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海林：對香港「佔中」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葉海林：對香港「佔中」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來源：2014-11-16宣講家

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亞編輯部主任

核心提示：葉海林，央視特約評論員，目前主要從事南亞地區政治與國際關係、反恐怖及非傳統安全研究，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多次作為央視《環球關注》和鳳凰衛視《全球連線》等多檔國際評述類欄目嘉賓。

報告人通過對三個問題的梳理：一是香港的基本法是什麼？二是基本法是否規定了香港的普選過程？三是選舉過程的爭議點在哪？帶我們詳細了解了引發「佔中」事件的直接原因。又通過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觀察，深入淺出地為我們剖析了香港問題的根源，並對問題未來的走向做出了思考。語言形象生動，為我們理性看待香港「佔中」問題提供了有力參考。

「佔中」的意思是佔領中環，中環廣場其實很小，但是它的經濟和政治意義非常大。第一，它離特區政府所在地很近；第二，香港的主要金融機構基本都在中環。如果中環癱瘓了，直接的結果不是電視畫面看起來有多少人坐在那兒，而是會影響到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的實際運作。所以如果「佔中」持續，它對香港的威脅是實際的。

一、香港「佔中」的直接原因

（一）需要理清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香港的基本法是什麼？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香港的基本法是什麼？基本法不是憲法，香港不可能有憲法，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一部分，所以關於它可以有一個地區性的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但是它不可能被稱之為憲法，這是毫無疑問的。

香港基本法是誰制定的？是我們全國人大制定的。換句話說，它的法源非常清楚，它是中國的法律，不是國際條約。也就是說能夠對基本法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的只有我們的人大，因為它是立法機構，這是沒有問題的。所謂誰立法、誰定法、誰維護法律，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基本法不是中國的國際義務，換句話說，基本法的遵守或者修訂，並不是中國和某個外國簽訂的條約說我們有義務遵守，我們是沒有這個義務的。基本法是我們國內的政治程度，換句話說是中央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對香港做出的承諾，它不是對英國做出的承諾，它跟英國無關。基本法是什麼？基本法是我們的法律，不是中國和英國之間的協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基本法有沒有規定香港普選的過程？

有。就是說像香港最終要實現地方行政長官的普選，這一點在基本法中是有承諾的，但是我們承諾的是逐步實現普選。換句話說，不是一次實現。但是逐步這件事本身也沒有爭議，因為到目前為止，香港已經有三位特首，前兩位都不是所謂的完全普選產生的，也都是間接選舉的。實現普選最終要由香港的老百姓去投票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這件事其實是個蠻大的政治過程。

一是選舉人。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你怎麼能組織起一次投票呢？你要確定誰是選舉人。確定選舉人是一件比較容易做的事，你只要規定一個年齡，一個相應的身份，這事就辦到了，因為對於21世紀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來說，選舉跟財產不掛鉤，也就是說選舉人沒有財產限制。

但是這個事情不是自古以來就這樣。我跟大家這樣說，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這個世界上有相當一批所謂的民主國家選舉是要有財產依據的。換句話說，你如果不納稅是不能投票的，並不是所謂的普選自古以來是個成年人就能夠投票，不是這樣的。我們知道真正使得美國實現完全的選舉人平權（不管你是男是女，是黑是白，有錢還是沒錢，都能夠平等地行使投票權利），是在1968年，比新中國的投票權晚了整整19年。1949年的時候，我們的規定很明確，不分族裔，不分性別，不分財產狀況，什麼都不分，只要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你就有投票權。但是投票權的問題從選舉人的角度來說，它不是天然的。

在香港這個事很容易，香港只要你年滿一定的年齡，當然它這個跟財產出身無關，只要你擁有香港特區居民身份，它不能叫做公民身份，它是居民身份，就可以參加選舉，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二是被選舉人。光有了選舉人就能有選舉嗎？肯定不能，還要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被選舉人。誰能夠被公眾來投票呢？能不能說香港500萬老百姓，選舉人500萬，被選舉人也500萬？只要是香港特區的居民我們就可以投票？理論上說，的確每個人擁有選舉權就擁有被選舉權，但是你怎麼樣讓500萬認識你？500人認識你都不太可能，對吧？那麼你需要被公眾知曉。被公眾知曉就有一個提名過程，被選舉人的資格肯定是要經過限定的。

第三個問題，選舉過程的爭議點在哪？

爭議一：程序上的衝突，怎麼去產生被選舉人？這個問題是現在香港政改的焦點問題。誰有資格成為被500萬香港居民投票的那個人？這個事現在是所謂的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及中央政府之間最激烈博弈的核心話題。

這個核心話題的分歧觀點是這樣的，基本法的基本規定是由一個專門的委員會遴選出來，由他們來提名誰是被選舉人，然後若干提名，肯定不是等額選舉。等額選舉，其實說句實話，等額選舉就不是選舉，等額選舉叫信任投票。選舉的基本含義是挑選，你給我一個等額選舉，讓我在承認與否決之間，那不叫挑選，那叫接受還是拒絕。這是兩回事。咱們去早點鋪吃包子，素包子、肉包子我挑一種，這叫選。早點鋪就一種包子，吃還是不吃，那不叫選，這是兩回事。所以肯定不是等額的，那一定是差額的，因為特區長官只能有一個。

