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清末改革史話」之三】清末新政的設計師張之洞--20140808

作者：范福潮 2014-08-08 10:16:14 來源：南方周末

張之洞曾致電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八人，倡議仿效英國上議院的選舉制度，促進中國官僚體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張之洞作為新政的設計師，幾乎所有能夠「採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擊「民權」學說，衛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場腐敗的同時也提出了切實的整治辦法。他對清朝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只是恪盡職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歲的老人，來日無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設計方案如期如意地進行，只好聽天由命。

中國古代的儒學精英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憂國憂民憂社稷，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歷朝歷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兩位堪稱「設計師」式的人物，一是康有為，二是張之洞，他倆都寫出過影響維新運動的思想性著作，提出過系統的變法建議，在不同時期，受到帝、後的重用，充當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懸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徑庭。

康有為毫無政治根基，人微言輕，只能憑口舌文辭博取皇帝恩寵，挾天子令諸侯，自上而下，走大躍進式的激進變法之路；張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權重，在樞臣督撫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可以從從容容地按著自己的思路在轄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動變法運動。從戊戌變法到庚子新政，兩位設計師的思路大體相似，但實施的結果卻完全相反，其個人命運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嘆。

從清流健將到洋務先鋒

不同於以軍功出身的劉坤一，張之洞是科舉時代的幸運兒，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於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親均曾任知縣，父親張瑛，自道光中葉起，一直在貴州做官，由知縣、知府而至道員，咸豐六年（1856）病逝于軍中。道光十七年（1837），張之洞出生於貴州興義府，20歲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貴州度過，他自五歲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歲，共換過13位教師，其中生員六人，舉人四人，進士三人，皆系乾嘉兩朝科場老前輩，業師優秀，學生精勤，12歲就出過詩文集，14歲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順天府鄉試頭名舉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歲的張之洞入京會試，中式第141名貢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複試，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試對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從此，張之洞仕途順利，步步高升，三年後，歷任浙江鄉試副考官（1867）、湖北學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學政（1873-1876），從1876-1881年，歷任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咸安宮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光緒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撫（1881），十年升任兩廣總督（1884-1889），十五年調補湖廣總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廣12年，其間，在劉坤一出缺時還署理過兩江總督（1894-1896）。（見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以下簡稱「張譜」）

以光緒七年為界，張之洞的宦歷可以分為前後兩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學官（十年）與翰院諫官，在此期間，他與張佩倫一起被稱為「清流角」，雖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勢薄，除了上疏言事，糾彈大臣，在政治上並無建樹。時人拿他與袁世凱作對比，說袁「不學有術」，譏他「有學無術」，他的才幹是從光緒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撫之後才顯露出來的，那一年，他45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

山西是個窮省，「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貧弱交乘」（「到山西任謝恩折」，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張之洞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簡稱「張集」），這是張之洞赴任途中的觀感。他在謝恩折中提出了治晉的初步設想，「當以課吏安民之道，先為深根固柢之圖。墾荒積穀以厚生，節用練兵以講武，至於鹽鐵理財之政，邊屯固圉之謀，苟為世所便而時所宜」，此非空言，經過半年的調查，他提出了「治晉要務二十事」（「整飭治理折」，「張集」第一冊，p101），在以後兩年多任期內，雖未完全達到他的治理目標，但歷練了「治國」的手段，為其以後治粵、治鄂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如果說撫晉三年另有所獲的話，那就是結識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思想上經歷「西化」的轉變，走上了他的前輩督撫們開闢的洋務運動之路。他在衙門舊檔里發現了李提摩太給前任巡撫曾國荃提的一些關於修築鐵路、開挖礦藏、開辦工業和製造廠方面的建議，便派人去請李提摩太，想讓他放棄傳教，參與中國政務，李提摩太回答道：「儘管我理解改革的價值，但我不是個專家。中國的改革要想順利進行，引進大量各個領域的外國專家，是十分必要的。」後來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他建立了一座鋼鐵廠，開始修築鐵路，開辦各種工廠和學校，這些都是我在山西時向他提議的。」（［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p150-151）

張之洞初任兩廣總督時提出的治理方針與治晉略同，沒有太多的洋務色彩，雖然思想上曾受李提摩太的影響，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內陸省份，人才缺乏，經濟落後，不具備興辦洋務的條件，兩廣則不同，廣州是最早開埠的口岸，鄰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來華的跳板，華洋雜處四十餘年，西方文化浸潤既久，其開放的程度遠非閉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戰爭後，張之洞對清軍「器不如人」深有感觸，「自法人啟釁以來，歷考各處戰事，非將帥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國之力不能制勝外洋，其不免受制於敵者，實因水師之無人，槍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連上《籌議海防要策折》《試造淺水輪船折》《創造炮劃設立廣安水軍折》，提出「儲人才」、「設水陸學堂」、「製造槍炮」「開煤鐵礦鍊鋼鐵」、「西法練兵」、「雇德國教習」、「架設電線」、「造輪船」、「組建炮艇水軍」等一系列興辦洋務的舉措（見「張集」第一冊，pp307-321），並在原「洋務局」的基礎上，改設「辦理洋務處」，督飭各衙門講求洋務，培養人才。

