不能被稱為中國的Donna Summer，因為她當時逮什麼唱什麼，什麼火就唱什麼，並無明確商業定位。那時候大家也不大知道什麼Boney M，只知道《巴比倫》，不知道Modern Talking，只知道《路燈下的小女孩》。不管是在草莓音樂節還是在張薔新專輯首發式，《路燈下的小女孩》都是壓軸金曲，全場80後90後搖頭晃腦聞之起舞，但這首歌更知名的版本來自《87狂熱》，來自深受《荷東》《猛士》影響的廣州土炮，來自另一個女歌手鄧潔儀（而《87狂熱》的男歌手劉鴻則演唱了後來被賈樟柯發揚光大的《站台》）。當時的編曲者和樂手大概並不知道什麼叫synth-pop什麼叫new wave——這些術語得等到打口一代崛起才開始傳播，並在後來貼到了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身上——八十年代的midi搞手和棚蟲，以可貴的「扒來主義」精神製造了中國流行音樂的奇蹟。《87狂熱》的作詞是廣州詩人黃蒲生，他將Modern Talking歌中的路易兄弟，轉換為在中國城市與縣城大街小巷四處遊盪的「路燈下的小女孩」——這是後文革年代的第一個鮮明而典型的青少年形象，感傷、迷惘、溫情，而又勵志，其情感力量甚至遠遠超過了Modern Talking的原版，中國八十年代啟蒙時代的現代性，通過「路燈下的小女孩」獲得了一種有力的「Modern Talking」。

最近越來越被妖魔化的「廣場大媽」之所以飽受抨擊，是因為他們「缺乏公德，在公共場合噪音擾民」，以及他們文革一代的身份。文革一代確實沒有「公共空間」的概念——因為他們也缺乏私人空間，公私不分——他們的公共空間就是廣場，而廣場對他們來說是個與生俱來的政治空間。在從前的政治空間，秧歌舞綢子舞所包裹的，是被主旋律文化不知不覺滲透和操控的政治肉身，即便」廣場舞「如今是他們重返青春的一種集體儀式，但因為其喚起的是「沒文化」的文革集體記憶，難免遭到來自年輕人的不合人情的鄙視。而「路燈下的小女孩」是廣場大媽的青春廢墟上崛起的第一代人，他們走上街頭，卻不再是政治遊行，而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或者更像是有家不歸的遊盪。他們佔領和命名了新的公共空間：單位食堂、學校操場、廢棄的工廠車間……都成為臨時的舞會場所。在ktv和夜總會興起之前，錄像廳和音像店同樣是嶄新的公共空間，它們聯手抵制、蠶食和消解著舊時代的廣場文化。

而這正是張薔們的意義。當今天80後90後們通過網路免費收聽張薔新專輯，他們大概想像不到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大街上有那麼多音像店，而張薔的正版盜版磁帶可以佔據整整一面牆。

這張由摩登天空老闆沈黎暉策劃、由新褲子樂隊量身訂造的張薔新唱片稱得上是中國流行音樂史的一個經典企劃，但這不僅僅是流行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復古式營銷，它同時也是啟蒙時代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retro），八十年代與現在，在未來的街頭重逢。然而他們的接頭暗號，並不是扭一扭屁股，而是在心臟和腦門上，貼上一些文化符號比如：少年維特，約翰克里斯朵夫，朦朧詩：

我們的愛是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們的心是約翰克里斯多夫

還有一首詩一首朦朧的詩

還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

在這首《我的八十年代》中，張薔尖聲高歌「浪漫的八十年代，自由的八十年代，青春的八十年代」，一路啦啦啦……而賈樟柯等老幫菜跟著瘋狂轉發。這張專輯似乎不只是《別問我什麼是迪斯科》，而是《別問我什麼是八十年代》，迪斯科只是通往八十年代的鑰匙之一，而朦朧詩是另一把鑰匙，這首歌借迪斯科也歌唱了文學，荷爾蒙和思想啟蒙儼然得以統一。

前幾天我在潘家園花三塊錢淘到一本品相完美的《世界抒情詩選》，裡面夾著兩頁正反面都寫滿的日記，還有一個「香水書籤」，以及一位女孩的黑白照片，那是1985年，那位女孩和張薔同齡，十八歲，但她卻不知在什麼時候失去了自己的抒情詩集——張薔的《我的八十年代》也是在祭奠同齡人失落的青春。

這位1985年的文學女青年日記上還印著馬克思和列寧語錄。而同一年，崔健和張薔分別參加了當時的歌唱比賽，並且都慘遭淘汰。搖滾教父曾是快男，和迪斯科女皇曾是超女，搖滾樂和流行歌曲，擁有同一個起點，崔健剛開始也跟張薔一樣只是翻唱。而朦朧詩和搖滾樂也是一對好基友，北島和崔健一起搞過生日派對——他們同一天生日。八十年代不存在所謂「跨界」，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文藝圈，也不存在後來涇渭分明壁壘森嚴的文化等級制。大家共享著相同而有限的文化資訊和資源，比如羅馬尼亞電影。生於七十年代的龐寬和彭磊惡補了八十年代文化的課，居然為張薔寫出《羅馬尼亞的女孩》這樣對如今的年輕人來說完全不知所云的歌——而它點燃的是老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提及了《多瑙河之波》、《神秘的黃玫瑰》、《沸騰的生活》等羅馬尼亞電影。

