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危機與堅持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研究員　吳波

摘要：金融危機和民主危機相繼發生,表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西方民主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包括福山在內的西方關於民主危機原因的探討,都呈現出明顯的局限性。民主危機和金融危機一起,標誌西方資本主義過渡性特徵的強化。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堅持與探索,不能離開對當下西方政治變化的思考和探討,要將兩者聯繫起來,深刻把握自身的優勢,堅定民主探索的自主立場,強化探索更好社會制度的價值取向,同時直面民主政治建設的自身問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以推動社會主義民主的建構與完善,達成新的政治文明越來越充分的實現。

關鍵詞：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危機；政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民主

一貫以民主燈塔自我標榜的美國深陷民主困境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金融危機和民主危機相繼發生,表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就提出了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剖析西方民主政治衰敗的原因與實質,並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西方民主和西方資本主義未來的現實必要性。與此同時,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堅持與探索,也不能離開對當下西方政治變化的思考和探討。只有將兩者聯繫起來,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自身的優勢和發現自身的問題,以推動社會主義民主的建構與完善。

一、西方民主政治危機形成原因的西方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在宣告「歷史的終結」20多年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宣告了美國民主的倒退。2017年2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發了題為《曾宣布「歷史終結」的人擔憂民主的未來》的文章。福山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指出:「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①這已經不是福山第一次對西方民主的衰敗作出判斷了。2012年,他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的《歷史的未來———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產階級的衰落中倖存下來?》一文就指出:「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正在侵蝕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礎」②。2014年,以《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為標誌,福山宣稱美國的政治體系事實上陷入嚴重的衰敗。2016年11月21日,福山在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稿件中更是明確指出:「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將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徵」③。

對於西方民主的現實,國內外學者給予了「危機」「困惑」「困境」「衰落」和「倒退」等字樣的指認,展示了當下西方政治制度正在遭遇的困難和挑戰。可能主要由於「歷史終結論」的盛譽,福山關於西方民主衰敗的評論引起了更加廣泛的關注。但是,他顯然不是第一個對當下西方民主現實作出判斷的學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在蘇聯解體後新一輪全球化逐漸展開之際,西方一些學者就對西方民主的現實作出了準確的預判。在中國的思想界開始權衡和討論參與經濟全球化利弊得失的時候,德國著名學者哈貝馬斯等人就對全球化與西方民主的關係展開了深入討論,論述了全球化對西方民主的破壞性意義。在哈貝馬斯看來,「資本主義與民主結合起來的問題,就是解決經濟效率與自由和社會保障的關係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於施行某種致力於在高就業水平下比較全面推行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政策,從而能夠把經濟效率同自由和社會保障結合起來,從而把資本主義同民主結合起來」。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指出,「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⑤。弗里茨·沙爾普傑也認為,全球化導致了資本主義與民主關係的緊張: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益增強的經濟跨國一體化「再次排除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在戰後幾十年間逐步發展起來的『以民主方式馴化資本主義』的能力」⑥。拉爾夫·達倫多夫則進一步指出,全球化對於西方民主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全球化這個主題詞所描述的發展,對於西方200年來所理解的民主制本來就不會有什麼促進作用」,在他看來,全球化賦予西方世界的是這樣一幅陰暗的圖畫:「全球化剝奪了迄今一直正常運轉的代議制民主的唯一家園,即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全球化損害了市民社會的團結,而民主的討論是在市民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全球化用孤立的個人之間無結果的溝通取代了民主主義的制度」⑦。

顯然,在他們看來,西方民主危機的問題是伴隨著新一輪全球化浮出水面的。在當下諸多關於西方民主困境原因的分析中,全球化的因素首當其衝,可以說和哈貝馬斯等人的觀點遙相呼應。福山就認為:「全球化的確在民主國家中製造了內部緊張,而民主國家卻無法調和這些緊張。」⑧眾所周知,中產階級長期以來被西方視為民主的核心力量,亨廷頓和利普賽特等一直把民主和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聯繫起來。在福山看來,中產階級的衰落構成西方民主陷入困境的起點,而經濟全球化是美國中產階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全球化外,福山認為,技術創新也是造成中產階級衰落的一個原因。他甚至認為中產階級衰落的罪魁禍首是技術: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都被極少數精英佔有了,這導致美國不平等問題的加劇。

