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稹《估客樂》看唐後期商人的特點

2007-08-15    黎英    盧華語惠寄    點擊: 1712從元稹《估客樂》看唐後期商人的特點從元稹《估客樂》看唐後期商人的特點黎英一、元詩創作的現實基礎元稹和白居易，是唐代繼李、杜以後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們所處的時代，正是安史之亂後，王仙芝、黃巢起義前，約莫一百年間(755—860)的所謂中晚唐時期，這是中國封建統治內部分化、社會經濟變動極大的時代。元、白所處的元和、長慶時期，政治上，方面表現為擁兵割據的軍閥(藩鎮)和中央政權(朝廷)間的長期對抗。朝廷中，牛李「朋黨之爭」、宦官專權迭起；另一方面，從對外關係看，安史之亂雖平，外患卻沒有解決，回紇跋扈,吐蕃入侵，形成民族上不可調和的矛盾。經濟上，由於安史之亂的破壞，關、隴、河、湟一帶遭受極大破壞，全國經濟重心移向南方。均田制的破壞和兩稅制的推行，農民進一步破產，所以產生於這一時期的 「憫農」詩特別多。種種跡象表明，唐王朝己經開始走下坡路。但王朝的衰微，卻為商賈提供了發展的契機。商業發展更盛於前期。兩稅法的推行，農村廣泛與市場聯繫，造成農產品的商品化，這使商賈在社會經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地方割據勢力對商人的扶持與唐王朝一貫奉行的抑商政策相反，客觀上有利商賈的發展。這些都是詩人有目共睹的事實，故這一時期吟詠商賈的詩歌較多。那麼商賈們是如何經營、販運以致四方之財的呢？元稹的《估客樂》一詩作了最為形象的描繪。元詩秉承白居易所提倡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思想，能比較真實的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通過對元稹這首詩的分析，我們能看出唐後期商人的一些特點，這在唐詩中是不多見的。二、元詩所反映出的商人的特點元稹的《估客樂》一詩，我們可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分析：(由於原詩偏長，此處不作引錄。)一、從商人的發家史來看，商人是棄農經商開始的。詩云：「歸來村中賣，敲作金石聲」。既然是從市場上買了東西回到村子中賣，那他一定是從農村中去市場的農民。唐朝後期，農民生活困苦，詩人發出農不如商的感嘆。張籍《賈客樂》：「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為販寶翁」。農民不堪官府的重稅，走上經商之路。姚合《庄居野行》：「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吟詠的也是這樣的史實。所以農業人口經商，可以說是中晚唐商人的一大特點。農民經商，分棄農經商和亦農亦商兩種形式。除了元詩中提到的棄農經商的農人，其他文學作品中提到的亦農亦商的商人也不少。如參廖子《闕史》卷上趙江陰政事條記載：「時有楚州淮陽農者比庄，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可知莊田主在農事閑、年成好時也往往貨殖謀利，這兩段史料，前者在貞元間，後者當廠通初，故知中唐後農民亦農亦商也非罕見之事。二、商人到各地購運時，形成一種臨時性的商幫。詩云：「出門求夥伴，入戶辭父兄」、 「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火伴即夥伴，即結群而行的商販。本來商人到全國各地販運，都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張籍《賈客樂》中所謂：「金多眾中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所以唐代商業的經營方式，都是個體主義的，不可能出現歐洲中世紀商人行會式的集體經營，甚至連幾個人聯合經營也不容易形成[1]。但是販運要求「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炎州布火浣，蜀地錦織成」。總之，是必須「經營天下遍」，山南海北，無遠弗屆。如系個人獨來獨往，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商人整裝待發前，與同行結成臨時性的商幫，只有這樣，才能以團體力量共同抗拒猝發的禍害，以保障本身和商貿的安全。所謂「鉤鉅不敢下，下則牙齒橫"，就是人多勢眾的結果，單獨個人是辦不到的。崔融則明確指出這一點：「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暗鳴則彎弓，眶眥則挺劍，少有失意，且猶如此」[2]。其所以能動則彎弓挺劍，睚眥必報，就是由於他們是「結黨連群」的團體行動。這是中後期商人經營的又一特色。三、靠假冒偽劣產品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詩云：「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交關但交假，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亦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輸石打臂釧,糯米吹項瓔。