問題在於說這個差額怎麼差？誰有資格成為被選舉人呢？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由一個委員會遴選出來幾個人，這是一個程序問題。從程序上來說，大部分的國家的所謂選舉是用這種方式來完成的，只不過這個委員會怎麼來的？它是關鍵。你不可能說隨便找個人就提名，技術上來說做不到。比如說在印度，全世界最複雜的民主選舉就是印度的選舉。它的規定也很清楚，你找1萬個人簽名，1萬個印度的公民簽了名了，我拿著這1萬個簽名就可以到選舉委員會去註冊，註冊我就可以以候選人的身份去競逐議員了。但是你上哪兒去找這1萬人的簽名呢？那個我不管，只要你找得到就行了。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從實際的效果來說，如果你就有這1萬個簽名，而背後沒有一個政黨支持你，你基本上選不上，這是沒有用的，形式上我可以規定，這個就叫所謂公民提名。只要你湊夠了足夠的提名你就可以參加選舉了，但是基本上你沒有戲，還是政黨來決定你能不能選得上，比如說印度就是國大黨和人民黨。香港有一派人認為就應該公民提名，只要我湊夠一定數的香港居民的提名，不能叫公民，叫居民，你就應該讓我參加選舉。這就是所謂真普選。香港的泛民主派真普選的定義是這個。普選，第一，選舉人是沒有問題了，這個大家沒有爭議。候選人的產生來源，我不接受你什麼委員會的遴選，我只要公民提名就可以了。這是香港民主派的觀點。

那麼建制派和中央政府，就是所謂擁護中央政府的香港力量和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目前的方式是跟基本法的方式是一樣的，我們有一個委員會，然後由委員來提名。這是第一個程序上我們知道這是有衝突的，這兩個東西程序不一樣。

爭議二：資格上的衝突，什麼人有資格成為特首？基本法中有明確的規定，香港特區政府的首腦必須是愛國、愛港的香港居民。愛國、愛港這個字就有爭議了，爭議在哪兒？香港居民沒有問題，你必須有香港居民的資格。但是香港居民這個事情也有問題。我們說愛國、愛港是怎麼回事？如果說你在香港特區的法律框架下，作為特首，你不支持中央政府，那麼不支持、不尊重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制，這樣的人是不能成為香港特首的。

其實這句話很有意思，我們知道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它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在這一點上，就意味著儘管香港有特區的基本法，但是香港對祖國的效忠是沒有問題的，這在法理上是說得通的，你不能說你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你在這兒有權鼓吹分裂中國，這個談不上。所以在這一點上，愛國、愛港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泛民主派看來，愛國、愛港的要求本身就有問題。是不是說你拿這四個字就把你不喜歡的一些人給排除在外了，你去檢查他在電視上說了什麼，他在報紙上發了什麼文章，然後最後你說這個人不愛國、不愛港，他不可以當特首，是不是這樣？這個就是所謂民主派提出的非議，說這個不行，不能有這四個字的限制，必須是開放性的提名。

實際上我們說這後面還有另外一個更關鍵的問題，為什麼要有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基本的條件是你是香港的居民，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因為如果你連中國公民都不是，你自然就沒有熱愛中國的義務，這是沒有錯的吧？但是問題在這兒，在中國大陸這不是問題，因為在中國大陸，我不承認雙重國籍，你只能二選一，要麼你是中國公民，要麼你是外國公民，你沒有二者兼得的這種可能性，中國的法律是不允許的。但是香港特區的情況不是這樣，香港特區的居民，除了中國公民之外，也有外國公民。什麼人呢？英國人。而且這些英國人咱們不要把它想像為史密斯、約翰，不是，他們就是香港人，他們拿著英國護照。按照英國法律來說，你拿著英國護照的同時，再拿本別的國家的護照，我無所謂，我承認雙重國籍，但是中國不承認。

所以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香港的一些居民也可以同時是英國的海外臣民，這有一個觀念上的認知，英國是沒有公民的，因為英國沒有憲法，這很有意思。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就是現在所謂的英國，當然它還不能叫這個名字，那要等蘇格蘭公投以後，公投完了，如果蘇格蘭真獨立了，它就不能叫這個名字，這是另外一個事，跟今天我們的話題無關。

到目前為止，沒有英國憲法，它的憲法到現在沒有制定完。它叫英國憲章。這個憲章並不是一個成文的憲法，它只是憲法的一部分。所以英國的老百姓在法律來說是臣民，不是公民，它是個君主國家。當然它的法律地位是一樣的，它並不是因此沒有公民權。它所有的權利沒有問題，只不過它是叫這個名字。

