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坐標不明的觀念史——《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

據說，古代印度人天生缺乏歷史和時間的觀念，但他們並非時常如此。佛教小乘大眾部《僧祗比丘戒本》（曾在西藏霞魯寺發現梵本，有CharlesS.Prebish的英譯，和漢文舊譯略有不同）對佛制定重罪（波羅夷，parajika）的時、處、因緣記載精確，比如對最重的淫戒有這樣的記述:「佛在毗舍離城成佛五年冬分第五半月十二日食後東向坐（梵本作「北向坐」）一人半影（The shadow cast by one sitting with his face toward the north was equalto one and one half man），為長老耶闍伽蘭陀子制此戒。」希望作者不論在謀篇布局、討論問題還是引用典據上，都要像《僧祗比丘戒本》那樣盡量給出精確的坐標，免得教讀者迷失在異次元的時空中。畢竟你寫的是史學著作，而不是穿越於古今東西之間左右逢源的思想批評論集。

若逐項細談這本書的具體問題，篇幅不能允許，這裡只挑出四類來，簡單舉例說說。第一類是誤解間接引文。如第46頁腳註3說:「如《法苑珠林》卷八十八引《成實論》雲:『若無主女人，眾人前自來為妻如法者，不犯。』什麼叫『無主女人』？什麼叫『自來為妻』？其實和《優婆塞五戒相經》所云是差不多的意思。」《優婆塞五戒相經》所云就是:「若優婆塞，共淫女行淫，不與直者，犯邪淫不可悔，與直無犯。」這就是說，在古代印度，佛教的居士（優婆塞）共「淫女」（妓女）行淫，只要付錢（與直）就不算犯邪淫戒，若不付錢就是犯戒。《法苑珠林》此卷所引《成實論》文字，見於《成實論》卷九《十不善道品》第一百一十六，詳略稍有不同:「問曰:若無主女人自來求為妻者，是事云何？答曰:若實無主於眾人前如法來者，不名邪淫。」但是，這一問里的「無主女人」，並非如作者推測的那樣是指妓女說的。因為《成實論》這一問的前面，還有一問，問的正是「淫女」:「問曰:淫女非婦，與之行淫云何非邪淫耶？答曰:少時為婦，如《毗尼》中說是少時婦……」由此可見，「自來為妻」的「無主女人」絕非「淫女」，作者的猜測完全沒有道理。我覺得，「無主女人」似指那類遭逢變故而無家可歸的良家婦女，她若當著「眾人面」「如法」「自來求為妻」，那麼一位信佛的紳士是可以收留她做妻室而不算違犯居士戒的。

第二類是直接引文的失誤。第二十九章《八關齋戒與中古時代的門閥》第471頁，引用印順法師之說，解釋「八關齋戒」第六條里的「不著香花鬘」說:「如在今天來說，女人的項鏈、項圈、耳環、髮夾、飾帽、別針、鑽戒、指環等等，男人的手錶、金戒、領帶上的飾物等等，皆屬香花鬘的同一性質……當也包括了不著華麗高貴與色彩鮮艷的衣服在內。」腳註2說此文引自聖嚴法師的《戒律學綱要》。核對原著，此句完全是聖嚴法師的觀點，並非引用印順法師之說。作者把聖嚴法師誤寫成了印順法師（上一頁正好出現過印順法師的名字）。

第三類屬於誤解史實。菩薩戒在中國的傳授，主要是依據《梵網經》。關於《梵網經》的重要註疏，前有天台宗智顗的《菩薩戒義疏》兩卷（也叫「舊疏」），後有華嚴宗法藏的《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六卷（亦稱「新疏」）。由於唐末的會昌法難，佛教文獻多遭焚毀，法藏的《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因此也在中國失傳了。直到明末，凡是研究《梵網經》的人，都只能看到智顗的《菩薩戒義疏》。而法藏的「新疏」要到清末才由楊仁山從日本請回，在金陵刻經處重新刊刻流通。所以說法藏的「新疏」在唐末以後，對中國佛教是沒有影響的。可是，作者卻說:「在宋以後遵從舊疏者要遠多於新疏派，如明代蓮池、藕益大師等都為舊疏一派。」（第92頁）「新疏」既然早於唐末散佚，如何能夠在宋以後形成「新疏派」？蓮池、藕益等人從未見過「新疏」，他們不想成為「舊疏派」都不可得呀。

