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靖嘉：傳統天文分野說中的 世界圖景與政治涵義

中國古代的天文分野是由傳統星占學衍生出來的一種將周天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的學說。它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對於天地關係的認知與想像，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內容。然而長期以來，學界有關天文分野的研究大多局限於理論源流、星占功能、地理系統等天文學史或地理學史範疇的議題， 而很少有學者從思想史、觀念史的層面去發掘傳統分野說的思想文化價值， 這就給我們探究天文分野學說的思想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空間。本文著眼於中國傳統天下觀的視角，對歷代分野說所體現出來的世界圖景及其與國家政治版圖之間的密切聯繫進行了系統考察，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夠成為天文分野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初步嘗試。

「中國即世界」: 從分野說看中國傳統世界觀的內涵

分野學說起源於戰國，它之所以將天界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其最初目的就是為了配合星占理論進行天象占測。如《周禮》謂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指的就是以分野星占預測人世間的休咎禍福。這種帶有濃厚星占數術色彩的分野之說實質上反映的是古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傳統宇宙觀。在這種宇宙生成論之下，天地之間處於一種相互映射的狀態，任何事物皆可與周天星宿相對應，如《漢書·天文志》即稱「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而分野學說則是將這種天地相通、天地相應的思想具象化，使得周天星宿具體落實於某一地理區域。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選擇多大範圍的一片地理區域來與天文系統相對應，這就必然牽涉到當時人對地理世界的認知問題，換言之，它體現的是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那麼，傳統分野說究竟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怎樣的世界圖景，又反映出什麼樣的文化地理觀念，便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天文分野從最初僅用於星占的實用學說到承載人們世界觀的嚴密體系的變化大約發生於漢代。自《淮南子·天文訓》及《史記·天官書》始將二十八宿分別對應於東周十三國及漢武帝十二州地理系統之後，分野學說逐漸體現出世界觀的象徵性意義。如《漢書·地理志》將全國分為十三個分野區域分別介紹各地的人文地理狀況，就是藉助十三國分野來了解已知世界的。漢代以後，這種採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分野說更是風靡於世，成為影響甚廣的經典分野體系，並與地理學緊密結合，成為人們認知世界的基本理論框架，屢見於各種地理總志、地方志及輿地圖之中。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十三國，還是十二州地理系統，就其整體地域格局而言，傳統分野體系所涵蓋的區域範圍基本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而不包括周邊四夷及鄰近國家。對此北朝顏之推早已指明分野學說的這一地理特徵，他在《顏氏家訓》中對傳統分野說提出一個疑問: 「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系中國?」其所謂「分野止系中國」正是對漢代以來最為通行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分野體系的準確概括。此後歷代學者談及分野之說，亦多有類似的看法。譬如，北宋趙普稱「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裔」，清阮葵生亦言「分野配以九州，而環海四夷概不與焉」，表達的都是同一層意思。甚至就連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s) 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 「他們把天空分為二十八個星宿，同時把中國分成許多地區，每一地區與這些星座中的一個相對應，用星座名稱去稱呼它們，不留一個給其餘國家。」安氏所說的這一現象指的就是中國人「分野止系中國」的傳統觀念。

那麼，傳統分野說為何將全天星宿僅對應於中國呢? 這就需要從中國古代星占學以及中國傳統世界觀兩個方面去加以理解。

首先，「分野止系中國」是由中國傳統星占學的適用範圍所決定的。如前所述，分野學說原本是為天文星占服務的，而中國傳統星占學主要是通過觀測天象以預卜中國範圍內的各種吉凶休咎之事，這就決定了與星占理論相配合的分野說必然要保證中國內部各個區域與周天眾星一一對應，而忽略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這從漢代至南北朝時期諸多分野星占文獻往往會冠以「海中」之名即可得到鮮明的反映。

在《漢書·天文志》及《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眾多天文星占文獻中，從書名來看，有一類典籍多以「海中」為名。如《漢志》之《海中星占驗》《海中五星經雜事》《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國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彗虹雜占》，《隋志》之《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海中仙人占災祥書》《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等。關於「海中」之義，南宋王應麟認為此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後世學者大多因襲此說。如清人沈欽韓即贊同王氏之說，並進一步解釋道: 「愚謂海中混芒，比平地難驗，著海中者，言其術精，演算法亦有《海島算經》。」文廷式在引述王說之後，又評曰「觀星者必于海中乃見其全，且驗測海里得知遠近，西漢已有海占之術，則當時遠泛溟渤已有其人，且能仰測天文，要非淺識」。王先謙《漢書補註》亦以「王、沈說是」。其實，這些解釋皆屬望文生義，且王應麟所祖述的張衡原文是說「海人之占未存焉」，故王、沈等人以「海人之占」來解釋「海中」之義無異於緣木求魚，不足取信。筆者注意到，顧炎武對「海中」一詞有著與以上諸說迥然不同的解讀:

