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蘇軾的相似處

陶淵明出宦海而歸南山,是因為自己厭惡官場的黑暗與腐敗,他想要一個「乾淨」的自己,他對官場的「規則」有著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兩袖清風,也要求別人和自己一樣.可是他的意志畢竟無法端正其他同僚的行為.所以他選擇絕宦海而生南山.

　　蘇軾夜遊承天寺是因為自己的政治主張沒有被執權者採納,而且自己在朝堂的地位也受到了對立黨派的排擠和打壓.所以自己不得不抱著懷才不遇的惆悵,被逼無奈的離開自己欲大展宏圖的官場.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離開是毅然決然的,而蘇軾是心有不甘的無奈之舉；陶的離開是因為自己的正確的「強求」,而蘇的離開則是做好了自己,別人如何那是別人的事,他顯得比較「隨和」.

　　雖然蘇陶二人都閑居於朝堂之外,但出發點是不同的.陶的閑居是一種主動尋求到的「出路」,幽幽南山是他餘生的舞台,而蘇軾的閑居卻是被動的「退路」,承天寺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驛站」.

　　東坡與陶淵明所處的時代不同. 蘇東坡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王安石變法也好,司馬光廢法也罷,他們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兵、人民安居樂業.蘇東坡雖和他們的政治觀點時不相容,但他畢竟胸懷一顆激蕩摯誠的心,一腔凌雲衝天的志氣,一身熊熊燃燒的激情,一種積極進取的希望.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艱難險惡,也不會穿上衲衣,離開仕途,遠離塵世.即使歸隱田園,他也總是一腳走進隱逸的山水,一腳還留在他熱愛的人間.

　　而比起蘇東坡所處的時代,陶淵明則顯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東晉後期,統治者篡弒頻繁,殺戮成性,貴族腐敗,門閥制度森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政治極為黑暗.當時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 陶淵明同樣身遭門閥制度的排擠.處在那樣的時代,無論他怎樣的少年好學和知識淵博,也無論他所寫的詩、賦、文如何出色,都無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負.這就是陶淵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的社會根源.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典型意義不同.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曠世奇才,罕見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筆、淵博的學識、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豐富的經歷、巨大的成就,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在歷代人民的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毫無疑義,他的成就遠非任何一個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語堂評價的話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假道學的憎恨者,一位瑜珈術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心腸慈悲的法官,一個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一個月夜的漫步者,一個詩人,一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

　　官場中人或者山野隱士更具有多樣的才華,豐富的感情,幽默的語言,豁達的心境.

　　而陶淵明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為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蕭統是第一位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到了宋朝,特別是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才真正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並獲得了世界的聲譽. 陶淵明又是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的魏晉風流的代表,是中國士大夫的一個精神歸宿和精神家園,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可貴精神上來,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等莫不如此.於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

　　蘇東坡與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緣由不同.蘇東坡是在「烏台詩案」中大難不死的境況下,被逼無奈地來到貶謫地黃州的,不但過著躬耕自食、極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朝廷賜死,丟掉卿卿性命.好在蘇軾是闊略曠達之人,作為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黃州,他依然能苦中作樂,安貧樂賤,災難舛途和艱難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堅定的人生信念.在黃州過田園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時,才寄情于山水間；他也並不僅僅滿足於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風,飲飲酒,寫寫詩的閑適日子,有朝一日,他還要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而陶淵明與蘇東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願辭官歸隱.只要自己願意,他隨時都可以東山再起,吃膩那「五斗米」. 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去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歸隱後,陶淵明每天心甘情願地忙於耕種、交遊、飲酒,過著自給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這種歸隱生活,使他像一隻長久被關在籠中的鳥兒,終於隨心隨性,復歸自然了.毫無疑問,他歸隱以後盡情享受著「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這可以在他自己所創造的詩境里找到依據.

　　比照蘇東坡和陶淵明的一生,我們也可挖掘他們的許多相同之處.