除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外,民主過度成為西方學者探討西方民主困境形成的一個原因。正如義大利資深政論家布里齊奧·弗蘭齊歐所感嘆的,常識和歷史經驗表明,過度的民主必然會置民主於死地。福山認為,美國出現了過度民主的危險,政府遭到了法治與民主的削弱。美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挑戰是太多的法與過於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義大利約翰卡伯特大學教授彼得·帕加尼尼也指出,西方民主正在遭遇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民眾過度地盲目參與,第二個問題是民眾不能全面客觀地接受信息。{9}

應該說,關於民主過度的分析表明西方思想界開啟了對美國民主制度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但總體上看,無論是「全球化論」「技術進步論」還是「民主過度論」,以及「民主操縱論」「中國威脅論」和「世界經濟不景氣論」等,西方思想界關於西方民主危機的探討存在明顯的局限。第一,大多數分析有意或無意忽略了西方民主固有的缺陷作為導致西方民主危機的根本原因,而僅僅將之歸結為外部因素的作用。「全球化論」「技術進步論」等都證實了這一點。包括福山在內的一些人甚至將中國模式視為西方民主倒退的外部影響,無非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表述,王顧左右而言他的特徵就格外明顯。第二,少數分析雖然指向自由民主制但對其局限性仍然缺乏深刻反思。福山關於法治過度的思考,雖然提出了西方政治制度在實踐中的退化問題,但即使面對西方民主倒退的實際情形,福山也沒有放棄自由民主具有歷史終結意義的基本觀點,只不過開始承認創造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多麼艱難而已。資本對民主的馴化導致當下西方民主實踐產生了諸如民主遊戲化等一系列問題的凸顯,不能不把批判的目光指向西方民主制度的內核。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還不在於美國政治制度已經無法保證多數人民的意志決定政治領導人」;「現代競爭性選舉已經成為民主政治以及人們主權概念的扼殺者」。{10}第三,一些分析雖然注重對經濟因素的考察但對西方民主的經濟基礎缺乏深刻反思。資本對民主的侵蝕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常態,政治為經濟操縱是其固有局限性的一大表現。那些在經濟上居於優勢地位的集團,往往享有更大的權力,更多地影響政策的制定,從而對民主制度的本質造成嚴重的侵犯。不少西方學者雖然注意到經濟因素對民主制度及其實踐的影響,但往往只停留於分配領域或只停留於經濟形勢的分析。彼得·帕加尼尼的觀點具有典型性。他認為,「民主制度的順利運行有賴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民主制度的弊端近年來成為關注焦點,恰恰是因為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當經濟增長長期處於停滯和衰退時,普通人的生活受衝擊最重,普通民眾和精英階層之間的矛盾開始尖銳,情緒宣洩在民主選擇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加強,給民粹主義發展提供了更大空間」。{11}這種外部反思的方式既迴避了對西方民主局限性的追問,也缺乏對導致經濟不平等根源的探究。

二、西方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僅早已經從理論上解決,而且西方民主歷史與現實也驗證了其科學性。一方面,馬克思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所實現的政治解放的歷史進步意義:「政治解放當然是一大進步;儘管它不是一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裡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12}。另一方面,馬克思基於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也指出,資產階級實現的政治解放具有歷史的局限性:「從政治上宣布私有財產無效不僅沒有廢除私有財產,反而以私有財產為前提」{13}。經濟上的不平等直接造就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的不平等之間存在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事實上的平等。

只不過,這個局限性的顯露程度受到資產階級國家、資本與勞動矛盾關係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由此展示出資產階級民主實踐曲折的演變過程。英國學者科林·克勞奇在《後民主制度》中按照現代化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民主的關係,將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踐理解成具有拋物線特徵的歷史痕迹。只有將民主的實踐與資本的作用聯繫起來,才能準確把握這種理解內在的邏輯。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較長一段時期內較好地遮蔽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內部條件是工人階級的鬥爭導致國家對資本的抑制,外部條件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壓力。在兩個條件的共同作用下,實現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的馴化。在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碰撞中,民主曾給予資本主義以穩定的社會基礎,但同時不可避免地束縛了資本的本性。隨著蘇聯解體與兩個平行市場的終結,資本在解除外部壓力的同時也聽到了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的召喚,資本的本性又一次獲得了張揚的機會。在資本與國家的關係上,當資本已經足夠強大到掙脫國家束縛的時候,國家弱化、資本強化就成為資本主義發展變化的歷史趨勢。「『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的滲透現在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家與民主的穩定」;「政府在所有與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只是一味地讓人們注意跨國經濟極其強大的客觀強制,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種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家於是就名存實亡了」。{14}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民主對資本的馴化演變為資本對民主的馴化的這種狀況,與其說是當下西方民主出現了退化的跡象,倒不如說是民主的資本主義屬性充分暴露而已。

