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隱逸詩對唐宋詩壇的影響
陶淵明的人品和精神風貌為後世所欽慕
陶淵明的人品和精神風貌在其詩文中得到了比較具體、全面的展現，而且在當時人及後人的傳記、評論中也被勾勒得很清晰，所以在文化背景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脈絡。
陶淵明的品格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真率，崇尚自然。蕭統的《陶淵明傳》即說：陶淵明「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充分肯定了他「真」的個性特點。蘇軾也倍加推崇陶淵明這種真率性格：「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陶淵明身上的這種「真率」即是他的本然性格的延伸，又是客觀環境促成其向「真我」返歸的結果。政治鬥爭中的殘酷無情，仕途生活的虛偽、欺詐，以及社會形態的拘限，必然造成人性的不同程度的扭曲。有著率真天性的陶淵明在認識到個體力量的無力的時候，只好轉而觀照自身的本我面貌，以求不被醜惡的現實異化。所謂「真我」應該是一個自然狀態下的「我」，一個不矯揉造作的「我」。對於這種「真」陶淵明是頗為自我欣賞的，他總是自覺地去追尋這種真，保持這種真。他稱頌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要求自己做到「任真無所先」，「養真衡茅下」，他努力保存這個自然而然的真我。他曾說自己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所崇尚的自然不只是那充溢著田園景色的自然環境，更是那種自然而然，不受禮法約束，不受世俗干擾的自由的心理境界。「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他，以「自然」為至美的理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只有歸田躬耕，隱居遁世才可以逞其「自然」之志。
陶淵明不但用哲人的頭腦去思索「自然」之旨，而且用平民化的方式把這種哲學思考發展為一種生活境界，一種生命境界。在《五柳先生傳》中他自敘這種生活境界：「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宋書·隱逸傳》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拘於禮法，而是以盡興與否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凡事以隨性適意為最佳存在狀態，這就是陶淵明回歸「真我」的生活化的體現。不僅飲酒如此，讀書時也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創作詩文的目的也被簡化到「自娛」、「頗示己志」這一私人層面上。恰好是這種創作上的「私人性」，卻更進一步展現了陶淵明的「真率」性格。
他的隱逸詩中有初歸田園時的真實的興奮：「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餘善」。有唯恐風霜驟至草木凋零的真實的憂慮：「靡靡秋已夕，凄凄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還有美酒釀成和享受天倫之樂時的真實的滿足：「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在這一系列真實的情感表露的背後，是素麵朝天的陶淵明與自然冥合為一的精神境界，這才是最讓人欽羨，而又不易學到文化品格。李白在詩中一再說：「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何日到彭澤，狂歌五柳前」，表達對陶淵明的無限仰慕之情。我們從李白的嗜酒和醉後「長安市上酒家眠」的行徑上也可以看到陶淵明那種真率性格的影響力。杜甫的「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應該說也是陶淵明真率性格的一種反應。
陶淵明的另一個令人仰慕的特點就是清高，不慕榮利，「不汲汲於富貴」。朱熹曾經真心地讚賞陶淵明道：「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各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真的淡泊名利，鄙棄官爵是中國的古今文人都難以達到的本我境界，陶淵明便是少數幾個能與世俗決裂的「真隱」之一。他的「真隱」來自他真實的思想鬥爭，「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如果功名富貴的得來需要「違己，」需要「以心為形役」的話，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說他是「真隱」還來自於他骨子裡的清高，陶淵明29歲時初次出仕，就曾因不堪吏職，而「少日自解歸」。他在詩中追述這次出仕時的感受道：「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於歸田裡」。13年後任彭澤令的他仍舊是這樣一副「介然」的姿態，蕭統《陶淵明傳》記：「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陶淵明放棄了仕途，放棄了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志，並不意味他也放棄了對人生價值的探索。相反，正是由於他回歸到自然本我狀態，才使得他將美德與節操放到了宇宙變化之中去考察它的存在價值。於是他對美與善有了個人的評判標準，「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他所畢生追求的不是富貴榮華，不是功名利祿，而是「道」的勝利，是「節」的留存。