《漢書·藝文志》: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 「甲乙海外，日月不佔。」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此處所引《漢書·天文志》「甲乙海外，日月不佔」一語實出自《史記·天官書》，指的是一種十干分野星占之法，意謂「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顧炎武認為所謂「海中」者乃是與《漢書·天文志》之「海外」相對而言的，即指「海內」，義為中國，此解可謂正中其鵠。上述諸多分野星占文獻之所以皆冠有「海中」之名，當意在強調其星占學說獨行於中國，為中國所用，而海外不得占也。這就是顧氏所謂「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的原因所在。

其次，「分野止系中國」集中體現了古代中國人認為中華文化至上、「中國即世界」的傳統天下觀。天下觀是古代中國人所特有的一種政治哲學和文化地理觀念，它是中國傳統世界觀的核心。一般認為，古人所說的「天下」主要有兩種涵義: 就狹義而言，「天下」即指單一的政治社會——— 「中國」; 若從廣義來說，「天下」則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的普天之下——— 「世界」。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天下」涵義其實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繫，所謂「天下」指「世界」並非近代意義上的世界萬國觀，而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以周邊國族乃至整個世界為周邊的同心圓式的世界觀」。在這種天下模式中，中國無疑佔據著絕對主體地位，構成天下觀的核心與內涵，而周邊民族和國家則僅是中國的外緣，且往往充斥著很多鄙夷與想像的成分。由於受古代中國人「詳近略遠」「重中央輕邊緣」的世界地理觀念、以及中國文化至上的華夏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由中國向外伸展出去的這部分「天下」之外延常常會被人們忽略。因此，中國傳統天下觀無論從狹義還是廣義來看，其本質內核均表現為「天下」即「中國」、「中國」即「世界」的狹隘世界觀。

關於古代中國人這種狹隘的天下觀，早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即已對此有明確記述。晚明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Ｒicci) 已指出，中國傳統輿圖所展現的地理空間僅限於中國十五省及四周海中的幾座小島，那些島嶼加在一起還不如中國最小的省大，故中國人「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清初神甫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亦謂滿洲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自大感，「以為一切都是屬於那個他們高傲地稱為『天下』的中國的一部分，好象除中國之外什麼都不存在」。利、徐二人對於中國人世界觀的總結概括可謂切中肯綮。清末民初，中國人反思自身歷史，對傳統天下觀亦有十分清醒的認識。1907年，楊度發表長文《金鐵主義說》，其中談及中國人的世界觀，稱數千年來，中國之人民「以為中國以外，無所謂世界，中國以外，亦無所謂國家。蓋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一針見血地指明中國傳統世界觀的本質特徵就是以中國為世界。

這樣一種狹隘的天下觀，除具有「中國即世界」的地理特徵之外，還浸透著古代中國人由衷的文化優越感和華夏中心主義意識。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以禮儀文明區分華夷，盛行「內諸夏而外夷狄」「嚴夷夏之防」的華夷之辨思想。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中國人始終把自己置於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頂點，而蔑視其他一切民族和國家。這種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華夏中心主義意識亦構成中國傳統天下觀鮮明的文化特徵。

中國傳統分野說之所以僅繫於中國，而將中國以外的廣大地區排斥於分野體系之外，歸根結底就是源自於上述這種具有高度文化優越感的傳統天下觀，對此古人早有申說。據唐李淳風《乙巳占》記載，曾有人向其表達對於「分野止系中國」的困惑，李淳風遂針對這一問題做了一番充滿華夷色彩的解答:

或人問曰: 「天高不極，地厚無窮，凡在生靈，咸蒙覆載，而上分辰宿，下列侯王，分野獨擅於中華，星次不霑於荒服。至於蠻夷君長、狄戎虜酋豪，更稟英奇，並資山嶽，豈容變化應驗全無，豈日月私照? 意所未詳，冀爾達人，以祛所惑。」

淳風答之曰: 「昔者周公，列聖之宗也，挾輔成王，定鼎河洛，辯方正位，處厥土中，都之以陰陽，隔之以寒暑，以為四交之中，當二儀之正，是以建國焉。故知華夏者，道德、禮樂、忠信之秀氣也，故聖人處焉，君子生焉。彼四夷者，北狄冱寒，穹廬野牧; 南蠻水族，暑濕鬱蒸; 東夷穴處，寄託海隅; 西戎氈裘，爰居瀚海。莫不殘暴狼戾，鳥語獸音，炎涼氣偏，風土憤薄，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此而況，豈得與中夏皆同日而言哉? 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此之謂也。是故越裳重譯，匈奴稽顙，肅慎獻矢，西戎聽律，莫不航海梯山，遠方致貢，人畜內首，殊類宅心，以此而言，四夷宗中國之驗也。故孔子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這段文字是目前所見對分野學說背後的深層思想文化加以闡釋的最早記載。李淳風作為精通星占的天文學家，他對分野體系的解讀可謂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據他所言，華夏乃是禮樂道德文明之邦，而周邊四夷則是人面獸心的野蠻之地，不可與華夏同日而語，故「分野獨擅於中華，星次不霑於荒服」。一方面，此說極力渲染夷夏之別，強調華夷之間的文化差異，貶低周邊民族，是中華文化至上論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國與四夷不可相提並論，與周天星宿相對應的地理世界只能是中國，而絕不包括夷狄，又明顯流露出天下即中國的狹隘世界觀。當這兩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具有高度文化優越感、認為「中國即世界」的傳統天下觀。

