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上血腥槍擊案：誰才是美國最危險的敵人？

美國當地時間6月12日夜裡，著名旅遊城市奧蘭多的一間酒吧發生槍擊案，造成50人喪生和50多人受傷，堪稱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案件。

美國發生槍擊案並不罕見，照慣例，案發後往往引起「控槍」熱議。然而，這次事件顯然脫出了既往的軌道，全方位引爆美國社會四大敏感話題：移民、同性戀、控槍和恐怖主義威脅。

在一次不幸事件中湊齊如此多的敏感詞看似偶然，不過這個「偶然性」卻實實在在有著充足的必然因素作為基礎——美國正在進行一場諸多維度並行的自我撕裂，一向以標榜的美國社會正在失去作為「民主」與「自由」賴以生存重要基礎：寬容。

文︱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千里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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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與美國公民身份的對立

這次槍擊事件的肇事者奧馬爾，是一個來自阿富汗的二代移民。他是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成長於美國，日常行為並無甚異常，甚至持有武裝保安和全美通用槍械執照，犯案槍支也都是通過合法途徑購買的。他在行兇前先聲明自己效忠ISIS恐怖組織，而他襲擊的酒吧也恰好是一間小有名氣的同性戀主題酒吧。

現任總統奧巴馬在中東和中亞實行收縮戰略，造成了恐怖主義在當地迅速蔓延以填補權力真空。恐怖組織在當地壯大之後，開始通過網路平台在世界範圍內招募成員並策劃恐怖襲擊——恐怖主義趁機「倒灌」美國，終於釀成慘禍。而民主黨對於同性戀問題的支持態度引起了美國社會保守勢力的諸多詬病。

眼下正值美國總統選舉熱度提升階段，尤其不同尋常的是，以「反移民和重建孤立主義」為旗幟、揚言禁止穆斯林入境的特朗普，出乎意料的成了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無數次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無疑會刺激到美國穆斯林，此種狂言得到大量美國人的支持，也說明在其國內，「穆斯林」屬性與「美國公民」身份之間的裂痕日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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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控爭議將美國「一分為二」

很多人在不斷強調，擁有持槍權對美國人更有好處。但是有一點始終沒有被提及，圍繞槍控問題，一直存在著兩個「美國」：一個是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大都會美國」，一個是「小鎮美國」。這二者對於槍支的需求度和容忍度顯然是絕對不同的。

在現代的城市中，交通通訊和健全的警察系統使公民持槍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但是，在地廣人稀的地區，政府執法力量分布稀疏，交通、通訊均不甚發達，公民持槍顯然是具有相當的現實必要性。

可是，對於如何持槍，聯邦政府偏偏能力有限，反而是州政府有更大的發言權。試圖在這方面通過任何過於強制性的聯邦法律，都可能又回到「州權」和「聯邦權」糾纏不清的老路上去。當年開國時，美國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之所以如此強調州權和聯邦全制衡，就是為了確保「自由」。所以，這一定又會觸到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當然，讓「控槍」成為無解難題的最重要原因來自美國憲法。美國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中間明確規定，公民持槍權被認為是「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說「自由」是美國社會最大的「政治正確」也並不為過——當持槍跟「自由」綁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法案被戲稱為「天條」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其實，無論是移民、槍控還是同性戀問題，都是在「寬容」這面「大旗」之下才有可能出現的話題，可以說，寬容是實現自由的前提。從事件後特朗普和民主黨一方「開撕」的言論看起來，其實這些問題主要還是可以歸結為「自由和寬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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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催生雙層恐怖活動

目前，恐怖分子中正在流行一種理論——雙層式恐怖活動。在該模式中，恐怖分子群體將被分別為引導層和追隨層。兩層之間彼此隔絕，執法部門難以追蹤。

其中，引導層算是「精神領袖」，借言論自由之便散播極端思想，並且將仇恨導向某些特定的目標，進而煽動追隨者對其發動襲擊。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本身絕對不會進行任何非法行為，因此讓政府無理由對他們展開抓捕行動。而追隨層則是依靠受到極端主義思想蠱惑的「獨狼」式恐怖分子或者類似小組，實施襲擊行動。

現實中，透過美國槍支失控、歐洲的一體化建設中的脫節現象，均可看到一個現象：懾於「侵犯自由」的罪名，執法機關對於特定社區裡面極端主義的言論不聞不問，這無疑造成了對犯罪行為嚴重的姑息甚至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種情況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處於恐慌之中的公民對於現狀不滿日漸加劇，在時刻感知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的前提下，一部分人必定開始嘗試尋找新的出路，而由於階層、族裔、信仰上的差異所帶來的路線分歧，必然開始開始撕裂社會。

也許，還有人會說，特朗普之流之所以能夠紅極一時，只是靠著「玩弄民粹主義」。但是，為何一個久經「自由」思想浸潤的社會能夠突然出現如此多的人去支持「民粹」這種危險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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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之下無新事，悲劇為何重複上演？

再看看今天的歐洲，情況其實還真頗為類似。為啥歐美幾乎在同時陷入目前的困局中？說起來，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就像一團亂麻，想理清頭緒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深究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事情還真的比上面這些交叉的表象更加複雜。

一個社會究竟會成為什麼樣子，第一決定因素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取向。在戰後的世界中，歐美的主流價值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在對慘烈戰禍的反思中把「人道主義」推到了至高點的「自由民主」觀念。

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核心無疑應該是「自由和寬容」，這原本是沒有任何錯誤的。只是很不幸，事情並沒有就此打住。歐美社會不僅僅將這個觀念作為自己的主流價值觀，還將其視為衡量一切的準繩——不但自己把它們奉若「天條」，還通過種種不自由、不寬容的手段向全世界推廣。

為什麼會這樣？這就需要提及歷史對於社會價值觀的一種影響，直白點的說正是因為歐美文明的思想潛意識深處仍然存在著「第三羅馬」或者「山巔之城」的觀念。死抱著「羅馬之外皆為野蠻」的觀念不放，他們才會堅信自己價值觀的正確性、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終結」，向「野蠻」的世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當然是無比正確的。

只是，陽光之下無新事，人類歷史也不斷證明了：一種看起來再美好、再無害的理論一旦成為「天條」，最後就有變成災難的風險。血淋淋的現實已經給歐美上了一課，當年的試圖貫徹「民主」這個天條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收穫的最大後果就是恐怖主義在這個地區的蓬勃發展，以及給歐美國家的頻繁「回饋」。

著名英國政治學家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西方被推崇為「堪稱一本最偉大的政治思想經典著作」。很不幸，他同時也講到的「三大悖論——民主悖論、寬容悖論、自由悖論」——卻似乎被忽略了。所謂「悖論」就是中國人老祖宗說的「物極必反」。今天的特朗普現象，英國鬧著「脫歐」和法德的極右翼勢力抬頭，都是這三大悖論實實在在的體現。

奧蘭多槍聲響起之後，對於如何舉措才能走出美國和歐洲今天面對的困局，那些忙著奉行「天條」的先生和女士們真是應該坐下來好好反思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