第四類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問題。據作者說:「在古代中國，成為比丘或比丘尼是『出家』，但並未真正置身於『方外』，因為他們脫離不了世俗社會的約束……（這中間作者引用了一段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作為過渡）……而古代中國的法律和行政權力更是絕對凌駕於寺廟僧侶之上，世俗法律對僧尼的直接約束是至高無上的……」（第177頁）可是，豈止中國佛教僧尼「脫離不了世俗社會的約束」，印度佛教僧尼打一開始就「脫離不了世俗社會的約束」，古代印度的法律和行政權力也是同樣絕對凌駕於寺廟僧侶之上的。比如《僧祗比丘戒本》在陳述「不與取」（偷盜）這個重罪時就說:「若比丘於聚落，若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kings）或捉、或殺、或縛、或擯出，『咄！男子，汝是賊，汝愚痴』，比丘如是不與取，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可見，印度國王對佛教僧侶從來沒有客氣過，印度僧尼也沒有享受任何特殊的「治外法權」。他們一旦觸犯刑律，也是先按世俗法律治罪，然後再按照佛教戒律被僧團擯出（不共住），失去僧尼的正式身份。王法排在佛律的前面這一點，絕對不像作者猜想的那樣，是佛教戒律傳入中國社會後產生的「基本特色」。作者在書中歸納的很多結論都有這類問題，他那些結論我看就是放在一本《佛教戒律與印度社會》中也是可以成立的。

作者在「後記」里說，近代以來教俗兩界對佛教戒律的論述「一般多注重於律文的闡述或律宗的發展，至於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關係及其互動演變，似乎尚未有人對此綜合論證過」。鑒於上舉四類問題，我很想對作者說，我們還是先別管什麼「中國社會」了，讓我們一起對律文和律宗再下一番苦功吧。從現存佛教律典來看，佛從未主動制戒。每一戒條之制定，皆因某一僧徒發生過失，遭到外人譏謗，才由其他弟子稟告佛而由他來制戒。所以說，佛制戒都是事出有因，目的主要在於外避譏嫌。舉佛教小乘法藏部《四分比丘戒本》為例。比丘入白衣（俗家信徒）家乞食說法，若「覆頭入」、「叉腰入」、「搖身入」、「掉臂入」、「左右顧視入」、「戲笑入」，姿勢當然很不雅觀，極易引起主人反感，減少他們對佛法和僧團的敬重心，所以佛制戒禁止這些「入戶法」，提倡「靜默入」。比丘說法時為了外避譏嫌，就要力爭做到不卑不亢，所以佛制定「不得為叉腰人說法」、「人坐己立不得為說法」、「人卧己坐不得為說法」、「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為說法」，彷彿我們現在講課說話前先要確定一下聽眾關了手機沒有。上面這些戒條就是照搬到中國社會來，也是可以立刻獲得批准和同意的。可是，有些戒條在拿來之後就會遇到新困難，發生新問題。比方說要是把「不得揣飯遙擲口中食」這一條介紹到中國來，恐怕就需要稍作調整。印度人用餐時是手抓飯，故有「揣」、「遙擲」等動作。在他們看來，同是手抓，「遙擲」不雅，慢慢放進去才是。中國人使用筷子，本無「揣」和「遙擲」的問題，可是使用筷子也會有吃相不好的問題，所以這條似可隨俗斟酌改為「喝粥吃面時不要吸溜」。還有僧俗間互相如何稱呼的問題，也需要進行調整。在古代印度，比丘呼喚俗家女子為「姊」為「妹」，人人不以為意，也是戒律明文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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