自唐代以後，每當中國深受外族威脅、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分野學說所承載的這種帶有強烈華夷之辨色彩的世界觀念便不斷被人發掘和宣揚。北宋石介所作名篇《中國論》就有一段專門從天文分野角度論述華夷關係的文字: 「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 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 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內，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 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為中國矣。」在他看來，二十八宿分野只可繫於中國九州，而夷狄絕不能入乎分野體系之內，否則將嚴重擾亂天地秩序，中國無以自存，這種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狹隘論調顯然是與李淳風之說一脈相承的。此後，明人郎瑛謂「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 八荒曠邈，星象亦難於占視，雖與之同覆，不可紀也」，實際上暗含的也是與石介相同的意思。又明末黃道時將二十八宿對應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分野體系繪製成《十三省分野圖》，其圖跋稱「自古在昔分中國為十二洲( 州) ，天有星辰，地有方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輿舟之所窮，置之可也」，意謂「分野止系中國」乃是自古以來的「真理」，中國以外雖舟車可至，但仍當置而不論。與此圖類似的還有同時期張汝璧所繪《中國分野圖》，這類圖像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古代中國人唯我獨尊、無視域外的傳統天下圖式。

總而言之，分野學說呈現給我們的世界圖景其實就是傳統中國的地理區域。古代中國人之所以「分野止系中國」，如就實用目的而言，是出於天文星佔為中國所用的需要，但若進一步追究其背後的深層思想文化根源，我們透過天文分野所看到的，實則是一種基於中華文化至上的華夏中心主義意識，以為「中國即世界」的狹隘世界觀，而這正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內涵與核心。

疆域主權與政治臣屬: 分野學說的政治涵義

如上所述，傳統分野說展示給世人的是一幅「中國即世界」的天下圖景。我們知道，自秦漢以後所謂「中國」的具體區域範圍是隨著歷代中原王朝疆域的變化而不斷變動的，這種聯動性在歷代分野區域的調整中亦可得到清晰的反映。伴隨著國家政治版圖的伸縮與擴張，「分野止系中國」除了體現一種世界觀之外，又逐漸衍生出某些特殊的政治涵義與政治功能，這是前人從未注意到的問題，值得做一番深入細緻的研究。

中國傳統分野說雖然其理論體系自漢代以降保持長期穩定，但其具體的分野區域卻是隨著歷代統一王朝疆域的變遷而處於不斷調整變動之中。二十八宿對應戰國七雄以及周、宋、魯、衛、吳、越等十三國的分野說形成於西漢前期，從《越絕書·記軍氣篇》所標註的漢代地名來看，早期十三國分野區域大致與東周列國故地相當。然至漢武帝北擊匈奴、南取百越、東破朝鮮、西平諸夷，漢朝疆域大幅拓展，以致漢代分野區域發生重大變化: 一方面，唐都將二十八宿直接對應於武帝所設十二州，從而創立了一套新的分野地理系統; 另一方面，劉向對十三國分野區域重新做了大規模的調整，將新開拓的疆土納入這一既有的分野系統。這種新的十二州及十三國分野地理系統隨後趨於定型，成為兩種經典的分野模式，此後歷代統一王朝皆習慣於將本朝疆域和行政區劃納入傳統分野的框架之中。如《舊唐書·天文志》謂「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配焉」，北宋重修《靈台秘苑》追敘分野源流，稱「一行作《大衍曆考古》，以十道州郡配以參之」，說明唐人即將本朝疆土納入傳統分野體系。在宋代文獻中，有關以宋朝疆域配入分野的記載更為常見。如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所收《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之圖》即於傳統十三國及十二州分野地理系統之後標註相應的宋代路分，且有證據表明，宋代《國史·地理志》也包含有各路分野的內容。此後，元明清時期各朝官修《一統志》等諸多地理文獻亦莫不將本朝疆域範圍內的省府州縣納入傳統分野說。