在歸隱後的二十餘年躬耕生活中，陶淵明息交絕遊，「門雖設而常關。」其實，他的「門」只是對志不同者關閉，對為官者關閉。蕭統《陶淵明傳》中有記載：「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這分明是「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般的清高與孤傲。而與此相反的是他對鄰居鄉親等普通人的毫無芥蒂的交往，「即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這種交往在他的詩歌中並不少見，「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在這平淡恬靜的詩句中，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種平等的、真摯的、平民化的人際氛圍。陶淵明是以這種看似極端的方式畫固守著那份「安貧樂道」的心靈凈土，「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他高標著美德的理想，自絕於醜惡的政治景況之外，以一生的貧困生活，實踐著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定位。無怪陶淵明死後，顏延之為其作誄時，謚曰：「靖節徵士」，並解釋說：「寬樂令終」曰靖，「好廉克己」曰「節」。陶淵明正是其清高的靈魂感召著無數後人。
陶淵明的品格中第三個動人之處就是其放曠、洒脫的生命境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個的人生態度展示著這種生命哲學，所以我們從他的人生中看到的是這種「樂天委分」的哲人的美。陶淵明愛酒，飲酒成了他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成了他的文學作品的一個嶄新主題。《詩經》、《楚辭》中雖然有飲酒，但那是為了描寫祭祀；漢魏時期的文人雖然也飲酒，但那是為了以酒消愁或為了避禍遠害，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共實他是借酒慨嘆生命的短暫，抒發內心的豪情壯志；阮籍大醉六十天，是為了躲避與司馬氏聯姻。而在陶淵明那裡飲酒成了消解出與處的激烈矛盾，達到生命的自足無待於外的境界的最好辦法。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記載：「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又：當彭澤令時「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他以一种放誕無拘的方式流露出對這世間「尤物」的至愛。後來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後為始安郡，以過潯陽，「日造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已是「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的陶淵明，竟將二萬錢悉送酒家買酒，其物我兩忘的心理情象、放曠的個性特徵躍然眼前。這種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曾令無數後人心嚮往之。
陶淵明將其生命哲學集中地體現在《形影神》詩中，他將生命分為形、影、神三要素。「形」指物質生命及其情感慾望；「影」指生命行為所發生的社會影響；「神」指生命對自身存在本體的反思能力，通過這種反思使生命達到自足而又自覺的境界。而在陶淵明的心目中「神」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對生命價值的簡單放棄，而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曠達的人生態度。陶淵明以其任情順意的生活方式體現著自身對生命觀的思索。他任情順意地辭官、任情順意地飲酒，還任情順意地彈琴。「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當然，我們從陶詩中就能證明陶淵明並非「不解音律」，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中說：「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和郭主薄》也有「卧起弄書琴」的詩句。可見，撫無弦琴，不是因為陶淵明不懂音律，而是因為琴弦折斷卻不復更續。他撫琴不為追逐優美的音樂，意在以琴寄意，尋求一種超然於物質世界之上的精神自由。陶淵明個性中的這种放曠、洒脫的特點，和他思想中的那種與漢魏文士一脈相承的宇宙意識是分不開的，和他自己對「自然」的獨到理解也是分不開的。
陶淵明以其真率、清高、放曠的個性光彩打動著後世文人。人們在欣賞他的作品的同時，更是愛戀滲透在詩文中那份清高與達觀的個人風采。說陶詩淡而不枯，也正是因為這些詩不是一個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的手筆，而是源自於一個有真性情的志士，一個躬耕自資的貧士，一個親切風趣的達士，一個看透人情世故的智士。陶淵明也因其人格魅力而成為文人們喜愛並效仿的偶像。
陶淵明的隱逸之路對後人的感召
陶淵明對後世的影響還在於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實踐探索出一條明智的隱逸之路，也可以說是為後人開闢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間。