對當下西方民主困境的反思自然引起對西方民主未來的思考,全球化條件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未來的問題凸顯。聯繫當下西方民主危機呈現的一系列特徵,20世紀9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對於民主被扭曲的預測頗有見地。理查德·隆沃思認為,「除非民主政府能夠引導全球化,使其造福百姓眾生,否則全球化經濟與民主政體就不可能並存」;「講究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政治,將為輸家所有、所治、所享,政治力量將由怨恨的情緒所把持,而這絕非社會的常態」;「另一種可能的發展,就是勢力凌駕一切的全球企業會形成經濟獨裁統治。各國政府仍將由人民選舉,可是政府除了提供基本服務之外,沒有任何實權,它們的人民也無力控制自己的生活」。{15}達倫多夫則認為,向全球化方向的發展及其社會後果,與其說會助長民主的國家制度,不如說會助長獨裁的國家制度。不過獨裁製度是能夠持久的:它既不會孕育災難,也不會像極權主義專政那樣陷入困境。對於21世紀來說,一個獨裁主義的世紀絕不是最難以相信的預言。{16}近20年之後,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發出了同樣的警告:在西方國家,「煽動家越是熱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為專制統治。煽動家是民主的軟肋」;「民主政體的核心制度不會保護民主政體,保護它們的是理解並珍視民主價值觀的人民」。{17}

西方民主如何實現自我救贖?在漢斯—彼得·馬丁看來,全球化的條件使得經濟和政治的關係發生了顛倒,正是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解救的辦法只有一條,就是將顛倒了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再顛倒過來:因此「處於下一個世紀門檻的民主政治家們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對國家進行修復,重新恢復政治對於經濟的優先地位」{18}。姑且不論當下西方的現實證實了西方政治家們對這一建言的無視,按照馬克思關於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理解,美國危機的本質不是政治而是經濟。政治領域的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西方經濟問題在政治領域的呈現。可能是意識到了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哈貝馬斯才不無感慨地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世紀末,西方發達社會重新遭遇到它們以為在社會競爭壓力下剛剛解決了的問題。這是一個與資本主義本身同樣古老的問題:怎樣才能有效地發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配置功能和發現功能,而不致造成背離民主制自由社會的一體化條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會代價」{19}。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西方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再次凸顯。有學者對所有發達國家作了統計,發現當下收入分配不公的惡化程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相比幾乎不相上下。發達國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佔整體收入的比重達到接近40%,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比重大概是42%。{20}分配問題的凸顯必然在政治上有所表達。哈貝馬斯承認,「從長遠看,社會分化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文化的普遍主義的自我理解則是民主制社會的基礎」{21}。就此而言,當下西方民主困境折射出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無法自我克服的內在矛盾。

這就意味著,在揭示西方民主困境實質的同時,還需要上升到世界歷史的高度來討論資本主義未來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宏大敘事再次得以蘇醒和激活。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人類世界兩大社會制度一直處於並存和鬥爭的狀態。作為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空前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獲得了絕對優勢的地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界雖然沒有停止過對「歷史終結論」的批判,但是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一樣,多是停留於狹小的理論層面。不僅如此,思想界更缺少對全球化與西方民主關係乃至資本主義未來命運的深刻見解,上述種種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一大寫照。

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當代資本主義究竟位居何處?亨廷頓在蘇聯解體後不久就基於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實力正在下降的客觀實際,從權力和文明的視角做出這樣的判斷:「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他還具體勾勒出西方衰落的三個基本特徵:第一,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第二,衰落不是呈直線型的;第三,權力是一個人或群體改變另一個人或群體行為的能力。{22}顯然,在亨廷頓看來,蘇聯解體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獲得全球機會之時,也是資本主義衰落大幕開啟之際。2015年11月21日,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馬丁·雅克在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明確指出,西方在全球佔據的壓倒性局面已經趨於崩潰,「西方的衰落已經不僅是一種趨勢,而是一種事實。毫無疑問,西方的霸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3}。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也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無疑進入了過渡期。在他看來,「在平等的名義下維持著極度的不平等方面,它也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如同所有的歷史體系,現代世界體系將不可避免地畫上句號。500年來,擴張一直是它的生命線:在社會動蕩時期,適度的讓步可以通過向外擴張得到補償。今天,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擴張的空間」;「在全球社會劇變的當今時代,我們正見證資本主義的最後表演,看似很小的事件可能產生巨大的反響。現代世界體系的終結是必然的。無論它們將改善還是惡化人類的生存狀況,這些掙扎的最終結果在本質上是不確定的」。{24}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無論是衰落的斷言還是過渡的判斷,實際上都說明了資本主義歷史性質在現階段的凸顯。