　　兩人的才學、為人和為官以及對待進退的態度,歷來被中國的讀書人視為典範.在才學方面,他們皆少年好學,知識淵博,詩、文都寫得非常出色,是中國文學史上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文人大家.在為人方面,他們能在逆境中保持堅貞氣節和獨立人格,決不隨波逐流；在為官方面,他們都能堅持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態度上,他們即使歸隱田園,過著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樂觀豁達的心態.孟子所云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的內涵,在他們身上則能很好地體現出來.

　　蘇東坡和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他們都親自耕作,親自修建草房,過著清苦的生活.但陶淵明的洒脫是蘇東坡所嚮往的.可以說,陶淵明是寄託于山水,蘇東坡則寄託於陶淵明,也就是兩人都寄託于山水.蘇東坡有《江城子》一詞為證：「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他還「隱括」陶淵明《歸去來辭》成《哨遍》一詞：「使家童歌之,時向從於東坡,釋耒而歌之,扣牛角為之節,不亦樂乎?」.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蘇東坡有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污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的感悟.在黃州,蘇東坡也的確過上了與陶淵明一樣隱逸的生活,在短短兩年零七個月時間裡,蘇東坡和陶詩多達四十七首,幾乎把陶淵明的詩應和了一遍,「只淵明,是前身」,可見蘇東坡對陶淵明的嚮往之情.而這種嚮往,其實就是蘇東坡身處不幸的精神武器,他從陶淵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樣式,生命的另一種樂趣.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為蘇東坡所景仰,因而,蘇東坡到惠州後,能積極去履陶淵明的足跡,如「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做三士圖.」「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等零星詩句,可管窺詩人胸臆之一斑.蘇軾覺得自己可與葛洪、陶潛畫為三士圖,並作逍遙遊,追求回歸自然、質樸閑適、超然物外的田園生活,可見他決心以淵明為榜樣了.在經歷了冤獄生死之後,蘇東坡「樂乎于田野鄉間」,這是他靈魂的一個歇息.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當然,從客觀上講,蘇東坡的人生境界雖日臻脫俗,但比起陶淵明的境界來,終究略遜一籌.畢竟兩人個性與追求大不相同.因為陶淵明隱而不仕出於自願,東坡則出之無奈.難怪東坡「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蘇東坡與陶淵明過著「躬耕自食」的生活時,他們的妻妾都能安貧樂賤,與他們甘苦與共.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終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歸隱之初,他們「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維持生活,然後又利用「方宅十餘畝」,蓋起了「草屋八九間」,還在房後種植柳樹、榆樹,房前栽桃樹、李樹.即使在陶淵明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落入饑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樣不怨不悔地與他固窮守節.蘇東坡因「烏台詩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手頭拮据,入不敷出,時常都有斷炊之憂,過得極其清苦生活,幸虧夫人王閏之與侍妾王朝雲甘願一直布衣荊釵,與他一起共同勞動,躬耕自食,並在農民的指點幫助下,共同修建五間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輔助下,東坡在黃州度過了最艱難困苦的四年時間.夫人王閏之死後,貶謫惠州的蘇東坡即使在 「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的凄涼晚景下,侍妾王朝雲依然不棄不離,對他深情款款.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還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這就是他們都能歌頌勞動,親自參加生產勞動,尊重勞動人民,接近勞動人民,能和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並且感到有很大的樂趣.作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官吏,能夠做到早出晚歸辛勤耕作,能夠與勞動人民打成一團,這在當時社會士大夫鄙視勞動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極少見的,他們勞動的本身便具有進步意義,同時也使他們的田園詩具有勞動生活氣息,不僅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還宣揚了依靠勞動而食的真理,這種觀點確實是十分難得的.尤為難得的是,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摯的,蘇東坡說自己「我是識字耕田夫」,陶淵明在詩中說：「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位詩人與勞動人民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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