說他明智，是因為陶淵明在經歷了五資助出仕與歸隱的艱難的拔涉之後，才自覺地認定了「隱逸」這條最佳出路。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被後代稱作「失落的一個世紀」，因為這期間紛爭不斷，作為主流思想的儒學傳統被淹沒在各種思潮之中，社會缺乏向心的綜合力，陶淵明以63年的人生道路經歷了3個朝代，10個皇帝，真可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從歷史演進的層面上說，隱逸之路使得陶淵明沒有成為篡奪的助手，沒有作推進戰亂的動力。從個人價值的層面上說，隱逸之路不但使他保存了「質性自然」，不受禮法約束的天性，而且使他擺脫了殘酷、黑暗的現實政治，為他提供了一個避禍遠害、保全性命於亂世的空間。
其實，陶淵明心中的那種出與處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為不論文化語境如何變化，但是有些矛盾卻是無法消解的。比如現實社會秩序的強大和個體成員力量的渺小之間的矛盾；人的社會歷史性與人的自足性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會導致文人在出與處之間的內心波動，而陶淵明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幾經徘徊之後，最終能夠毅然絕然地丟掉官職俸祿，遠離官場，完全地回歸於人的本然狀態，去尋求別樣的人生價值。在他的這次生命抉擇中，儒、釋、道各家的觀念被揉合到了一處，唯我是用地從各個角度幫助他完成了對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們把陶淵明所探索的這條隱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樹，那麼這株樹賴以生長的土壤就是先哲們所創造的文化財產。從這一點上看，陶淵明可以算作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了。無怪乎陳寅屬先生評論說：「……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今之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古來隱者逸士很多，像唐堯、殷周之世，就出現過巢父、許由、伯夷、叔齊那些不事王侯，鄙棄爵位的高尚人士，如《論語》、《莊子》等古書中也不乏記載。而南朝時宋的范曄是歷史上第一位為隱士立傳的史學家，他在《後漢書》中特別立了「逸民傳」。此後，《宋書》的作者梁朝的沈約也單立了「隱逸傳」，他們收集了大量的隱逸之士的言行。隱逸之道雖然早已有之，但是隱逸成風卻是從秦漢開始的，尤其是秦末、王莽篡政和魏晉之時形成了文人隱居的高峰期。文人隱逸的原國大致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一、在朝代交替、政局動蕩之際，為避亂全身而隱。二、在統治者招隱之風盛行時，為做官而隱。三、在方士倍受尊崇時，為求得道長生而隱。四、在社會風氣皆務玄虛之時，為附庸風雅標榜自然而隱。可見，無論是出於哪一種原因，隱逸只是作為一種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對於陶淵明來說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隱居方式和目的與別的隱者逸士有很大不同。
陶淵明是自古以來絕少的一個堅決與世俗決裂，自覺地以回歸人性本然狀態為最高目標，躬耕田園，自食其力的「真隱」。他不以隱逸為封官拜爵的跳板，也不以得道升天為生命的終極目的。他的生活內容與「四體不勤」的文人雅士大不相同，如寄情山水的謝靈運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以致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而陶淵明卻過著「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老農生活，切身體味著參加勞動的艱辛和愉悅。他與親友、鄰居、農民平等而真誠的相處，同時還可以保有文人的興趣愛好，享受著詩、酒、琴、書為他帶來的愉悅和寧靜。這是一條與「治人者食於人」的貴族化隱逸方式迥異的徹底的平民化的隱逸之路。陶淵明找到了一片遠離紛亂的政治現實的平和、自由的新天地。在這裡，他把自己的自然觀轉化為藝術化的人生追求，又把這種藝術化的人生追求融入平民化的生活細節之中，使得他的回歸田園的生活充滿詩意。與此相應，他們詩中的每一個事物，「草屋」、「柴門」、「遠風」、「閑雨」、「青松」、「芳菊」……都是對他這種詩意人生的最好詮釋。後人在接受他詩化的人生道路時，是懷著一種艷羨、嚮往的情緒的，因為這種理想中的普通山居生活模式是他們於現實中難以找到的。不是他們找不到這種具體的情境，而是難找陶淵明淡釋生命情緒、調和生命矛盾的那種精神境界。總之，陶淵明是以其一生的探索與實踐為後人指出了一條藝術化的隱逸之路。