在督粵的後幾年，建成鑄錢廠，創設槍彈廠，創辦水陸師學堂，建立練習洋操的廣勝軍，籌辦槍炮廠、織布官局，成效卓著，為他日後督鄂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

戊戌變法與《勸學篇》

在晚清名臣中，很難找到一位像張之洞這樣經歷全面的人，學政、翰院、部郎、撫晉、督粵、督鄂、督江（署理），治理過八個省，若論政績，當屬總督江、鄂這12年，但若與政績相比，更大的成就則是，經過20年督撫八省的磨礪，他已經成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會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實業、軍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對變法維新有著深刻見解的思想家，他的變法思想集中體現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勸學篇》一書中。

《勸學篇》分為序、內篇、外篇三部分，四萬餘字。

「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前四篇申明保國、保教、保種之大義；「宗經」篇，尊孔孟為聖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正權」篇駁提倡「民權」者，「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為亂政也」；「循序」篇明辨中學西學之關係，「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守約」篇講西學東漸趨勢下，保存中學（儒學）之道，「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曆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為人所賤，聖教儒書浸微浸滅……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去毒」篇講戒毒戒煙，「中國吸煙之始，由於懶惰，懶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使孔、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必自戒煙始矣。」

外篇十五，曰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皆論文化、教育、實業、練兵、路礦、外交諸方面「采西補中」之事。「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張集」第十二冊，pp9704-9770）

有清一代，文網嚴密，著書立說是件風險很大的事，士紳學子可以為之，樞臣督撫絕不敢輕率為之，戊戌乃多事之春，張之洞甘冒風險作《勸學篇》，而且恭呈御覽，實有政治用心。原來，張之洞對康有為得寵發跡持有戒心，他在給梁鼎芬的信中感嘆，「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張之洞對康有為受皇上召見及在京的動向極為關注，發電給其侄張儉（時任吏部主事），要他報告「康有為召對詳情如何？政府諸公賞識否？康與榮（作者註：榮祿）有交情否？派在總署，想系章京，上諭是何字樣？到總署後是否派充總辦？有主持議事之權否」。（轉引自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33》，以下簡稱「茅著」）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受光緒帝召見後，奉旨進呈其編寫的各國改制書籍，他在召見前已進呈所著《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摘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召見後又進呈所著《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二次進呈本）《波蘭分滅記》《日本書目志》以及《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日本地產一覽表》，這些書對光緒帝的思想影響很大，其中《波蘭分滅記》進呈後，光緒帝賞銀兩千兩，康也獲得了通過軍機大臣廖壽恆代遞其條陳的權力。

這些消息對張之洞刺激很大，作為昔年的翰院名士，當朝的儒學正宗，他必須著書立說，表達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對變法的態度，以抵消「康學」對皇上、朝臣和士人的影響，於是，在多名幕僚的參與下，數月之間，就寫完了《勸學篇》。書成之後，即由專差運往北京三百本，由張儉、張權（張之洞兒子，新任刑部主事）廣為贈送、宣傳。六月初一，張之洞的親信黃紹箕在光緒帝召見時，向皇上推薦了《勸學篇》，過後，黃通過翰林院向軍機處致送該書二本（副本四十）；六月初七，軍機處將該書正式呈遞，光緒帝當日下旨：「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黃紹箕呈進張之洞《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折。原書內、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給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欽此。」（「張集」十二冊，p9703）

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參加過為寫作此書召開的預備會議，他在談到該書的寫作動機時說：「外國人認為此書證明了張之洞贊成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其實大謬不然。……它是張之洞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他的追隨者和中國所有文人學士，要反對康有為的改良方法。」（《辜鴻銘文集》上冊，海南出版社，1996，p320）。

兩年後，張之洞在寫給浙江按察使世傑的信中說：「附上拙作《勸學篇》□部，此書成於戊戌之春。其時因末流波靡，邪說紛出，大有犯上作亂之憂，又以迂謬書生，食古不化，亦將有神州陸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見，冀杜橫風，而棄迂說。乃未及數月而康黨逆為亂階，馴致今年，而拳匪又開巨釁，各執一偏之謬論，遂致大局之幾危，不幸言中，可為浩嘆。」（「致新任浙江按察使司世」，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張之洞函稿》，轉引自「茅著」，p40）張之洞晚年談到《勸學篇》時亦不諱言著書之初衷：「自乙未（作者註：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訂約』）後，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編者註：小人，奸人）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有人以此書進呈，奉旨頒行天下。秋間，果有巨變。」（「抱冰堂弟子記」，「張集」第十二冊，p10621）