在英國它允許有海外臣民，就包括香港的很多居民就被稱之為海外臣民。香港的很多社會上層，在1997年英國向中國移交香港的主權和管制權的時候，是給了他們英國護照的，而且有一個很長的名單，這部分名單是英國當年為香港的上層社會頒發英國護照的名單，是保密的。就是說香港社會有多少人現在同時拿著英國護照，英國政府有義務為他保密，但我們不知道。這給香港社會留了一批釘子，這當中有些人1997年以後就跑掉了，就不當這個釘子了，到英國去了，當然英國也得接受。有些人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他是香港居民同時又是英國臣民，還是他是香港居民同時是中國公民。到現在為止，有些人他的身份都是搞不清楚的，而且這些人有一些是相當的頭面人士，並不是普通老百姓，是香港這個社會的精英和主流。

當然這個事情我們也不要責怪英國，因為英國一貫如此。過去100多年來在所有的殖民地獨立過程當中，或者是主權交割過程中，英國都這麼干。這是英國人的治國之術，方法確實很有效。

還有一批人，很少數的一批人就把這個事給捅出來了，說我不需要，我放棄所謂英國的海外臣民的身份，我就做中國公民。這樣的人也有。我們知道香港社會它有這樣一個歷史積澱，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假如沒有愛國、愛港的香港居民這個限制，那就意味著理論上你選的那個特首，可能不是個中國公民，在理論上說，這種可能性是有的。所以這就是大家爭論的一個實質問題，什麼人有資格成為特首。那麼從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看來，根據基本法，毫無疑問，香港的居民、中國的公民，如果你拿著本英國護照，你是不能當特首的。那麼中國的公民，同時愛國、愛港，你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說是除了作為香港的特區長官之外，沒事還對內地的事務指手劃腳，到處講一些我們都知道的他可能會講的事情。這個是內地肯定不會接受的。

這是問題直接衝突的起因，起因就是這個選舉，民主派認為只要不加限制地進行所謂公民提名，然後進行直選，才能叫做真普選。那麼從內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的看法，香港500萬的合格的選民根據選舉委員會的提名進行開放式的選舉，就叫做普選。大家把這個爭議搞清楚，我們首先要把這個爭議搞清楚了。[S4]

（二）國外的一些選舉實例

美國的選舉制度

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選舉，跟香港所謂的民主派所要求的那個公民提名的所謂真普選，比較起來它是不合格的。比如說美國，很多人都把美國作為民主的樣板來看，但是我可以跟大家這樣說，第一，美國的選舉不是普選。什麼意思？美國的老百姓選的不是總統，他選的是選舉人，由選舉人再去選總統。它不是直接投票，你在美國是看不到一張選票上寫著我投給小布希還是投給奧巴馬的，這張選票上沒有。它選的是各地方的選舉人，由選舉人組成選舉人團再去投誰是美國總統。美國的選舉制度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呢？我跟大家多解釋一下，美國的選舉人團中的選舉人並不能說你們都選我吧，我向你們保證我投格爾。然後等到你們都把票投給我以後，我當上選舉人之後，我不投給格爾了，我把你們都給騙了，這個不會有的。它的辦法是什麼？選舉人團所投向的美國總統，那個候選人，這是一定的，這裡面不會錯。

它在哪裡會出問題？選舉人團代表的是一個州，每一個州有若干張選舉人票。那麼你選的是某一個州的選舉人，如果在這個州之內，比如說這個州有50個選舉人，大家就投票，根據你所在州註冊去投票，結果這50個人當中支持民主黨的選舉人是26個，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是24個，那麼統計下來的結果，在這個州內，民主黨獲勝。沒有問題，它獲勝了。但是統計怎麼統計？它在最終的全美國的那個投票當中，它把這一州的50張選票全算在獲勝者身上，就變成了贏者通吃。那麼贏者通吃就可能會出現一個什麼結果呢？這個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已經發生過了。比如說我最後一共是2000多張選舉人票，我贏得了1200多張我就勝了，那我就是美國總統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算美國老百姓投票的時候，其實它那個是少數。這是可能的。

可能的結果是什麼？因為贏者通吃。只要我在本州內獲勝，那麼本州所有的第一手票也加到我身上來，最後算下來，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投票數，就是美國老百姓真正投給最多的那個人可能不是美國總統，但是少的那個人贏得了更多的選舉人票，這個在邏輯上是有可能的，大家如果喜歡的話，你回去可以拿數學去模擬一下，這個完全能夠做到，一點都不難。而且這件事發生過，什麼時候呢？2004年就發生過，就是小布希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他實際的美國投票率是低於他的對手的，但是他的得票率是高於對手的。所以不要認為投票這個東西很簡單。

第二，美國的總統候選人是政黨提名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黨。當然你可以不用這兩個黨提名，你自己來，你自己來肯定沒戲。所以它也不是所謂公民提名就能夠參選的。公民提名就能參選，然後又讓所有老百姓開放性投票的選舉，這種選舉，真正所謂的直選，我跟大家這樣說，在全世界幾乎沒有。為什麼？因為技術上做不到，這是邏輯上沒有辦法的事。但這件事有過，在歷史上有過。