在陶淵明藝術化的隱逸之路的感召下，唐宋時期出現了很多風流清高，追求隱逸生活的人物。新、舊《唐書·隱逸傳》中知名的詩人有王績、賀知章、張志和、陸龜蒙等。《宋史·隱逸傳》分成上、中、下三卷，人數較唐代增多。這一時期未入《隱逸傳》的人中，有很多在出仕之前或仕途失意之後有過隱居的經歷。甚至有人還在當官時便於公退之暇或致仕以後過一把當隱士的癮。這些人的生活實踐為其詩歌創作提供了思想情感和題材的基礎。如王績，據辛文房《唐才子傳》記載：他「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為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他那「縱心以自適」的精神境界，熱愛自然，耽琴嗜酒的生活方式，都與陶淵明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歐陽修自號醉翁，在《偶書》詩中表達了對「愛酒又愛閑」的陶淵明的欽慕說：「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非常嚮往田園生活。王安石退居半山園後，過著「但無車馬喧」，「稚子修柴門」陶淵明式的隱逸生活。陸遊晚年在山陰「身雜老農間」，「扶蓑業耕桑」，他說：「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可見他效法陶淵明是極其自覺的。我們從許多文人的人生道路、生活觀念方面都可以看到陶淵明對後人的深刻影響。
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後人的影響
鍾嶸在《詩品》中稱陶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也就是說陶淵明是文學史上隱逸詩派的創始人，他以大量的反映田園風物、勞動生活及鄉間情趣的作品，感召著後世作者，使他們在各自的創作實踐中不斷採納田園題材，以質樸自然的筆鋒寫出了大量陶淵明式的田園詩。於是，在歷代的諸多作家文集中我們都會或多或少地看到描寫農村風光記載田園生活和企羨隱逸的詩篇。其中還有一些詩人特以擅寫田園山水著稱，研究者慣於稱他們為田園詩人或田園詩派。
其實，陶淵明作為一個隱逸之士在當時特定的文化語境中並不出名。與他同時最讚賞他的要數他的知交顏延之了。在顏延之寫的《陶徵士誄序》中說：陶淵明，「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勾畫出了他耿介的性格和貧窮的躬耕生活境況，這可以說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陶氏傳記材料。
陶淵明本人在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詩「聊命故人書之」，但只是為了自己保存或贈予友人，看來也是適性隨意的行為，並沒有藏諸名山，傳諸後世之意。可是從鮑照的集子里還是可以知道陶詩並非毫無影響。鮑照寫有一首《學陶彭澤體》，他認定陶詩可以獨成一體。此後的江淹也有「擬陶征君田居」一首，他也看到了陶詩的題材特點。他們或學習陶淵明的以酒寄意，或效仿陶詩的「種豆南山下」的審美具象，雖然都有矯飾之感，但是畢竟說明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不過，在當時對陶詩總的評價並不高，像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並沒有提及陶淵明，鍾嶸《詩品》中的評語，儘管切中陶詩的精髓：「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是他也並不看好隱淵明，只把他歸入「中品」。另有《世說新語》一書，從內容上看，它專門採集前代遺聞軼事，共涉及人物五、六百名，且在下卷單立有「棲逸」一類。阮籍、嵇康、范宣等十數人都被列入其中，卻沒有陶淵明。從時代來看，書中所載之事上起西漢，下迄宋初，所記的人物最晚到「言語篇」中的謝靈運，「文學篇」、「識鑒篇」中的傅亮，其輩份都在陶淵明之後。號稱「廣納博採」的編者劉義慶（403—444）與陶淵明同時卻偏不載陶淵明，足見陶氏在當時名氣之小，影響範圍之窄了。
真正重視陶淵明的是與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他在輯錄陶淵明作品、介紹陶淵明其人兩方面都有重要功績。蕭統極力推介陶氏「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的人格魅力。自稱酷愛陶詩以至「不能釋手」，於是收集整理陶淵明詩文結成《陶淵明集》八卷，被人稱道為「編錄有體，次第可尋。」雖然此書今已不傳，卻是陶詩最早的本子。他寫的《陶淵明傳》卻保存至今，儘管其中不乏佚聞傳說，但是對陶淵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細緻描摹卻成為後來修史者為陶徵士立傳的原始資訊。象梁沈約撰《宋書·隱逸傳》中的「陶逸傳」就是以蕭統所寫的傳記為依據，再加入陶淵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總的來看，陶淵明其文、其人在整個東晉和南朝時期名氣不高，影響不大。這是為什麼呢？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把隱和逸作了一個界定，認為「隱之為言，跡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賢。這種「大賢」「舉世莫窺，萬物不睹，」是不為世人所知的。以此為標準劃分，那麼在沈約眼中連洗耳潁濱的許由都不屬於這個範疇，因為他終究還是將其「出俗之志」展露於眾人面前。而那些「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岩棲」的人則均被納入「凡品」，是「逸而非隱。」所以他在《隱逸傳》中只好以科學而公允的態度「虛置賢隱之位」，只記載了顯於世的逸者。以這種界定方法我們也許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陶淵明在當時不為世人所知，正說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經很接近於「賢隱」了。他的不為人知，恰恰是他淡釋名利返歸「自然」的體現。「不慕榮利」的陶淵明亦以一顆平常心看待「隱逸生活」本身，這才是隱逸的至高境界。