歸來村中賣, 敲作金石聲。村中田舍娘，貴賤不敢爭。所費百錢本，己得十倍贏」。做生意，講求一個「誠」字，可昧了良心的奸商們，「賣假莫賣誠」成了他們尊奉的生意經。正是有了這樣的誓約，商人沒了「鄉里情",黃銅冒充金銀來打造鐲子，糯米吹做項珠，見識少的農婦，不敢與之爭貴賤，商人竟賺得成倍的利潤。靠賣假冒偽劣產品來發財財富，是奸商的不二法門之一，並非唐後期才有，韋應物《酒肆行》就描述了唐長安城的一個大酒家如何因制假賣假砸了自己的牌子。但令人吃驚的是唐後期竟如此的猖撅。首先, 當然是商人的利欲熏心使然。元詩開始就指到：「估客無住者，有利身即行」。商人東奔西跑，風餐露宿，無非追求一個「利」字，再加父兄的教導，夥伴的誓約，利字當頭，哪還有良心可言。再者，資本的短缺也是一個動因。農民正是由於瀕臨破產的情況下走上經商之路，囊中羞澀是肯定的，制假賣假是迅速致富的手段之一。最後，制假賣假的結果是：「顏色轉光凈，飲食亦甘馨。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并」。商人本利相生，利上轉利謂之蕃息。商人的事業蒸蒸日上，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受害的卻是百姓。唐後期這種現象是十分突出的。四、經營全國各地的名牌產品，積累起巨額財富。當商人積累起一定的財富，就不再願意從事小本經營，需要把生意做大。他們採取的手段是結成商幫，搜羅全國各地的珍奇物產來獲得高額利潤。詩中提到的商品令人眼花繚亂：滄海珠、荊衡玉、党項馬、吐蕃鸚、火浣布、蜀錦、越婢、奚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商人十分精明，對全各地的名牌產品了如指掌，不僅對這些東西的產地銘記在心，而且對產品的性能也如數家珍，要不怎麼知道「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那是一定會賣好價錢的。其次，商人由於要東到大海，西入吐蕃番族，北進沙漠之地，南至氣候炎熱的炎州。個人單獨經營是不現實的，也是十分危險的，故必須結成臨時性的商幫才行，前己述及。三是商人販賣的這些各地的奇珍異產，必然會為其帶來巨額財富，當然，客觀上也促進了市場的繁榮，加強了各地區的經濟聯繫，所以在唐後期出現「夜市」、「飛錢」和「櫃坊」等，商人功不可沒。五、與官府勾結，謀求政治經濟利益。商人勾結官府，這並非唐朝才有，早己存在過，也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官商勾結的現象，唐前期已很盛行，如高宗時的長安富商鄒風熾，因其巨富，常與朝廷顯貴遊樂，並能出入宮廷，在皇帝面前誇富，其勢之盛，可以想見。中唐以後，這種風氣就更為熾盛。元稹詩中寫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十常侍，即宦官，中唐以後，宦官執掌軍政大權，「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3]。正是由於宦官一手遮天，故長安大小商販均賄賂宦官，掛名神策軍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接受結賜，而在市肆從事販鬻。他們依仗宦官權勢，廣置資產，很少輸稅，還免除各種差役。不僅對宦官得賄賂，侯家與主第，即王侯、顯貴之家也必須一一點綴。這些聲勢宣赫的富商巨賈，不僅能與官府相結托，而達官權貴也往往樂至其門下，確如司馬遷所言：「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4]。由金錢開路。商人得到的好處是：「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勍。市卒醉肉臭，縣胥家舍成。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大商賄賂大官，小賈賄交小官，逃避賦役，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為弊頗深。由此可見，貪官和商賈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利益均沾，互為借重，共同刻剝廣大人民，使人民"陷於饑寒的境地，這正是中唐以後社會危機日益加重的癥結之一。通過對元詩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唐後期商賈至少有以下幾點認識：一是從從商人員來看，經商者較前期增多，農人尤多；二是從商賈經營手段來看，奸商現象突出，商官勾結現象嚴重；三是從商人的作用來看，進一步加強南、北之間的經濟聯繫，客觀上促進了市場的繁榮；四是從商人的地位來著，唐政府的抑商作用較前期有所削弱，商人的地位較前期有很大的提高。元稹的《估客樂》一詩，作為中晚唐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其人民性和現實性之高，不是沒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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