歷史上雅典的直選

古代雅典時期有過，在古希臘城邦制度下，作為城邦的關鍵城市雅典當年的選舉是雙向直接選舉，所謂雙向選舉，就是所有的公民隨便投，投誰都行。所有的候選人怎麼提名？不提名。這個候選人說，比如說張三想當保民官，我怎麼當呢？我跑到廣場上大喊，你們來投我，我要去保民官了。然後他就坐在那兒，坐在那兒幹嗎？等到選舉那天，所有競選的人來了，大家都面對著廣場坐好，排成一排，排排坐，坐在小凳上，每個小凳上放一個陶碗，往裡投，投貝殼。投的貝殼多的就當選，沒有什麼提名過程，沒有什麼其他的過程。

為什麼那個時候雅典能夠做到？因為雅典只有6000個公民，兩個團的兵力。在兩個團內，你想選出一個人雙向直接選舉，可以安排。但是咱們在一個步兵師內去安排這件事，各位都是軍人出身，你們想像一下，弄一萬多人，咱們隨便雙向選舉，可能實施的前景就不樂觀了。所以這有一個技術問題。

（三）解決爭議點的辦法

香港的問題焦點就在這兒。實際上這個事情爭了兩年多了，就在爭這一件事，就是提名候選人怎麼提名。這是我們說的直接原因。這個事情如果說就是因為這件事，這個事情很好解決，終審法院裁定人大釋法就完了。因為香港特區的基本法規定得非常清楚。

第一，這些事情如果香港社會懸而未決，它的仲裁機構在司法方面，香港的司法仲裁機構是香港終審法院。換句話說，涉及到司法事務的事情，香港終審法院做出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是不能駁回的。這是香港法律的規定，也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法院所做出的判決，我們內地的最高人民法院不能推翻。

第二，但是在立法方面的爭議，釋法的機構是全國人大，不是香港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更不是香港立法會。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懸而未決，你上到全國人大，人大做釋法，問題結束。從法治角度來說，這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地方。

香港現在爭的不是法治，是所謂的民主。而泛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無論如何是違反現在香港基本法的法治程序的。換句話說，你用一個違反法治程序的手段能不能實現民主？這個事情見仁見智。現在從目前的爭議來說，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希望我的解釋是清楚的，這是直接的爭端。

二、香港「佔中」的根源

回到我們的話題，如果這就是爭議的全部內容，那麼這個事不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因為只要人大釋法，OK，你服不服？你沒法不服，因為你沒有第二個渠道。

從香港的法律來說，人大的釋法是最終裁定，它沒有上訴的可能性，這個事情就結束了。但是為什麼現在這個事情越鬧越大？是因為實際上特首選舉風波是香港近些年來社會矛盾的一個集中點，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問題。

（一）  香港經濟地位的下降

真正的問題，我們說穿了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而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包括它的居民，接受不了。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講，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我們內地，包括中央政府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維持香港的特殊地位的，但是這個維持是註定要失敗的，不管我們的香港政策多麼成功，香港都會走一段下坡路。

原因是什麼？我們要回到為什麼香港會崛起的問題上。香港之所以會崛起，唯一的原因是大陸和世界的隔絕狀態，沒有這個封閉狀態，根本不會有香港的今天。我們回頭去想一想，1930年代，日本全面侵華以前亞洲的金融中心是哪裡？是新加坡嗎？是東京嗎？是香港嗎？都不是，是上海。那個時候遠東的金融中心是上海。上海不沒落，其他的城市都沒有機會。而上海為什麼會成為金融中心？是因為上海是在中國的版圖上，不管中國多窮，中國都是一個幾億人的巨大市場，它所創造的機會是任何一個海港城市不能夠相提並論的。就是說跟中國窮不窮沒有關係，跟資本能從這個土地上賺取利潤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要把國民生產總值這個事看得太重。日本全面侵華之前，日本的GDP是低於中國的，但是沒耽誤它打你，因為它技術水平比你先進。換句話說，儘管在中華民國時期，整個中國是極度沒落的，但是在上海賺錢是不難的，所以上海的地位非常穩定，那是中國特別繁榮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以前有一個類似的城市，是哪兒？天津。北洋政府時期，能夠跟上海相提並論的一個中國港口是天津。天津為什麼後來沒落下去了？實際上它被上海所取代了，因為上海所依託的江浙資本的力量，遠遠強於北洋政府的官僚資本，所以上海在整個30年代，那在整個遠東地區是無與倫比的。

上海為什麼沒落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有長時間的隔絕狀態，使得上海無法發揮它金融中心的作用。那麼資本一定要再找一個地方，它能去哪兒？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這種相對沒落和相對封閉狀態，成就了兩個城市，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主要還是靠人家自己的努力，新加坡崛起更多靠的是最初的航運和修船，慢慢地才靠高精設備的製造和金融。而香港的興起，直接原因就是因為在國共內戰以後，大量的所謂資本，包括資本的專業人才撤往了香港。

我們可以這樣想，我們80年代的時候都喜歡看香港電影。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也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才起來的，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亞洲特別是華語電影的中心是上海，不是香港。香港那一批電影導演，包括李翰祥這些著名的華語片導演，應該說是為華語電影開創了一個時代的這幫人，原來都是在上海打工的。它是因為國民政府撤退以後，他們跟著跑，他們不想去台灣，就去了香港。那麼香港的文化實際上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繁榮的。