陶淵明在晉寧時期影響不大與當時社會的畸形的文化語境也是分不開的。整個時代的審美價值取向處於一種極度偏頗的狀態中難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詩以「發言玄遠」為上，後有謝靈運的山水詩以「富艷精工」見長。陶淵明詩歌真實、淳樸、自然天成的風格因偏出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審美習慣而被忽視，也是勢所必然的。至於後來，他的名氣日漸脹大，那是客觀的社會景況和文化語境的變化使然，而並非陶淵明本人的主觀意願。
陶淵明之名氣始高，影響始大，那是唐宋時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淵明影響的，在前面講到的一些人之外，還有孟浩然、王維、白居易，蘇軾、辛棄疾等幾位著名作家，他們對於隱逸之士陶淵明的個性人品也倍加尊崇，對於那種遁世隱居的詩化的人生之路的嚮往，和對陶詩沖淡自然的文學風格的喜愛，在宣傳陶淵明其人其詩方面更起了重要作用。
孟浩然的「紅顏棄軒冕」的生命志向曾經受到李白的傾慕，《孟浩然集序》的作者王士源也讚揚過孟浩然的「灌蔬藝竹，以全高尚」。其實，孟浩然也像陶淵明一樣在出仕與歸隱的問題上經歷過一段多變、曲折的精神激戰。他在《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詩中說：「嘗讀《高士傳》，最喜陶征君。目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恓恓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當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這是一篇自傳式的文字，他坦率地展露出自己內心的矛盾，正是這種與陶淵明相契合的情感衝突，使孟浩然對陶詩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在他的詩中，我們隨處可見到陶先生的影子。他自述，「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詩禮襲遺訓，趨庭沾末躬」，雖然曾有過「衝天羨鴻鵠」之志，但是在目睹了世事的艱辛，仕途的坎坷之後，才痛苦地悟到「仕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的現實生存狀況。他於是決心歸隱園林，找回人的本我狀態。學習陶詩中那種寓個人的生命思考於具體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方式。在《過故人庄》中寫道：「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並且聲稱自己也是過著「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的貧困生活。從孟浩然在詩中所營造的「話桑麻」、「賞菊花」、「飲酒」、「彈琴」、「作詩」的這一系列生活情境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體察到陶淵明對他在人生道路、個性修養以及詩作風格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感召。
唐人的隱逸概括起來看有三種情況：（一）以隱求仕，為達到出仕的目的而隱居。即所謂「終南捷徑」。（二）以隱避世。因仕途失意為躲避政治風險而歸隱。（三）不慕榮利，「性本愛丘山」為保有人的本然生存狀態而歸隱。當然第三種的沒有情感衝撞的真隱在唐宋時代還是為數不多的，因為那畢竟是封建的社會機制如日中天的極盛時期，人性中的社會價值關懷意向在現實中得以膨脹，文人的成就功名事業之心也在不斷的強化，所以很少有人想要真的遺世獨立。但是，把陶淵明式的隱逸作為一種盛世生活的調味劑的人倒是存在的，比如王維。王維自早年即羨慕隱逸這種生存方式，也曾經隱居于山林，在《偶然作》中對「陶淵任天真」的個性特徵、飲酒、賞菊的雅好、躬耕自資的生活景狀也不乏讚美、艷羨之情。在《桃源行》中對陶淵明所營造的桃花源那種詩化的原始生存環境也充滿嚮往之意。象這種包含隱逸內容的詩歌在王維的作品中也是常有的，儘管由於他的個人經歷使得他對陶淵明的理解只是流於形式，但是我們仍可以從其詩歌創作中看到「王維化」了的陶淵明的影響。安史之亂對於唐王朝來說無疑是個由盛至衰的轉折點，它對於王維來說也成了一個人生的分界線。王維雖然身陷賊中，但卻因為服藥裝啞，又作有《凝碧池》詩，再加上其弟王縉的搭救，最終不但沒有被治罪，反官職漸升。此時的王維已經拋棄了原有的對隱逸生活的嚮往，轉而開始用禪宗思想為其亦仕亦隱的朝隱生活狀態作辯解，而恰恰是這種生活狀態和禪宗思想為後來的白居易拓寬了生存空間。
白居易於太和三年（829）春，因病免官，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一直到會昌六年（846）去世，18年始終在洛陽過著閑適的退隱生活。而在此之前白居易早有對遁世隱居生活的企羨。元和三年（808）他受左拾遺，生性執著認真的白居易因「有闕必規，有違必諫」而使憲宗大為不滿。此間他又以《新樂府》和《秦中吟》作為諫疏的補充，從而又觸犯了當朝權貴，於是被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年已40的白居易因丁母憂而退居下邽，這期間他模仿陶淵明體寫了《適意二首》、《東園玩菊》、《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等作品。在《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序》中他寫道：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天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