由此可見，分野體系下的地理系統是與歷代統一王朝疆域的沿革變遷密切相關的。這種高度的聯動性使得分野地理區域不再僅僅是十三國、十二州那樣的經典記述，而是被賦予了國家政治版圖的現實意義，並衍生出一些獨特的政治屬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分野與地圖頗有相似之處。

法國哲學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 指出，地圖所呈現給我們的「疆土」是一片由政治權力所控制的區域，它暗含有國家版圖和領土主權等政治要素。因此，從國家政治的角度來看，地圖就是國家的象徵符號，它具有標識國家疆域範圍、宣示領土主權、強化版圖意識等重要的政治作用。由於分野地理區域與王朝疆域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它也逐漸體現出某些與地圖類似的政治功能，這主要表現在利用分野以標幟國家疆域、宣示政治主權方面。此外，我們還能看到，明清時期的某種分野說打破「分野止系中國」的傳統，將朝鮮、安南、琉球等周邊國家也納入分野體系，以凸顯中國與這些藩國之間的政治臣屬關係，這又是普通地圖所不具備而為分野所獨有的一項政治功能，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以下分別對分野地理區域所蘊含的這兩種政治涵義做一具體的分析和探討。

( 一) 天文分野中所反映的國家疆域與政治主權

自漢代以降，歷代王朝均習慣將本朝實際統治的區域納入傳統天文分野體系，這就使分野逐漸衍變成為王朝疆域的一種象徵，故《大明一統賦》稱「分野既明，疆域乃奠」。既然分野與政治版圖有如此緊密的聯繫，就要求分野地理區域必須與各朝疆域範圍相符，從而達到「畫分野以正疆域」的目的。在此過程中，分野地理區域的調整自然衍生出了標幟國家疆域、宣示領土主權的政治作用。譬如，西漢後期劉向重新劃定十三國分野區域，將元鼎以後陸續創置的河西四郡以及平西南夷之後增設的牂柯、越巂、益州三郡，均歸之於秦地分野; 元封三年( 前108) 擊破朝鮮後所設樂浪、玄菟二郡，劃入燕之分野; 此外又將原越國故地劃歸吳分野，而改以新設蒼梧、南海等嶺南諸郡為越之分野。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漢初開創的十三國分野地理系統與漢武帝時期形成的帝國版圖相適應，從而藉此展示漢朝疆域所至及其對新開闢區域的領土主權。

先從東北方向來說，傳統分野區域最遠僅及於遼東。然因滿洲人在後金時期征服遼東以北長白山、索倫、東海、呼爾哈等諸部族之後，遂將松花江、黑龍江流域以至庫頁島在內的大片地區併入版圖，後置寧古塔將軍( 後改為吉林將軍) 及黑龍江將軍加以統轄，於是清人遂將該區域亦列入分野。始修於康熙二十四年( 1685) 、至乾隆五年( 1740) 成書的第一部《大清一統志》，即於寧古塔及黑龍江下明確記雲「天文尾、箕分野，析木之次」，按照傳統分野說，當屬燕－ 幽州分野區。這種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據史臣所進《一統志表》稱，此書旨在「上覈分野於躔次之合，下表封略與組綉之錯」，又清高宗御制序亦謂此書「星野所佔，坤輿所載……眉列掌示」。可見清前期人們仍沿襲傳統觀念，認為分野與封略疆域存在天然的對應關係，「坤輿所載」即當為「星野所佔」。那麼，屬於清朝統治之下、坤輿之內的東北部族地區自然也當有分星相應，這其中所體現的可以說就是一種領土主權的象徵意義。

北部蒙古向來非中國之地，故不在分野體系之內。然至清初經略朔漠，招致諸部歸附，後又「設理藩院以統之，蓋奉正朔、隸版圖者，部落二十有五，為旗五十有一，並同內八旗，藩封萬里，中外一家，曠古所未有」。因此，康熙初修《大清一統志》於外藩蒙古統部下稱「天文昴、畢及尾、箕分野，躔大梁、析木之次」，當屬趙－ 冀州及燕－ 幽州分野區，從而明確將蒙古五十一旗納入中國傳統分野體系，同樣象徵著清朝對於蒙古諸部的政治統轄。

至於西部的西藏、新疆，我們也能找到清朝將其列入分野的明確證據。西藏「前代遣使，徒事羈縻，從未內附」，至清初達賴、班禪始遣使歸誠，接受清朝冊封。康熙末雍正初，清軍入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及羅卜藏丹津之亂後，始設駐藏大臣監督西藏政務，從而確立了對西藏的政治控制。此後不久，清人即著手考定西藏分野問題。雍正七年( 1729) 纂修之《四川通志·凡例》星野條雲: 「今西藏悉歸版圖，則躔次度數較往時圖象自宜恢廓，乃質之天官家，雲古制未載，難以懸定，故暫從闕疑，俟將來有所考訂，再為補入。」 這段記載說明，西藏本無星宿相應，但自其入中國版圖之後，朝廷就必須為其設定分野，這顯然有宣示政治統治合法性的目的，只不過當時關於西藏分星尚存分歧，懸而未決，故暫付闕如罷了。曾隨岳鍾琪入藏參贊軍務達五年之久的王我師在其所著《藏爐總記》一書中，開篇即明確稱西藏為天文「井、鬼之分野」，即屬秦－ 雍州分野區，可能就是最終確定的西藏分野說。