嚴格地說,馬克思是最早對資本主義的未來進行科學預判的思想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導致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加速了資本主義被替代的歷史進程。有學者用金融資本、非物質勞動、消費和意識形態概括了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四大特徵。在這個階段,「金融資本只是參與了對剩餘價值的分割,絕不會創造價值,剩餘價值是工人勞動創造的。金融資本的凸顯加速了虛擬資本的積累,不但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還會使其本身成為爆發金融危機的震中區,反過來造成對實體資本激烈的嚴重破壞,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停滯」{25}。毫無疑問,金融危機和民主危機聯繫在一起,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有力揭示,進一步強化了資本主義的過渡性特徵。如果說亨廷頓對西方衰落作出正確判斷的話,那麼這個衰落就不只是權力的衰落,而且預示了社會形態的歷史性變遷,由此,這個衰落就不能不說具有了歷史分水嶺的意義。

三、堅持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

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堅持與探索,不能離開對當下西方政治變化的思考和探討。只有將兩者聯繫起來,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自身的優勢和發現自身的問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以推動社會主義民主的建構與完善,達成新的政治文明越來越充分的實現。

1.堅定民主探索的自主立場

蘇東劇變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探索,另一方面在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上明確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政治立場。上述兩個方面的統一,構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條件下中國應對西方壓力和發展自我的基本立場和實踐取向。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對中國道路不斷強化自我認知,我們黨開始直面「中國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問題,表達出在民主問題上自我辯護的努力,2005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即是典型表現。這一階段,中國開始從理論上加強了對政治發展的條件與政治發展關係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強調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堅持從自身的實際出發,並開始注重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內涵和經驗的總結與概括,但總體上表現為對自身特殊性的說明,反映了面對國內外對中國民主質疑或否定的自辯態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自覺繼續強調堅持民主探索自主立場的重大意義。習近平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堅持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更是關係根本、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26}。同時,我們党進一步強化了道路自信並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公開闡明了中國方案的世界意義。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這份自信,不僅基於西方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衰落,更主要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事實。

一是近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奇蹟從側面實現了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正當性的辯護: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有效性的證明,也是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有效性的證明。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反過來對政治發展道路的正當性提供了有力辯護。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隨著總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對西方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可以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理查德·尼克松於1994年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10年之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年之內,會顯得可笑。』」{27}

二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優勢從正面實現了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正當性的闡明。與西方民主的現實危機比較,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確實到了對自身優勢進行進一步提煉和正名的歷史時刻。不少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努力。如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特徵與優勢包括:穩定性、發展性、持續性、協調性、包容性。{28}還有學者認為,從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實踐看,集中展示出了注重政治發展的經濟基礎、注重民主形式的自主探索、注重民主實質的實踐優先以及注重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相協調的鮮明特點。可以說,正是西方民主的現實危機的爆發,進一步激勵了中國政治發展道路關於自身優勢的宣示與闡明。

三是一些國家民主化實踐的失敗從反面實現了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堅持自主探索立場的證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西方國家將西方民主模式作為普世價值大肆推銷之際,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西方民主不僅深陷危機之中不能自拔,也使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陷入了混亂和失序之中苦不堪言。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古今中外,由於政治發展道路選擇錯誤而導致社會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29}。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對政治探索的自主立場的政治定性自然而然生成出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自信。

2.強化探索更好社會制度的價值取向

如前所言,當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前夕,與西方思想家在全球化與西方民主關係的深入探討明顯區別的是,國內思想界關注的重點主要在利弊得失的考量與辯論上,政治視角關注的重點是捍衛國家主權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的逐步深入,隨著西方民主危機的顯露,政治視角關注的重點顯然具有了作出戰略性調整的必要性,我們需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審視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探索的歷史任務與前途命運。