在歷經了仕途的磨難，看厭了官場的傾軋之後，白居易同樣面對著這樣的一對矛盾：整個社會秩序的無比強大和個體推動力量的弱小。人生的悲苦與荒唐被突現出來，如何擺脫現實的痛苦處境呢？得意自適，於是白居易逐漸找到了陶淵明式的感覺。如果說此時的白居易還只是從生活形式上模仿陶淵明的話，那麼在元和十年從太子左贊善大夫的職位上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導易，則真正的從精神層次上攔近了和陶淵明的距離。在這期間，他得以居潯陽、登廬山、尋訪陶淵明的故里，把自己置於特定的情境之中去憑弔陶徵士其文、其人。在《題潯陽樓》詩的開頭一句便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訪陶公舊宅》詩序中說：「予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上閑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游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詩中他盛讚陶淵明「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征竟不起，斯可謂真賢。」真誠地表達了對其「遺榮利，老死在丘園」的高風亮節的欽佩之情。開成三年（838）他又寫了《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性嗜酒，耽琴淫詩。」文中所描寫的宅第、園林以及樂天知命的價值觀念、閑適洒脫的生活狀態，都可以明顯地看出陶淵明的影子。至於白居易詩歌在語言方面那自然淺暢的特色，就更是得益於陶淵明詩的體格了。
當然，白居易最終並沒有真正地學到陶淵明的精髓。因為他雖然諳盡宦途滋味，但卻始終有官職，並以刑部尚書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從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參禪學道，不會有陶淵明「帶月荷鋤歸」的辛勤勞作的經歷和缺衣乏食的體驗，所以更不會有陶淵明對「自然」的深刻領悟，難怪白居易讀陶詩只感到「篇篇勸我飲」了！
在北宋，宋庠據「江東舊本」重新刊定的《陶潛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漸多，並且出現了湯漢的《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陶詩的影響逐漸擴大由此可見一斑。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陶淵明的名聲日大是同時代的發展、文人命運的變遷緊密相關的。在唐代，政治明達，文人的處境也相對比較寬鬆。象王維，雖然有陷賊的污點卻沒有受到懲罰；白居易雖然惹惱過皇帝、得罪了貴權，卻仍可以當刺史，做尚書。而到了宋代政治景況遠不如前代，先有新黨舊黨之爭，後有主和主戰之爭，這種殘酷的政治鬥爭幾經起伏，時間跨度大，牽涉於其中的人也很多，從而帶給素來秉有價值關懷意向的文人們以強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蕩和嚴重的心理創傷。正是在現實政治的嘲諷下，在個體生存的苦悶和無奈中，宋代的文人們象發現了救命稻草一樣發現了這位異代知音陶淵明。陶淵明的擯棄名利，忘懷得失，以酒銷愁，寄情山水，醉心琴書，都對他們是一種提示，使得他們找到了情感的寄託物、心靈的避難所。北宋的蘇軾如此，南宋的辛棄疾也是如此。
蘇軾早年胸懷以仁政治國的大志，自稱「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充溢著少年豪氣。但一入官場之後，才醒悟到事與願諱。他因為直言敢諫而接連獲罪，一貶再貶。尤其是元豐二年（1097）發生的烏台詩案，當權者以文字獄的形式打碎了蘇軾的濟世夢想，從此蘇軾的那顆「致君堯舜」的救世之心逐漸冷卻下來。他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以受監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為避免株連別人而閉門謝客，為避免再因文字獲罪而緘口少言，借酒澆愁。歷經仕途起伏跌蕩的蘇軾更加理解和喜愛陶淵明其人、其詩了。
其實蘇軾在被貶黃州之前，即有隱逸之想，他曾與蘇轍「相約早退，共為閑居之樂。」並且早已經對陶淵明的作品熟知於心了。在詩中也常常提到陶淵明的名字或用其詩文之意。他欽佩陶淵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狀態：「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他仰慕陶淵明不慕名利，守拙歸田的價值取向，常常標榜陶淵明，表達對歸隱生活的渴望，「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陶令思歸久未成」，「且待淵明賦歸來，共將詩酒趁流年」，正是與對陶淵明的傾心讚歎的同時，蘇軾也在進行著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思索。貶到黃州後，他的人生經歷和生活情境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淵明自比的條件和可能。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條件極差，他只好地城東開墾了十畝廢地，名曰東坡，親自下地耕作。艱辛的勞作使得陶詩對他具有了更大的親和力，於是他便開始從精神境界和藝術境界上更自覺的學陶了。他既學陶的鄙棄榮利、瀟洒瓷肆，又學陶的躬耕自資、酷愛自然，還學陶的以琴書及酒銷愁自娛，更學陶詩沖淡自然的獨特風格。