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頭上寫的長篇小說《移民》,裡面有個日本人叫渡邊的,是白領,是我在日本期間再熟悉不過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實在當時,我就在隨身帶的筆記本里給他畫了速寫,其中心詞就是「精緻」。 精緻,並不只是「小」,把日本人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與其說日本人喜歡「小」,勿寧說日本人講的是「精」,精到極致,不達完美絕不罷休,也就是「潔癖」。 中國人喜歡嘲笑日本人,謂之「小日本」,得意於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殊不知,日本雖然地不大,但能夠極其有效而且科學地利用;本土的物產不多,但卻物質極度富足,而且全是優質的,不像中國那樣,幾乎沒有一個食品讓人放心。即使是軍隊,他們只有自衛隊,但從武器到人員素質,都是極精良的,不像我們,地震了,去救援,軍用直升機居然要在平地上才能降落,如果中日開戰,難不成日本必須提供給你停機場?至於人,眾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國民素質最高的國家之一,不像中國,要麼是文盲,要麼是流氓,要麼是屁民,所謂眾多的,不過是一群牲畜、爬蟲。日本的精緻,是著重於實質上的,不像中國人那樣重排場,說是大而化之,其實是粗疏。
我說日本人重實質,一定會有許多人出來反對。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東外史》中,恰就寫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國武林高手郭子蘭對日本劍道的批評:「日本射法流儀太多,鬧不清楚,其實沒有什麼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個流派。」另一個叫黃文漢的,說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樣技藝,習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來,其實不過形式罷了,精神上哪有什麼區別?都是些見識少的人,故意標新取異地立門戶。」哪裡是重實質?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義嘛!
不僅中國人,西方人也有類似的說法。法國人羅蘭·巴特在他的《符號帝國》中,就用「套盒」來比喻日本文化特徵。日本文化的本質就像日本傳統工藝品——漆器套盒,從大到小,一個盒子套進另一個盒子,儘管裡面空洞無物,但是盒子卻很精美。他稱說,這是「一種極端的藝術創作」,也就是包裝的藝術。他說:「人們精心地運用那種製作技巧,運用卡紙板、木頭、紙張、絲帶的相互作用,一絲不苟地在上面畫出幾何圖形,……由於製作非常完美,這種外皮往往重複製作,你可以沒完沒了地拆開包裝。這種外皮推遲了人們對裡面物品的發現,裡面的東西通常是無關緊要的,這恰恰是日本包裝的一個特點,即裡面的東西微不足道,它與外皮的那種豪華不成比例;一塊糖,一塊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紀念品,像一件珍寶那樣顯赫耀眼地包裝在裡面。這樣一來,禮品似乎就是那個盒子,而不是裡面裝著的物品。」 和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人,很多都有類似的經歷:接受日本人的禮品,看著掂著挺有份量,打開,是一層包裝;打開包裝,又是一層包裝;再打開包裝,仍是一層包裝;最後終於看到禮品了,卻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雙筷子,或者一條手絹。確實是包裝重於禮品,形式大於內容,正如羅蘭·巴特說的,禮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並非不精美,也包括羅蘭·巴特所說的糕點,日本的產品沒有不精美的。羅蘭·巴特所以感覺普通,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覺得既然是禮物,就應該稍微貴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貴重禮物的,不關日本人小氣,也不關巴特貪心,如果要歸咎,只能歸咎於巴特所說的文化了。 順便說一下,羅蘭·巴特所說的漆器套盒,並非是日本專有,中國也有,而且日本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們一想到東方繪畫,就想到浮士繪一樣。我的家鄉就有很多脫胎漆器,當年去日本,也帶了幾個去,送日本人,結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來了。同樣的東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這就是日本人的產品。羅蘭·巴特所見到的,也應該是這樣的產品吧,即使只是作為包裝。一個包裝盒能夠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內里的禮品,能做得不精緻嗎?