乾隆二十年( 1755) 至二十四年( 1759) ，清軍先後平定準噶爾及回部，「西域全地悉歸版圖」。然早在二十年初次平定準噶爾時，清高宗已明確要求考定新疆之分野，其上諭雲: 「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 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這道諭旨明確表示要將西域星辰分野載入《時憲書》以備頒賜正朔，並將此事與《皇輿全圖》內增入新疆部分相提並論，皆旨在向中外宣示清朝「大一統」之盛，其政治意圖彰明較著。此後，清高宗多次命人前往西域實地測量，悉心考訂，並將測繪結果編輯成書，至二十七年( 1762) 纂成《皇輿西域圖志》。此書專設分野一門，詳細記載新疆各地分野情況，其內容大概是說西域分野當為「星分參、井之躔」，即分屬魏－ 益州及秦－ 雍州兩個分野區域，其具體的劃分方式是「以京師偏西十八度三十二分至四十度三十三分( 今東經97°53"—75°52") ，當屬井宿; 自偏西四十度三十三分至四十七度( 今東經75°52"—69°25") ，當屬參宿，而始盡夫天山南北路、准回諸境」。清朝由此將整個新疆地區融入了中國疆域，可見設定分野在確立國家統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最能體現天文分野之政治主權象徵意義的例子是台灣。台灣孤懸海外，「歷漢唐宋明未入版圖」，故不入分野。但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清軍攻佔台灣，「荒服之地亦入版圖，設郡縣，立學校，規制與內郡等」。次年，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甫一到任，即命人編纂《台灣府志》，以備清修《一統志》采輯，至康熙二十五年( 1686) 便已告成。此書首次對台灣分野做了明確考定: 「台灣遠隔大海，番彝荒島，不入職方，分野之辨未有定指……按考台灣地勢，極於南而迤於東，計其道里，當在女、虛之交，為南紀之極，亦當附於揚州之境，以彰一統之盛焉。」 即將台灣劃歸揚州分野區，其分星定為女、虛二宿。此後，歷次重修《台灣府志》亦皆有台灣分野的內容，只不過後經學者仔細考證，認為「台星野終必以牛、女為定衡」，遂對台灣分星加以修正，後又為雍正《福建通志》及《大清一統志》所採納。關於台灣被列入分野的政治意義，首部《台灣府志》已明確指出乃是出於彰顯「大一統」的政治目的，若再進一步說，就是為了宣示清朝對台灣的領土主權。乾隆五年重修《台灣府志·星野志序》謂「我皇上統馭三辰，光被無外，牧斯土者率上應列宿」，意謂凡清朝統馭之地皆當配以星宿，如今台灣既已為中國疆土，自然應被列入分野，即將台灣分野背後所隱藏的政治主權訴求和盤托出。

綜觀清朝陸續將吉林、黑龍江、蒙古、西藏、新疆、台灣等新辟領土納入中國傳統分野體系的一系列舉措，我們不難看出，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使這些地區融入中國疆域，宣示中國對它們的政治控制和統轄。在這一過程中，即充分體現出分野區域象徵國家疆域及領土主權的政治涵義。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調整分野區域以標幟國家疆界的政治功能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疆域收縮的朝代，下面這個例子就頗有代表性。北宋哲宗時期成書的《歷代地理指掌圖》收錄了一幅《唐一行山河兩戒圖》，此圖乃是根據僧一行山河兩戒分野說繪製而成的。按照一行的理論，所謂「兩戒」是指中國南北兩條主要山系，其中「北戒」的大致走向是西起三危、積石，向東至終南山北側，過華山，東逾黃河，沿底柱、太行北上，經恆山西側，連接長城，直達遼東。但唐曉峰教授注意到，這幅《山河兩戒圖》竟然將長城以內的燕雲十六州置於北戒山系之外，這既與一行原意相悖，也不符合宋人認為「中原土壤北屬幽燕，以長城為境」的傳統地理觀念。其實，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因於作者的「訛誤」，而應從分野區域反映宋遼實際疆界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眾所周知，宋代疆域較之漢唐大為收縮，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契丹崛興，侵佔燕雲，以致北宋時期的華夷界限由長城退縮至宋遼邊界白溝，這一重大的疆域變化必然會引發分野區域的調整與變動。從這幅《山河兩戒圖》所標註的地名來看，此圖反映的大體是北宋時期的地理建置，故其之所以將燕雲十六州劃在北戒之外，很可能就是出於現實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做出的相應調整，它凸顯了宋人的國家邊界意識。這個例證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分野區域體現國家疆域主權範圍的政治作用。