蘇軾的和陶詩便是他仰慕、學習陶淵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蘇軾一生寫了兩千七百多首詩，其中和陶詩多達一百二十餘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這些詩大部分寫在貶謫惠州、儋州時期。已至暮年的蘇軾自述對陶詩的這份特殊偏好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陶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好其為人，實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可見，蘇軾所著力承襲的不僅是陶詩的內容和藝術風貌，更是陶淵明的人品性格，陶淵明對他的影響滲透在各個層面之中。而蘇軾的蒙冤烏台，遠謫海南的宦海遭遇又為他學習陶淵明提供了現實的生活根基。可以說，蘇軾在與陶詩的心靈對話中準確地把握了陶淵明的精神實質。他曾評論陶淵明的個性品格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他能把陶淵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狀態從一種生活的境界上升為一種生命境界去認識，這種對陶的生命精髓的體悟是高於前人的。難怪黃庭堅會讚歎蘇東坡道：「……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蘇軾與異世之「真隱」陶淵明真可以稱得上是「神遇」了。
蘇軾的和陶詩並非低層次的和韻之作，也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模擬，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誥所說：「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蓋未嘗規規於學陶也」。所以蘇軾的和陶有一個「蘇化」的過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礎上，又注入了蘇軾自己的個性成分。蘇軾也曾經充滿愧意地感嘆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也」，「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自己雖然對於陶淵明的隱逸之路嚮往已久，但是卻終究跳不出從仕的怪圈，甩不掉烏紗帽。在他的話語之中充滿自責，其實，蘇軾的不能充官歸隱並不是因為他有不肯拋掉的倫理價值生命觀，而是因為在烏台詩案之後他只有服從調遣聽任擺布的份兒，而根本沒有權力自作主張。與「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淵明相比，蘇軾的處境顯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淵明」的同時，他又何嘗不是在發泄那一肚子不合時宜的牢騷和積憤呢！因而我在讀蘇軾的和陶詩時，總一邊感嘆其「真朴似陶」，「神似陶公」；一邊給予這位曠世文豪的無比的同情。
辛棄疾以降臣之後，起義領袖和主戰派的三重身份處身於腐敗軟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對他「呼之即來，麾之即去」，並沒有應有的價值肯定。他不斷地被主和派排擠陷害，壯志難酬的辛棄疾不能無視生靈塗炭的現實，所以滿腔怨憤便難以平舒。在這樣的生存處境下，他同樣把目光鎖定在早他七個世紀的陶淵明身上，他嚮往那條平和、閑適的隱逸之路，更嚮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棄疾存詞626首，其中吟詠陶淵明和引用陶詩陶文的有六十餘首，幾乎佔去辛詞的百分之十。在辛棄疾現存的百餘首詩歌中，涉及陶淵明的也接近十首。僅從這些數字上我們便可以體察到辛棄疾對陶淵明的這份濃得化不開的傾慕之情了。
辛棄疾傾心於陶淵時並沒有「臨時抱佛腳」之嫌，因為在任職期間他便有詠陶的作品。如《鷓鴣·重九席上作》：「戲馬台前秋雁飛，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傾白酒，繞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渾瀟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詞中寫到的戲馬台，在彭城西南，可見這首詞不是兩湖時所作。又說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職才能樹旌旗，顯然也不是退居帶湖、瓢泉時所作，那麼很可能作於任職臨安時。可見，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欽佩為時相當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撫使後，他更把這種內心的感受轉化為在上饒營建田園的具體行動。並自道「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他效仿陶淵明的行動，欣賞陶淵明的生活狀態，但是這時的他只是把陶淵明式的生活作為一種暫時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於王藺的彈核，辛棄疾被罷官，得以回到帶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園的風景使得他真正地從心靈上與陶淵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進接把陶淵明的生活內容拉入自己的視覺場景中：他的山居名為「稼軒」，在田邊建「植杖」亭，在山間建「停雲」堂，並說：「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真的過起了陶淵明式的生活。