從《勸學篇》到「變法三折」

其實，《勸學篇》用意如何並不重要。乙未之後，士人皆談變法，「康學」異軍突起，風靡天下，自有道理，並非一無可取；而「張學」看似中庸，實則保守，並非完全可取。康、張都有「各執一偏之謬論」，張氏「內篇」謬論最多：「教忠」開篇斷言「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列舉清朝十五「仁政」；「明綱」篇侈談「三綱五常」，「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正權」篇更視「民權」之說為洪水猛獸，「民權之議」為「召亂之言」，一面痛斥「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一面大申「官權」，完全與西方立憲國興「民權」、抑「官權」背道而馳……其他謬論不一而足。張之洞把變法視為保國（實為保清朝）、保教之舉，他為變法制定了一條政治標準——「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一切有損君權、官權、儒教的變法思想都是異端邪說，這種「體」、「用」之說，經過後人的發展，成了迂腐頑固分子維護帝制、君權與儒教，抗拒變法的利器。

當然，處在張之洞的地位，在那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那麼寫，他的身份決定了他必須扮演衛道士的角色。但他內心深處卻在矛盾中掙扎，他並非不知西學與西法之益，並非不知中學與中法之弊，但囿於身份，不便言說，而違心之言，還非說不可。經過戊戌、庚子之變，他對變法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思想也在與時俱進，他沒有寫一本新書去修正舊著，但把時隔三年所作「江鄂會奏變法三折」（以下簡稱「變法三折」）與《勸學篇》作一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變法思想演變的脈絡。

「變法三折」是由劉坤一、張之洞的幕僚在江、鄂兩地擬稿，再交張統稿，最後由劉審定、上奏的，在擬稿期間，劉、張函電不斷，重要問題反覆磋商。光緒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六日，張之洞致電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八人，倡議仿效英國上議院的選舉制度，促進中國官僚體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其實變法有一緊要事，實為諸法之根，言之駭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中國民智未開，外國大局茫然，中國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議院此時斷不可設，若上議院，則可仿行。考宋"磨勘轉官』之法，必有薦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則大臣皆與；似可略仿之。督、撫由司、道、府、縣公舉，司、道由府、縣公舉，府由州、縣公舉，州、縣由通省紳民公舉。但不能指定一缺。舉員多者，用之京官。除樞垣不敢輕議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屬公舉，科道由翰詹部屬公舉，司員掌印補缺，由本部候補者公舉。每一缺舉二三員，候欽定，豈不勝於政府數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總辦，亦可由局員、工匠公舉。惟武將不在內。蓋今日營哨官並不知兵，不能舉也。流弊亦不能無，總是利多害少。賄賂、情面、庸劣、屍位之弊，必可絕矣。姑妄言之，請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岀幸甚。銑。（「張集」第十冊，pp8540-8541）

此電對了解張之洞思想的轉變非常重要。他的本意不在設議院，而是提出了政府各級官員的選舉制度，要點有三：州、縣長由紳民選舉；高一級的官員候選人，由低一級的下屬公舉產生；皇帝有核定適當人選的最後權力。這一建議，很有創造性，其目的顯然欲以選舉為手段，推進官制改革。

劉坤一收電後回復張氏，並電告盛宣懷等人，表示不便同意：「鄂銑電悉，議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儘管如此，劉還是希望由張來主稿，態度至為懇切：「此次變法為中國治亂興衰一大轉機，關係極巨，香帥博通今古，貫澈始終，經濟文章海內推為巨擘，非由香帥主稿，斷難折衷至當，萬望勿在客氣，主持辦理。」（「劉制台來電」，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張集」第十冊，p8541）盛宣懷等人受劉坤一的影響，沒有表態，張之洞也不再堅持，他的這一「駭人」想法，未寫入「變法三折」。

但「變法三折」還是融入了張之洞的許多新思想，尤其是「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如提出廣派王公大臣及宗室弟子出洋遊歷，考察外國政情，促成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多處提倡學習日本，使得日後大批學生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兵制操練新軍，學習日本的司法制度，定礦律、路律、商律、刑律……在「西化」的程度上較之《勸學篇》大有進步。

作為新政的設計師，可以說，除了政治體制改革在當時的形勢下不能提，幾乎所有能夠提出「採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擊「民權」學說，衛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場腐敗的同時也提出了切實的整治辦法。他對清朝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只是恪盡職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來日無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設計方案如期如意地進行，只好聽天由命。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張之洞不會想到，他開辦的新式學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搖籃，他訓練的湖北新軍成了武昌起義的民軍，他建的槍炮廠為民軍製造軍火，他曾經居住十多年的官衙成了辛亥年被義軍攻佔的第一個總督衙門，他更不會想到，作為新政的設計師，死後兩年，清朝就被推翻，他成了大清王朝變相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