( 二) 明清分野體系下的政治臣屬關係

天文分野象徵國家疆域及領土主權的政治涵義是在「分野止系中國」的框架下體現出來的。然而筆者注意到，明清時期還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分野說，其分野區域突破了當時中國的疆域範圍，進一步向外延伸至朝鮮、安南、琉球等周邊國家。這種看似與歷史傳統相矛盾的分野說甚至還是一種朝廷官方的思想觀念。

自戰國秦漢以來的歷代分野說皆秉承「分野止系中國」的傳統，但至明清時期卻出現了將中國以外的周邊國家納入分野的情況。明正德七年( 1512) ，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冊封黎晭為安南國王，作有名篇《交南賦》。其賦有辭曰「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小注云: 「安南分野，翼、軫之南，朱鳥之地。」又有「曳鶉尾之閬閬」句，小注謂「《地理志》分以安南為鶉尾」，當指《新唐書·地理志》以安南都護府所轄之地為鶉尾星次分野，故今安南國亦當為鶉尾之分。這是目前所見最早將鄰國安南列入中國傳統分野體系的記載，儘管此說出自文學作品，但因湛若水時任安南國王冊封使，故其說或許代表的就是朝廷的思想觀念。後此說又被采入清朝官修《大清一統志》，稱安南「天文翼、軫分野，鶉尾之次」，按照傳統分野說，當附屬於楚－ 荊州分野區。

朝鮮向來仰慕中華文化，很早就表現出希望融入中國分野體系的願望，如明永樂九年( 1411) 李朝太宗即雲: 「予觀《文獻通考》，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列國各在列宿分度之內……予以為我國在尾、箕分度。」不過，關於明朝將朝鮮列入分野的明確記載則相對較晚，就目前所知，最早見於萬曆二十一年( 1593) 劉黃裳、袁黃率軍入朝抗倭時所攜諭朝咨文: 「今倭夷逞強，其勢必亡，爾國雖微，其勢必興，試相與籌之。先論天道，朝鮮分野屬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來侵，是我得歲，而彼侵之，逆天而行，雖強亦弱，一也。」此文借天象星占以說明朝日之間的強弱之勢，其中謂「朝鮮分野屬析木之次」，即附於燕－ 幽州分野區，明確將朝鮮視為中國分野地理系統的一部分來看待。後清朝亦繼承了明廷的這一立場，於《大清一統志》朝鮮條下記雲「天文箕星分野，析津( 即析木) 之次」。

除安南、朝鮮之外，琉球至清代亦被納入分野體系。康熙五十七年( 1718) ，清廷命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赴琉球，冊封尚敬為中山國王，並遣內廷八品官平安、監生豐盛額同往測量琉球天文道里，歸國後撰成《中山傳信錄》進呈。此書經實地測量考證，首次明確記載「琉球分野與揚州、吳越同屬女、牛，星紀之次，俱在丑宮」，即將琉球依附於吳越－ 揚州分野區，並繪有《琉球星野圖》。後此說又轉載於周煌《琉球國志略》及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康熙初修《大清一統志》雖未載琉球分野，但至嘉慶重修時，特增補此項內容，稱琉球「天文牛、女分野」。

明清時期的分野體系開始打破「分野止系中國」的傳統，將其分野地理區域由中國疆域向外延伸至朝鮮、安南、琉球等周邊國家。尤其是清朝甚至將這種分野說載入《大清一統志》，從而使其完全成為一種官方的分野思想，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樣一種看似有悖傳統的分野體系，它又具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涵義呢? 這就牽涉到明清朝貢體制及對外關係問題。

明清時期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以朝貢關係為紐帶連結而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體系，一般稱之為朝貢體制，它構成了明清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模式。一般認為，明清時代的朝貢國按照其與中國政治關係親疏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具有較強政治臣屬關係的典型朝貢國; 二是表面上接受冊封、實無主從關係的一般性朝貢國; 三是純粹為貢賜貿易而來的名義上的朝貢國。而朝鮮、安南、琉球三國長期以來都是明清兩朝最為典型的朝貢國，它們與中國結成了穩定的宗藩關係，其最重要的兩個特徵就是奉正朔與遣使冊封。