辛棄疾從42歲到78歲去世前的30多年間，除中間有兩年多的時間曾出任福建安撫使外，其餘便都是在帶湖、瓢泉賦閑家居。於躬耕、縱酒、賞菊、賦詩、游賞山水、與田父共話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場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實踐著陶淵明式的生活歷程。當然，就像「一千個人眼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在辛棄疾心目中的陶淵明決不同於蘇軾心中那一個。辛棄疾在辭彙中把陶淵明刻劃成了一個壯士的形象，陶淵明「少時壯且厲」、「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棄疾倍加珍視。在一首《水龍吟》中寫道：
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白髮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問北窗高卧，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高同流水，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
辛棄疾認為陶淵明不是為歸隱而歸隱，為縱酒而縱酒，乃是別有用意，即為了擺脫現世的醜惡，保持人格的高潔而絕然棄官歸田的。所以，辛棄疾極力讚歎陶淵明身上的這種「凜然生氣」，而且說他精神不死，這種精神將與山水共存，與日月齊光。他還在《鷓鴣天》中說過「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酒對東風，」在《乳燕飛》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在辛棄疾看來陶淵明不但曠達、瀟洒，渾身正氣，還具有治國安邦的蓋世才能。而在我們看來這似乎已經異化成了一個新的審美形象——「辛化」的陶淵明。
辛棄疾在詩歌創作上也深受陶淵明的影響，對其詩歌的喜愛甚至到了「讀陶淵明詩不能去手」的程度，於是乃「細和陶詩」。不但隱括淵明《停雲》詩寫過《聲聲慢》，還隱括《歸去來辭》寫成《哨遍》，他總不忘把陶詩的題材移植到自己的詞作中。可以說，正是因為受陶淵明田園詩的啟發，辛棄疾才成為詞史上第一個著力描寫田園風光的大作家。在對陶詩的審美價值的領悟上，辛棄疾也是獨樹一幟的：「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他準確地把握住了陶詩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學特質，并力圖將這種特點融入自己的創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勢下，除辛棄疾外，還有范成大、陸遊等一批有志不能獲逞的仁人志士，也曾與陶淵明產生過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靈撞擊中創作出了一些比較出色的田園詩。
從陶淵明的隱逸道路和隱逸詩對上述幾位大作家的影響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共同點：首先，後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價值難於實現的情況下，想起陶淵明的。這多少有些實用主義的成分，但是卻很可以理解。個體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現世的嘲弄時，必然要找一個讓他醫治創傷的落腳點，這個落腳點一定不能太虛無飄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陶淵明的隱逸之路恰好符合這個要求，他給人提供了最真實可行的逃避亂世、潔身自好、保全自我的可能。於是，文人們紛紛在落難時，在徘徊時去追索陶淵明的遁世隱居的腳步，即便這種追索只是精神上的接近，也足以使他們依靠這種暫時的精神逃逸換來少許心靈的自由。其次，後世文人在學習陶淵明詩文的時候，具有明顯的指涉目的，儘管他們所處的文化語境各不相同，但是人陶詩中領悟到的卻是相似的對各自的生存環境的否定，於是在繼承陶詩淡而不枯的藝術風格之外，連同這種否定現世的心態也一併繼承下來，融入各自的詩詞創作之中，用一種看似平和的形式表達的卻是怨憤之情。
看起來，在後世人眼中，陶淵明已經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命境界的象徵，陶詩也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詩，而是對這種隱逸的生活方式和真率自然的生命境界的最好詮釋。
總之，唐宋二代是陶淵明的影響為度最強大的時期，以王、孟為首的山水田園詩派的形成，便是受到陶淵明其人其詩感召的結果。中晚唐白居易、元稹、韋應物、張籍、王建、柳宗元和皮日休等人的詩歌，有的表達個人對田園隱逸生活的嚮往，同時還有許多反映農民不幸遭遇的作品，也應當說是受陶淵明的啟示，在特定形勢下對田園詩的發展。到了宋代前的林逋、梅堯臣、王安石、蘇軾，後有范成大、楊萬里、陸遊、辛棄疾等人的作品已不單是表達個人的田園隱逸生活的感受，而往往是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多角度地描繪農民的悲慘處境。應當說他們所以關注田家生活，選取農村題材，也同樣是受到陶淵明的影響。至於元代以後田園隱逸詩的創作情況，以及小說、戲曲中有關陶淵明的題材也是常有的，那就是另一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