在整個冷戰時期，香港可以說是封閉的中國大陸獨一無二的對外窗口，它的轉運功能非常地明顯。其實我們不妨去回顧一下，在東西方對抗最強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內要搞一些緊俏物資，特別是涉及到民生的物資都得從香港弄。

可能上了年紀的同志都有這個印象，那個時候包括煉乳，我們國內沒有，好多都是從香港走私進來的。所以實際上恰恰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與世隔絕，使得香港成為了唯一一個橋樑，這個橋樑保證了香港經濟的起飛和繁榮。直到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急需藉助香港來走向世界，所香港經濟的黃金時期1980年代。

什麼時候香港開始走向下坡路呢？是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以後，特別是浦東開發以後。現在遠東的金融中心在內地，不在香港，可以這樣說，是在上海，不在香港，更準確地講在浦東，不在香港。那麼我們想想浦東是什麼時候開發的？浦東開發得相當晚，上海早就已經恢復到中國的經濟中心的時候了，浦東一直都不開發，原因是什麼？浦東不開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大陸這邊寧願把上海壓下去，也要保證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是要保證香港作為中國連接世界橋樑紐帶作用的這個地位，香港的繁榮基本上靠的就是這個。但是這些事情，可以在政策上做出安排，卻不能保證它的效果。原因非常清楚，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重心仍然是珠三角地區，就是廣東省的深圳、廣州這些地方，那麼香港的地位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現在呢？在改革開放30年以後，廣東仍然是中國單一省份中GDP最高的，但是華南區已經不是了。在過去可以說以廣東為中心的華南諸省是中國經濟的龍頭，但是在今天，中國的經濟龍頭是長三角，不是珠三角，因為這個地方有上海、江蘇、浙江、安徽這麼幾個省，這幾個省加在一塊，華南區的地位就已經被華東區所取代了。

中國經濟真正的引擎，我們要說雙引擎，一個是在嶺南，就是珠三角，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長三角，而長三角的發展空間顯然遠遠大於珠三角，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想想過去1000年來中國的文化和經濟中心是哪兒？這個是無可爭議的。

隨著長三角的興起，其實不要說香港會走向下坡路，整個珠三角的這種風光都已被逐漸掩蓋，這是一個經濟規律的結果，不是政策能夠調整或者選擇得了的。當然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香港在整個中國經濟舞台中的比重開始萎縮。就是它的重要性開始下降，香港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

某種程度上，我們有比香港更方便的地方。過去是內地通過香港到達國際市場，現在不需要了，因為國際市場就在我們國內。世界500強企業中，有亞太區總部的三四百個，這三四百個，放在日本的有一半，放在中國的是另外一半。基本上除了中國、日本就沒有什麼地方還有了，韓國有那麼幾個，都是韓國本土企業，大部分要麼在日本，要麼在中國大陸。在中國境內的，絕大多數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沒有多少會真正放在香港。因為放在上海顯然更方便。我們可以這樣說，從物流也好，從投資技術研發也好，越靠近終端市場的企業越容易賺錢，它反應越快。

比如說我這個產品主要賣給中國大陸，那麼我當然要把公司的研發基地、生產車間全部放在中國大陸，這樣的話，市場上一點點的風吹草動我都能做出很迅速的反應來調整我的產品，來調整我的供應，這是相當簡單的經濟學道理。我們想一個道理，比如說生產手機的，研發中心是放在上海對上海用戶需求反應快？還是放在巴西利亞反應快？這不用說。現在問題是，雖然香港沒有遠到巴西利亞那個地步，但是它也沒有近到上海。

一方面，總部經濟地位的變化，對香港的打擊是很大的。那麼這個削弱，實際上從90年代開始就已經出現了，而且直到現在，這個趨勢是不可遏制的。我們可以這樣講，香港在中華經濟圈內的比重下降，是中國崛起的一個必然結果，靠人為的力量是留不住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內地與香港的心理差異

另外一點，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考慮，我們希望維持香港的繁榮，把它樹立成一個標本，為將來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累積比較好的民意基礎。所以一定要把香港治好，而且不但要治好，還得讓香港的居民滿意，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以來對香港的基本考慮，就是香港要繁榮，香港老百姓要幸福。這件事其實主要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責任，如此一來變成了中央政府的責任了，這就產生了一個行為的示範，就是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面，基本上是特區政府向中央提要求，中央政府照單全收，可是它還是不滿意。

這個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它的地位下降本身不是你用政策就能彌補得了的，它必然是要下降的，這是誰都沒有辦法的事情。2003年非典危機的時候，當時香港向中央央求了一個政策，我用「央求」這個詞是不誇張的，是什麼政策？就是現在非常受香港詬病的自由行，這個政策的出台非常有意思。香港特區政府當時列了46個內地城市作為自由行的試點。所謂自由行，只要你是這46個城市的居民，拿著這個身份證去申請港澳通行證，然後直接就可以去香港旅遊了，不用組團，這就是所謂自由行的開始。