朝鮮、安南、琉球自明至清皆奉中國正朔，行中朝年號、曆法，這是此三國臣屬於明清王朝的首要特徵。朝鮮自洪武二年( 1369) 請封納貢，用明年號，後「奉天朝正朔，朝貢二百年，輸忠效順若一日」。明清鼎革之後，朝鮮亦貢獻於清，為其屬國，「每歲貢使，於冬至時領頒歷，奉正朔」。安南之臣事明朝，明人記雲: 「自宣廟來，安南奉正朔，益處朝廷，禮數與朝鮮等，視他國獨優。」清軍入關後，安南黎朝仍奉南明正朔，直至康熙六年( 1667) 始與清朝建立朝貢關係，其國史《大越史記全書》即於次年停用南明年號，改行清朝紀年，奉中國正朔，後安南( 越南) 阮朝亦然。琉球自明初稱臣入貢以來，「世奉正朔唯謹」，入清後，亦「歷奉正朔，貢使至京必候十月朔頒歷齎回」。不過，因琉球海道險遠，使者往來耗時過長，故在大多數情況下，明清兩朝皆令福建布政使司代為向琉球頒賜曆日，現存琉球外交檔案彙編《歷代寶案》即保存有康熙四十九年( 1710) 至同治六年( 1867) 間福建向琉球頒告正朔的文書。由此可見，奉中國正朔是朝鮮、安南、琉球三國的共同特點，這也是它們區別於其他朝貢國的主要標誌。

朝鮮、安南、琉球三國與中國之間的特殊政治隸屬關係亦體現於冊封制度之中。有學者指出，是否遣使冊封是判斷中外朝貢關係親疏強弱的一個重要標準，而朝鮮、安南、琉球正是僅有的三個貫穿明清兩代始終享有遣使冊封之禮的朝貢國。明朝凡遇三國新君嗣位，皆按慣例遣使冊封，其事俱見《明史·外國傳》。至清代，《大清會典》對這一冊封制度做了明確規定: 「凡敕封國王，朝貢諸國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請命於朝廷，朝鮮、安南、琉球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 其他諸國以敕授來使齎回，乃遣使納貢謝恩。」說明在清朝眾多朝貢國中，惟朝鮮、安南、琉球為遣使敕封之國，而其餘國家僅以封敕授來使帶回，其政治地位之差別由此可見一斑，同時這也凸顯出上述三國對中國政治依附程度之深。

由於朝鮮、安南、琉球皆世奉中國正朔，認同中華文化，與中國有著十分緊密的政治臣屬關係，故而明清時人對此三國頗有好感，甚至將其視為中國版圖的外延，與內地無異。如《明史·朝鮮傳》稱「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故朝貢絡繹，錫賚便蕃，殆不勝書」，可謂是對明代中朝關係的準確概括，其中明確說朝鮮「無異域內」。同樣的情況亦見於中越關係之中。清雍正年間，中越之間發生邊境領土糾紛，經反覆交涉，清世宗最終決定將安南侵佔的四十里之地賞賜給安南，其上諭雲:「朕統馭寰區，凡屬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壤……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從這段話來看，清世宗顯然將安南視同於中國版圖，即其所謂「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其實，不僅清朝統治者持有這樣的看法，就連清代普通士人也認為諸如安南等藩屬國皆隸中國版籍。康熙八年( 1669) ，朝鮮冬至使閔鼎重出使北京，途中兩次與直隸玉田縣秀才王公濯進行筆談。當閔鼎重問道: 「《禹貢》山川盡入版籍否?」王公濯答曰: 「且奉朔者甚廣，如安南諸國昨始歸去也。」閔鼎重旨在詢問中國版籍是否盡已歸附，而王公濯卻答以安南等朝貢諸國歸去，由此可見，這位王秀才明顯是將安南等奉正朔之國列入清朝版籍之內的。而乾嘉時期的地理學者江登雲則對朝鮮、安南、琉球三國之於中國版圖的關係做了最為清楚直白的論述:

皇朝撫有區宇，中國以外奉朝貢者百有餘國，而朝鮮密邇神京，歷奉正朔;安南則本古時郡邑，與中國壤相錯焉; 至琉球雖隔重洋，而世守藩服，最為恭順。此三國與中土版圖無異，且冠裳文物有華風焉，非諸國所能及也。

江氏從政治關係、地理沿革和文化認同的角度，明確指出朝鮮、安南、琉球在眾多朝貢國中的特殊之處，並直截了當地說此三國無異於中國版圖，反映的應是清代較為流行的一種政治地理觀念。