要讓世界知道中國人民作出了什麼貢獻、還要作出什麼貢獻,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政治情懷。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30}。聯繫福山等人的相關言論,這一論述意義重大,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福山承認,「自從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人自己開始宣揚『中國模式』,將其視為自由民主的另一種替代性方案。」不過,在福山那裡,中國模式並不是一種作為民主模式的存在:「現在對自由民主挑戰最大的是中國,中國結合了威權政府和局部市場化經濟」{31}。鄭永年也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即使沒有民主,同樣可以致富,並且以更快的速度致富。中國模式因此可以表述為『市場經濟+權威主義政治』」;「西方民主更面臨來自權威主義的政治威脅。這裡,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形成是主要原因」;「中國模式提供了有別於西方民主的另一種選擇」。{32} 很顯然,對於國內思想界而言,碰撞和回應福山等人對中國作出非民主模式的錯誤判斷還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理論上應進一步闡明並在實踐中更多地展現,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承載著的是創造人類新文明類型的歷史使命。這一新的文明類型具有三個方面的規定性。一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以人類的解放為歷史任務。由此,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完成政治解放的任務,還應將今天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納入人類解放的歷史任務和歷史進程之中。二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應堅持以「縮短和減輕」現代化過程的苦痛為根本出發點。馬克思指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33}既然民主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那麼就應將「縮短和減輕」現代化過程的苦痛作為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探索的價值訴求。三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為基本方針,蘊含中國政治發展的特殊規律。其中,黨的領導的加強和完善以及依法治國的強化和推進,是政治體制改革兩大基本著力點。

3.直面民主建設的自身問題

對西方民主危機的揭示與批判,必須與社會主義民主的自我反思聯繫起來。對於當下西方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在一些人的內心深處,既沒有反映出對資本主義的制度批判,也沒有激發起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熱情,更缺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的意念。由此,關於比較視野的運用,更為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自我的基礎上,揭示自身存在的問題與不足,而這些問題和不足是按照社會主義民主最起碼的要求提出的。

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在當下中國問題的清單中,民主問題並不是居於無足輕重的位置。作為中國道路的核心課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探索,不僅涉及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領域的改革,也涉及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並且隨著這一探索的逐步深入,上層建築領域改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呈現出來。在當下中國社會意識領域相互激蕩的社會思潮中,政治發展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一直處於焦點狀態,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

從當下中國社會現實出發,社會主義民主探索需要直面和深入思考兩個重大問題。基於西方民主局限性的考察,經濟基礎對於中國政治發展具有前提性意義。當下中國政治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大都與經濟基礎的變化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有關。社會主義公有制既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和保證,那麼,就應著力於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鞏固和完善。同時,聯繫西方民主的現實危機,民主不能被權力和資本操縱也是應注意把握的方面。在社會結構和利益關係日趨複雜的今天,私人資本、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對社會主義民主侵蝕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那麼,就應不斷消除封建性殘餘和資本消極方面的影響,在實際生活中展現出勞動人民作為民主的主幹和核心力量的意義。關於這個問題,應對西方所謂「民主過度」持批判性的立場。在有的學者看來,所謂政治過度,「即政治理想和行為超過了它的內在規定性,或者說政治多做了它所不應當做的事情」;政治過度之所以會發生,「在於政治會不斷迎合『免於匱乏』的需求,而匱乏是無止境的」。{34}實際上,所謂「民主過度」只是表象,背後是民主的不足。

就當下中國實際而言,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供給與民主需求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換言之,中國政治發展面臨的主要是民主不足的問題。這一方面取決於民主意識的增強,源於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群眾教育和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與社會分化的程度相關,在資本的強勢地位與作用下的勞資衝突,導致部分民眾正當權益受到侵害的條件下,一些中下層勞動群眾的權利意識被激活並不斷發展,正是民生問題催逼出民主問題。當前中國的民主不僅存在著形式不足的問題,而且民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形式化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民主形式的形式化導致了民主形式的不足。這種狀況在黨內也有一致的表現,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發揚民主不夠導致的主要領導獨斷專行的問題,也有正確集中不夠造成的領導班子軟弱無力的問題,相對來說,前者更為突出一些」{35}。問題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在於,中國正處於加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政治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之間必須保持相互協調的狀態。因此,探討社會主義民主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具體路徑,必須以對這一矛盾關係的認識和把握為前提,由此決定了社會主義民主效果的完全呈現必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注釋:

①{8}[美]弗朗西斯·福山.西方民主正處於倒退狀態[N].參考消息,2017-02-13.

②{31}[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未來[EB/OL]. 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Ethics/2012_01_05_63889.shtml.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EB/OL]. FT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④{5}{6}{7}{16}{19}{21}[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全球化與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72,77,126,213,214,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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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房寧.選舉殺死了民主[N].環球時報,201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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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誌2017年第2期)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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