這件事是包括北京的，所以咱北京老百姓拿著身份證就可以到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港澳通行證。為什麼是這46個城市？香港怎麼提出這46個城市的名單呢？香港特區政府按照我們的統計年鑒把內地排在前46位的城市排了一個名單，就是這46個城市，很明顯的就是這46個地方的人有錢。香港當時因為受到非典襲擊以後，旅遊業非常凋敝，所以政務司出了一個主意，既然日本人不來了，韓國人不來了，台灣人也少了，新加坡的人也不來了，大陸人多，那讓大陸人來吧。這是當年香港特區政府的想法，這個想法的提出者就是當年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唐英年拿這46個城市的名單到北京跟中央政府協商，中央政府提出一個擔憂，說你們要考慮一下這個開放絕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可能來了一批有錢人買東西，但一旦開放，這個門打開以後，你是關不上的，會有無數內地居民要湧進香港，會給香港的承載能力造成負擔的，你們要想清楚。香港政府說我們沒有問題，我們能接受，香港是一級的旅遊城市，我們完全可以承受。恕我直言，中央政府當時還有一個擔心，就是擔心內地的居民到香港之後會從事違法活動，所以內地方面說我們還是限制一點好，香港不同意。這一點足以證明中央政府在思考香港問題的時候是站在誰那邊了，它不是站在內地這一邊，它是站在香港這一邊去想問題了。

當然這個動機，我前面說了，咱們光明磊落地講，香港離開祖國的懷抱百年了，有必要對香港格外地關照，這是我們當時的做法。自由行產生以後，內地和港澳的對立就不斷地出現，開始特別明顯。我給大家舉一個最有意思的例子，自由行行使兩年以後，我們內地方面向香港提出一個問題，香港政府要限制內地的孕婦到香港，他們到香港去生孩子之後會獲得香港的居留權。這件事情在當時的香港，在2005年的香港引起軒然大波，媒體上一邊倒地指責中央政府侵犯人權，說內地不尊重這些老百姓的意願，有什麼呢？人家就願意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有這麼好的服務，我們香港是法治社會，人家就是願意到我們這兒來生活，我們就應該歡迎。

因為這是中央政府的建議，特區政府就給它做了一個行政的規定，拿到了香港終審法院去做裁定。香港終審法院裁定的結果是特區政府限制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決定違法，不允許限制，那就不能限制了。這是2005年。

九年以後，我們看看今天香港媒體是怎麼說這件事的？完全顛倒過來了，這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誠實地說兩件事，過度地要實現所謂香港必須更美好這個目標。這個目標給了香港極大的心理期待，就是可以向中央政府什麼都要。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港英時期，他們向倫敦能要來什麼？什麼也要不來。那是兩回事。倫敦對香港的態度，你是我的殖民地，我不欠你的。北京對香港的態度，那不行，你是我100年來走失了的孩子，我欠著你的，那這個心態就不一樣了。

所以中央政府這邊主要對香港扶持，不停地扶持。包括對唐英年就提過，說要想辦法實現轉型，我不可能永遠壓著上海，上海是壓不住的。誠實地講，浦東開發也好，包括後來上海的發展也好，中央政府給上海的政策很有限。上海不是靠中央政策扶持起來的，它只不過是只要你不管我，剩下的事我會把它辦好。這是上海的模式。這個我們得承認上海的競爭力在那兒擺著。這是一方面。

（三）香港社會地位的變化

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香港本身。香港本身，香港的社會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所謂香港的上流社會。這些人素質非常高，他們是非常好的職業官員。香港也有一批非常有眼光的商人，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在殖民地下生活了100多年，這些人是非常好的執行官員，但是他們缺乏想像力。

為什麼？因為在殖民地政府下，殖民者不會讓你有想像力。我們可以講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香港最令內地羨慕的東西是什麼？法治。香港是全世界法治水平最高的地方，香港的警察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司法隊伍，這一點是不吹牛的，這都沒有問題，就是他的專業素質非常高，這是我們內地非常需要向香港學習的地方。

但是我們同時別忘了一件事，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殖民地文化是很難培養出一批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的。所以香港當年，可以說英國人給香港留下的最有利的財富就是這幫人只要在劃定路線的情況下，那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香港需要調整的時候，他們的想像力是不夠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香港金改時期，就是所謂的匯改時期，當時由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房利美、房地美的金融危機以後，美元急劇貶值。當時香港面臨一個問題，香港的港幣要不要跟美元以8.03掛鉤。港幣以前一直跟美元掛鉤，就是你美元匯率怎麼動我就怎麼動，那個時候香港做出了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就是要實現浮動匯率，就是不能跟美元完全掛鉤，要脫鉤，所以現在港幣跟美元也不是8了，也是7點多，但是比人民幣要低。

唐英年自己回憶說，香港當時在討論這個事情，做出決定的時候，香港那些搞金融的專家真的覺得天就要塌了，因為他們從來就不相信政府應該管理金融。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香港特區政府對金融是不管制的，覺得這就是香港競爭力的源泉所在。但是突然發現天要塌了，要補救的時候，他們最大的反應不是去理性思考這個政策的後果是什麼，而是說我這一輩子的理想完蛋了。這個事情怎麼能這麼做呢？我50多年的從業經驗都不能證明這一點，我不應該這麼干，但是我必須要這麼干，於是我就矛盾了。這個不是特區政府的問題，這是香港社會精英的問題。