張薔在八十年代是否已經被譽為「迪斯科女皇」？至少我沒有印象，我只記得在有盒張薔磁帶上赫然印著一個傻乎乎的皇冠，以及「金曲女皇」四個大字。張薔是當之無愧的翻唱金曲女皇。中國流行音樂以張薔為界，似乎劃分了翻唱和原創的分水嶺。但是必須為牛逼的翻唱正名，拋開那個時代普遍的侵權問題，拋開急功近利趕活兒難免的良莠不齊，張薔的翻唱經常能幹掉原唱——尖，亮，嗲，騷，不事雕琢也談不上功底，就是一股衝天野勁，就像戰鬥機劃破八十年代北京的萬里藍天。她不入主流法眼，幾乎沒有上鏡機會，這反而激發了歌迷的想像（比如：一隻在大街上一蹦老高的性感小騷貓），張薔和那一代青少年，都充滿了壓抑已久的反彈力，完全不是那時候台灣流行音樂千百惠式的純情玉女形象所能拘束。路燈下的小女孩掀開了井蓋，混合著汗臭和香水，大街上滿是月朦朧鳥朦朧的荷爾蒙。

所謂「迪斯科女皇」的命名既源於一個閉塞時代的想像，也來自新時代重塑歷史以再造亞文化新潮流的需要。2008年張薔在北京開過演唱會，但那完全是一個中年人的懷舊趴，而如今與新褲子的合作，則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回潮」，「回潮」當然也包含了「復古」，卻不僅僅是復古，而是「回」與「潮」的合一，「回」是為了「潮」，懷舊和復古，指向的是現在進行時的新世代，是通過對舊時代亞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回收利用，再造新的潮流。深諳此道的新褲子與張薔一拍即合。

除了音樂之外，造型當然也不能含糊，張薔穿上特製的復古閃片裙（應該再來一條健美褲），並重新弄了一個1985年的爆炸頭（但是還差一個超大的耳環），在匡威黨vans族橫行的地盤，八十年代的艷俗反而成了另類——薔姐和費萊尼，倒也挺般配啊。

（張薔的Disco造型。圖片來自網路。）

不管是對張薔還是對新褲子來說，迪斯科其實只是他們音樂風格的某一部分，但也是他們唯一的交集。因此，張薔這頂「迪斯科女皇」的皇冠，其實更像是遲到二十多年後隆重補發的。楊坤前兩年也推出了一張懷舊迪斯科專輯，甚至也翻唱了《路燈下的小女孩》，但是對不起，沒啥反響，因為楊坤並不像張薔是一個八十年代經典符號，並且也不像張薔能夠穿上新時代的褲子，因此只是懷舊，而構不成回潮。

張薔何止是回潮，簡直是穿越。她翻唱了新褲子好幾首以迪斯科命名的歌，「我從鼓樓走到mao」，這樣的歌從兒子都已經二十好幾的張薔嘴裡唱出來簡直有一種午夜幽靈的氣場。而《手扶拖拉夫斯基》堪稱張薔對自己的顛覆，它挪用了老一代的蘇俄情結以及八十年代北京倒爺穿越中蘇鐵路的傳奇。有別於同時代另一支樂隊「麥田守望者」那種紅色氣球般輕飄飄的蘇聯革命浪漫主義情結，新褲子是對這些蘇俄情結進行戲謔和惡搞，這是消費主義對於革命記憶的恣意解構，是新的時代感性。而張薔來唱這首歌，這個八十年代中國流行文化和消費主義發軔時期的物質女郎，感覺就像是在揮舞一把二十一世紀的電動剃鬚刀，其魅力在於時代的錯位和穿越。

（張薔復出並發新專輯《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圖片來自網路。）

每個社會的轉型期，每個大時代的轉折關口，都伴隨著人類下半身的解放，不管是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拉格泰姆，還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動物舞（animal dances)，還是三十年代巴黎的探戈……更不用說七八十年代風靡全球的迪斯科。Modern在用來Talking之前，首先是用來dancing的。正如當年張薔是用拼音標註來唱英文歌的，迪斯科當年也被中國人叫做「踢死狗」，而著名的荷東勁歌《Shy Like An Angel》則活活被聽成「殺了你餵豬（或喂狗）」，可見八十年代迪斯科傳入中國時確實堪稱animal dances，或者說充滿獸性，動物兇猛。

在我少時的想像中，張薔是扭著屁股唱歌的，但現在才發現，即便是在唱迪斯科勁歌的時候，她的歌唱，也多少是與身體脫節的，她的下半身還是如此的溫良恭儉讓。八十年代對於五千年文明來說是石破天驚的，但對於蝦米陌陌時代來說，卻又老派得令人髮指。是歷史的一陣惱人的秋風，把張薔忽然刮到時代的前列，而她還沒有做好準備，就紅遍天下了，同樣還沒做好準備，就又被九十年代淡忘了。就像駕著手扶拖拉機一下闖進了凱賓斯基——所謂的現代性，往往是在知識分子尚未意識到、更沒來得及命名的時候，便悍然發生了。

張薔的回歸不僅僅具有音樂的意義——音樂美學上的價值也確實有限——而且還提供一個機會，讓不同年代的人們重新認識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中國，就像是一塊古老的沉重的石頭在跳舞，而張薔們，是在用口紅胡塗亂抹著天安門。

（責任編輯：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