但是仍然有人不認可,那就是我所寫的渡邊先生。作為日本人,他最有發言權。他深陷在這種的精緻之中,那是鋪天蓋地的網,那是沁入毛孔的風。是的,它是內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罷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則,不能越雷池半步。「水太清則無魚」,我們可以想像,渡邊在這種環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一切都是經過精心包裝的,他簡直生活在套子里。生活用品都有它們的套子,西裝放進櫥子里,有防塵套;隨身聽錄音機也有套;手錶有表套;書有書套;名片、梳子、傘、鏡子、月票、電話卡、銀行卡都有套子;甚至給你發票,也用個塑料薄膜套著。
不僅如此,還有無形的套——他是課長,要進課長的套;他干商賣,要進商的套;他是男人,要進男人的套;他是丈夫、父親,要進丈夫、父親的套。他一身西服套裝,頭髮一絲不亂,好像戴著頭套。舉手投足,彬彬有禮,走路板著身體,辦事小心翼翼,說起話來要合禮儀。他一年到頭提著手提包,提包裡面也各種各樣的套子:放筆的,放紙張的,放書類的。午飯也是裝在套盒裡的,吃完了還是這個套盒,沒有吐出一點殘渣,把盒子蓋上,拿走,跟拿來時一模一樣。他所見到的也是套著面具一樣的臉,上下級的、客戶的、服務人員的,那些臉本質里是冷的,活像能劇的能面具。就連老婆也用假聲跟他說話。她自從意識到自己是成年人之後,就用假聲說話…… 於是他在上班之餘,喜歡跑去酒吧。他晚上都是在酒吧泡掉的,在那裡,他可以換一個人,可以把領帶狠揪,放得寬寬的。她會對發票塑料薄膜發脾氣。他會把塑料袋吹大後,擰緊口子,再一巴掌把它打破,讓它發出爆破的聲音。他讓腳從擦得鋥亮的皮鞋裡抽出來,用腳指尖挑著鞋子一翹一翹地晃蕩。有時他乾脆把它脫下來,提議酒吧女們也把鞋子脫了,攪在一塊,然後他們的腳在桌子底下捉迷藏。他故意用腳趾去鉗女人的腳,弄得女人尖聲叫起來,他卻裝作莫名其妙,瞧著別人。喝醉了酒,他可以在大街上拉開褲襠,對著汽車撒尿,覺得特別快意。他喝醉了,喝醉了就有特權。有時候他也帶女人去旅館。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還要用避孕套。簡直是穿雨衣洗澡!他對美國人的這個比喻特別感同身受。女人會幫你把套套套上去,有的還會好言好語地哄你。他覺得自己乖乖讓對方套的樣子,更像一個犯人老老實實被警察套上枷鎖。他每每伺機把它悄悄抽掉。「用這套套,不如不做!」他說,「我討厭艾滋病,但是我更討厭避孕套!」 「日本人個頭越來越大,東西卻越用越小!」他常說,「整個日本列島都可以裝在口袋裡!」他從衣袋裡掏出電子通帳,裡面有日本各都、道、府、縣的資料。何止,還有全世界的資料。他突然把手一松,電子通帳滑落在地:「地球爆炸啦!」 但是地球並沒有爆炸,日本是個井然有序的國家。他的突圍,只能是虛擬的。他被控制在這種法則中。瘋狂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得照樣去接受那種法則,儘管內心大不以為然。
於是我們看到,形式又確實大於內容了。雖然渡邊們都不認可這種束縛,但是他們又都遵守了,並且遵守得很好。於是我們看到整個日本社會對規則的絕對順從,不這樣,就被罷黜於日本社會。當形式大到能夠吞噬內容了,其景象是多麼的可怕。於是我們看到,即使有異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閹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潔化了。即使有人堅守著內心的獨立,但又能堅守幾何?心是會游移的,心靠不住,這點上,當代企圖守住「底線」,「底線」卻在步步調低的中國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體共同意識的產物,如果被共識為「異端」,沒幾個內心不打鼓、能夠坦然的。而法則是明確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標,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認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殺人放火,但只要語言乾淨,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強姦敵國婦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寫到了這麼一場日本軍人對被佔中國的婦女的輪姦,列隊,排到了,向長官立正、敬禮,然後鑽進帳蓬,脫褲子。完事後,出來,再敬禮,儼然是執行了莊嚴了任務)。只要釐清「從西方人手裡奪回亞洲」的邏輯,就可以越界侵佔他國。
哪怕是被確認為犯罪了,也可以通過儀式來洗罪。其實,日本人除「晨浴」外,還有一種洗罪的儀式,那就是沐浴戒齋,然後去神社舉行禳祓儀式。經過這種儀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對日本人來說,犯了罪,只要經過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於是,無所謂清白,無所謂罪惡,所謂日本人的「潔」,某種意義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極其可怕的東西,不問內容,只知形式,任何內容都可以裝進這個形式里,包括暴力。
其實,清潔本身就是滋長法西斯的溫床。希特勒當年就是以清潔的名義施行屠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不也是一種「潔癖」嗎?一切以清潔的名義,這是多麼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理由啊!清潔,有多少罪惡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潔之下,潛藏著多少暴力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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