那麼草根的問題在哪？這件事情我個人在香港的切身經歷可以告訴我這一點。因為真的去一趟香港居民的家以後，我就覺得上海的亭子間都不錯，北京的房子就更不用說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個房子，大家肯定都知道，是那種塔樓，16層的大樓，兩梯，八戶到九戶。咱們在北京這樣的房子，我問過北京市住建部門，說這樣圖紙的房子北京有400棟，大家去想，這麼一個跟火柴盒一樣的東西，中間是電梯，周圍布置了八九戶房子，我相信我們很多同志都住過，就那個都比香港很多老百姓家裡的房子要大。我們記住一點，香港的房價，單價是比北京貴，但是它不是平方米，而是平方尺。香港1000尺就叫做豪宅，100平米都不到。我們內地別一聽說1000，就覺得人家是1000平米，其實那是1000平方尺。一平米可以放把椅子，一平方尺連個三角凳都放不進去。

香港有生活在太平山的首富，我們看到的就是那些首富，它也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的香港市民，是靠為轉運碼頭提供服務而生存的，主要就是司機、餐飲業的這些人。這些人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並不高。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坦率地說，香港繁榮了那麼多年，香港的教育水平始終是精英教育水平，普及教育搞的並不好。咱們舉一個例子，香港現在對內地學生是開放的，就是內地生。這些內地生不用太多，只要三分之一畢業以後在香港找工作，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香港的大學生基本上就找不著工作了。

就像北京，北京的教育資源再好，小學再優秀，中學再優秀，你能優秀出那麼多倍嗎？你是不能的。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內地的學生要考進香港，我們知道最初幾年香港熱的時候，一半的狀元是跑到香港去讀書的，這批孩子的競爭力是很強的。

所以馬上就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衝突，香港人開始覺得內地人搶了他們的工作。這句話沒錯，還真就是這麼回事。但是只要你開放，這個結果一定會出現，這是毫無疑問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這個問題了，顯然香港的普通市民覺得沒辦法接受。從社會和經濟地位來說，他們確實覺得自己的地位是下降的。

不但在香港這個社會地位是下降的，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他們在面對內地的時候，心裡落差也開始變得明顯。舉一個例子，這是我自己知道的，因為我家裡就有人在深圳工作，企業界的人士。現在他們非常偏好雇香港的員工，條件是你得到深圳來工作。為什麼？不是因為素質高，素質高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便宜，這個事是讓我們很多人大跌眼鏡的事。我們內地一些工作人員的薪金訴求已經超過了香港同等的工作人，你雇一個內地的工程師，可能比雇一個香港的還貴，那我還不如雇香港的。這種落差，過去我們知道從50年代到現在，香港人對於內地始終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的，我比你優秀，我比你先進，我什麼都比你強，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過去是香港人到內地想買什麼買什麼，然後發現沒什麼可買的，現在是內地的自由行旅客到了香港之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然後一買就把人家商店給買沒了。你老乾這種事，我要是香港人，我也受不了，這是一個自尊心的問題。

這就是香港真正出問題的根源，就是香港的很多民眾，不是所有民眾，他適應不了目前香港城市和內地發展的反差。人都是這樣，一旦適應不了，他就開始懷念過去，為什麼？很有意思，現在天天也有人對現在的狀況不滿意，這個也罵，那個也罵，但是你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大部分內地有勞動、有工作的人，他想的事情是今天這個世界的確不好，但是明天我的世界會更好一些，我今天努力工作了，我就攢下10塊錢，我明天沒準能攢20、30、50。實際上一個地方的發展，它最主要的動力就來自於這個，來自於你的勞動者認為經過了一天的勞動，我比昨天會好些。這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真正的動力源泉。只要香港人還相信這件事情，香港就不會亂。

過去的所謂香港精神，朱鎔基經常講，跟香港人沒事就會一塊唱《獅子山下》，為什麼？當年80年代的香港是積極上進的。我們想啊，香港80年代的時候，像《陳真》、《霍元甲》這些電視劇裡面，三觀絕對正確，放在哪兒都沒有問題。當年的香港的確是這樣。它有一種我的明天會更好，我通過努力我會創造奇蹟，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沒錢人，都覺得只要我肯做我就會有收入。這是任何一個城市起飛過程當中都這樣。

但是今天的問題在這兒，有些人今天已經不相信這些東西了。我們要警惕一個事情，我們現在內地也有一些所謂的小青年不相信這個東西了，如果不相信自己未來會比現在好的人超過了相信的人，這個社會就會出現巨大的問題。而你能不能保證他們繼續相信這一點，既要靠經濟發展，又要靠社會公平。香港的社會公平不是問題，香港的經濟發展是問題，它確實看不到發展方向。