通過以上論證分析，我們可以完全理解明清時期何以將朝鮮、安南、琉球這些周邊國家納入中國傳統分野體系。在明清朝貢體制下，此三國世奉中國正朔，是最為恭順的遣使冊封之國，其政治隸屬性最強，故在當時人的政治地理觀念中，它們「與中土版圖無異」，可視為中國疆域之外延。而傳統分野說正是將周天星宿對應於中國疆域，既然朝鮮、安南、琉球亦皆隸版籍，那麼若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分野體系也自然可以延伸至這些國家，所以明清兩朝將此三國列入分野與「分野止系中國」並不絕對矛盾。事實上，此舉所欲表達的政治意圖就是要藉此彰顯中國與這些朝貢國之間的政治臣屬關係，如《大清一統志》載朝貢之國三十有一，卻惟獨朝鮮、安南、琉球三個藩屬國記有分野，就很能說明問題。另外，上文提到，康熙末海寶、徐葆光出使琉球時，亦派人隨同前往測量琉球天文道里，其目的是為了將琉球繪入《皇輿全覽圖》提供相關的經緯度數據。那麼與此同時，清人將琉球列入中國傳統分野體系，想必也應具有與天下總圖內增繪琉球相同的政治涵義，即旨在向中外宣示琉球對中國的政治依附，而這正是明清分野說又一項重要的政治職能。

綜上所述，傳統分野說在發展演變中，逐漸衍生出象徵國家疆域主權以及宣示中國與周邊藩國政治臣屬關係這兩種政治功能。前者是在分野地理區域隨中國政治版圖變化而調整的過程中自發產生的一種政治涵義，而後者則是明清時期中國在構築東亞政治秩序時所賦予天文分野的一種新的政治屬性。這種利用分野學說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做法也是歷代王朝常用的政治手段。

餘論: 分野說所見傳統天下觀之批判

古代中國人的傳統世界觀是一種認為中華文化至上、「中國即世界」的天下觀，上文所述中國傳統分野說所體現出來的世界圖景及其與國家政治版圖之間的密切聯繫，都是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之下而產生的。

上文提到，古代中國人對於「天下」的認知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以其他民族或國家為周邊的同心圓式的世界。在這一天下圖式中，雖然「天下」的外緣可以包容中國以外的其他地理區域，但這是以中國佔據絕對主體地位為前提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傳統天下觀就是具有高度文化優越感、認為「中國即世界」的中國觀。儘管這種狹隘的世界觀盛行於中國古代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以後，已有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對傳統天下觀提出質疑和批判，從而體現出某種思想啟蒙的意義。

由於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念集中反映於天文分野學說之中，故人們對於傳統天下觀的攻訐往往是從批判分野說開始的。就目前所知，宋末元初周密最早從世界觀的角度抨擊傳統分野說: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周密所謂「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之說不太準確，昴、畢二宿在二十八宿分野體系中屬趙國及冀州之分野，並不涉及異域諸國，只有在另一種天街二星分野理論中才有昴宿兼主西北夷狄之國的說法，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其實，以上這段論述乃是專就二十八宿分野而言的，周密認為傳統分野說「最為疎誕」之處就是，「分野止系中國」，而數萬里之廣的外國卻無任何分星，顯然這是針對隱藏於分野背後認為「中國即世界」的傳統天下觀所提出的質疑。此後，不斷有學者就此問題反覆加以批判。如元永嘉僧德儒質問說: 「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分星邪?」明謝肇淛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 按此系因襲周密之誤) ，計中國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佔十之九也，偏僻甚矣」，故以分野之說「最為渺茫無據」。以上二人之說都是從中外地理空間布局的角度來批判分野學說的，他們明確指出中國之外有四方萬國，中國之地僅占天下十分之一，這些思想同時也是對「中國即世界」的傳統天下觀所發起的挑戰。

至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學和世界地理知識的傳入更是直接對中國傳統天下觀造成了一定的衝擊，甚至有一些接受西學、思想前衛的文人士大夫開始拋棄傳統的天下觀。譬如，據利瑪竇稱，李之藻「少年時曾繪一中國全圖，圖上有十五省，頗精確，以為天下盡在於此。及見吾人之《山海輿地全圖》，始恍然知中國與世界相比，殊為渺小」。瞿式榖在見到傳教士艾儒略( P. Jules Aleni) 介紹世界五大洲的地理著作《職方外紀》之後，也說: 「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李、瞿二人在接觸世界地理知識後，均意識到中國之於世界的渺小，而中國傳統天下觀以為「中國即世界」，猶如井底之蛙，殊為狹隘。又如江永抨擊「分野止系中國」之說，亦云: 「以《職方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為五大州，幅員甚廣，豈止中土之九州哉?」也是依據最新的地理知識，對傳統分野說及其背後的天下觀加以批判。

元代以降，隨著中國人世界地理知識和眼界的拓展，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到以「分野止系中國」為代表的天下觀念其實是一種坐井觀天式的狹隘世界觀，如明末王英明即謂「夫十二次盡乎天矣，華夏郡國亦盡乎地耶? 多見其為坐井也」。因此，這種「中國即世界」的傳統天下觀日益遭受到人們的質疑和批判。儘管如此，在元明清時代，以上那些具有理性批判主義色彩的啟蒙思想只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前衛觀念，它們並沒有顛覆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念，但卻構成了晚清以後中國傳統天下觀崩潰的一個遠源。

來源：《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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