為什麼？有一個非常悲哀的事實，香港最近10年唯一興盛發達的產業是房地產，這是相當糟糕的。為什麼我們不是？我們也天天罵，中國唯一賺錢的行業就是房地產，你可以這麼罵，那是因為它不是事實。為什麼我們這些年天天罵房地產，而我們不出事呢？是因為其實中國真正賺錢的不是房地產，房地產只是你看得見的那部分，你看不見的那部分是真正賺錢的。

咱們都是部隊出身的，老實說，現在中國真正賺錢的行業除了房地產之外，還有一樣就是軍工企業，為什麼？你有需求，你有工業。換句話說，你工廠在生產產品，甭管產品是什麼，只要它在生產產品就說明有人買，有人買就說明有經濟在循環。只有房地產這個東西，你買完了之後，它幾十年之內都不動了，那就很糟糕了。

實際上香港真正的問題就在這兒，香港突然發現，跟內地一比，它沒有任何競爭優勢。現在最讓中央政府頭疼的事情是香港的競爭優勢在哪兒？香港不知道，內地也不知道。那麼這個問題要比政改這個問題的危機深重得多。政改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如果不能給香港找到一個未來長期增長的動力點，就是我們說支柱，那麼將來香港怎麼辦？香港就一直這樣？就算你政改問題解決了又能怎麼樣？所以我想這個事才是現在所有關心香港的人最頭疼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香港的核心問題，說到這裡就是一個基本的狀況，真正的危機在於經濟，就是未來香港經濟怎麼能夠煥發活力。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對抗會不斷出現。

當然我沒有說外國人在這裡起的作用，像很多媒體分析的，香港的泛民主派背後的境外支持力量，這個都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些事情，我倒不是說他們不重要，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香港事情搞得這麼大，主要就是這幫人在背後煽動，但是你都把他們處理掉，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他們可能是造成這個問題的直接推動者，但是他們不是這個問題的產生根源。

三、由香港「佔中」引發的思考

回到問題實質來說，還是要從香港未來的城市定位去想辦法。那麼再往下推一步，就說到我們自己了，那麼就要從珠三角的未來發展去想辦法了。中國的經濟如果只是一個單引擎，那我們也不行。我們如果想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引領者，那至少要有一個雙發動力，那就是珠三角、長三角要比翼齊飛。上海有上海的世界級優勢，香港的地位不能沒落，廣東的地位也不能沒落，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如果中國的經濟只是說從一個經濟中心轉移到另一個中心，那麼這種發展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地方發展起來，它會長期保持繁榮，而另外一個地方會跟進，然後再有一個地方去跟進，形成幾個多點開發的經濟帶，那麼你的地位才強大。

我們當年基本上就是靠珠三角這塊地，把中國從排在世界幾十位的經濟弱國變成了現在排在前兩、三位。現在上海起來以後，我們就穩定地排在第二，僅次於美國，我們現在大概是美國的一半還多，現在差不多快六成了。

如果我們這麼算，現在美國有幾個經濟中心？其實美國東、西各有兩個特別繁榮的經濟帶，所謂東部從羅得島州一直下來到紐約，到華盛頓，這個是一片，這是美國一個核心的傳統的經濟區域。另外一個就是西部，就是加州這一塊。這麼兩個繁榮地帶基本就把美國支撐起來了。中國要想將來能夠在這麼一片土地上保持我們的經濟繁榮，必然也是需要至少兩個以上的經濟中心，否則你這個繁榮是沒有辦法長期持續的。

所以其實想一想，香港的出路最終還是在我們內地。如果珠三角長期繁榮，香港就算是跟上海比翼齊飛，它也是有前途的。如果珠三角轉型不力，以後中國的經濟完全在長三角一帶，珠三角這種密集加工型的行業就擺脫不出來了，將來香港不行了，深圳也會受到影響。深圳如果不行了，整個廣東嶺南的經濟帶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我想我們並不是光為了保住香港，真要保住香港，是要實現嶺南地區的長期繁榮。嶺南長期繁榮了，香港就能保住。但是不要有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覺得香港作為東方之珠仍然是我們國家一個最核心的明珠，它的地位是不可取的，是不可企及的，這個想法不能再有。香港未來只會是中國重要的窗口之一，而不會是唯一的窗口。中央政府也不可能通過壓制內地其他地方的發展來保證香港，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只是說想辦法維持珠三角的發展，然後給香港提供更多的空間和環境，這是正確的。所以我想這是我們講的關於香港問題的一些看法。

我們用一個多小時基本上把最近香港政改風波跟大家做了一個梳理和回顧，應該說這個問題解決還是有希望的，首先中央的態度非常明確，在政改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因為很明顯，大家也都明白，這種事情如果讓步，你最後讓起來會沒完沒了，這個是不存在所謂在政改的基本問題上做出妥協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個事也不是光示強就能解決問題的，你還是要從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角度為香港找到一個辦法，最後讓香港的經濟發展能夠有出路，那麼香港的氣順一點的話，它將來會穩定得多。我覺得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思路，你一手要提供香港繼續繁榮的基礎，另一手要堵住有人禍亂香港的圖謀。我覺得這個策略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